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治国:中华新文明的崛起-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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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1）
管理治国，中华文明复兴的必由之路
　　古代中国曾经辉煌、也几度盛世，为什么人们看到的却是经常性的王朝演变、周期性的兴衰更替，而且到最后远远落后于欧美列强？近代中国各派思想相互激荡，各种力量交互登场，为什么中华民族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独立解放到再度实现伟大复兴？为什么西方工业化国家能够相继崛起，并在相当长的时期维持安定的秩序？
　　对这些问题，人们从多个学科、多个角度，在不同层次上、不同框架中分析、评断，可谓见仁见智、不一而足。但能否寻找一个统一的视角、综合的学科描述这些现象、解释人们困惑、解决相关问题呢？我们最终选择了对组织、任务和人都很关注的学科——管理学。因为我们发现，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今，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所有这些兴衰、成败，都关系到组织、任务和人的交互作用，都不可回避管理——这个由实践产生理论、从经验走向科学的人类智慧结晶。
　　我们在管理学的框架内，把古代王朝、现代政党、民族国家都比作组织，把实现世代相传、推动民族复兴和确保长期先进都作为任务，把王朝、政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看做组织领导人，内部有组织成员，外部是组织环境，用现代管理学来描述、解释这诸多现象。初始也有以企业代表组织、以企业负责人泛指组织领导者，把组织管理与企业管理相对接，在经济范畴内从企业组织的视角解读的计划。但是，当材料足够丰富、研究继续深入时，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一管理已不只是一个企业组织的普通管理问题，而是关于一切组织包括了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政治组织乃至国家社会在内的“大管理”。
　　管理学科作为一种实践和一个思考与研究的领域，不仅是面向企业、面向市场的，还是面向大众、面向社会的，更是面向权力、面向国家的。当市场经济呼唤科学管理，现代国家讲求科学执政时，“管理治国”理念和“管理也是生产力”的论断一并成为引领时代变革、推动社会进步的兴国之道。
　　基于“管理治国”理念，我们综合考察当前中国所处的时代环境，建构了“三色管理”体系，即红色管理、黄色管理、蓝色管理。我们用“红色管理”来定名现代管理与中国共产党的学科结合，写就《红色管理——向中国共产党学管理》，是把中国共产党管理实践活动理论化、学科化的大胆尝试；用“黄色管理”来定名现代管理与古代王朝的学科结合，写就《黄色管理——解析中国皇朝管理》，围绕古代中国皇帝及其皇朝进行管理学透视，因为黄色是中国古代皇家的特权颜色，由此我们称之为黄色管理；用“蓝色管理”来定名现代管理与西方国家先进管理思想的学科结合，写就《蓝色管理——破解西方管理本源》，破解现代管理的本源思想（这些管理思想起源于西方国家并在西方国家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进而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把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有益的东西进行归纳总结后拿过来。
　　我们的本意不在梳理历史（党史、皇朝史、思想史），何况管理学的本义也不在此。　“三色管理”体系是以管理学科学理论为基础，用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重新解读历史：管理学的科学方法将是我们的分析工具，历史的演进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全新的思考角度让过去服务于未来。
　　“三色管理”立足管理学又不囿于管理学，指向管理而不局限于管理，不是以纯粹的合乎管理学的语言为表达约束，而是从历史中体悟管理和管理学的深意，做的是真正的“大管理”。
　　一定的管理理论体系必须适应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因此，我们有必要追溯整个20世纪在“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的三种主张——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论、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归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论，以便为我们的大管理理论体系的建立提供向度。
　　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论。这一主张对西方理论不加反思地接受，把本土资源作为论证西方理论实现西方社会思想的工具，无视西方学者已经深刻揭示的现代化危机等倾向仍然存在。事实上，一种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惯性是在血液里流淌的，学习外来经验不可能如同电脑更新数据一样把植根于自身传统的文化观念彻底覆盖，这是西方文化在中国水土不服的深层原因。　txt小说上传分享

总序（2）
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归论。一部分人寻求的不是对文化的“自知之明”，而是一种势头很猛的夸张的复旧，其中尤有甚者，宣扬“圣贤是文化之本，文化由历代圣贤创造”，认为中国100年近代史都错了，走的都是所谓“文化歧出”、“以夷变夏”的路；甚至主张“把儒教重新定为国教，建立一个儒教社会”。这种倒退复古、明显排外的取向当然不是提倡文化自觉的本意。
　　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事实上，在对待文化的问题上，毛泽东早已给我们确立了一个基本的立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从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提出古今中外法（关于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吸收和借鉴中外一切优秀文化，毛泽东归纳为“古今中外法”）和新民主主义论，到80年代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论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再到90年代###提出的“###”，一直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一直高举着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的文化大旗，代表着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和思想主潮。
　　由此可见，中华文明复兴逐步实现的进程，既不是全盘西化的过程，也不能是复活旧学占统治地位的过程，而只能是在当代中国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大胆地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的过程，是一个中华文明在自主创新中实现复兴的过程。
　　历史的成功揭示了未来的方向，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体系同样需要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先进思想”和“独特的思维方式”有机结合起来。“三色管理”为中国特色理论体系的建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国共产党的管理大道“红色管理”将是航灯，始终引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中国古代帝王及皇朝管理的管理学透视“黄色管理”将是镜鉴，助推中华文明的再度辉煌；对西方管理学本源的破解“蓝色管理”将是火花，激发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创业梦想。
　　在引领中国走向文明复兴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必须将价值理性的中国定位与工具理性的全球化视角结合起来。###总书记在许多场合都描绘过中国对世界未来的建设性蓝图，即构建一个以多元文明并存为基础的和谐世界。
　　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文明冲突仍然难以消弭，一个多元文明的世界仍然在竞争和冲突中前行，全球多元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和公平竞争至今仍然是有待实现的愿望。只有理解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
　　正在建构多极世界秩序的道路上、胸襟越来越开放、实力越来越强大的中国的复兴具有世界性的意义。这个人类历史上重要的文明体的复兴，对于推进全球多元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有着实质性的作用。这个渊源古老的文明国家在精神上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艰难漂流之后，正对自己的文明传统生出越来越浓的兴趣，发出越来越强的自信。从本质上说，中国崛起就是中华文明的复兴。复兴进程中的精神故土有望焕发新的光辉。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正是在中国文明伟大转变的时节登场的。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反映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不懈追求。我们在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同时，由衷地被这样一种精神、一种力量鼓舞着、推动着，唯有更加努力地进行理论思考和学术研究，使当代的先进管理思想与中国国情相融合、把管理学的普遍规律与中国特有的管理资源相对接，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体系而大胆尝试、不懈探索。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三色管理”体系正是我们走出的第一步。
　　冯成平
　　200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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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总　序
　　第一篇　　民生篇：民生而非民不聊生 8
　　一、儒家：教化为上 8
　　二、孔子：仁学招牌的杂货铺 13
　　三、老庄：清静无为之治 18
　　四、孟子：民贵君轻 21
　　五、荀子：重礼尊君，礼治法治 24
　　六、管子：君之当尊，民为君用 28
　　七、商韩：尊君权，任法术 31
　　八、汉宋以来儒学的数次复兴 34
　　九、教化为上――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底色 46
　　十、古希腊：导师的公民视角 50
　　十一、古罗马：国家是人民的事务 53
　　十二、教会至上与文艺复兴 56
　　十三、西方：没有挂在嘴上的民生传统 59
　　十四、西学东渐后的唾沫与热血 65
　　第二篇　　财富篇：藏富于民，民富国强 72
　　一、官府与官商 72
　　二、太史公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78
　　三、捍卫个人财产与宪政的先声 81
　　四、思想者眼中的私有财产 85
　　五、私有财产：从运动到革命 92
　　六、中国物权法的产生 96
　　第三篇　　法治篇：以法治国 101
　　一、先秦诸子的法治闪光 101
　　二、儒家人治传统的变异 105
　　三、法国大革命缔造的法治原则 109
　　四、宪法之下的政府标本 114
　　五、依法治国：口号与渐变 120
　　第四篇　　政制篇：分权均衡，遏制腐败 123
　　一、从封建分权到君主专制 123
　　二、波利比阿：利益集团与权力的平衡 127
　　三、三权分立：欧美的权力制衡传统 129
　　四、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 135
　　五、权力架构的模糊 140
　　六、深圳的“三权试点” 145
　　七、另一种三权均衡 149
　　第五篇　　外交国防篇：来而不往非礼也 153
　　一、“中央帝国”心态与民族的集体自卑 153
　　二、外交中的党派渊源 156
　　三、周边国家与大国关系 157
　　四、经济外交与价值外交 161
　　第六篇　　文化篇：新文明的崛起 166
　　一、传统政治文化的优劣 166
　　二、西方政治文化的镜鉴 172
　　三、择善而从：新政治文化的视野 176
　　四、政治新文明的崛起 181
　　五、中国崛起是一种文化 186
　　附录一　主要参考书目
　　附录二　管理3＋1课题组
　　后记
　　

一、儒家：教化为上（1）
诸子之学，悉有渊源，非尽出心裁，凭空立说。――萧公权
　　治国之道在于政权，而政权的管理，往往是取自某一个流派政治思想，然后再细化为切实的制度的。
　　周代一向被政治思想学者们视为中国政治思想的起点，是因为学界一直有“古代文化至周而盛”的说法。周代的招牌挂了800多年，但中国政治思想显然不是从那时才开始的，其前的殷商时代已经有了雏形，而且还不仅仅是一点萌芽，否则这一朝一代就不可能延续那么几百年了，当时的国家管理虽然看起来有点简单，但恐怕也有一些制度可循的；不过，典籍失传，史料阙失，显然已经难以考证，只能有待于考古的发现来破解其中的奥秘。
　　中国文明曾经兴盛于黄河流域。距今2万年左右的宁夏大麦地史前岩画带就有了数量惊人的图画文字，其记述的日月星辰、天地神灵、狩猎放牧和舞蹈祭祀等遗迹，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与大致同时期的陶文符号以及后来的甲骨文一样具备了象形、会意、指事等古老文字的要素。――这大概是传说中的虞夏时代，但文字解读的困境使之湮灭于史书的记载。实际上，公元前14世纪的殷商后期，基本定型的甲骨文字已经面世，算是进入了文明社会。到了商周之际，部落社会渐进而成封建天下。天子王室借重于自己的王族宗藩统领四方，他们被分封驻守在各地，逐渐形成了诸侯国。
　　从现代人的角度看，周代最初倒像是一个松散的联邦国家，形散而神聚。君权天授，所谓的“周天子”坐镇都城，而大大小小的诸侯小国则散落在四周，与古希腊的城邦没有什么两样，也像年代更后一点的神圣罗马帝国。周天子是最大、层级最高的封建领主，而那些诸侯国家原本就是分封出去的王公贵族。――这是西周时的大致形态。许倬云先生将这种封土建侯的形态称之为连锁网络，就像麦当劳连锁店一样。不过，因为周天子是先王的长子，是宗主，诸侯各国还有“尊王攘夷”的义务，朝贡的时候也有一套礼仪。诸侯各国在外驻扎久了也入乡随俗，有了各自的文化、风俗和传统，离都城较远的诸侯国更是如此。东周时，诸侯各国已经挣脱了周天子的束缚，语言和文字也有了不少变异。
　　周朝末年，王室已是强弩之末，诸侯悄然坐大。封建制度（封土建侯）行将崩溃，原先那一套维系人心保持秩序的风俗制度迅速动摇崩坏。――这就是儒家眼中“礼崩乐坏，天下无道”之时。春秋与战国一共历经了500多年。到了战国时代，士族与平民之间横亘的阶层界限逐渐消失，贵族从政掌学的特权也转移到了平民。列国并存，雄霸相争；思想自由，学无禁忌。处士横议，流动频繁，竞相奔走于列国之间，兜售一己之论，捞取一官半职，企望权力俸禄名利双收。
　　天命民本、礼乐兵刑，可以说是中国上古时代政治思想中的主旨。先秦诸子思想无论立说还是解释或阐述，都在其中，无一脱俗。萧公权先生1940年代初就曾断言，“先秦政治思想已具体于春秋战国之前，儒墨道法之学乃因袭而非创造”。孔子的政治思想以成王周公制度为蓝本，“举先王之政以为后生之教”，深入阐述一番之后自成一家之言，被其门徒以及历代读书人奉为至圣宗师。
　　满肚子的学问有没有用，最终还是要看能不能卖得出去，有没有哪个帝王诸侯肯出价买下来。――所谓“学得权与术，货于帝王家”是也。孔子秉持的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理念，这就为后世全天下的读书人逢迎王权、待价而沽开了一个先例。公元前492年，60岁的孔子动身前往郑国，想找个官来做做，与学生走散之后，孤零零地站在城东门外，时人称之为“累累若丧家之狗”。孔子听到弟子如实转述此言，一脸苦笑，点头称是，说“然哉然哉”。根据犹太学者萨义德的定义，知识分子就是背井离乡、疏离主流、边缘化而且身份业余的一个群体，怀抱治国理想而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儒家思想在战国时代并不受人欢迎，甚至还是很遭排斥的，因为他的理念并不适合君主们称霸的梦想。如此说来，孔子倒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善于自嘲的知识分子。

一、儒家：教化为上（2）
君子政治：道德治国
　　孔子以师儒立教，诸子之学继之以起。――萧公权
　　先秦学术有百家九流之称，也有“百家争鸣”之说，但政治思想恐怕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