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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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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湾，已经快被大家遗忘的一种感觉——“贫穷”，像台风带来的暴涨洪水，没有预警地淹到了每一个人家门口。多数台湾人一直相信明天会更好，只要努力就有机会富有。但自2001年起一连串的统计数字，让台湾民众不禁开始怀疑这样的信仰。2001年，台湾家庭的可支配所得不但没有增长，反而下降25％，从2000年的89万元台币降为868万元。台湾的穷人也变多了，2001年低收入户数增长103％，创历史新高，达153万户。若把台湾所有家庭依可支配所得高低分成五级，有4/5家庭的所得都倒退。陈雅慧：《台中产阶级的新贫恐慌》，《华夏经纬网——海峡两岸》2003年2月21日。
　　1　1/5的家庭入不敷出
　　除第五级家庭可支配所得正增长外，第二级的家庭所得退回到7年前的水准，第三级的倒退5年，第四级的倒退4年。而所得最低的第一级家庭，在2001年更前所未有面临了入不敷出的困顿局面。据台湾“主计处”的调查，这134万户收入最低的家庭，2001年的平均可支配所得（扣除利息和社会保险支出后的所得）只有279万元，比2000年315万元下跌11％。不但收入减少，而且入不敷出，消费和可支配所得的比率是1016％，意思是说，每100元可支配的所得必须面对1016元的消费支出。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变穷了。有钱人就算面对2001年经济负成长218％，所得还是继续逆势成长。收入最高的前五分之一家庭，2001年可支配所得从1748万元增长到1785万元，也是唯一所得增长的一群。就在两万名劳工顶着37℃的大太阳，走上街头抗议健保涨价的同一天，敦化南路上，一家英国精品店玻璃门上悄悄贴了张三折起价的海报，里头挤得满满的都是装扮入时的少妇。陈雅慧：《台中产阶级的新贫恐慌》，《华夏经纬网——海峡两岸》2003年2月21日。
　　2“中产阶层吓倒了”
　　一双双打折后还要500元以上的鞋子、上万元的包包，堆得满坑满谷，像是夜市拍卖的摊子。平日优雅的店员面对川流不息的顾客，语气透着些许不耐烦。两个对比的画面，反映出台湾面对的一个警讯——“贫富差距扩大”。2001年，台湾收入最高的前20％家庭，和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可支配所得差距近64倍，金额将近151万元。“这样的差距让中产阶层吓倒了！”台湾大学“发展研究所”副教授辛炳隆说。在贫者愈贫的恐慌气氛中，衣食无虞的广大中产阶层也被感染，担心未来会变成新贫族。几位“国立”大学的青壮年教授都不约而同担心，等到我退休时，一定领不到公务员的月退俸，只能靠自己。同上引文。
　　事实上，引起这阵“新贫恐慌”的是个人的相对被剥削感。撇开家户的统计，“主计处”只针对所得个人的分析显示，个人的所得差距也在急速扩张中。把全台湾的所得者更深入细切成十等分，所得最高前十分之一人的收入，是所得最低十分之一人的收入的613倍。这个数字同样也刷新纪录。贫富差距在一年之间急速拉大的重要原因就是，收入最低的一群人，在资本主义的激烈竞争中被残酷地淘汰了。中间的中产阶层则是慢慢变穷，只有最有钱的人不怕不景气，有本事钱滚钱不断增长，也让他们的财富占所有人财富的比例愈来愈大。所得最低十分之一的全部所得，在1976年还占所有人所得的16％，到2001年只剩下05％。收入最高前十分之一人的所得加总，占总所得比率则从1976年的259％，悄悄升到287％。这表明台湾所有的财富，大约有1/3都进了这十分之一有钱人的口袋。
　　3靠电子业苦撑的经济
　　有钱人也因为资金雄厚，加上掌握了最多的信息和管道，在投资的世界立于优势。花旗银行分行暨投资业务负责人管国林举例，虽然2001年的投资环境很不好，但市场上还是有很安全、收益达4％~5％的债券可投资。但要购买这样的债券，每笔交易金额至少要两万美元，不是一般人都有能力投资的。
　　所得分配快速失衡，有几个结构性的原因，台湾产业发展失衡是其中之一。过去十年，传统产业外移，剩下电子信息业独撑台湾的经济成长率。90年代，劳力密集的纺织、消费电子、玩具、塑料产业对GDP的贡献高达四成，也创造了就业机会。但是这些产业外移后，电子业接棒，到了2000年，过去劳力密集的制造业产值减少六成，雇用的人数也只剩下一半。这些传统产业失业的劳工却无法转向高科技产业。2002年8月底在世贸大楼举办热闹的电信展，会场挤得水泄不通。但是，参观电信展览的人很少会往楼上走，楼上一间间的展示空间，正是台湾中小企业的对外橱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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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中产阶层（5）
4有钱人不缴税的警讯
　　2001年台湾失业率46％，平均每个月有45万失业人口。这些失业人口中将近一半是因为“场所歇业或业务紧缩”而失业。无业家庭在2000年就已经占总户数的13％，2001年又继续上扬，更让收入最低的穷人翻身困难。税赋结构的不公平，是所得失衡的第二个原因。
　　从全台湾所得者的所得来源分析，2001年只有543％的所得来自受雇人员的薪资报酬；产业主所得则占了159％。但是在综合所得税的来源上，受雇人员缴的税比率高达七成，产业主所占的比率仅53％。目前当局考虑免除的遗产税，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富人税。有钱人通过各种合法的避税管道，致使2001年台湾“财政部”只收到72亿遗产税和赠与税，不到总税收的1％。知识经济在台湾发展所带动的“数字鸿沟”、“知识鸿沟”，也在近几年成为拉大所得差距的帮凶。两年前，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就曾经忧心忡忡地指出，知识经济的发展结果，造成赢者圈只集中在有限的人口，幷且拉大和其他社会成员的距离。
　　5知识经济的警讯
　　根据“主计处”依2000年资料的推估，在高所得家庭中，18～23岁受高等教育的比率是59％，但是在低所得家庭中仅有37％。低收入的家庭也因为经济拮据，无力投资在让自己未来有可能晋升中产阶层的工具上。譬如家户所得最低的一级，家用计算机的普及率和最高收入家户相比是128％∶82％、上网比率是77％∶70％、订报比率163％∶601％、订阅期刊比率21％∶315％。庞大的中产阶层现在都被迫面对“新贫”状态的不安，尤其对未来更充满不确定的焦虑。“台湾省主计处”：《2000年主计处推估》；台北，//dgbasgovtw/mpasp等。
　　6新贫阶级兴起
　　社会底层收入最低的一群，每年可支配所得入不敷出，必须动用过去累积的储蓄。他们没有什么改变未来的能力和契机。2001年收入最低一级的家庭储蓄率是负的16％。中产阶层最害怕贫穷，但也慢慢地变穷。从“主计处”所得收入者十分位的统计中，第五级到第八级的中间所得者，过去25年来，所得占全台湾所得大饼的比例都微幅缩水2％。也因此，连收入稳定的军公教人员也很清楚，现有的福利制度一定不可能维持到未来。连最有钱的一群精英，那些适应力量强、最懂得如何竞争的赢家，在新贫的气氛笼罩下，也担心会被淘汰，跌出赢者圈。从收入最高者到中产阶层，都对新来的“贫穷”感到很不舒服。对自己未来的收入不乐观、对未来的生活环境不看好，是台湾“新贫”阶级的共同隐忧。也有人提醒，不应该只将“所得”和“财富”当成幸福的唯一指标。虽然过去多数台湾人眼里的价值只有“钱”，因此不择手段追逐财富，牺牲其他的价值。但当逐渐成为主流的新贫阶级，慢慢变成中产阶层的同义词时，这也会是未来2～3年大家最关心、也最担心的趋势。陈雅慧，同前引文；2003年2月21日。
　　

“教育普及”与“权力重新分配”（1）
　　“教育普及”与“权力重新分配”　对社会阶层间的影响力
　　根据相关统计，1952年，台湾地区的文盲高达总人口的42％，而1995年，文盲比率已降至6％。这样的转变应归功于实施九年国民义务教育，自1968年起，台湾当局即要求所有7～15岁的孩童都必须入学，至少接受九年国民教育。此一政策不但奠定教育普及的基础，同时也促成日后高等教育的发展。该统计同时也指出：1950年，学龄儿童的就学率尚不及80％，然而到了1975年，就学率已超过90％了。同时，高中高职毕业生的升学率，也由1940～1960年间的40％左右上升至1986年的85％；而学龄人口（6～21岁）的在学率则由1965年的68％提高至1986年的79％。教育使人知识提升，经济发展则创造新兴部门和职位，两者并行不悖，互为因果。“###终身学习网”：《迈向学习社会白皮书》，台北，2002。
　　　　台湾现代化的阶段与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现代化的工程，是从1949年的农经改革开始的。第一阶段的政策实施主要有三：1949年的“三七五减租”、1951年的公地放领、及1953年的“耕者有其田”。其后从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期四年经建计划，对发展台湾工业进行有系统的建设。以迄至1974年鉴于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及应对能源危机的发生，1976年开始施行六年经建计划，并从1980年开始实施十年经建计划，且自1982年同时推行“科技发展方案”，展开以信息工业为主的科技化主导策略。陈瑞贵：《国际论坛——全球化下多元文化性的可能》，台北：南华大学学术期刊出版，1998年11月。
　　　　台湾社会结构的变迁
　　就结构功能论而言，任一社会部门的变迁必会带动其他部门的改变，使社会再趋于整合。从现代化的概念而言，变迁的过程会是全面的、整体的。从经济公平的角度而言，经济发展的硕果应普遍为社会大众所共享，即社会大众的福利应随经济发展而提高。台湾现代化的过程基本上不出此一理论架构。在人口组合、都市化、职业流动及人民基本生活需求的质量上表现出相同的趋向。
　　就人口组合而言，1951年以后的30年间，台湾人口的出生率与死亡率明显下降。1951年出生率高达4987％，死亡率为1157％，到1985年降为出生率1803％，死亡率481％，同期自然增加率由4168％降到1291％。死亡率的降低相对使台湾人口结构老化，高龄化人口比例增加。65岁以上人口同期由1951年的245％增至505％。同期预期寿命亦大幅延长，男性由5338岁而为7082岁，女性由5633岁而为7581岁，分别增加174岁、1948岁。出生率与死亡率的降低，老年人口的增加，预期寿命的延长在人口转变理论上显示的意义是：家庭生活条件获得改善，夭折率降低，营养摄取来源充分，医疗条件良好，家庭及社会劳动力的需求转变和家庭社会价值的转变。这种趋势始终呈现稳定的发展状况，至1997年出生率为1507％，死亡率为559％，人口增加率为987％。65岁以上人口占805％，平均寿命男性是7191岁，女性是7779岁。
　　就职业流动而言，1951年农业人口占5669％，工业占1632％。这种情形在1980年以后出现明显转变。1970～1981年间台湾农业人口由3514％降为1884％，工业人口呈现小幅上升由2991％而为4239％，服务业由3495％增为3887％，呈快速成长现象。同样现象表现在同一时期（1961～1983年）的就业人口数的转变：1961～1983年间就业总人数由3525万人增为707万人，呈递增的趋势，其平均成长率在第一阶段（1961～1971年）为315％，而第二阶段（1972～1983年）为310％。农业的就业人数则呈递减的趋势，第一阶段其平均成长率为…056％，呈小幅递减，而第二阶段则以每年…248％加速减少。工业及服务业的就业人数皆以较就业总人数为高的成长率增加。在第一阶段工业就业人数的平均成长率为683％，较服务业之542％高出141％。至第二阶段工则以548％较服务业之438％高出11％，但其差距有缩小现象。
　　综上所述，在1961～1989年总就业所增加的人数及农业部门所移出的就业人数，皆由工业和服务业两部门所吸收，尤其上述第二阶段（1972～1983年）服务业吸收的人数相对增加。此种现象显示出1960年代以后台湾的就业结构走向工业结构，而且自1980年代后半期以来，服务业人口快速增加，及至1995年首次超过50％，正说明台湾正快速形成后工业社会。陈瑞贵，同前引书。
　　在就业人口的性别比重上，女性由1951年183％提高到1978年的297％，在工业和服务业的就人数比率亦有明显的转变：1978～1978年女性在一级产业（农业）由4781％降为1241％，二级产业（工业）由1863％增为4198％，三级产业由3356％增为4474％。若以职业类别而言，同期最大的增加率是监督及佐理人员由701％增加至1867％。其次为生产作业员由1888％增为3673％。妇女的大幅就业及监督与佐理人员所占比率的提高显示：台湾女性地位趋于平等，两性价值观改变，社会流动频仍，成就标准取向增强，女性教育水准提高及其在社会与家庭角色地位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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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普及”与“权力重新分配”（2）
就教育普及而言，1951年小学以下教育程度占9027％，1985年为492％，1993年则为3817％，而同期大专以上的比例分别为133％、899％及1313％。高等教育的在学率则由1976年的1570％升至1985年2315％，1997年则达5106％。每万人口中研究人数则由1981年的86％人成长至1996年的334％人，增加4倍。教育的普及和教育水准的提高显示出文盲率的降低和高学历化社会的形成，这有助于政策的推展、劳动生产力的提高、高科技的引入、生活素质的改良、公共事务的民众参与和产业的升级。尤其现阶段台湾大专学生人数所占人口比率虽低于美、日，但仍高于英、法，实有助于未来加速后工业化社会的形成。谢雨生，同前引文，第154～195页。
　　就都市化而言，1952年台湾10万以上人口的都市只有8个，1980年达17个，高雄市及台北市已成为百万人以上的都会区，此外台湾在1960年只有53％集中在都市，1982年有75％，至1985年为786％。台湾都市化更产生郊区化的现象，工业化及经济发展产生都市社区和郊区住宅化的现象。都市化和多中心化社区的形成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社区生活的享受，但也产生公共卫生和人际疏离等社会问题。同上引文。
　　就人民基本生活需求的质与量而言：穿衣方面，1952年平均每人衣着支出为67美元，1979年为3785美元。居住方面，1952年每人生活用电平均每月23度，1985年为47度。用电普及率由1952年的290％增至1978年的976％。平均每人居住坪数1965年为21（69m2），1979年为65坪（2145m2），至1985年为61坪（183m2）。交通方面，1971年机车为826万辆，但1980年代以后快速成长，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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