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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洒汨罗江:长沙会战-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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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9军第92师、第99师协力肃清归义、河夹塘、营田一带残敌后,前者在新市南神鼎山东侧地区集结,策应各方作战;后者仍任归义、河夹塘、营田、湘阴一带原防。
  10月9日,薛岳向蒋介石报告:败退之敌已溃渡新墙河;从8日上午开始,第72军向忠坊;第58军向桃林;第4军向西塘;第20军向筻口、新墙河北继续猛追,各军除以一部围攻据点之敌外,主力正向岳阳、临湘东南地区挺进攻击中。
  虽然第9战区对北撤日军的追击声势浩大,但由于各军在此前都曾遭到日军不同程度的打击,战斗力并不强,再加上在追击的过程中各军之间缺乏相互协调和配合等原因,并未能取得薛岳所期望的将日军压迫至岳阳附近加以歼灭,进而克复临湘、岳阳的目的。
  10日前后,日军全部退回新墙河北岸,双方军队又恢复了战前的对峙态势。
  在整个会战期间,为策应湘北主战场作战,日军独立混成第14旅团于9月22日从九江出发,25日向武宁方向攻击;第34师团于9月27日击退锦江北岸之国民党军队,尔后向奉新方向反转进击,牵制赣北方面的国民党军队。10月上旬,这两支部队也陆续返回原防地。
  第二次长沙会战,历经月余,终于落下了帷幕。
   。。

日军作战计划(1)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中国士兵乘胜追击日军的情景。

  1941年秋,日美两国的谈判陷入僵局。日军大本营于是开始考虑对美作战问题。9月15日,大本营在召开的各军参谋长会议上正式通知中国派遣军:“10月上旬,决定对美国的和战问题。到10月末完成战备,从11月左右起,实施南方作战,从而坚持帝国贯彻中国事变,确立大东亚共荣圈,依靠日、德、意三国条约的方针。”
  9月18日,大本营下达了准备南方作战的命令,并令中国派遣军调出一部兵力。25日,大本营又发出指示:将“在对中国作战中发起南方作战方案”作为中国派遣军制定作战计划的依据;在南方作战中,从中国抽出的部队为第21、第33、第5、第18等师团及其他军直属队、航空部队,另外第11军的第4、第6师团要集中在华中三角地带,作为大本营的预备队;在武汉地区,适当整理襄西、岳阳、南昌附近等地的兵力,收缩作战区域,在确保武汉周围要地的同时,集结若干预备兵力;若苏联参战,首先从华北方面调用3个师团,从武汉地区调出第3师团和必要的军直属部队,另为该地区增加1个混成旅团。
  按照日军大本营的设想,第11军原定的作战任务就将发生重大变化。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后,日军大本营给第11军下达的任务是:协同海军确保自岳阳至长江下游的交通,以武汉三镇及九江为根据地,摧毁敌之抗战意图;作战地区大体上限定于安庆、信阳、岳阳及南昌之间。
  阿南惟畿此时自然不情愿大幅度收缩作战地区,白白放弃已吃到嘴里的“肥肉”。其直接领导中国派遣军也不甘心,而且他认为,收缩第11军的作战地区,应依南方军的作战成果而定,特别是宜昌,它是封锁重庆的关键地区,暂时不能将其放弃。
  大本营在获息中国派遣军的这一意见后,没有马上做出答复,而是指示第11军来具体研究这个问题。但中国派遣军派往大本营的作战参谋已向第11军透露了“大本营让放弃宜昌”的意见。无奈之下,第11军在经过反复研究后,向中国派遣军总部提出如下报告:
  军按照大本营计划,随着第4、第6师团的转调和第3师团的准备转调,撤离南昌、岳阳和宜昌。有必要缩小信阳、九江、德安、蒲圻、沙洋等占领区。但如果在下述条件下,到明春保持襄西地区,是可能的。
  (1)停止第13师团的三单位制改编。
  (2)第3师团虽改编为三单位制,但不减少人马。
  (3)在明春以前大本营不调用第3师团。
  (4)给我军增加1个支队(4至5个大队)。
  中国派遣军总部在接到第11军的报告后,于11月4日致电大本营:在抽调出第4、第6师团,同时准备抽调军直属部队的情况下,给第11军增加1个独立混成旅团;暂不抽调第3师团和暂不将其改编为三单位制;不改编第13师团。
  中国派遣军总部还在电报中力陈不应放弃宜昌的原因:
  宜昌为我军占领地区中对重庆施加压力的惟一要地,现又牵制其周围的敌精锐部队主力。目前,如让这些部队在襄西平地自由活动,恰如放虎归山,对我军战术方面,显然极为不利;宜昌是迫于饥饿状态的重庆方面的最大输血路。若放弃宜昌,将使封锁作战的效果大为减弱;特别是在未收到南方作战效果之前放弃宜昌,会使重庆方面提高战斗意志,对国际上也有影响,且使国民政府(指汪伪政权)及日侨的士气沮丧。
  日军大本营接到中国派遣军总部的报告后,经过研究,于11月6日正式通知第11军:除第4师团外,不抽调第6师团,并于1月中旬给第11军增加1个独立混成旅团;同时,第11军的任务和作战区域不变。
  阿南惟畿在接到大本营这一通知后,欣喜若狂,并在其当天的日记中用这四个字来形容其当时的心情。
  11月8日,第4师团奉命脱离第11军的作战序列,由大本营直辖,准备在上海附近集结。11月18日,中国派遣军命驻太原的独立混成第9旅团开到武汉地区,受第11军指挥。
  12月3日,大本营陆军部向中国派遣军发出第575号命令:大本营为了帝国的自存自卫,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企图在攻克南方主要地区的同时,迅速处理中国事变;中国派遣军必须确保从岳阳至长沙下游的交通,以武汉三镇和九江为根据地,加强对敌封锁,竭力摧毁敌之抗战能力,作战地区大致在安庆、信阳、岳阳、南昌之间。
  这样,日军第11军主力便没有被纳入大本营南方作战计划之中,仍执行其原来的任务。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
  同日,驻广州的日军第23军正式向香港发起进攻。
  同日,蒋介石令在长沙附近的暂编第2军及第4军开始南下,准备策应香港方面的英军作战。
  12月10日,日军第11军召开各师团参谋长会议,研究下一步对第9战区应采取的策略。在这次会上,阿南惟畿训示其属下说:由于南方作战的开始,人们心中弥漫着一种认为中国方面已成为次要战场的想法,要特别以此为戒。在此时机,自始至终要采取积极手段,对重庆施加压力,至少不能松懈,要整备进攻的态势,进一步加强部队的教育训练。
  12月12日,日军第11军得到了第9战区部队一部已开始南下的情报。参谋长木下勇得知这个情况后非常兴奋,他认为这正是对第9战区发动进攻的大好时机。理由很简单,但又很站得住脚:牵制第9战区部队南下,策应第23军及南方军的作战。
  

日军作战计划(2)
12月15日,第11军制定了具体的作战指导方案。作战发起的时间定在12月22日前后,作战期限定在两周左右。阿南惟畿清楚,在目前日本战线拉得如此广大的时候,大本营对于中国这个泥淖已无能为力,失去了彻底征服中国的信心,要扩大战场,肯定不会得到批准。他的设想是:以第6、第40师团将新墙河南岸的第9战区第20军击溃,并于关王桥附近将其捕捉歼灭;然后,随着第3师团的到达,投入第6师团的右侧,将汨罗江南岸地区的第37军击溃后,即结束作战。
  中国派遣军总部很快就批准了日军第11军的这个作战方案。同时,令独立混成第9旅团及第1飞行团协同作战。
  

薛岳创“天炉战法”(1)


  日军进入衡洲城。

  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后,第9战区上下都进行了长时间的检讨,总结有关的经验教训。
  11月17日,薛岳在长沙召开战区官兵代表会议,就有关训练、作战等问题做了指示。
  前两次作战,日军基本上都是长驱而入,随后又全身而退。第9战区的部队虽然给了日军以一定打击,但相比之下,第9战区部队本身的伤亡更多,损失更为惨重。这让薛岳对日军的作战能力有了更为清醒的评估,同时,也加深了其对消灭对方有生力量重要性的认识。
  另外,对于如何对日军进行逐次抵抗,如何切断其退路,怎样选定决战地区等问题,前两次作战处理得都不够妥当,这也是薛岳自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后一直在考虑的重点问题。
  薛岳认为,在敌我双方军事装备和综合作战能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一味采取硬打硬拼,“与阵地共存亡”的战术,并不策略。那样,往往会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并为日军所包围歼灭,只会付出无谓的牺牲。而为了诱敌深入采取直线后退也不是好办法。因为,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多,骑兵多,跑得快,第9战区部队在后退时,很容易被日军追上;同时,部队一旦直线后退,就很难再站稳脚跟,这样,反而会冲乱己方后线阵地,从而造成一种不可收拾的溃退局面。
  在经过长期反复考虑后,薛岳在这次会上提出了号称“天炉战法”的一整套作战方案。对此,薛岳在回忆第三次长沙会战时曾这样说道:
  自第二次长沙会战之后,最高统帅蒋公即亲莅南岳,召集各军、师长剀切训示今后作战方略;11月17日,余复集全战区官兵代表于长沙,举行会议,谆谆嘱以战胜决于平时,故平时应视如战时,操场应视如战场。且本既往所得之经验教训,创“天炉战法”。天炉战者,为在预定之作战地,构成纵深网形据点式阵地,配置必要之守备部队,以伏击、诱击、侧击、截击、尾击、堵击诸手段,逐次消耗敌力,挫其锐气,然后于决战地使用优越之兵力,施行反击及反包围,予敌以歼灭打击。盖为后退决战方法,因敌之变化而变化之歼敌制胜新方略,如炉熔铁,如火炼丹,故名。
  具体来说,薛岳“天炉战法”的指导思想就是:当日军发起进攻时,第9战区的部队在保存自己的情况下,节节抵抗,节节后退,尽量地拖累和疲耗敌人,达到这一目的后,便自动向斜侧后方山地撤退(不是直线撤退),绕到敌人的包围线外面去,从更大的层面上形成对日军的反包围,砌成两面“天炉之壁”。同时,在中间地带,彻底地破坏交通道路,空室清野,诱敌至决战区域,而断其后路,从四面八方构成一个天然“熔炉”,最后将包围之敌予以歼灭。
  当年的中国战史出版局还曾专门出版了薛岳撰写的《天炉战》一书。书的前言有这样一段文字介绍:“他(指薛岳)的战略战术足以法天地之幽邃,穷宇宙之奥秘,为鬼神所惊泣,人事所难测,无以名之,故曰《天炉战》。”虽然未免说得过于玄虚,不过,从当时各方面的条件来看,薛岳这次的作战指导方案显然要比前两次更加合理。
  根据“天炉战法”的要领,第9战区在进一步研究了以往的作战经验和阵地地形后,决定以新墙河为第一道防线,汨罗江为第二道防线,长沙城外的捞刀河与浏阳河之间为第三道防线。前两道防线主要是伏击区和诱击区,第三道防线才是决战地区。
  形成了完整的作战方案后,薛岳令各部队做好相应的作战计划;同时,下令实行全民总动员,破坏道路,向水田蓄水,组织战时民工队等,全面加强战备。
  傍晚,日军在雨雪交加中向新墙河南岸守军阵地发起了攻击。
  当时,防守新墙河南岸阵地的只有第27集团军第20军1个军。因为,薛岳并不准备在新墙河一线与日军大打。第20军的主要任务是阻敌,尽可能地耗损敌人的力量,疲劳敌人,顿挫敌人进攻的势头,延缓日军南下的步伐。
  第20军属川军,军长杨汉域,四川广安人,从云南讲武堂毕业后,一直在川军中任职,于1938年担任第20军军长。该军只有两个师的编制,而在新墙河北岸集结的日军有3个师团。以两个师的兵力要完成阻击装备优良的3个师团的日军10天的任务,其困难可想而知。
  但第20军没有临阵退缩。为了完成阻敌任务,杨汉域要求守军各部在占领阵地时,做到据点工事与野战工事同时占领,以据点工事为骨干,加强野战工事的纵深配备。在使用兵力时,各部应以一部兵力置于连排据点,尽力抵抗;以一部占领野战工事,利用阵地纵深逐步抵抗,将主力放在最后一线阵地,机动使用。作战时,敌人若向据点工事里的守军攻击,野战工事里的守军应立即进行火力支援,或适时派部队反击;若敌人向野战工事里的守军攻击,据点里的守军应即以火力向敌人射击,或者离开据点向敌尾击。各部主力此时应乘敌混乱之际,不失时机地对敌反击,消耗敌人。经过逐步抵抗,到最后一线预备阵地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后,再向侧面阵地转移,向敌侧击、尾击。
  实践证明,第20军的这种打法还是比较符合战场实际的,并有效地延缓了日军南下的步伐。
  25日,已经渡过新墙河的日军3个师团,在稍事休整之后,又分东、中、西三路,向守军第二线阵地发起进攻。
  

薛岳创“天炉战法”(2)
这时,杨森一面令第20军向斜后移动,一面令第58军进入阵地,与第20军互相配合,协力迎击日军,双方在汨罗江北岸又一次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
  当时,雪越下越大,气温也越来越低,而守军许多士兵连棉裤都没有,有的竟被冻死在战壕内。但活着的士兵,仍坚守阵地,没有贪生怕死之辈。
  守卫傅家桥据点的第20军第398团第2营营长王超奎少校及其部属,面对日军猛烈的炮火,毫不畏惧,打退了日军一次次的冲锋。后王超奎为掩护部属突围,在与日军肉搏中不幸殉国。
  守卫洪桥据点的第398团第3营一部,在副营长、连长相继阵亡的情况下,仍坚守阵地。
  第397团全团官兵在黄沙街硬是顶住了日军第6师团整个师团的进攻,并迫使其绕道而行。
  激战至27日晚,第20军完成了阻敌任务,薛岳令第27集团军全线撤退。随后,第20军向梅仙、平江方面转进,隐蔽休整,随时骚扰日军后方,待机袭击其侧翼;第58军向汨罗江东南部转移,靠近向家、金井,准备切断进攻长沙的日军的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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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战区全力迎战(1)


  日军侵入上饶。

  当日军此番大举南下,再次逐渐逼近长沙时,薛岳也做好了全面迎敌的准备。
  为了就近指挥和督促各部作战,12月30日,薛岳将他的战时指挥所从长沙的二里牌,搬迁到濒临前线的岳麓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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