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十年·百姓影像-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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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判。但是当时我周围的批评气氛根本不是学术争论，很多帽子飞过来，什么民族虚无主义、数典忘祖等等，几乎要把我搞成反派角色了。我算是惹了大事，但也因此出了名，到处都知道了有个何农要唱衰戏曲唱衰川剧。现在来看，把川剧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就同当初我们的建议如出一辙吗？
　　海：看来你的先见之明发表得太早了，那你现在怎么看这个事情？
　　何：我觉得很遗憾。我们当初的观点，让不少人感情上不能接受，这我理解。但是当时如果把重点放在保存方面的话，很多老艺人还在世，可以抢救出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二十年后才来做这个事情，很多东西已经不可挽回地消逝了。而且把有限的资金用在保护上面，比花在排演只能演出几场的新戏上要有价值得多。
　　海：俗话说因祸得福，这话在你的这次经历上也应验了吧？
　　何：可以这么说吧。工作上我被调到了研究室当主任，不再让我做刊物了。在这个批判过程中，我还是很苦闷。当时福建召开南戏学术研讨会，我得到了邀请，也就出去走走，因此在广东深圳、福建厦门走了一圈。这一趟给我很大的震动，猛地感到中国已经是一个经济时代了。尽管各地的朋友还在和我作学术交流，但我回视自己，觉得自己是在一个相当边缘而狭小的空间里，那些帽子、那些批判，顿时变得无所谓。我很清楚我们这一代人的特点，做学术有先天的不足，做一个学术人的前景在我眼里开始淡出了。
　　沿海走了一个月，回来后我就向院里申请搞“一院两制”，准备自建一个能和经济接轨的研究所。院里不同意，我和同事、朋友等还是成立了四川经济文化改革编委会，挂在院里，开始给企业做报告文学，这是我和我的朋友们转向做经济的开始。
　　搏击商海的平稳与飞扬
　　海：那你是如何转向做经济的，是一下子就下了海，还是有个过程？
　　何：上世纪90年代初，好像最有名的经商模式就是倒卖汽车、钢材什么的。有一个笑话，说一辆汽车在成都被卖了一大圈，又回到最初那个人那儿了，而且所有参与的谁都没有见过那辆车。那个时候大家都没钱，也不懂经营，但致富的愿望很强烈，这种现象现在想来其实也很正常。我觉得我去当那种倒卖“窜窜”既没有天赋也没有资源，还是做点自己擅长的东西吧。以前学过画画，就帮人做封面设计；学中文出身，就做书。这些事情虽然做得零零星星的，但也结交了不少人，这和以前在院里埋头研究川剧的封闭状态大不相同。大约是1989年，四川省社科院成立了一个自收自支的文化研究所，我就去那里做了兼职的副所长，既做《民间文化集成》等纯文化的书，也做企业文化一类的面向市场的课题，如给恩威做道教文化的背景包装。1992年省里批准社科院实行“一院两制”，正式成立了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四川分院。这是一个自收自支的单位，当时有三十个编制，主要是解决中青年知识分子的，但这批编制最后只用了七个，其中包括我和胡志强。当时很多人还是不愿意放弃铁饭碗。
　　海：你怎么就能下那样的决心？是对自己有信心还是对什么事情很有把握？
　　何：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不过下这样的决心主要还是出于自己的判断。中国的经济潮当时已经成为主流，很多中青年知识分子其实都愿意投身其中，但是人总是不情愿放弃，所以真正能放下已有的东西，去面对一个不确定的前景的人并不多。我也想多拥有一些啊，但是我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做事一定要纯粹，不纯粹就不可能专注，那连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更不要说去面对不确定的前途了。其实当时的状况对我来说也不算一个很突兀的跳转，毕竟这也是一个研究性质的机构，只是课题不同而已。在这几年中，我们对企业管理、企业战略发展等等知识有了积累，这些积累也为以后向做企业转型打下了基础。

何农：潮里潮外三十年（4）
海：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为自己的转型做了哪些铺垫？
　　何：1992年，我已经是副研究员了。这段时间我们和很多企业接触，给企业做形象策划、发展顾问。当时CIS刚刚被引入国内，我是最早搞这个东西的人之一，先后担任过十几家大型企业的策划顾问，这是一个既检验理论也增进实践的过程。
　　当时的管理分院聚集了一批中青年知识分子，气氛很活跃，各式各样的项目提案、企划层出不穷。这是一个生活节奏非常快的阶段，接触的人、接触的事、接触的行业都很多。管理分院分经济、法律、文化三块，我是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分院可以兴办企业，当时办了各种各样的公司，我又是广告公司、书局董事长，还是院里驻海南办事处主任。不过最主要的精力集中在了图书上，很快成了当时名头颇大的书商。
　　可以说1987－1993年这段时期我的身份在自然而然地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从学术研究型知识分子逐渐转为企业咨询。这为我以后做企业作了较好的铺垫。
　　海：书商在中国是一个有些传奇色彩的行业，你体会到这种色彩了吗？
　　何：怎么说呢？这是一个江湖吧，其中的故事太多了。我们做的第一本书是海波编的足球书，叫《决战美利坚》，1994年世界杯前搞的，相当于现在世界杯前出的“观赛指南”。海波还在家里编稿子，我和胡志强拿着做好的封面，搞了个假样就跑出去开会征订了。到了广州住进宾馆，把假样往房间里一摆，订货的人就上门了。我们刚刚入行，也没人认识我们啊，就问我们有没有担保，另一个成都的书商说“我担保”，人家一看是熟面孔，二话不说就掏钱。这个会开下来，我们收了三十多万现金，印刷、发货，什么钱都有了，当时觉得这钱也来得太容易了。
　　海：涉足一个新行当，初战告捷，肯定很受鼓舞吧？
　　何：当然啦，当时真觉得是份很有前途的职业。回来后马上加紧做新选题，约了几个朋友写历史纪实类的书，想了一阵决定写军阀战争，这是一段当时的读者还不熟悉的历史，就起名叫《人祸》，四个作者写的，就起个名字叫“何士夫”，“合四夫”的谐音。书写出来后，海波还用老先生的口吻写了一篇序，起了一个很像老先生的名字“胡文樾”。我拿着这篇序给一些学院里的朋友看，还真蒙了不少人。
　　海：这些细节，现在你还记得那么清楚，有什么原因吗？
　　何：嗯，你这样一说，还真是有点奇怪，要问我这本书赚了多少钱我还真答不上来。也许当时做书对我来说，有点像做游戏，所以对过程印象深刻。我记得有一本书是因为打赌做出来的。
　　海：啊？还有这样的做事方法？
　　何：是这样的，当时我们收集了很多资料，我觉得可以做一本服装书，但是何学和胡志强认为没做过，组织人马有点困难。我觉得哪有这么麻烦，自己就可以搞掂。一争起来，我就说我自己操刀，十天交稿。白天我到社科院上班，晚上回来，旁边摆上一箱提神的“三勒浆”，拿起剪刀、双面胶就做彩页，那时候没扫描啊，只能手工做，结果一周就搞出一本《休闲少女裙装》，裁剪图都是我自己画的。这本书一上市就大热，市面上很快就出了几十种跟风的书。
　　海：足球、历史、服装，你们什么书都做吗？这样搞行得通吗？
　　何：我们还做过歌本、字帖、计算机教程……其实那个时候做书，完全是跟着市场走，没觉得种类是个限制我们的概念。虽然涉及的种类多，但我们这拨人爱好也多种多样，对这些都能把握。当然我们也不是漫无目的地做选题，还是想逐渐专业化甚至品牌化。当时我们把历史纪实类的，归到一个统一的丛书里面，叫“红茶馆纪实文丛”，主要写近现代的历史人物，这个形式就像是现在的“百家讲坛”，当时写的有苏曼殊、吴佩孚、汪精卫等，推出后反响不错，跟风的书不少。我们做书和个体书商不同，很少做单本的，都是做系列，特别是当时投入比较大，价位比较高的装修、汽车、服装、美容化妆等画册书，我们一直是龙头，好些书商干脆就不创意了，一直在后面模仿我们。。　最好的txt下载网

何农：潮里潮外三十年（5）
海：那时你的感觉怎样，对市场对金钱？
　　何：那时对金钱的感觉是非常直观的，二渠道书商就是汽车、大哥大、密码箱几样道具。天天经手大把的现钞，特别是订货会，现金都是一箱一箱的。那是90年代初期，三万一个的大哥大买一个掉一个，掉一个买一个，打的也有把一包钱掉了的。那时除了庆幸选择了走出学术圈子进入市场经济，对钱确实很快有了麻木感。那时改革开放还处于第二个十年的初期，一切还不那么规范，机会较多，能果断下海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有所收获。我们首先做的是可以和自己熟悉的知识结合的事，只不过把写文章变成了编写市场要的东西，比那些下海完全脱离专业的要顺手些吧。另一方面，当时我们就觉得市场其实挺简单的，比在机关里搞人与人的斗争容易多了，甚至我们觉得市场是可以制造的。
　　海：做书商，你可是做得风云一时，后来怎么又没做了，来了个华丽的转身呢？
　　何：民间做书，正式点的称呼叫“民营渠道”，通常就叫“二渠道”，也就是相对于正规渠道而言的。从当时我们国家的法律来讲，民间做书是有很大问题的，这其中有买卖书号的问题，有版权的问题，都缺乏最起码的法律保护。当时二渠道的书商本来也鱼龙混杂，一类是最早做书的，其实就是普通的生意人，他们不见得有什么文化，也就是把书当成和其他产品一样的货物来做。另一类则是与我们同时或稍后加入书商队伍的那批诗人、作家、文学青年。鱼龙混杂的二渠道江湖有专心做好书的，也有专心做盗版专心做黄色书刊的。新闻出版局有个稽查大队就是专门打击非法出版物的。有一次省新闻出版局开会，主管干部发言的时候就讲，现在的书商已经出现了变化，像何农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也加入了二渠道，这就为他们的工作带来了新的问题。我听着这样的话，觉得自己怎么就像是不法分子啊，这时候就很认真地考虑退出这个行业了。做书确实可以在短时间内赚钱，甚至赚很多钱，这些钱对于一个人来说，也许足够了，但是我并不是一个人，我们毕竟是一个团队。一个团队必须去做事业，必须要有前景。所以我开始在暗中寻找更好的行业和机会。1995年初，打听到成都科技大学（也就是现在的川大西区）外面有一处营业用房出租，我们就租下来了。这处房子不大，八十平方米，我们决定做一个有特色的茶坊。日本的茶道很有名，我们就把风格定成和式，相应地，起了个名字叫“东九时区”，也就是日本所在的时区。装修、设计我们都是自己操刀。我花了不少心思，把自己对空间的感觉尽量灌注到里面去。这个小小的茶坊一亮相，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川大、科大的学生往往把这里当成自己的据点。很多年以后，我遇到一些川大的学生，他们对名气大得多的巴国布衣不见得了解，但说到东九时区，他们说那就是他们大学时代的精神家园。
　　海：茶坊，就是你跨入餐饮业的开端？然后呢？
　　何：是这样，但是当时还根本没有想到将来要做餐饮，只觉得是一个新的尝试，感觉上和做一本新书的选题差不多，只不过用的材料不同而已。东九时区成功了，就开始想新项目，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不久，我们就在人民南路找到一处出租的房子，这比东九时区大多了，三百多平方米，我就考虑做一个酒吧。当时我们几个人轮流去看场地，那一带到了晚上黑黢黢的，没什么人，要隔好长一段路才有亮一些的灯光。大家有些担忧口岸，我觉得创意已经想好了，对创意有信心也就不怕了。这个酒吧就是红番部落。我们把印第安文化作为主题，营造了一个非常具有异国情调和特色的空间。因为场地大了许多，施展的空间也大了，装修的时候，不单自己搞，还把朋友约来。有点像小时候有张好的画纸的时候，要约上朋友一起画的感觉。门口的酋长浮雕，是李宁做的；里面《最后一个莫西干人》的壁画，是何工画的；顶上的印第安皮艇，是加拿大前美协主席布鲁斯做的。总之，做红番部落是一个充满创作感的过程。红番部落的面世，几乎在成都引起轰动。当时成都的酒吧还很少，红番部落经常挤得水泄不通。从那以后，成都的酒吧越来越多，不到一年时间，大小酒吧数百家，从业人员近万人，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行业。当时位于内地的成都，酒吧比沿海城市还要多、还要大、还要好。　txt小说上传分享

何农：潮里潮外三十年（6）
海：从酒吧到川菜，还是有一个较大的跨度的，你又是怎么跨过来的？
　　何：直到红番部落已经很成功的时候，我仍然在社科院上班，还延续着给企业做咨询、策划的工作。有家大型企业的老总请我策划一个较具规模的投资方案，我做了一个川菜产业化发展的方案，其中“巴国布衣”是一个重点。我认为川菜是我们的传统优势产业，是一个优质资源，但要适应时代的发展，自身必须做出革命性的调整。这个方案主要就是依照现代企业模式来做川菜企业的一个企划。不过当时的市场氛围对川菜很不利，因为当时的成都，最红火的是海鲜、粤菜，传统的川菜相当低迷，而且这个方案的投资不小，最终那位老总放弃了。我当时对这个方案不仅是有信心，简直就是痴迷，越思考越觉得其中包含的东西丰富，于是下定决心自己亲手来操作。虽然东九时区、红番部落都很成功，但都是借用的异域文化主题，这些文化的根不在我们这里。而巴国布衣、川菜就是我们自己的文化，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东西，我们就可以让它成长得根深叶茂。当然，筹建巴国布衣是一个比红番部落更漫长更艰难的过程，但也是一个最充满期待的过程。那个时候，我确信巴国布衣就是一个事业。1996年9月26日，巴国布衣风味酒楼正式开张。后来的故事各种媒体已经讲得很多了，简单说，就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壮大的过程。而我自己，从那个时候开始，身份也就很单纯、很确定了。
　　做文化让路子越来越宽
　　海：做书、开茶坊、开酒吧、开酒楼，你都是旗开得胜，你有没有觉得自己运气很好？
　　何：哈哈，有朋友说过这样的话，说我这个人带财。我没有研究过这些，不知道我的运气到底怎么样。不过我觉得还是跟我的人生轨迹有关，毕竟经过那么多年的案头工作，做事前很注重思考、准备，至少在动手的时候盲动的因素会少很多。另外一点，我想大概和我们一直是一个团队有关吧，重要的决策大家会反复商量、探讨，避免了个人的盲区。当然，不是说我们以前每一次举措都是深思熟虑，但幸运的是，在我们不够深思熟虑的时候，外部的环境和市场同样不够成熟，所以我们才有了一连串不错的开张记录。
　　海：我觉得你的这些成功记录还是有一个共同点：你们做的与别人的都有些不一样，实际上一直是通过创新而取胜。是这样吗？
　　何：你说得对。以前做研究的时候，我对自己有个起码的要求，就是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