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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三十年·百姓影像-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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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你觉得是什么原因让人们急于抹掉对“文化大革命”生活的记忆呢?
樊:从个人角度来讲,“文化大革命”十年,生活贫困、压抑、疯狂,精神上不自由,本身就留有许多不愉快的记忆,加之“文化大革命”后,对“文化大革命”的集体的强烈否定和批判,便导致了一场全民销毁时代痕迹的行动。人们对那个十年没有什么留恋,“文化大革命”中的生活艺术品使他们产生厌恶感,全身心迎接新事物的行为便开始了。李谷一、邓丽君的歌,陈冲演的电影《小花》走进生活,人们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情趣。一切都有矫枉过正的感觉,一场集体的、传染性的、步调一致的“遗忘”——“文化大革命”中经历的个人痛苦、卑鄙行为、不幸遭遇……仿佛都烟消云散;新时代的生活元素取代了一切,充斥在我们身边的是花布、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录音机、磁带……强调个人生活,人们成功地完成了注意力的某种转移。
陈:说说抗战文物吧。你是怎么想起要收藏这个的呢?
樊:我收藏抗战文物的激情是被电影《血战台儿庄》点燃的。电影里,川军师长王铭章中弹负伤,浑身是血,仍挺身大叫:“拼上去,中华民族万岁!”我不禁一惊。我父亲就是一名抗日战士,曾面对过鬼子的刀枪,在血火中拼杀。通过收集川军资料,我了解到,抗战期间先后约有三百万川人赴战,关于三百万人命运的记载不应该是空白。我开始阅读、研究川军抗战史,并收集抗战文物。以前是自己东一件西一件地收藏,单枪匹马地干,现在我在全国建立起由四百多人组成的网络,一旦有值得收藏的文物的消息,我会在第一时间立即前往。日本是收集抗战文物的重要市场,我几次去日本,与当地收藏家争夺,在日本也发展了几十个“线人”。我觉得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日本藏家也在拼命收集侵华文物,他们往往资金雄厚,出手迅捷。
陈:建川博物馆门口的碉堡就是个抗战文物,它的来历给我们讲一下吧。
樊:这是日本鬼子留在天津的碉堡楼子,我把这巨大的水泥钢筋砣子切成十几块,分装在卡车上,奔波两千里运回来的。碉堡楼子是我收集的最大的一个抗战文物:高五米,直径五米,壁厚约二十六厘米,重达数十吨。把它安在博物馆的入口处,进门第一眼看见碉堡耸立,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但后来,看到弹坑累累的鬼子碉堡时,我决定要在碉堡顶种绿色植物,在望口、射击孔上栽花,寓意是不忘日军侵华的罪恶,同时珍惜和平。
展望未来:要办世界一流的博物馆
陈:转到经营问题上来。你1994年创办建川房屋开发有限公司。2003年开始兴建以抗战、“文化大革命”为主题的“建川博物馆聚落”,2005年开馆。到这个时候,你的收藏终于以最好的方式被陈列出来。这太不容易了。有人说你把在房地产行业赚的钱都用来投资这个博物馆了,现在是否达到了良性循环?
樊建川 我一直在时代最前沿往前冲(4)
樊:“建川博物馆聚落”投资是一个亿,2008年地震以前它完全能养活自己,1~5月保持着良性循环。这很难,又是雪灾,又是“###”、地震,但即便这样,参观人数仍比去年增长了百分之七十,收入增加百分之五十以上。6月下滑,收入只有去年同期的百分之二十八;7月与去年持平,恢复过来已经很不简单了。博物馆每年带来上千万元的收入,这跟博物馆良好的口碑效应有关。我们一百多本留言册,地震博物馆的留言已经几千条了,其中两个字出现得最多——“震撼”。口碑效应传播慢、滞后,但来了一定会再来。我们这里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其实完全达到了5A的水准。国家旅游局相关人士几次提起。我们这里应该是“文化九寨沟”。博物馆的加分项目就达到了一百多分,它的核心价值是抗战、红色记忆,这是世界级的。做到5A的,四川只有三个——青城山、峨眉—乐山、九寨沟。那不是开玩笑,青城、峨眉都有两千多年历史,我们要两年之内做到5A!
陈:现在大家都知道你是博物馆馆长、收藏家,其实你也是个很优秀的商人。你怎样评价自己作为商人的一面?
樊:我只是个合格的商人,不是优秀的商人。收集文物、建博物馆,都必须要钱,其实很痛苦,因为并不是我的专长。天才商人、优秀商人必须在资本运作方面有激情,有创意,我没有。但我是个合格的商人,不是靠忽悠赚钱的,是老老实实挣钱的。我在都江堰是最大的房产开发商之一,这次发生地震,我知道都江堰是重灾区后,第一时间就赶到那里去了。当时###总理刚到,他就在我建的那个小区街口,离小区就一百米。天慢慢黑了,我把小区看了一遍,小区很大,三百多亩地,住了一千多户人,房子一间没塌,全部的人是安全的。后来,我才知道都江堰的房屋,当时垮了约三分之一,后来又要拆除百分之四十,所以百分之七八十的房子都没了。后来,都江堰有人打横幅说感谢建川公司,就说明我做房子质量做得好。
陈:能不能谈一下今后的打算?
樊:“建川博物馆聚落”现在是中国民间最大的博物馆群,我想把它做成世界一流的博物馆。以前还没有自信,最近我去美国,考察了他们九个一流博物馆,完全有了这个信心。我们目前有文物八百多万件,国家一级文物九十一件,这在中国名列前茅,仅次于国家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我们要建一个中国记忆广场,把新中国每一年的重大事件表现出来,展示出来。几年以后,希望世界上说起罗浮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就该说建川博物馆了。我希望自己以后能不过多地考虑找钱,把激情和创意都投入到博物馆的事业中。但这可能很难,还是必须“抓革命、促生产”,维持生存,一边谋生一边办事业。
⊙
采访手记
这是我第二次采访樊建川了。第一次是在三年前,那时他48岁。三年过去了,他激情依旧,博物馆的员工都说一见着樊总,做事的激情就被点燃了。他们刚刚花了八天时间去地震灾区收集文物,建成了中国第一个地震博物馆。我去地震博物馆看了看,那里陈列着###讲话用的喇叭、喝水用的纸杯、军旗、人民自制的感谢部队的横幅……令我格外震撼的还有一套婚纱、一把小阳伞,那是他们在彭州天主教教堂前的水塘里找到的。这里面一定有被撕裂的故事,想象空间特别大。我曾试着还原当时人们的感受,但未成功;而樊建川仅用了八天就把地震博物馆建起来了,不能不说,他实在很强大。其实,建川博物馆的落成和今天的发展,都有赖于他这种高昂的激情——对历史和时间的激情。
这三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樊建川经营博物馆的三年,“建川博物馆聚落”的体量在不断增加,口碑也越来越好,樊建川的知名度大幅度提高。他成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十大杰出人物”之一,远在美国的布莱恩特大学还专门授予他“荣誉博士”头衔,这在中国的企业家里绝无仅有;他还有雄心壮志,要办世界一流的博物馆。
我去采访的前几天,《新周刊》总编封新城亲自采访了他;第二天,解放军某报的一个师级主任记者又赶来采访;而中央电视台一个节目录制组每天跟着他,已经拍了一个月了。在和封新城的谈话中,樊建川自嘲建川博物馆就靠他一个人“出卖色相”,一谈就可以谈出一千万来。宣传、荣誉和他的事业紧密相关,他需要面对的人和事太多了。
樊建川每天一大早起来就开始工作,每天都有各种接待。约定采访的那天,恰遇中共成都市委领导到博物馆视察,又有几个建筑设计师过来参观,我等到晚上9点才采访到樊建川。采访的时候不觉得,回来整理笔记,才发现劳累了一天的樊建川仍然思维缜密,很清楚我的采访角度,叙述也不乏趣味,大开大阖、粗中有细,让人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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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学成 君子以正位凝命(1)
冯学成近照 人物简介
冯学成,1949年生于成都。1969年在四川江油当知青期间,结识了著名的海灯法师。经其举荐,往参本光法师,后来更历参贾题韬先生、杨光岱先生、离欲老和尚、遍能老和尚等多位蜀中禅门老宿,所修所学,日趋圆融,自在出入于儒学之正大、佛学之精微和道学之幽玄间。2001年,冯先生得到当代禅宗尊宿佛源老和尚的云门宗法脉传承,是居士中唯一的传人。
从1992年起,冯先生先后在四川省佛学院、四川尼众佛学院、云门佛学院、河北省佛学院任教。在此期间,冯先生参与了《四川省宗教志》的编修工作,主持编著了《巴蜀禅灯录》,先后撰写了《环境忧思录》《生活中的大圆满法》《棒喝截流》《心灵锁钥》《明月藏鹭——千首禅诗品析》等十余部著作,从宏大的佛教思想文化体系到具体的个人禅修见地功行,无不娓娓道来,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2000年以后,冯先生更有《云门宗史话》和《赵州禅师语录壁观》两部禅学巨著问世,体现出其独步于禅海之识见,得到了中外佛学界的高度评价。
近年来,冯先生投身于国学的传播和弘扬。2004年初,创办了全国首家以弘扬国学为己任的私人书院——龙江书院,从此开始系统讲授传统文化经典。数年来,书院系统讲解了《通书》《菜根谭》《大学》《中庸》《易经》《老子》《六祖坛经》《庄子》《论语》等,受到了国内各界及海外人士的广泛关注,开当今民间人士致力于弘扬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教育之一代风气。
“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牢狱生涯
史幼波(以下简称史):冯老师您好!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我们对您的采访,也是想通过您坎坷的个人经历,来体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巨大变化。
冯学成(以下简称冯):这三十年来,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化确实太大了,我个人经历的变化也只能以翻天覆地来形容。中国搞改革开放的最初消息,我还是在康定的新都桥监狱里服刑时听到的。先是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消息,后来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消息,听到这些令人振奋的事,一下子觉得胸中之气都通透了许多,当时还作了一首词来庆贺。虽然其后我继续坐了几年牢,但知道自己迟早有一天会平反出狱的。
史:现在经常有人说起,您八年的牢狱生涯等于是在“闭关”修炼。您是怎么看待自己这八年的?
冯:我出事是在1973年,入狱是1975年。当时由于与一些朋友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议论时政,那些朋友后来被王洪文亲自点名,以“反革命集团”罪被抓,我也被牵连入狱,被判刑十年。我从26岁到33岁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直到1982年年底才接到平反通知;
回到家时已是次年的元旦了,差不多坐了八年的牢。其实,出事之前也有预感,当年在我的师父本光法师那儿打了一卦,是“大过”卦,感觉是出事了。但“大过”象辞是“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就是说一个仁人君子,哪怕一个人待着也什么都不怕;哪怕是隐遁在山林里面,不管你是主动也好,还是被动也好,把你放在一个无人之处,但是心胸也无烦无闷。那个时候进了监狱,尽管是到了最阴暗的绝境,但因为有传统文化的底子,一样可以安身立命。我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怨言,没有一点怨恨之心。现在偶尔做梦还梦到那个地方,甚至觉得很美。那时候在“跑马溜溜的山上”,劳改队也不是成天把你关着,要放出去劳动的,周日还可以上山去砍柴、挖虫草、采蘑菇……雪山草地、高原牧场,青山绿水的,的确很美。后来监狱有了图书室,我当上了图书管理员,静下心来读了很多书,包括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哲学笔记》……梳理了西方近代哲学,被列宁批示为“引起头痛的最好的办法”的黑格尔的《逻辑学》,也是在那个时候啃完的。那时拿着一本《希腊神话与星座》,用了两年的时间在高原上看星星、观察星座。高原的星空美极了,现在想来都令人留恋。
史:看来,您的确是以传统文化中“君子以正位凝命”的精神,来度过这一段人生最艰难的时期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冯学成 君子以正位凝命(2)
冯:其实我在那里真的感到很自在。新都桥农场是很美的一个地方,现在都成为摄影师的天堂了。那个时候虫草一分钱一支,现在想想一支虫草要多少钱?可能翻了千倍不止,十块钱可能还不能买到一支吧!不过,那个时候,一个月才发两块零用钱,吃喝拉撒睡,三十天只有这么两块钱,你想天天吃虫草也不可能。那个时候劳动改造,什么叫“舍我我所有,除掉一切贪”,什么叫“不住色生心,不住声香味触法生心”,才算是有所体会。当年我们做知青的时候,在海灯法师那里说,师父,给我们讲讲《金刚经》、讲讲《坛经》吧。海灯法师说,你们,还不行,还没有那个份儿。“不住色声香味触法生心”,你们这些知青,从来不下地干活,怕苦怕累,怕脏怕臭,哪能相应?你们是处处生心!结果到了监狱里面,到了劳改农场里面,我是不死心也得死心啦!真正是与糌粑打成一片,与牛粪打成一片,与高原打成一片。冬天上肥料的时候,猪粪和人粪都会结冰,需要先用铁镐敲碎,然后用铲子铲进背篼。整个脖子里面、头发里面、脸上、裤腰带上全是猪粪和人粪冰碴子,开始的时候是粪冰,粪冰化了就成为粪水。就这样一背一背地把粪冰粪水背到田里去,完全与粪便打成一片,没有嗔恨心,没有厌恶心,一点分别心都没有,真的是不可思议。用《中庸》里的话来说,那就是“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
史:高原上的饮食对内地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啊!
冯:是啊,内地的人根本吃不惯那儿的糌粑,如果有酥油还好些,但是在高原糌粑和酥油算是高级食品,老乡都没有酥油,更何况犯人呢!记得有一次,一位活佛把我的眼镜拿去一戴:“哇!看得太清楚了!”于是非要买我的眼镜。我说不卖,但可以用两斤酥油来换。作为活佛,家属定期会送好东西来。酥油作为藏区主要的食用油,当时是两块五一斤,而监狱里每个犯人的零花钱,也才两块钱一个月。我让家里陆续寄了几副眼镜来,换了不少酥油,这是个小插曲。当时吃的就是大萝卜、大白菜,还有“洋萝卜”——一种甜菜,用来喂牛羊的一种高原变种甜菜,一年四季就是这些。在饮食上打不了什么妄想,只有坦然受之,只有认命。
史:您从监狱出来,已经是1983年了。当时的感觉跟入狱前有什么不一样?
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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