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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崛起-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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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平王东迁洛邑，立下首功，被平王封为诸侯，并赐以西岐之地（西周故地），让他建国立庙。秦这时才开始成为一个受封的诸侯国，国号秦。由此可知，秦国建立于春秋初年。
原本是西方小国的秦，至此逐渐强大起来。秦地成了稳固的后方基地，为向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公元前890年周孝王封嬴氏非子为“附庸”，到秦文公四年（前762年）东进到关中的“汧渭之会”为止，秦赢在非子、秦侯、公伯、秦仲、庄公、襄公、文公几代人前赴后继的苦心经营下，在西方整整奋斗了130年，才得以东进关中，开始了统一六国的漫长历程。
秦国在初被封诸侯时，地域偏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较东方诸侯国相比，都比较落后。整个春秋时期，秦都是一个比较贫弱的、不显山露水的国家，也许正因为它地处偏僻，常被东方其他国家所忽视；又因为靠近西戎，采用戎狄法律及文化，其俗别于诸夏，常被华夏诸侯所轻视，不让它参与盟会。正因为如此，秦国少了很多纷争，只闷声发大财。
后世有人认为，也正是秦国在文化、思想上迂腐守旧势力较弱，才使新的制度得以顺利实施，从而也在各领域具备了统一全国的有利条件。
加之秦多雄主，其有为之君都能承前启后，开创一代一代的新局面。
如秦文公设史官，定法律，开始建立秩序。前677年，秦德公迁雍（今陕西凤翔南），秦以此为都近300年，表明政权稳定，奠定了霸业的基础。在秦始皇建立秦朝之前的秦国时代，涌现出来许多有为之君。其中影响特别巨大的有四位：秦穆公、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昭襄王。
这些秦之先王与他们的后辈子孙，始终把建立帝业作为秦国的终极战略目标，并通过切实的行动，一步一步向这个目标迈进。自秦惠文王后，秦正式成为一个可以制定游戏规则的一流大国了，为其后嬴政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果没有嬴氏在西陲的早期发展，也就谈不上统一的大秦帝国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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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霸主
周室的衰败从平王东迁就开始了，诸侯打着维护天子的名号，为各自的利益，互相攻伐。孔子说，春秋无义战。诸侯国的数目已经由周初的1000多个锐减至100多个。秦国因为地处偏僻，不为其他诸侯国所重视；因而成为其中幸运存在的一个。
秦国之兴，源远流长，而秦国之强，却始于穆公。
秦穆公，秦德公之少子，成公之弟，名任好，嬴姓，春秋时秦国的国君，前659年至前621年在位。秦穆公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国君，不甘心居于偏僻地带。继位当年（前659年），就亲自带兵###茅津（今山西芮城东）的戎人，开始了扩张疆土的事业，也开创了秦国的崛起之路。
秦穆公招揽天下贤士，能够打破尊卑贵贱界限，选拔贵族以外的人，以及别国前来投奔的人。百里奚曾是个奴仆，但很有谋略，他就用五张羊皮把百里奚从楚国赎回，加以重用。百里奚遂以老余之身，又推荐蹇叔、由余等良臣，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帮穆公成就霸业。
但秦国要向东发展，争霸中原，首当其冲的是其东邻晋国。在百里奚和蹇叔的辅佐下，秦穆公将注意力集中于晋。他娶了晋献公的女儿穆姬做夫人，利用联姻与晋国结成同盟，以与中原诸强抗衡。
为了让穆公树立秦国的威信，百里奚首先叫穆公施德于诸侯。晋献公晚年，骊姬之乱，公子重耳和夷吾出逃。穆公九年（前651年），晋献公死，秦穆公派百里奚带兵送夷吾回国继位，为晋惠公。夷吾事先答应将河西八城割给秦作为谢礼，但继位后却毁约。
前645年，双方在韩原大战，秦军击败晋国，生俘晋惠公，灭梁、芮两国。领土野心骤然膨胀，扩地到黄河边上。在周襄王和穆姬的请求下，秦穆公与晋惠公结盟后，将其放回。晋惠公遂送太子子圉到秦国为质子，并将黄河以西的地方献给秦国，秦的东部疆界扩至龙门。秦穆公二十三年（前637年），晋惠公死，其子子圉逃回国继位，为怀公，与秦为敌。秦穆公于是将重耳从楚国迎来，以极为隆重的礼节接待，又把自己的女儿文嬴及四位宗室之女嫁其为妻，然后于次年送重耳回国为君，是为晋文公。晋文公杀死子圉，在秦的帮助下，尊王攘夷，在城濮之战中击败楚国，成为霸主。
秦穆公三十三年（前627年），秦穆公乘晋文公去世的机会，企图插足中原，想取代晋成为霸主。百里奚和蹇叔劝谏，穆公不听，派百里奚的儿子孟明视、蹇叔的儿子西乞术和白乙丙带兵偷袭郑国。郑晋为盟国。郑商人弦高在路上遇到秦军，便假托郑国国君之命犒劳秦师，秦认为郑国已作准备，因此退兵，结果回师途中被晋军在崤山阻击，秦师全军覆没。这就是史上著名的“崤之战”。后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被晋放回，穆公站在城郊迎接，对他们说：“孤以不用百里奚、蹇叔言以辱三子，孤之过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对不听百里奚等人的谏言，不胜懊悔。
秦穆公认真检讨了自己的过失，及时改变战略方向，转而向西方发展，全力进攻西戎。他通过投奔来的由余，了解到西戎各国的山川形势和兵力部署，采用离间计、美人计等策略，突出奇兵，发动全面战争，征服了这些国家，“益国十二，开地千里”，史称“秦穆公霸西戎”。周襄王派遣召公过送金鼓给秦穆公，以示祝贺。
西方安定后，穆公遂于三十六年（前624年），亲自率兵###晋国，渡过黄河以后，将渡船全部焚毁，表示誓死克敌的决心。一路上势如破竹，没几天就把过去被晋军攻占去的城池收了回来。晋国群臣见秦军如此凶悍，都建议回避一下，连大将先且都不敢迎战。晋襄公无法，只得命令晋军坚守，不得与秦军交战。三年的怨气一朝出，秦穆公见好就收，带领大军从茅津渡过黄河，到南岸崤地，在当年的战场上，把“肴之战”中阵亡将士的尸骨埋好，树立标记，亲自致祭。孟明视、西乞术和白乙丙跪在坟前，大哭不止，将士们也哭得山河变色。无不表示誓死的决心，秦军虎狼之师的威名由此可见端倪。
出征晋国和降服西戎的胜利，使诸侯对秦国都怀畏惧之心，秦也由偏僻小邑一跃而为诸侯大国，多次会盟诸侯，秦穆公成为晋文公之后的春秋五霸之一。
三十九年（前621年），穆公死，安葬于雍（今陕西凤翔东南），据《诗经？黄鸟》记载，穆公临死时要求几百名平民殉葬，其中包括子舆氏的三个儿子奄息、仲行、针虎。这三人十分善良、勇武，国人对此悲痛万分，赋《黄鸟》之诗，唱道：“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意思是，青天呵，怎么将这么善良的人给殉葬了？如果可以赎命，我们宁愿出一百条命将他们换回来！
说明此时的秦国还保留着原始社会野蛮的殉葬遗风。
商鞅变法（1）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来僵硬的社会等级制度已经崩溃，各阶层之间人们的身份地位也错位了。所谓“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周天子权威扫地，各封国国君纷纷僭位自称公或侯，到战国时更进一步自称为王。就是在此社会巨变之际，秦国和东方其他国家相比，井田制瓦解的速度，土地私有制产生的赋税改革等仍然非常落后。当年穆公的风流早已被雨打风吹而去，封建领主的势力非常强大，以致出现了“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的现象。秦国往往被各国以“夷狄遇之”，外交地位低下，并经常受到楚国、魏国的侵扰。国际上有什么重大会盟活动都不知会秦国，当齐威王称霸中原之时，各国纷纷朝贺，只有秦国被视为西部边陲的夷狄之国而少有往来。
为了改变秦国这种被欺凌、歧视的处境，胸有壮志的秦孝公（前381～前338年），于公元前362年即位后（时年21岁），即向全天下颁布了《求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决心复兴秦国，再现穆公的伟业。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卫人公孙鞅就是这个勇敢的人，他从魏国跑来了，帮助秦孝公实行变法革新，并迁都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
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的后裔，公孙氏，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因变法有功被封于商，故又称商鞅。
商鞅年少时就喜好“刑名之学”，对当时的儒、墨、道、兵等各派学说也谙熟于心。早年的学术积淀使商鞅充满了治国平天下的壮志豪情，他即开始寻找“栖身之佳木”。战国初年，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一跃成为中原霸主。于是商鞅认为魏国是自己的用武之地，在魏相公叔痤门下任中庶子（掌管相府庶子的教育）。商鞅虽年少且身份卑微，但仍显示出遮掩不住的熠熠才华。很多人看好他，公孙痤就非常赏识他的才具和学识，认为他将来必堪大用。虽然公叔痤为了权位逼走驻守西河的大将吴起，后来西河被秦国夺去，但他在临终之际，特意向魏惠王举荐了商鞅，可惜惠王认为卫鞅太年轻了，不值得信任。公叔痤就跟魏王说，如果不用卫鞅的话，就杀了他，免得为其他国家所用。但魏王仍未听其言。恰巧此时秦国向天下颁布《求贤令》，招揽贤士。商鞅便当机立断，西行入秦。
史载，公孙鞅是带着魏国改革家李悝所写的《法经》离魏入秦的，作为创建新刑法典的蓝本。因此《法经》直接影响到了秦律的制定，而秦律又为以后历代秦君所继承。可以说，《法经》为我国古代法典的编纂体系确定了基本模式。
在孝公宠臣景监的举荐下，商鞅献上了一套“循名责实，信赏必罚”的变法计划。秦孝公大为赞赏，决心实行变法。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实行连坐法和推行县制。第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第三，避私斗，奖励战功。
其核心思想是：重刑、弱民、抑商和禁旅，尤其是按军功大小取得贵族爵位。此举打破了“世卿世禄”的官制，士兵斩一敌军官马上可晋一级爵位，较之魏国只赏铜八两的规定高得多。有了军功即使是奴隶也可以得到解放，没有军功即使是过去的贵族也只能享受平民待遇，破除了奴隶主世袭贵族的特权，建立了新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 txt小说上传分享
商鞅变法（2）
秦国平民从此有了用战功改变自身地位的希望，军人也成了最荣耀的职业。立军功者能升官晋爵，极大地刺激了秦人的生产积极性和为国作战的勇气。而攻城略地和缴获愈多也使秦国论功行赏愈有了资本……如此循环，秦军愈战愈强，成为一支令东方诸国丧胆的虎狼之师。
这次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秦国迅速从一个西方不起眼的弱国变成了“天子致胙”，连周天王也送礼给孝公，封为“方伯”（一方诸侯领袖），“诸侯毕贺”，各国纷纷前来祝贺的军事强国，成为当时最强大富足的国家。
崛起的秦国首先拿魏国开刀，多次打败魏军，甚至攻占了魏国的都城安邑（今山西），名声大振。魏国尽割西河之地与秦求和，又不得不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以躲避兵锋。魏惠王后悔地感慨：“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
商鞅变法的结果虽然令秦国变得强大，但变法的过程却相当曲折。
据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变法之初，即遭到甘龙、杜挚等旧贵族的反对，双方展开激烈的辩论。所辩论的内容是，“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在这个辩论中，商鞅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孝公听了他的话，坚定了变法的意志，说：“寡人不之疑矣”，“于是遂出垦草令”。垦草令即《商君列传》所说的“变法之令”。
商鞅重法，变法初期，为在百姓心中打下有法必依、令行禁止的信念，便采用了“徙木立信”的小策略，在城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广而告之，有人能移至北门则赏十金，开始根本没人相信，于是商鞅将赏额增至五十金。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最后有一胆大的人卷起衣袖将木头搬到北门，果然如数拿到了赏金，于是百姓炸锅般奔走相告，说商鞅变法绝不欺假，令政必行，于是变法得以推行。
孝公十年（公元前351年）商鞅又举行第二次变法，使秦国的封建化更加深入。秦孝公兑现当初《求贤令》中的许诺，重重地赏赐了他：封商地十五座城邑。从此人称商君。
商鞅相秦19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
但商鞅此人，用法刻薄寡恩，不看情面，一切以法律和制度为旨归。以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史记？商君列传》）。因而得罪了众多宗室贵族。法令公布后，有数以千计的秦人跑到国都，埋怨新法带来不便。太子师傅公子虔、公孙贾故意唆使太子犯法。当时王宫前有一条御道是属于国王专用，结果太子驾车经过，商鞅说必须惩罚，但太子至尊，不能用刑，于是杀了御者抵罪。其后，太子又犯错，商鞅秉公执法，对太子师傅分别施以劓刑和黥刑。毫不留情地割掉他的鼻子。从此无人再敢背法行事，对于那些开始毁谤新法、后又赞誉新法效用的人，商鞅以“乱化之民”尽数迁之边城，令无人再敢议论新法。
名士赵良劝商鞅急流勇退，归还孝公赏赐的十五座都邑，到乡野躬耕劳作。赵良还直言不讳地提醒商鞅：你的变法招致积怨太多，四面树敌，“亡可翘足而待”。但商鞅没有听从赵良的好意，依然坚持同反对变法势力作不屈的斗争，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战国策？秦策一》），完全不给自己留退路，这无疑为他后来的人生悲剧埋下伏笔。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立，是为秦惠王。以往遭新法处罚过的公子虔等终于等到了报复的机会，纷纷上书告商鞅谋反。秦惠王派人抓捕商鞅，商鞅逃至关下，想投宿馆驿，却被主人以“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予以回绝。英雄末路，他仰天长叹：为法之弊，乃至于斯！正所谓“坐法自弊”，商鞅新法之苛可以一观矣。
太史公司马迁评之曰“天资刻薄人也”。这位叱咤秦国政坛的风云人物，竟然落得作茧自缚的可悲结局。其后他转而赴魏，魏国不仅拒其入境，还逼迫他返回秦国。穷途末路的商鞅只能回到封地，做困兽之斗。发商、於十五邑兵，连同其私徒属，约七、八万人，北进击韩，幻想要杀出一条生路来。但在秦军的进攻下，寡不敌众，兵败于渑池。商鞅最终被秦惠王车裂，尽灭九族，斩草除根。
其实，秦国的新君秦惠王恨的不是商鞅的新法，恨的只是商鞅个人，于是公报私仇。所以，此后秦并没有废弃商鞅立下的新法，反而更加认真地践行商鞅的思想和法律。
商鞅推行了战国时期最成功的变法运动，但却落得惨遭车裂的下场。这对于商鞅个人来说，当然是十分不幸的；然而对于秦国的发展来说，商鞅苦心经营的变法成果无法抹杀，其身虽死，其法未败，乃至“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战国策？秦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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