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人生:"深喉"回忆录-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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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联邦火器法》、跨州运送赃物、通谋和邮电欺诈等数项罪名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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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的执行人（4）
这标志帕尔马命运终结的开始。他害怕在联邦法院接受审判，黑帮在这种地方没什么影响。他不是黑帮头目，但在黑帮头目周围待得时间够长，知道谁对谁做了什么，也熟悉当时黑帮运作的许多细节。黑帮因此认为得结束他的用处了。就在他将要出庭接受讯问的那天，他从联邦警官手中被劫走，其尸体随后在当地公墓被发现，就紧紧挨在他父亲的坟墓旁边。他身中两枪，一枪从背部射入，另一枪击中了太阳穴，这正是黑社会的谋杀手法。黑帮头目们称帕尔马是自杀的，却对他如何能从后背射杀自己不做置评。
　　堪萨斯市警察局长克拉伦斯·凯利正式请求联邦调查局接手调查工作，并要求从华盛顿派员直接领导。凯利是一名前联邦调查局特工，同时也是我的好朋友，他懂得其中诀窍。如果调查无果的话，为什么不拉个人一起来承担责任呢？由于在堪萨斯城的背景和作为监察处处长的职责所系，我就成了那个要去承担责任的人。
　　黑社会谋杀经常会成为悬案，尽管我喜欢调查中遇到的种种挑战，可我还是希望有着某种成功的前景。我挑选哈罗德·瑞德·坎贝尔随行前往，他是我的一名监察员。他也怀抱着希望，乐于接受挑战。当瑞德和我在密苏里河河湾的老堪萨斯机场步下飞机时，迎接我们的却是令人沮丧的阴冷天气。
　　坎贝尔和我在堪萨斯市工作了五个多月，但我们一直没办成一件证据确凿的案子呈给联邦大陪审团。我们知道凶手是谁，可事情就像调查“水门事件”一样：没人愿意谈。刚去的十天里，我们马不停蹄地穿梭活动。我们每天向胡佛发去长而感人的电报，总结案件的进展情况。不过，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而进展越来越小，如何准备每天的电报就越来越令人头痛。三十天过后仍没有多少进展，我们减少了对主犯情报资料的搜集。我们辗转各个匪帮经常光顾的地方，想搅起混水发现些蛛丝马迹。我们庆幸自己还不至于疲惫不堪。
　　两个月以后，我们还是看不到多少结案的希望。我于是就给卡撒·“德科”·德洛克打电话，他已接替艾伦·贝尔蒙特任局长助理，主管联邦调查局所有调查行动。或许，我不能向局长抱怨什么，但我还是可以向德科发发牢骚的。
　　“德科，”我说道，“我们在这儿真是浪费时间。”德洛克客气地听着，而我则长篇累牍地叙说着我们的进展情况，并为成功的低可能性进行辩解。
　　他随后说道：“你和瑞德最好还是要正视这件事，马克。不解决这个案子，局长是不会让你回来的。”
　　“德科，你很清楚，这种黑社会凶杀案可能永远都查不出个水落石出，”我坚持道，“这些人对后果清楚得很，如果露了口风，准会穿上水泥靴沉到密苏里河底，一切都玩儿完。我和坎贝尔在这儿真的无事可做，堪萨斯市分局也好不到哪儿去。帮我在局长面前说说看。”我厌恶自己这般哀号。
　　“现在还不是时候，”德洛克说，“我会尽快帮你回来，但在这段时间，你活儿还是得干。”
　　我每隔一段时间就给奥德丽打电话，每次她都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回家。当一周周拖成了一月月时，她开始奇怪我在堪萨斯市到底在干些什么。瑞德和我眼看着大平原迎来了春天，而我的心情却很低落。我成天想的是如何找到德科而不是凶手。
　　最后，我总算松了口气。4月份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在匹克威克饭店的房间里观看《贝弗利山人》时，突然听到一阵响亮的敲门声。我站在门旁问是谁。一个女声回道：“你的护卫，先生。”
　　让我极为惊讶而兴奋的是，来人竟然是奥德丽。她乘坐环球航空公司的班机赶到了堪萨斯市。那个星期六的晚上是我一生中最为美好的夜晚之一。
　　我们睡到次日上午，十一时左右我们乘电梯下到咖啡店用早餐。瑞德·坎贝尔住在十楼的一个房间，正好在我下面，所以我们停下来要带他一起去。电梯门在十楼打开时，正是坎贝尔，他正准备上电梯呢。他刚举步却又停了下来，拿不定主意是进来还是走开。他显然觉得自己有些鲁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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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的执行人（5）
“瑞德，”我说道，“这是我妻子。奥德丽，这是瑞德·坎贝尔，一直是他在帮助我。”
　　“很高兴见到你，费尔特夫人，”他说道，脸上却满是疑惑。我们乘电梯继续下行，他的疑惑感消退了，接着又显得局促不安起来。奥德丽开始发笑，瑞德和我也跟着笑了起来。执行任务时拖家带口是违犯联邦调查局规定的，瑞德不可能想象在调查大案时我会让老婆来看自己。
　　5月底，就在奥德丽和我此后在酒店里美滋滋地享受生活的时候，凯利局长给我打来电话。那个杀死帕尔马的人被发现死在自己的车里，汽车头朝下漂浮在河中。没有发现谋杀的证据，该县的验尸官裁定为意外死亡。不管怎样，这件事总算结束了我呆在堪萨斯的日子。胡佛没有批评我在这个案子上的表现，也没提到我妻子的事，但我肯定他知道她和我在一起，他不会闭目塞听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我所知，这是他仅有的一次在违规问题上视而不见。
　　人们可能会嘲讽我的无能，嘲讽我没能在事情自行解决之前摆平帕尔马谋杀案。不算上广告时间，电视里的埃弗雷姆·津巴利斯特在六十分钟以内就能解决这个案子，其中还会有一两场枪战。到今天，按照我的看法，匪帮干掉杀害帕尔马的凶手就是要让联邦调查局离开该城。
　　如果我确实受到胡佛眷顾的话，这可能与我1965年初的一次排障行动不无关系。4月，多米尼加共和国军队发动了叛乱，企图推翻唐纳德·卡布拉尔领导的现任文官三人领导机构，以夺回流亡海外的前总统、左翼分子胡安·博施失去的政权，多米尼加共和国随后暴发了全国革命。林登·约翰逊总统对此严重关切，并派遣海军陆战队进入该国，名义上是保护美国公民和美国人的财产。
　　总统要求得到全面和最新的战况情报，这是情报系统所不能提供的。这就到了胡佛施展拳脚的时候了。暴乱的第三天，局长向总统递交了一份情报概要，概述了左翼叛乱分子在第四天将要采取的行动。事情的发展印证了联邦调查局获得的内部情报，胡佛得以继续向总统提供预见性情报，揭露叛乱分子的构想和计划。总统大喜过望，而对胡佛而言，这算得上是联邦调查局的一项值得炫耀的战果了。顺便提一下，这种情报源源不断的取得正是得益于可靠的调查程序。
　　博施住在波多黎各，通过电话发号施令。每天夜晚，他会花上两个小时与圣多明各的同党谋划策略。在取得胡佛和司法部长的批准后，圣胡安分局主管###·艾斯提尔在博施的电话上装了一个窃听装置。结果联邦调查局特工录下了那些革命战略会议的每一句话。这种情报经过综合整理就发送给联邦调查局总部，再传给总统和情报系统，使约翰逊得到其革命行动的准确和预见性情报。
　　可是，由于从圣胡安到华盛顿的情报传送发生延误，联邦调查局的情报质量开始下降。面对这种被动局面，胡佛召开了会议，与会者有克莱德·托尔森、艾伦·H。贝尔蒙特（负责所有调查行动）、德科·德洛克（负责与白宫联络）和我。胡佛举了几个圣胡安分局延误情报的例子，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允许再发生这类事故。”托尔森估计可能是圣胡安分局的特工5点半就回家了。贝尔蒙特为那些特工进行了辩解，还说那是个复杂的问题。就在这时，格里小姐走进房间。她手里拿着一份发自圣胡安的最新电报，电报相当简短地概括了博施与其同党的电话谈话内容。这是十八小时以前发生的事情。胡佛读到这份电报时，顿时气得脸红脖子粗。想到总统看到它时至少会过去十九小时，他就把目光转向了我。
　　“费尔特，我想你得去圣胡安一趟了，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得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消除这些该死的延误问题，延误了这么久的情报一文不值。”我推测圣胡安分局可能还需要一台加密机器。
　　“我希望明天就得校正过来。”胡佛草草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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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的执行人（6）
我陪着贝尔蒙特走向他的办公室，他这时向我简要说明了圣胡安的工作流程。窃听到反叛者的谈话后，得将西班牙语翻译成英语，为了准确起见还要检查两遍。从圣胡安发送到华盛顿后，加密信息得在这里进行解密，还得耽搁一阵子。
　　次日凌晨三点十五分抵达圣胡安时，我在机场见到了分局主管沃利·艾斯提尔。我们驱车直接前往分局办公室，他在路上向我全面介绍了情况。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没有付诸努力。艾斯提尔平均每天要加班八个小时，其他人也是如此。我在办事处调查情况时，我确信在加快监听信息转换上没有更多的办法可想。二战时的老式编码设备尽管安全，但使用起来十分不便，这是造成延误的另一个原因。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无线电发送。圣胡安分局只有一台发射机，无线电报务员用莫尔斯码一次一个字母地敲出信息。两名报务员昼夜不停地使用这台发射机，却还是不能满足通信需求。
　　在无线电室，我发现一件像小型计算机的设备。“这是什么？”我问无线电报务员。
　　“那是我们的新式编码机。”
　　“你们为什么不用它？”
　　他解释说他们正在等配件，好将它接到无线电发射机上。
　　“它性能如何？”我问道。
　　“它比旧设备的性能要优越得多，”那名报务员说，“你在这端敲打信息，这种机子就会自动将其编码。另一端同样的一台机子边接收边进行解码，信息接收完毕，解码也就结束。这就像用电传打字机一样。”
　　“现在有什么办法用上它？”
　　报务员想了想。“如果把它连在租用电话线上的话，我们就可以用了。”
　　“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这么做？”
　　“这会违反国家安全局的规定。在专用铅衬室建成之前，我们还不能让它工作。这可能会危及我们的安全。我们只是不能用它而已。”
　　回到艾斯提尔的办公室，我告诉他：“如果贝尔蒙特同意的话，我们就安排一条租用电话线，再将新式编码机连到上面。”
　　艾斯提尔皱着眉头。“国安局的规定怎么办？我们把它放在哪儿？”
　　“沃利，我们得把它连到租用电话线上，只要你认为最方便的地方，放在哪儿都行。我不在乎你是不是挨着你的桌子放。现在是非常时刻，我们不要过多地考虑那些规定。”①　此事为我们提供了展示调查“水门事件”的马克·费尔特办事风格的一个早期案例：摒弃不必要的繁琐规定而敢于谨慎冒险。——原版编者注
　　我们给贝尔蒙特打电话，他表示同意，并答应在他那一端安排连接。我向他保证，新机器会在当天运转起来。那天下午晚些时候，租用电话线接了进来，编码机就开始全速运转。到了午夜时分，大批积压的情报概况就发送到联邦调查局，其信息随即被解码译出。这台编码机堂而皇之地安放在特工工作室的中心位置，而我可以肯定它不会危及安全。瓶颈被打破了。正如胡佛所要求的那样，我用一天时间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之间的另一次失和起因于多米尼加危机。中央情报局本该全权负责美国本土以外的情报搜集工作。但约翰逊总统对中央情报局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表现感到失望，却对联邦调查局深感满意。让中央情报局窘迫不已的是，总统命令胡佛在多米尼加共和国首都圣多明各筹建一个办事处。为了劝说白宫关掉这个办事处，胡佛几乎花了两年时间。
　　这些狂风骤雨的阴云并没有遮断我展望未来的视线。就在我离开波多黎各前夕，胡佛打来电话特准我做一次短期休假。
　　“多久？”我问。
　　“别推辞了，费尔特。”他回道。我给奥德丽打了电话，她欣喜地接受我的邀请飞到圣胡安来度周末。
　　

20世纪60年代：激进分子的进攻（1）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胡佛已让整整一代美国人对联邦调查局尊崇有加，将其视为法律与秩序的终极保卫者。律师出身的特工以冷酷无情的专业技巧加入追捕案犯的行列；西装革履的探员在电视剧中大出风头，令那些纷纷写信函购少年探员徽章的青少年崇拜至极。联邦调查局是权力机构的中流砥柱，在动荡的20世纪60年代，它开始受到冲击。在那个示威游行不断的年代，联邦调查局和胡佛成为美国高校新左派运动的主要目标。左翼分子歇斯底里地将联邦调查局比作克格勃，这种错误论调弥漫到媒体中间，那些越发受到蛊惑和激怒的舆论领袖就更是放声聒噪。随着我们国家反应过度的倾向不断蔓延，钟摆开始从对联邦调查局所作所为的全盘认同摆到全盘否定上来。
　　令联邦调查局形象受损最严重的时刻终于在1971年3月8日深夜到来，事情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恰好叫米堤亚（Media，同“媒体”）的小镇。联邦调查局驻当地机构被人闯入，一千多份政府秘密文件被窃。米堤亚入室盗窃案的起因源于数月前的1970年11月19日，当时胡佛在众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做出声明，要求招募更多的特工人员。胡佛拒绝屈就政治和媒体的意愿，将倍受尊崇的殊荣给予他视为是罪犯和莫斯科朋友的左翼激进分子。他的一些声明在秘密会议中被宣读过，但一个引起轰动的部分却被公开曝光：
　　有个例子最近已浮出水面，它与东海岸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早期秘密计划有关，该组织就是所谓的“东海岸救命同谋”。这是一个好战组织，自称由天主教神父和修女、教师、学生和校友组成。这些人通过暴力对抗政府机构，攻击为美国介入越战提供服务的私营企业，表明自己对越南战争所持的反对立场。
　　该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是天主教神父菲利普·贝里根和丹尼尔·贝里根，因1968年在巴尔的摩毁坏了征兵证，他们目前被关押在康涅狄格州丹伯里市的联邦教养所中。
　　该组织计划炸毁华盛顿特区的地下电缆和蒸汽管道，扰乱联邦政府的运作。阴谋者还拟定了一个绑架一名政府高官的计划。该计划提到过一位白宫人员的名字，将其列为可能的绑架对象。如果该计划获得成功，阴谋者们将要求美国终止在东南亚的轰炸行动，并允许赎回所有“###”。针对这一情况的密集调查正在进行之中。
　　胡佛的声明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它反映了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结果。但这毫无必要，因为他在该委员会面前是要增加特工人手来对付有组织犯罪。无论相关与否，该声明都引起了媒体的极大关注。新闻披露，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A。基辛格就是那个面临绑架威胁的受害者。
　　左翼激进主义者威廉·肯斯特勒和威廉·坎宁安神父将胡佛的声明斥为一个“牵强附会的间谍故事”。他们说，如果胡佛拥有“他声称已掌握到的证据”，那么他的任务就是去看“贝里根兄弟和他们所谓的同案犯们被起诉”。其他一些批评者认为胡佛的言论有事先引起公众偏见之嫌，侵犯了贝里根兄弟的宪法权利。
　　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