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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治国:中华新文明的崛起-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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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在4世纪初获得了合法地位，并且在4世纪末成为帝国的国教，而且是唯一合法的宗教。
显然，基督教只是神学而不是政治理论。不过，基督教获得了统治地位后，西方政治思想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都只能屈就在基督教神学的框架内，政治学也只是神学的婢女，神学政治观倒成了中世纪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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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教会至上与文艺复兴（1）
476年，貌似强大的西罗马帝国竟然被刚刚走出森林的日耳曼野蛮部落一举击溃，罗马文明也几乎被摧毁。日耳曼人本来就尚未完全开化，采用的是较为落后的封土建国制度。所以，在昔日罗马帝国的土地上，一批日耳曼人的国家随之建立。西欧社会几乎转瞬之间倒退到了原始状态，跌进了千年之久的“黑暗时代”――中世纪（5…15世纪）。
罗马文明让日耳曼人唯一能够接受的就是基督教。5世纪末，日耳曼各国的统治者就皈依了基督教。756年，法兰克宫相丕平赠予基督教教皇大片土地，使往日无家可归的教皇建立了教皇国，而且维持了1100多年。就此翻身得势的教皇与日耳曼政权之间的较量因此贯穿了整个中世纪。
严格说来，中世纪的政治思想几乎是乏善可陈。既没有特别像样的思想家，也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政治著作。只有神学家和哲学家。――这几乎类似于中国汉武帝时代儒术独尊以后2000多年来的社会思想状态。不过，空旷的中世纪并非一无是处，拘囿在神学框架里的政治思想仍有可取之处，毕竟在其内部还孕育了文艺复兴的先声。
蛮族传统
日耳曼人的统治和基督教的传播摧毁了罗马文明。基督教排斥一切世俗的学问。帝国末期，基督教取得了国教的地位以后，就开始排斥不合乎自己胃口的古典文化，神学家们将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人的思想视为异教文化，他们将羊皮纸上的古典著作刮去之后抄写基督教文献，不能纳入基督教的古典著作就遭到了抛弃和毁灭的命运。
中世纪的封建制是在采邑制之上形成的，所以有金字塔式的等级。国王最早是将土地作为战利品分封给下属，也将公职分封给贵族，贵族在自己的领地上经营独立王国，也以赏赐的方式层层分封，直到最底下的骑士。君权微弱，国家权力也相当分散。人有等级身份，而且这种不平等还是公开的。当日耳曼人占领西罗马帝国以后，罗马的奴隶制度最终消亡。
罗马帝国500年的统治，中断了城邦时代的民主传统；但是刚从原始部落走出来的日耳曼人却将其部落大会这种原始民主传统带到了西欧，而且演变成了民众大会或贵族会议。部落首领已经转化为王，王的后裔因为有继承权而终身任职，但仍需经过民众大会或贵族会议的选举；后来实行长子继承制，仍然需要通过人民名义上的批准；再后来有了世袭制，但选举的理念还存在了很长时间。
日耳曼人和罗马人一样有法治传统。不过，日耳曼人最初的法律没有文字记载，是口耳相传的习惯法。在日耳曼的法律体系中，人民的同意是法律有效的因素；中世纪早期其成文法颁布之时也是将其看做是远古习俗的记录，只不过是以人民的名义予以公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耳曼人具有法律之下的王权观念。法律凌驾于王权之上，国王必须和民众一样受法律的约束。不过，因为中世纪是等级社会，不同的等级享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国王享有更多的特权，但还是以法律授予的为限。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谈到国王与暴君的区别时说，国王遵守法律，而暴君轻视法律。布莱克顿曾以不朽的语言表达了这样的原则：“尽管国王在众人之上，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如果抛开法律随心所欲地统治，也就没有国王。”15世纪时，库萨的尼古拉援引亚里士多德的话：“如果不以法律为至上权威，便不存在国家（城邦）。”明智而谨慎的政治思想家托马斯·阿奎那也毫不犹豫地说：“尽管叛乱是严重的犯罪，但反抗暴君不能称为叛乱，因为暴君的统治不公正。”所以，也有学者认为，中世纪社会的首要原则不是君王至上，而是法律至上，因为法律是正义的化身。
日耳曼人摧毁罗马帝国之后，在自己的内部实行的是日耳曼习惯法，而对罗马臣民和罗马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仍然使用罗马法。罗马法一直作为帝国的残存物留用，意大利的罗马法研究基本上没有中断。真正让日耳曼人吃惊的是，在11…13世纪的意大利周围，罗马法得以复兴，再度回归到西方社会，受到了《圣经》似的尊崇，而且还享有《圣经》一样的权威。13世纪以后，罗马法帮助日耳曼人找回了公共权力，成了王权抗衡教权的有力武器。
十二、教会至上与文艺复兴（2）
教会至上
5…10世纪的西欧，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几乎是当时唯一受过教育的人，基督教神学将哲学、政治学、法学等纳入到神学体系之内。神学统摄了一切。政治思想也只能以神学表现出来，这是中世纪政治思想的特点。
基督教认为，世俗国家只是在教会之旁或教会之下负责低等事务的社会组织，人民生活中最本质最重要的部分是由教会控制的。日耳曼人一直没有公共权力的观念，当时也没有能力组建官僚系统来控制国家，所谓的国家权力也因为分封制度而呈现出私人关系，以及等级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基督教教会乘机抓住了世俗国家的权杖，成了压倒一切的绝对权威，而基督教文化也成了中世纪民众唯一的精神支柱。
教权与政权因此成了中世纪的两个权力体系。其初，教会只是想使其信徒摆脱封建王室的统治，11…13世纪的“教皇革命”使教会获得了自己的自由，不再受世俗权力的支配，教皇也获得了各国教会的最高管辖权。而且，教皇革命还产生了一种新的王权观念，国王不再是教会的最高首脑。――神圣王权的时代随之终结。教皇成了最高的权威，而皇帝或国王只是世俗的统治者，维持各自王国的安定就是他们的分内事。社会权力体系据此分化为教权（精神权力）和王权（世俗权力）。
教权和王权从此有了各自的职责以及权力范围。国家负责臣民的世俗物质生活，以强制力量保持社会的稳定和正义，使人民得到世俗的幸福；而教会则负责信徒的精神生活与宗教生活，以精神权威指导信徒的灵魂，使其得到天堂的幸福。不过，现实中的教权与王权总是重叠的，何况任何一种权力都有无限膨胀的本性。因此，王权与教权之间的争斗就贯穿了中世纪的千年风云。
教权至上最早是由教皇尼古拉一世（858…867年在位）提出来的。反对国家干预教会事务，维护教会独立，教权派利用伪造的历代教皇和宗教会议的抄本为教皇权力辩护，并以罗马皇帝君士但丁迁都君士但丁堡时签署的文件（将旧罗马以及西方所有领土赠予教皇）作为教皇在整个西方社会享有最高世俗权力的法律依据。一直到了11世纪末期，教皇格里高利七世（1073…1085年在位）运用教皇的精神权力宣布破门令，将德意志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开除教籍，废黜其皇位，迫使其屈服。
格里高利七世系统地阐述了教权至上理论，确定了教会高于国家的原则，认为其权力直接来自于上帝，教皇不仅在教会内部事务上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地位也超过了任何世俗的国王和皇帝，教会从未犯过错误，也永远不会犯错误。掌管罗马教会最高权力的教皇是至高无上的，也是神圣的。他拥有审判所有人的权力，而不受任何人的审判。他指责所有执掌世俗权力的人都是在背信弃义、抢劫、凶杀和罪恶的驱使下以暴力取得的，是违背了上帝的意旨的，所以教皇有权废黜违抗教会的君主。他甚至将教皇权力比作是太阳，皇帝权力不过是月亮，皇帝的权力来自于教皇的赏赐。――这是闻名于中世纪的“日月论”。后来的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在位）把教皇的权力推崇到了极点，自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大肆插手各国事务，将各国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而卜尼法斯八世（1294…1303年在位）则发布通谕，规定教会权力高于一切世俗权力，并以“两剑论”（精神权力与世俗权力）著称于世。
教皇声嘶力竭恐吓世俗社会之时，实际上也是双方激烈拼杀之日。13世纪，基督教抵达鼎盛后开始走向衰落。此时，失传了近700年的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从阿拉伯人的手里传回了欧洲。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从维护教会权威的角度吸收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论证教权高于俗权，维护基督教的神权统治。他认为，世俗社会服从教会是上帝的安排；限制或废黜暴君的权力属于教会，而不是人民。所以，只有上帝和上帝在尘世的代表――罗马教皇才能感化、限制乃至废黜暴君。
然而，即使这样煞费苦心的辩护，也难以使教会逃脱它本身的宿命，与基督教如影随形的异端运动一直要求恢复基督教的本来面目，认为教会占有财产是违反上帝意旨，也没有权力向人民征收或豁免税务；尊重上帝是完全自由的，不需要服从任何权威和教义，也不需要教会和教皇做中介人……异端运动最终导致了15…16世纪的宗教革命，教会也终于四分五裂。
十二、教会至上与文艺复兴（3）
文艺复兴
基督教千年之久的教会统治笼罩了一切。其统治地位、特权以及等级制度高高凌驾于世俗社会，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罗马教廷的宗教裁判所对异端分子的残酷处置、对人们思想的禁锢所激起的反对声浪也愈见高涨。
12、13世纪，以经商谋生的意大利人已经相当富裕，富有显赫的家族急需教师给他们的后代传授能言善辩的知识和技巧，私人创办文化机构成了一股热潮。14世纪，弗朗西斯·彼德拉克开创的人文主义被视为文艺复兴运动发轫的标志，他认为作家应该掌握一点雄辩术和古典文学，如此就从故纸堆里翻出了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传统，以人文主义思想对教会神学逐一辩驳。
人文主义者从理性、个人自由和追求个人幸福三方面反对教会神学的神性、封建等级桎梏以及教会的禁欲主义，而且将理性、个人自由、个人幸福作为人类永恒的本性。――文艺复兴运动由此而来。实际上，人文主义者的政治态度是见风使舵的，至少是游移不定的，他们为世人提供了各种自以为是的智慧，认为政治的目的是自由和正义，政府的职能是保证国家的安全与和平。而且他们还认为，君主制是最好的政制，君主统治更容易确保安全。
大约在1350年至1550年两百年之间的文艺复兴，在政治思想史上的意义只是为政治思想家提供了一个角度，那就是极力摆脱教会神学的禁锢，使政治思想第一次具有世俗的眼光。因此，国家不过是人的需要的产物，政权的得失也只是强者的实力较量的结果，而法律是理性与权利的表现。――文艺复兴时代的政治思想家剥取了教会披在国家身上的神圣外套，他们觉得古希腊人把国家视作美德的目标也是滑稽可笑的。当然，权力取代了神意和道德，成为国家与法律的基础。
这一时期的思想家虽然抬出希腊、罗马的古典传统来祭拜，但还没有迂腐到失去清醒意识的地步，他们不过是借尸还魂，借他人的酒来浇自己心中的块垒而已。总之，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们惯于闲情逸致，散文、诗歌、绘画、雕塑、建筑都小有成就，而政治思想显然还只是人文艺术的副产品。
文艺复兴从此由意大利半岛向欧洲各地蔓延。人文主义说到底也就是人本主义。富有自由精神的个人主义思想风云际会，星火燎原之后逐步席卷了欧洲。与此同时，1368年，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正在为自己刚刚打下的专制王朝绞尽脑汁，还在思考如何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事实上，从那个时候起，中国的儒学内部已经开始躁动，晚明时期的东南沿海地区也涌现了一波追求个人自由与内心解放的浪潮，而且几乎与文艺复兴之后的法国启蒙运动同步。只不过历史的机遇总是稍纵即逝的，一旦错过便无从追悔。
――历史似乎是愚弄人的玩笑。就像文艺复兴运动经历了两百多年的辉煌岁月之后突然衰落一样。意大利因为富庶而兴起，也因为富庶而招来嫉妒，成了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垂涎三尺的猎物。1494年，查理八世率领一支三万人的军队翻过了阿尔卑斯山脉，佛罗伦萨的主导者美第奇家族弃城而逃，法国人稍作停留，与卑躬屈膝的政府签了一纸和约之后便去攻打那不勒斯了。此后战争不断，烽火连年，意大利从繁荣走向衰落，文艺复兴运动也因此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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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西方：没有挂在嘴上的民生传统（1）
自从孟子“民贵君轻”之说问世以后，民生就成了一种挂在嘴上的传统，总是会不期然地出现在中国历朝历代偶尔还算贤明的治国者身上，或者见之于文人学士畅谈治国方略之类连篇累牍的策论中；“英明神武”的君主不过是将民贵论视为经国济世的谋略而已，而官僚士大夫呈献策论也只是为了获得俸禄或晋身之阶罢了。不过，翻检西方历史时倒很少听见如此累世而来的民生传统。――如果要将这样的传统上下穷追数千年，竟然让人有说不尽的感慨。
民生之所以是民生，首先就是民众的身份。西方奴隶制度的历史恐怕要远比中国的长得多。譬如罗马帝国长达千年的历史，就始终伴随着奴隶们的血汗，还有暴动。直到中世纪还能见到奴隶效命主人的记载，尽管大规模的奴隶制度在封土建国的名义下悄然消失；不过最底层最潦倒的骑士似乎也有几个家奴，唐吉珂德就带着他的家奴横刀跃马，锄强扶弱，挑战了风车。――虽然可以被人反驳说，这不过是小说家之言，但未必就不可相信。
除了身份，当然还有更关键的，那就是法律条文的界定。民众在上缴皇粮国税之后还该不该有自己的私有财富？可以享受到官府施舍的哪些恩惠？而官府收税之后究竟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明细？用到了哪些地方？是否明示于天下？
古希腊时代的身份落差
古希腊时代的斯巴达人因为原始，所以一直尚武好勇。原本是公元前12世纪侵入希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多利安人，征服了拉哥尼亚的土著之后便强迫他们从事农业劳动，而自己则专做职业军人。公元前735年，斯巴达吞并了邻近的麦西尼亚，麦西尼亚人也只能为他们干农活，提供食物。不过，公元前650年前后，麦西尼亚人在阿哥斯城邦居民的支持下反抗过斯巴达人，最后还是因为斯巴达的军事优势而失败。
斯巴达人一直沿袭着原始的部落民主，据说有两位世袭的国王，平时有长老会议、公民大会和监察官。――估计后世的学者可能难免会对他们的议事机制抱有美化之嫌，因为这样的话政治智慧显然已经相当的高。长老会议有包括国王在内的30人，都是年过60岁的贵族，还是由公民大会推选出来的。5个监察官同样也是公民大会推选出来的。对于斯巴达公民来说，基本上还可以说是平等的民主。
公民大会有8000人，是从40万左右的居民中推选出来的斯巴达公民。40万拉哥尼亚人和麦西尼亚人被斯巴达人蔑称为“希罗人”，没有自由，只是担负农业劳动，呈献粮食果蔬。斯巴达人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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