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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林 创刊30周年外国小说巡展(下)-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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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昏昏沉沉的。我试图看看滴注袋上的标签，想搞清他们在用什么药物麻醉我。没有成功。至少是镇痛剂，静脉注射泵里可能是吗啡。我试图摆脱它的影响，“没有，”我说。
“你能肯定吗？我们在屋后附近发现一扇破碎的窗户。罪犯可能就是从那里破窗而入的。”
“我不记得窗户碎了，”我说。“你知道谁……”
里甘打断我的话。“还没有，没有。所以我才在这儿问这些问题，查清是谁干的。”他的目光从便笺簿上抬起来，“你有什么仇人吗？”
难道他真的只是想问我这一点？我试图坐起来，试图找个好一点的角度面对他，但一切都是徒劳。我不喜欢当个病人躺在床上，你可以说是位置搞错了，人们说医生是最糟糕的病人。原因也许就在于这突如其来的角色转换。
“我想知道我妻子和女儿的情况。”
“这个我明白，”里甘说，他的语气使我心里一凉。“但是你不能分散精力，马克。还不到时候。你是想帮忙，对不对？那你就得和我待在这儿。”他又看着便笺簿。“现在谈谈你的仇人？”
与他继续争论似乎是徒劳的，甚至有害无益，因此我不情愿地默从了。“会向我开枪的人吗？”
“是的。”
“没有，一个也没有。”
“那你妻子呢？”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我最喜欢的莫妮卡的形象——那是我们第一次看到雷蒙德奇尔瀑布时，她假装害怕，张开双臂搂住我，任由水流在我们四周飞溅——像幽灵一样蓦地出现。“她有仇人吗？”
我看着他。“莫妮卡？”
鲁斯？赫勒靠上前来。“我看到此为止吧。”
“莫妮卡怎么了？”我问。
赫勒医生走到里甘侦探旁边，肩并肩站着。两个人一起看着我。赫勒又要抗议了，但我阻止了她。
“不要对我讲这些所谓保护病人的废话，”我试图大叫，迷迷糊糊中，恐惧和愤怒与我所见所闻的一切为敌。“告诉我，我妻子出了什么事？”
“她死了，”里甘侦探说。原来如此，死了，我的妻子莫妮卡。我好像没有听到他的话一样，不能接受。
“警察闯进你家里时，你们俩都已中弹。他们把你救过来了，但是要救你妻子为时已晚，很抱歉。”
另一幕情景一闪而过——莫妮卡在马莎的葡萄园里，在沙滩上，穿着泳装晒日光浴，黑色的头发拂过颧骨，朝我露出犀利的微笑。我转念不去想它。“那塔拉呢？”
“你的女儿，”里甘迅速清了清嗓子。他又看了看便笺簿，但我觉得他并不是准备写下任何东西。“她那天早晨在家里，是吧？我的意思是案发时。”
“当然在家了。她现在在哪儿？”
里甘啪的一声合上便笺簿。“我们赶到时，她并不在现场。”
我的胸口像堵了块石头。“我不明白。”
“起初我们希望她可能在某个亲戚或者朋友的看护之下，甚至希望是保姆在照看她，但是……”他不做声了。
“你是说你们不知道塔拉的下落？”
这次他没有一丝犹豫。“是的，没错。”
我感觉似乎有一只巨掌击在我的胸口。我闭上眼，身体向后倒去。“多长时间了？”我问。
（）
“从她失踪？”
“是的。”
赫勒医生开口了，说话速度太快了。“你得明白，你受伤很重。我们没想到你能活下来。你用过人工呼吸器，一叶肺衰弱了。你还感染了脓血症。你是个医生，所以我不用向你解释病情的严重性。我们千方百计才减轻了病情，帮助你醒过来……“
别无选择（4）
“多长时间了？”我问。
她和里甘对视了一眼后，赫勒的话好像再次抽空了我体内所有的空气。“你已经昏迷１２天了。”
二
“我们正竭尽全力，”里甘的话听起来好像反复排练过一样，俨然我昏迷期间他一直守在我床边寸步不离、准备他的演讲似的，“正如我告诉你的那样，起初我们不敢肯定有个孩子失踪了。尽管我们在那里错失了宝贵的时间，但我们眼下已采取了弥补措施。塔拉的照片已被送到警署、机场、公路收费站、汽车和火车站——１００英里半径范围内的所有这些地方。我们已查阅了类似的绑架案背景资料，看看能否找到某种规律或嫌疑人。”
“１２天，”我重复说。
“我们追踪了你所有的电话——住宅电话，办公电话，手机……”
“为什么？”
“万一有人打电话索取赎金，”他说。
“有这样的电话吗？”
“还没有，没有。”
我的脑袋耷拉到枕头上。１２天，我在这张床上已躺了１２天，而我的小女儿却被……我不敢想下去。
里甘搔了搔他的胡子。“你记得那天早上塔拉穿什么衣服吗？”
我记得。早晨我已经养成了一套固定不变的模式——早早起床，踮着脚尖走到塔拉的婴儿床边，俯视着她。婴儿带来的并不都是快乐，这我知道。我知道时不时地会令人头昏意倦地烦躁不已。我知道有些夜晚她的哭叫会像奶酪磨碎机一样折磨着我的神经末梢。虽然我不想赞美有婴儿的生活，但是我喜欢这套新的晨起模式。俯视着塔拉小小的身体使我精神倍增，还不止这样，我估计这种做法是沉醉的一种形式。有些人会沉醉于教堂。而我呢，我知道这听起来有多么老套——我沉醉于那张婴儿床。
“一件黑企鹅图案的粉色连体衣，”我说。“莫妮卡在婴儿用品店买的。”
他草草记下来。“那莫妮卡呢？”
“她什么？”
他又埋头看着便笺簿。“她当时的穿着呢？”
“牛仔裤，”我说着，想起了牛仔裤套上莫妮卡臀部的情景，“和一件红色的外套。”
里甘又草草记了些东西。
我说：“有——我是说你们有什么线索吗？”
“我们仍在全方位调查。”
“我问的不是这个。”
里甘只是看着我。他的凝视里蕴含着太多的凝重感。
我的女儿，孤零零地一个人在外边，整整１２天了。我想到她的眼睛，只有为人父母才能看到的那种温暖的光芒，我说了句蠢话。“她还活着。”
里甘歪着头，像只听到什么新动静的小狗。
“不要灰心，”我说。
（）
“不会的。”他还是那种好奇的神色。
“我不过是……你当上父亲了吗，里甘侦探？”
“两个女儿，”他说。
“我这话挺蠢的，不过我知道。”这种感觉跟塔拉出生时我知道生活将从此改变的那种感觉一样。“我知道了，”我又说了一遍。
他没有回答。我意识到刚才的话可笑得很，特别是当这话出自一个嘲笑超感知觉——或者叫超自然，或者叫奇迹——的人的嘴巴时。我知道这种“感觉”仅仅出自一种需要。人如果太想相信一件事，他的大脑就会把眼前所见重新组织。但我紧紧地抓住了它。不论对错，它就像我的一根救命稻草。
“我们需要从你这里了解到更多的情况，”里甘说。“关于你，你的妻子，朋友，财产状况……”
“以后再说吧。”又是赫勒医生。她走上前来，好像要把我挡在他的视线之外。她的声音很坚决。“他需要休息。”
“不，就现在，”我对她说着，把Ｏ型定位仪抬高一个刻度，以超过她的高度。“我们得找到我的女儿。”
莫妮卡被埋葬在她父亲庄园里的波特曼家族墓地里。当然，我没有赶上参加她的葬礼。我不知道对此感受如何，不过话又说回来，当坦然面对自己时，我对妻子的感觉一直是没有头绪。莫妮卡拥有那种高贵的美丽，过于完美的颧骨，丝缎一样的笔直黑发，羞羞答答的牙关紧闭症既令人烦恼，又让人兴奋。我们的婚姻是传统式的——由媒人牵线搭桥。嗬，这样说未免夸大其词了点。莫妮卡怀孕了，而我犹豫不决。是即将到来的小生命把我赶进了婚姻的牧场。
我从卡森？波特曼那里听说了葬礼的细节。卡森是莫妮卡的叔叔，也是她家族里惟一与我们保持联系的人。莫妮卡非常敬爱他。卡森坐在我的病床边，双手合拢放在膝盖上。他的模样非常像你所偏爱的大学教授，戴着厚厚的眼镜，穿着几乎要掉下来的斜纹软呢外套，一头极其蓬松茂密的艾伯特？爱因斯坦加唐金式长发。他用悲伤的男中音告诉我，莫妮卡的父亲埃德加确信我妻子的葬礼是一件“小型而精致的事情”，说这话时他棕色的眼睛忽闪忽闪的。
别无选择（5）
这事嘛，我一点都不怀疑。起码是个小型的。
接下来的几天，不少我家这边的人来医院探望我。我的母亲——人们都叫她霍尼——每天上午都风风火火地闯进我的房间，好像有燃料推动她一样。她穿着雪白的锐步运动鞋，蓝色的运动服上镶着金边，俨然一副圣路易斯公羊队教练的样子。尽管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但染色过度，发质受损，并且她身上总是散发出刚抽过烟的气息。母亲的这身打扮无助于掩盖她失去惟一孙女的痛苦。她的精力令人吃惊，日复一日地守在我床边，努力表现出不间歇的歇斯底里情绪。这一点好极了，似乎她歇斯底里部分是为了我一样。因而，她的这种感情迸发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使我静下心来。
尽管房间里热得几乎跟超新星一样，尽管我不断抗议，睡觉时母亲总要给我再盖一条毯子。有一次我醒了——浑身都汗淋淋的，这很自然——听到母亲在向那个戴护士帽的黑人护士讲述我以前在圣伊莉莎白医院住院的情形，那时我只有7岁。
“他感染了沙门菌，”霍尼宣布，好像在用耳语密谋一样，嗓音只比手提式扩音器大一点点。“你可从来没闻过那样的腹泻，几乎是喷射而出，真的，连墙纸里都渗进了臭气。”
“他现在也不是十全十美啊，”护士回答说。
两个女人哈哈大笑起来。
苏醒后的第二天我睡醒时，母亲正站在我床边。
“记得这个吗？”她问。她手里拿着一个“爱发牢骚的奥斯卡”玩具名。，是我以前感染沙门菌时有人送给我的，绿漆已经褪色。她看着护士，“这是马克的奥斯卡，”她解释着。
“妈，”我说。
她的注意力又转回到我身上。今天她的眉毛膏涂得浓了些，连皱纹里都是膏膏粉粉的。“那时奥斯卡一直陪着你，记得吗？他使你病情好多了。”
我翻了个身，闭上眼。往事如潮，宛如眼前。我是因为吃生鸡蛋而感染沙门菌的。为了增加蛋白质，父亲以前总是喜欢把生鸡蛋放进泡沫牛奶里。记得当我刚一得知我得整夜待在医院里时，我吓得要死。父亲不久前打网球时崴了他那阿喀琉斯的跟腱，脚上打了石膏，时时作痛。可是当他看到我吓成那个样子时，便一如既往地牺牲自己。他白天在工厂里工作一整天，晚上就在我病床边的椅子上陪我一整夜。我在圣伊莉莎白医院待了10天，父亲在那把椅子上睡了10天。
母亲突然转过身去，我知道她也想起了这事。护士赶紧找借口离开了。我把一只手放到母亲的背上。她没有挪身，但我能感到她在颤抖。她目光向下凝视着握在手里的褪色的奥斯卡。我慢慢地把它从她手里拿过来。
“谢谢，”我说。
母亲拭了拭泪水。我知道，爸爸这次不会到医院来了，而且我相信母亲已经把发生的事告诉了他，至于他是否明白，就无从知晓了。父亲４１岁那年第一次中风，也就是陪我在医院度过那些夜晚之后的第二年，我当时８岁。
我还有个妹妹，名叫斯泰西，她不是个“物质浪费者”（这样说政治上更为合适），就是个“疯子”（这样说更精确一些）。我有时看看父亲中风前拍的那些老照片，照片上是年轻而自信的四口之家、毛发蓬松的狗、修剪齐整的草坪、篮球网框和堆满煤块的野餐烤肉架。我在妹妹没有门牙的微笑中寻找着未来的暗示，她那阴暗的自我，自暴自弃的感觉，但我没有看出来。尽管我们依然拥有那栋房子，可是它就像一个魅力不再的电影道具。父亲依然活着，可是自他一倒下，一切都像汉普蒂？邓普蒂一样土崩瓦解了。特别是斯泰西。
斯泰西没有来探望我，甚至连个电话也没有打，不过无论她现在做什么，都不足为奇。
最后，母亲转身面对着我。我紧紧地握住那个褪色的奥斯卡，这时一个新念头撞击着我：又只剩我们俩了。爸爸基本上成了植物人，斯泰西形同行尸走肉。我探身握住母亲的手，感受着温暖和她最近日渐变厚的皮肤。我们就这样一直待着，直到房门打开。还是那个护士弓着身子走了进来。母亲直起身说：“马克也喜欢玩具娃娃。”
“电影人物，”我马上纠正她的话。“他们是电影人物，不是玩具娃娃。”
我最好的朋友伦尼及其妻子谢里尔每天也都来医院探视我。伦尼？马库斯是个一流的出庭律师，尽管他也经常处理我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超速行驶罚单和我们的房子买卖交割等琐事。他大学毕业后在县检察官手下，很快朋友和对手们就送他一个“牛犬”的绰号，因为他在法庭上表现得咄咄逼人。圈子里的有些人认为，这个绰号对伦尼来说太温和了，所以他们现在叫他“恶犬”。我与伦尼上小学时就相识，我是他儿子凯文的教父，他是塔拉的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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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我没怎么睡着。我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暗暗数着汽车喇叭的嘟嘟声，听着夜幕下的医院里的各种声响，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思维不要漫游到幼小的女儿身上，以及随之而来的无数可能性。但是我并不是总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思维确实是一道黑沉沉的、毒蛇出入的深渊。
后来，里甘侦探来探望我，想找到些可能的线索。
“谈谈你的妹妹，”他开门见山地说。
“为什么？”我快言快语地说。在他阐述之前，我伸手阻止了他。我明白了。妹妹是个吸毒者，有毒品的地方就意味着存在犯罪的可能性。“难道我们遭到抢劫？”我问。
“我们不这样认为。好像什么东西也没丢，但那地方被搜查过。”
“被搜查过？”
“有人把那里搞得一团糟，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那就告诉我一下你妹妹的情况。”
“你们有斯泰西的证据吗？”我问。
“有。”
“我不敢肯定能补充点什么。”
“你们现在关系不怎么样，对吧？”
不怎么样。这难道对斯泰西和我适用？“我爱她，”我慢吞吞地说。
“你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
“六个月前。”
“塔拉出生的时候？”
“是的。”
“哪儿？”
“我在哪儿见到她的？”
“是的。”
“斯泰西来医院了，”我说。
“来看她侄女？”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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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小姐（1）
一 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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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固的婚姻往往容易破碎。不过三天，两封纯真无邪的信就要将朱丽叶和贺拉斯这对情侣拆散。真是悲哀透顶了！可这两个性情温厚的人还以为这种倒霉事不会落到自己的身上。即使雷先生和雷太太已不再是每晚激｜情澎湃，性生活还是认真、规律的。每周六晚，这对恪守时间的夫妇都少不了狂欢一番，还规定每次必换一种姿势。朱丽叶出身于一个基督家庭，她认为女人应当使丈夫得到真正的快乐。当然，他们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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