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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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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旋同律旋在音阶方面有上行与下行之别,因此苏祗婆七调中的般赡调比北宗的般赡调高一调。所以我说苏祗婆琵琶七调只是北宗音乐中的一派。这是因为印度北宗音乐自来派别繁夥,人各异制。苏祗婆所传大约又别是一派,名称和律吕因此多少有点不同。
佛曲源于苏祗婆琵琶七调;要晓得佛曲真正的来源,不能不先研究苏祗婆琵琶七调的来源。苏祗婆所传的音乐系统既传自印度北宗,佛曲的来源问题自然也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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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6节:四 论敦煌发见之俗文变文与唐代佛曲之关系(1)
四 论敦煌发见之俗文变文与唐代佛曲之关系
一九○七年供职于印度政府之匈牙利人斯坦因(M。A。Stein)探险中国新疆及甘肃西部一带,发见了敦煌千佛洞莫高窟石室的秘藏,佛书写本印本等等被他席卷而去的约莫有七八千卷。第二年法国伯希和(P。Pelliot)到此,又取去了两千余卷。这两大宗古籍分藏于伦敦的不列颠博物院和巴黎的国家图书馆两处。那时北京京师图书馆收拾残余,也在这里取得了八千余卷。谈中国文化史的,平空添了将近两万卷的材料,不仅许多古书可藉以校订,许多佚书可藉以考见一二,那时中国文化同西域文化在敦煌一带融合交流的情况因而著明;尤其重要的便是佛教美术同俗文学上的新发见。这都不是我的力量所能叙述的,我如今只能就其中所发见的俗文变文之类同佛曲的关系大略说一说。
最先介绍敦煌发见的俗文学给我们的,大约要算罗叔言先生的《敦煌零拾》,其中俗文学有《云谣集杂曲》、《季布歌》、俚曲、小曲、佛曲之类。我如今要说的就是《零拾》中称为佛曲的一类东西。《零拾》的佛曲后面有罗先生的叙录说:
佛曲三种,皆中唐以后写木。其第二种演《维摩诘经》,他二种不知何经。考《古杭梦游录》载说话有四家:一曰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皆是搏拳提刀赶棒及发迹恋态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谓参禅。说史谓说前代兴废战争之事。《武林旧事》载诸技艺亦有说经。今观此残卷,是此风肇于唐而盛于宋两京,元明以后始不复见矣。
徐嘉瑞先生在《敦煌发见佛曲俗文时代之推定》一文中说道:
所以我断定敦煌所遗俗文,即是天竺乐中的佛曲。原抄虽无佛曲之名,而罗振玉先生已在《敦煌零拾》上标目为佛曲,这是很妥当的。并断定天竺乐佛曲的体裁也是弹词体,因为印度经文的体裁,即是弹词体。
佛曲一辞,自唐以后,很少人说及,梁廷柟偶尔提到,也没有人注意。罗先生此文虽不知其何据,但因为近来研究俗文学之风大盛,于是敦煌发见的这些东西,大交其运,佛曲一辞也因罗先生的介绍,而时常有人谈到。徐先生更忙,还从古书堆里找出一些有宫调的佛曲,来凑热闹。其实都不对;《零拾》中所收敦煌发见的三篇佛曲自有其名目,徐先生所找出来的有宫调的佛曲,完全是另一种东西,同敦煌发见的俗文学风马牛不相及。前者是一种音乐,后者不过是民间流行的一种通俗文学。
佛曲之为一种乐曲,而不是罗先生在《零拾》中指鹿为马的假佛曲,已见上述。至于敦煌发见的俗文学,西谛先生别有一篇专文论此,我可不用饶舌。我现在只将我的几点意见写出来以供参考。我所要说的大约有两点:(一)敦煌发见的纯粹韵文和韵散相兼的俗文学之渊源及其发生的先后;(二)敦煌发见的俗文学所受外间的影响。
敦煌发见的有韵的俗文学大致可分成纯粹韵文和韵散相兼的两种。前者如《零拾》所收的《季布歌》以及不列颠博物院的《孝子董永》即是。后者如《零拾》所收的佛曲三篇,京师图书馆藏《佛本行集经俗文》、《八相成道俗文》、《维摩诘所说经俗文》,以及不列颠博物院所藏《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之类都是。至于俗文同变文的分别在哪里,我还不知道。虽然有人举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所言净土变地狱变等等以解释变文的起源,可是于其意义,还是不甚明了。这两种俗文学大概都受有佛教文学的影响。佛教经典中如《佛所行赞》《佛本行经》一类的文学,洋洋数万言,纯为一种叙事诗。所以我疑心《孝子董永》、《季布歌》是从《佛所行赞》一类佛教文学蜕演而出。并且我以为《孝子董永》乃是摹仿竺法护所译《佛五百弟子自说本起经》而作,二十四孝人各一篇。《孝子董永》中有〃阿耨池边澡浴去,先于树下隐潜藏〃二句,阿耨达池是佛经中常见的名辞,两者的消息于此可见。至于俗文变文之类大约摹仿佛经的体裁,散文即是佛经中的长行,韵语即是佛经中的偈。
《佛所行赞》这一类文学在印度是很盛行的,义净《南海寄归传》卷四《赞咏之礼》一节中曾说及马鸣(Asvaghosha)道:
尊者马鸣亦造歌辞及《庄严论》(S?觠tr?觢ak?觬us?觭tra)。并作《佛本行诗》(Buddhakaritak?觱ya),大本若译有十余卷。意述如来始自王宫终乎双树一代佛法,并缉为诗。五天南海无不讽诵。意明字少,而摄义能多,复令读者心悦忘倦。
而戒日王(S?觘l?觗itya)极好文笔,下令征集释迦本生诗赞,总集得五百夹。这也可见印度当时搬演佛经颂扬大德的赞咏体文学盛行之一斑了。六朝时此类文学流入中国,乃有《本行经》一类的翻译,后来竟有唐代俗文变文等有韵与韵散相兼的俗文学出现于世,其间脉络渊源甚属分明。
至于敦煌俗文学发达的程序,大约先有《维摩诘经唱文》等等带宗教性的东西,然后有《孝子董永》、《季布歌》之类的世俗文学。我可以举一个旁证。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就现存的文献同遗物看来都先起于寺院。佛教像印由印度传入中国,于是玄奘用回锋纸印普贤像,①敦煌发见的有千体折佛,也是用像印印的。由像印进而为单片的发愿文以及最普通的经典如《金刚经》之类,然后民间为所影响,始有历日书小学字书出现。先有带宣传性质和祈求福利的印刷品,于是始由此一转而入于实用;俗文之类的俗文学其发达的程序,大约不外乎此。
还有一个问题,敦煌发见的这些俗文学,到底是本地所有,还是受有外来的影响?对于这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大概地说一句:敦煌发见的俗文学大约受有其他地方的影响,其中最显著的一处便是四川。巴黎藏广政十年(公元九四七年)写本《维摩诘经唱文》第二十卷,原书于西川之静真禅院传到敦煌的应明寺。可见唱文之类西川即已有之,敦煌发见的俗文学有自外间,尤其是四川传来的。《敦煌零拾》中又收有《云谣集杂曲子》三十首,王静安先生曾谓其中八调名均见崔令钦《教坊记》,又多见于《花间》《尊前》诸集。今按欧阳炯《花间集·序》有云,〃是以唱云谣则金母词清,挹霞醴则穆王心醉。〃敦煌的《云谣集杂曲子》大约就是欧阳炯所说的了。这都足以证明敦煌发见的俗文学是受有外来的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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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节:四 论敦煌发见之俗文变文与唐代佛曲之关系(2)
还有一个旁证可以证明敦煌发见的俗文学受有外来的影响。敦煌发见的遗物还有印本书籍,其中最古的一本要算不列颠博物院藏咸通九年(公元八六八年)王玠刊《金刚经》。其余都是唐末以至五代的印本,为数也不过二十几本。将近两万卷的卷子中写本居多,而印本却寥寥可数,可见九世纪以降以至五代,敦煌刊书之风犹未甚盛。但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其他各处刊书的事,却已司空见惯,长江、黄河两流域间都已有印本流行,大部头书如《玉篇》等至三十卷,《刘弘传》一印至数千本;而四川刊本,尤其出名。①唐末天下大乱,而瓜沙两州独能晏然不见兵革,所以各处的人来归于敦煌者不少,外间的文化也随之以至。敦煌在昔本来绾毂东西交通,至此又益以各处人士的流寓,文化益呈错综之态;俗文学之受别处影响,自可不言而喻了。
附记 我这篇文章作好之后,曾送给西谛先生一看,承他给我提了许多的意见。其中一条是论佛曲的,西谛先生大意以为:佛曲似为当时流传的胡曲之一种,或用为舞曲,或用为歌曲,与《霓裳羽衣曲》之类并无大别。其所以名为佛曲者,或系其原来为颂佛之曲,或系来自佛国,故有此名云云。《隋书·音乐志》说西凉部舞曲有《于寘佛曲》,西谛先生说佛曲或用为舞曲,说亦可通。不过我们除了《于寘佛曲》之为舞曲而外,其他诸调佛曲,都没有以之为舞曲的。所以我们可说佛曲中如《于寘佛曲》之类有为舞曲的,至于是否都为舞曲,却不得而知。佛曲之为歌曲,自然是对的,因为既有宫调,当然有谱有辞。又说佛曲或者因来自佛国,故名佛曲,这也是一种解释,不过唐以前乐曲来自佛国的很多,如天竺部歌曲之《沙石疆》,舞曲之《天曲》,不名为佛曲,似乎佛曲并不见得是因来自佛国而后有此名的。总之佛曲的材料太缺乏了,我们还待有别的新材料发见,才可以说较为确定的话。现在只能勉强说是这样这样,到底是否即是这样却不敢说了。所以西谛先生的意见同我上面所下的定义,都是可以并存不废的。承西谛先生的好意,供给许多意见,并以多种难得的材料相假,敬此致谢。一八、四、二十夜于上海。
(见《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十号页一五七九……一五八八,一九二九年十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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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8节:一 叙言
9唐代俗讲考
本文初稿曾刊《燕京学报》第十六期。其后获见英法所藏若干新材料,用将旧稿整理重写一过。一九四○年五月向达谨记于昆明。
一 叙言
光绪季叶,匈牙利人斯坦因(M。A。Stein)供职印度教育部,于吾国甘新一带,首先发见敦煌石室藏书,捆载而归。法国伯希和(P。Pelliot)闻风继往,亦劫去一部分。于是清学部始收拾残余,运归北平。斯坦因所掠古写本以及刊本约七千卷,今藏英京不列颠博物院(British Museum)①。伯希和所掠约二千余卷,今藏法京国家图书馆(Bibliotheque Nationale)①。我国所得残余约九千余卷,②今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藏,称为唐人写经者是也。至于私家收藏,以目录绝鲜传布,确数不得而知,约计当亦近千卷。敦煌石室藏书总数,宜在二万卷左右,绘画之类,尚不在内也。
石室藏书率为写本,刊本约居百分之一二。写本之时代,自公元后第五世纪至十世纪,绵历凡六百年。形式多属卷子,间见蝶装小册。
咸、同间莫友芝获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叶,一时说者便诧为惊人秘笈。③今敦煌石室藏书近二万卷,多属晋唐旧写,莫氏所获,视此真微末不足道矣。石室书以佛经为多,其余四部诸籍亦复不少。四十年来以此二万卷新材料之发见,经史之考证,宗教史之研究,俱因而突焕异彩。时贤因为之特创一〃敦煌学〃之新名辞。④至其大概,则东西诸老宿之书具在,学者可以覆按,非区区此篇所能尽也。
顾在石室藏书中,尚有一种通俗文学作品,论体裁则韵散间出,其名称则变文、词文、押座文、缘起,不一而足;其内容则敷衍佛经,搬演史传。慧皎所谓〃凡此变态,与事而兴〃似正为此种作品而言。唯以作者之志在于化俗,是以文辞鄙俚意旨浅显。敦煌学者之于此种作品,非意存鄙弃,即不免误解;研究通俗文学者又多逞臆之辞,两者俱未为得也。旧为《敦煌丛抄叙录》及《唐代俗讲考》,⑤于此一问题,曾稍参末议。年来所见略多,颇有足以证成前说,勘正旧失者。因重写一过,藉以就正有道;至于论定,仍以俟诸博雅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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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节:二 唐代寺院中之俗讲
二 唐代寺院中之俗讲
梁慧皎《高僧传》卷十三《唱导》第十论曰:
昔草创高僧,本以八科成传。却寻经导二伎,虽于道为末,而悟俗可崇,故加此二条,足成十数。
经者转读赞呗,符靡宫商,导者宣唱法理,开导众心。盖俱以化俗为务也。转经唱导之制,逮于唐宋犹未尽衰,其间大师,具见道宣赞宁所续《高僧传》中,顾敦煌所出通俗文学作品,有《禅门十二时》、《太子十二时》、《太子五更转》、《太子入山修道赞》、《两宗赞》、《辞娘赞》等,类似今日之小曲者甚夥。而为张议潮使唐之沙门悟真且有《谨上河西道节度公德政及祥瑞五更转兼十二时》共十七首。①《乐府诗集》卷三十三伏知道《从军五更转》序引《乐苑》云:
《五更转》商调曲。按伏知道已有《从军辞》,则《五更转》盖陈已前曲也。
按《五更转》隶于《相和歌》,为清商旧曲,自能被诸弦管。则唐世僧人于转经唱导之外,并能度曲矣。然其时寺院中且流行一种〃俗讲〃,社会上亦复乐闻其说,成为风尚,而《高僧传》既未著录,后来论究李唐一代史实者,亦多未措意及此。唐人书中时有纪及俗讲之文,兹因加以钩稽,著其梗概如次。
俗讲之兴,始于何时,不得而知,唐书中纪及俗讲二字,而时次较先者,似为段成式之《酉阳杂俎》,《杂俎》续集卷五《寺塔记》述及长安平康坊菩提寺有云:
佛殿内槽东壁维摩变,舍利弗角而转膝。元和末俗讲僧文淑装之,笔迹尽矣。
〃角而转膝〃一语,不得其解,疑有讹误,又文淑乃文溆之误。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记菩提寺画壁有云:
殿西东西北壁并吴画。其东壁有菩萨转目视人。法师文溆亡何令工人布色损矣。
作文溆,不作文淑,与后引圆仁诸人书合可证。至于〃转膝〃,明刊本《杂俎》如此,《学津讨原》本及《说郛》(商务本)卷三十六引段柯古《寺塔记》,俱作〃角而转睐〃,则〃膝〃字乃是〃睐〃字之误。〃角〃字,吴君晓铃谓疑与〃日角龙颜〃之〃角〃同义,唯如此用法,却甚罕见,则仍不无可疑也。元和末有以俗讲著称之僧人,则其兴不始于元和可知。会昌初日本僧圆仁入唐,长安小住,亦曾数闻俗讲。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屡纪此事云:①
开成六年正月九日五更时拜南郡了,早朝归城,幸在丹凤楼,改年号,改开成六年为会昌元年。及敕于左、右街七寺开俗讲。左街四处:此赀圣寺,令云花寺赐紫大德海岸法师讲《花严经》,保寿寺令左街僧录三教讲论赐紫引驾大德体虚法师讲《法花经》,菩提寺令招福寺内供奉三教讲论大德齐高法师讲《涅槃经》,景公寺令光影法师讲。右街三处:会昌寺令内供奉三教讲论赐紫引驾起居大德文溆法师讲《法花经》,城中俗讲,此法师为第一;惠日寺崇福寺讲法师未得其名。又敕开讲道教,左街令敕新从剑南道召太清宫内供奉矩令费于玄真观讲《南花》等经;右街一处,未得其名;并皆奉敕讲。从太和九年以来废讲,今上新开,正月十五日起首至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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