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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三十年·百姓影像-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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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78年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此为标志，拉开序幕。2008年8月8日，第二十九届奥运会在北京隆重开幕，北京奥运会向世界呈现了一个现代的、开放的、团结的中国形象。1978—2008年，三十年过去了。三十而立，虽然围绕改革的争论还在继续，但改革开放之路已然是一条康庄大道。这条大道的形成并非一帆风顺，要健康地走向未来仍需要付出巨大的艰辛和努力。继往才能开来，以这三十年为一段，进行回顾、思考是很有必要的。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三十年，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三十年”，是中国有史以来“未有之变局”，其历史内涵是极其丰富的。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有不同的层面，比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这一过程的起伏跌宕和波谲云诡。政界、思想界、文化界和经济界等均会对其展开回顾与反思，其价值不言而喻。《我的三十年？百姓影像》一书正是这“回顾与反思”潮流中的一朵小浪花，因为它选取的角度既不是宏观的，也不是宏大的，而是从普通人的个人经历出发，诉说这三十年的遭际与变化。
回顾重大的社会变革，个人往往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历史的真相有时却隐藏在不经意的细节中，个人生活史可以折射时代变迁，是大历史的有益补充。而且，这种个人化的小历史往往更生动，更能呈现出历史的原貌。作为普通百姓，个人对社会进步的推动或许极其有限，但这样的个人却是社会变革最真切的感受者，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喜怒哀乐，最能说明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进步。四川并不是改革开放的中心或者前沿地带，但作为经济改革试点的“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却是率先在四川进行的。同全国其他地方的人一样，从恢复高考开始，四川人经历并参与了改革开放的所有阶段，他们的人生足以反映这个刚刚逝去的时代。因此，我们选取了十九位四川人，以故事和老照片来勾画人物影像，可以说书中每一个人物的个人“影像”，无不是这个时代浪潮中的一颗真实的小水滴。
著名画家何多苓在1977年前还是凉山州的一个知青，已年近三十。倘若不是高考制度的恢复，他艺术上的抱负何处施展？同样，雕塑家朱成、版画家徐仲偶，他们命运的第一次重大转折也都与高考制度的恢复直接相关。年龄更长一些的李伯刚先生、冯学成先生，在改革开放前的岁月里，靠求知支撑艰难岁月，一旦阳光照临，人生之路便豁然开朗。他们的成功一则与长期的精神文化追求有关，二则为时代所赐。原本打算在体工队踢踢球，退役后分配到一个好单位的足球运动员马明宇，赶上了中国体育走向市场化的大潮，成为搏击时代浪潮的骄子。他的梦想被放大了何止百倍、千倍？赵树同先生在改革开放前就声名远播，后几经沉浮，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成为收藏领域的大家，其所依凭的经济实力来源于艺术与商业的结合——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间凸现的观念之一。樊建川先生从副市长到地产商再到中国最大私人博物馆群落主人，何农先生从戏剧研究员到策划大家再到“川菜发展优秀企业家”，卿光亚先生从专业小提琴手到导演再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内地第一所私立学校的创始人，他们的转身是那么富有戏剧性，充满传奇色彩。自然，这三十年间并非只有传奇故事才动人，寻常百姓寻常人生，也一样令人感叹。因此，我们也选取了山区农民、下岗工人、民间艺人、出租车司机、派出所民警、基层干部等各行各业中的代表人物。他们在时代的变革中起起伏伏，虽无惊天之伟业，但大多能按照自己的兴致前行，呈现出丰富多彩的人生。这正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最有价值的注脚。
每一个人的生命轨迹都是不一样的，我们选择的十九位被采访者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这十九位被采访者又有一定的相似性，那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他们最重要的人生阶段。在个人生活史中感受和发现大历史，这是我们小小的初衷。
卢泽明2008年9月于成都
陈巧茹 生活在这个时代是我的幸运（1）
2004年陈巧茹艺术专场 人物简介
陈巧茹，成都市川剧院副院长，国家一级演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原名陈巧缘，出生在四川叙永县一个梨园世家。1979年考入叙永县川剧团。1983年7月，在宜宾地区川剧艺术比赛中，凭一出《打神》荣获一等奖。同年进入成都市川剧院，师承张光茹，工花旦、武旦、青衣，被专家学者誉为“声、色、艺俱佳的文武全才”。1987年9月，陈巧茹第一次进京，在首都戏剧舞台主演根据德国大戏剧家布莱希特著名话剧改编的川剧《四川好人》，从此声名鹊起。1991年12月，成都市川剧院在北京为陈巧茹举办个人专场，陈巧茹凭此荣获1992年第九届中国戏剧“梅花奖”。2002年11月，参加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荣获第十四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主角奖”。2004年4月，在成都市川剧院举办陈巧茹艺术人生专场——《青春涅》。2006年5月，获“成都市十佳杰出青年”称号。2006年8月，凭《欲海狂潮》获全国地方戏优秀剧目展演一等奖。2007年获文化部第十二届“文华表演奖”。多次应邀到西欧各国及中国香港等地演出，为川剧赢得了盛誉。
学戏是为了走出来
易鸿（以下简称易）：众所周知，1978年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但是，很多人并不了解，这一年也是川剧的复兴之年。酷爱川剧的邓小平于1978年春来到成都，点名要看川剧传统戏，禁锢多年的传统戏曲随之再次进入大众的视线。那时，你还是个小姑娘吧？
陈巧茹（以下简称陈）：1978年我才11岁，对国家大事没有什么概念。我出生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叙永县，人称“鸡鸣三省”的地方。我父母都是县川剧团的演员，虽然我骨子里很喜欢跳舞，但是我们那个小县份可供选择的很少，生活中唯一能接触到的表演只有川剧。当时，我们那里很闭塞，交通不方便，连电话都很少见，不像现在，有那么多渠道可以接触到国内外各种艺术门类，电视、电影、DVD什么都有，所以那时我没有什么选择。1979年，12岁的我考入县川剧团，开始学唱川剧。
易：因为你父母都是川剧演员，所以你才喜欢上川剧的？
陈：没有，没有。其实，当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一直有个坚定的信念：我一定要出去，从这里出去。我有个姐姐，当时学生毕业都要“上山下乡”，姐姐被送到偏远的农村支边去了。我不想去乡下，那就一定要学到一门手艺，只要会唱戏，就可以不到乡下去。就是这么一个单纯的想法。进了叙永县川剧团，就跟老师学唱戏。那时没有什么川剧学校、舞蹈学校之类的，都是老师带学生。
我很幸运赶上那个“拨乱反正”的年代。1978年春，邓小平点名要看川剧传统折子戏，在成都市金牛坝省委招待所的小礼堂，一连三个晚上看了《拷红》《乔子口》《迎贤店》等十三出川剧传统折子戏。之后便提出文艺上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不能让全国人民只看“八个样板戏”。所以传统戏曲一下子解禁了，什么“帝王将相”啊，“才子佳人”啊，都可以演了。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社会上“破四旧”，剧团里的戏服，绣有龙的袍子，都被剪碎烧掉了。解禁后看的第一出传统川剧是《林冲夜奔》，觉得好漂亮啊，唱腔太美了。演员穿的戏服，白色的袖子为啥那么长呢？那时才知道川剧的传统戏是什么样子。我从那时起正式踏入了川剧这一行。
“文化大革命”期间，县剧团只准演样板戏，什么《红灯记》啊，《奇袭白虎团》啊，所以剧团里基本上都是老演员，没有年轻演员，年轻点的演员都是从“五七干校”招来唱样板戏的，根本不是从小娃娃开始培养。传统戏曲解禁后，不管四川的还是全国其他省市剧团，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都在大量招收年轻的戏剧演员，现在全国每个剧种，秦腔、晋剧、越剧、黄梅戏的领军人物，都是那个年代招进剧团的，现在都是剧团的台柱子。
易：进入县剧团后，学戏很苦吧？对一名戏曲演员来说，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呢？
陈：因为各方面条件都不错，我顺利地考上了叙永县川剧团。从12岁到16岁的几年时间里，就在安县、荥山那些地方演，一年四季都在演，有时候一天演三场，铺盖、春夏秋冬的衣服都带起，还带一张钢丝床。就这样，一直到16岁到了成都。那几年给我打下了非常好的表演基础，生活虽然非常辛苦，但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 。。
陈巧茹 生活在这个时代是我的幸运（2）
戏曲对演员的要求是很高的。它不像舞蹈，主要看你的身段长不长，柔韧度好不好；也不像唱歌，主要看嗓子好不好。戏曲演员不仅要唱，还要会表演，唱、做、念、打样样精，需要很高的天赋。（陈巧茹停下来笑着说，我是跳跃思维，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实际上从一开始我就注意到了，要跟上她的思维不是件容易的事。）说真的，培养一个戏曲演员非常不容易，现在，戏曲演员奇缺。
改革开放后，经济迅速发展，演出开始与经济挂钩。因为戏曲演员付出多，得到少，家长都不愿意把娃娃送来学戏。很简单，现在很多父母送娃娃去学跳舞，学一年出来就可以跳群舞，一次可以挣两三百元，跳得好的可以领舞，挣得更多。戏曲演员学一年根本不可能出来，基本功至少要学三年，不仅要练嗓，还要学表演、学文化，还要靠剧团老师慢慢带出来。戏曲，大家都知道是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但是，与其他表演门类相比，它的价值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没有充分体现出来。比如歌星，一场表演下来的收入比戏曲演员的要多得多。所以要培养一个戏曲演员很难，第一要花长时间培养，第二学的人少，第三还要看你对戏曲的热爱程度，你是否心甘情愿地付出。
成都圆梦
易：走出来一直是你单纯的信念，同时你又很幸运地赶上了戏曲复兴时代。1983年，作为叙永县川剧团当家花旦的你却执意辞职，一个人到成都拜师当学徒，16岁的你哪儿来的勇气？
陈：当时想法单纯，没有考虑其他的。我到成都求学全因陈国富老师的一句话。1983年7月，我参加宜宾地区文化局举办的川剧艺术比赛，有来自18个市县的几十个剧团参加，我演出《打神》，拿了一等奖。在看了各个地区剧团的演出后，知道自己的水平不低，只是接触面太窄，觉得应该走出去。陈国富老师（当时四川省川剧研究所的研究员，也是那次比赛的评委）不经意的一句话点醒了我。他说：“这个女娃子条件太好了，可惜在县份上。”从７月份比赛后回家，直到９月份，我都没睡好，天天想这句话，想怎样才能走出去。那时什么都不懂，不知道成都有没有川剧学校可以考，妈妈是老实人，不可能带我出去，我只能靠自己。我睡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我要去成都。我先去看成都市川剧院的演出，再演几出戏给他们看，各种类型的戏都演。他们不要我，我就找个老师学，学三年后我也才20岁，到时我再到泸州、宜宾剧团，他们也会要我的，反正要学到本事。
其实，到成都的想法之前就确定下来了。那是1980年我们县剧团娃娃班到成都来演出的时候，我去锦江剧场的成都市川剧院找过张光茹老师，她是我们叙永县川剧团团长的师姐。当时我才13岁。那是我第一次到成都，心里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到成都来。
9月底我向剧团请假到了成都。我先到锦江剧场、三益宫等几个剧场看了几出戏，觉得凭自己的条件可以来。然后，我找到张光茹老师，说想跟她学三年戏。开始张老师不敢收我，说我是县剧团的台柱子，剧团实行自负盈亏，如果我走了，对剧团的演出和收入影响很大。我一再恳求张老师收下我，她考虑了两三天后，给我约法三章：第一是22岁之前不许谈恋爱，第二是每天晚上必须10点之前回家，第三要吃得苦。我说，都行。
易：放弃县剧团的正式员工身份和工资，到成都当学徒，还要靠经济非常拮据的家里提供生活费，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多久？
陈：有半年时间。当时回家办辞职手续，剧团不同意，还扣了我妈妈一个月的工资。我妈妈哭着不准我走，她说在哪里都是唱戏，跑那么远干啥。我说难道你让我一辈子都待在家里，我一定要离开这里走出去。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坚决，只是有一种走出去的信念。走那天，天下着雨，姐姐又在生病。毕竟在剧团工作了五年，12岁到16岁，很有感情的，还是有点舍不得。早上5点过我就起来，把我姐姐带到泸州交给外婆照看，我妈妈是县剧团的，正在乡下演出，爸爸在贵州演出，我又要到成都，可以说，我们家的人天各一方。这样独自一人跑到成都跟着张光茹老师学川剧，当学徒。我的继父每个月给我寄二十元钱，十五元交给老师做生活费，剩下的五元自己买点生活用品。
陈巧茹 生活在这个时代是我的幸运（3）
半年后，便跟老师到处去演戏。当时成都市川剧院有三个团，张老师在一团。有一次，二团的团长胡成德老师请张老师去唱戏，看到我表演，觉得这个小姑娘唱得不错，准备要我。但是一团的团长张开国老师对我说，你在我们这儿唱了这么久，就留在我们这儿算了。就这样1984年进了成都市川剧一团，成了临时工。当时临时工工资每月有三十多元，继父就不用再寄钱了。
我是这样的人，一旦心里有了目标，就一定会比别人更加刻苦努力。一旦有机会一定要认真抓住，才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
易：那个年代从小地方调到大城市，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吧？
陈：当时从县剧团调到成都市川剧院很费了一番周折。下指标很难，1985年给我一个市政府特批指标，指标一般到年底的最后一个月才下，时间很紧迫。可当时县剧团坚决不放人，说陈巧茹是我们花了那么多精力培养出来的，要付五千元钱才行。当时的五千元相当于现在的十五万到二十万元。我哪有那么一大笔钱嘛，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才三十多元。张开国老师说，行，我们拿五千元，但是先放人，再给钱；而县剧团却要求一手交钱，一手交人。结果那个指标就作废了。1986年又给我下了一个特殊指标，结果两边剧团讲价，最后三千元成交。交了钱后，我先把户口从县剧团下到家里，等到指标过去后，关系再转上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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