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天堂-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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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一阶段苏州乡镇企业发展的一个最耀眼之处，就是以“八仙”为表率的一大批拥有管理经验和经商经验的乡镇企业家得到了迅速成长。他们跟在“八仙”后面，鼓足干劲，瞅准机会，一跃而上，或后来居上，或紧追不舍，如万马奔腾，形成滚滚洪流，推动着全苏州的经济大发展。像张家港的华尔润、梁丰、澳洋，常熟的波司登、秋艳，吴江的鹰翔、永鼎、亨通等企业的领头人，都是在那个时候先后成长起来的优秀乡镇企业家。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当地的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优秀基层干部、共产党员，事业心和责任心强，有宝贵的奉献精神，又善于刻苦学习，同时又懂市场，且没有不良习性，故而能够带领农民兄弟们在“离土不离乡”的广阔田野上开创中国特色的一种全新经济形式，并为富饶美丽的苏州增添了丰厚的物质财富及向更高更快的发展目标提供了宝贵经验。
　　若干年后的2008年初，我到昆山采访，主人一定要我参观一下他们的“好孩子”。这是我早就听说过的一家著名企业，到那里才知道他们的老板原来也是一位乡镇企业家成长起来的“大亨”。
　　“好孩子”在1972年前是昆山陆家中学的校办五金厂，宋郑还接手之前连年亏损。老宋把它接过来后，发挥了当时乡镇企业善于与上海“攀亲”的优势，联手上海某企业做童车生意，结果一做就是20多年，一直做到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童车“巨无霸”厂家，现在的年销售金额已接近百亿元，国内外员工20000多人，为国家上缴的税收共达数十亿元……
　　永鼎集团的老板顾云奎是个农民出身的企业家，当年他以2万元起家，带领他的一帮农民兄弟将一家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注塑件乡镇小厂，发展成拥有55亿元资产的集团公司，他的“永鼎”是江苏省第一家在上海证券所上市的乡镇企业。
　　原吴县渭塘镇渭塘村党支部书记邹宝如是位复员军人，回乡后他接办了村里的一家小五金厂，不到20年，他就把这家小五金厂发展成拥有170家各类企业的村办集团企业。现在全村的村民100％成为集团企业的股东，全村三分之二的人当了老板，村里有私人轿车近600辆，农民年人均收入近20000元，所有的设施都基本是现代化的，但身为集团企业董事长的邹宝如自己却一直不在集团企业里拿工资。
　　在苏州，像“好孩子”这样的企业，像顾云奎、邹宝如这样的企业家比比皆是，苏州的乡镇企业不成为“半壁江山”才怪！苏州不大发展才怪！苏州百姓不富裕才怪！
　　

第7章牵“牛鼻子”让姑苏光芒四射（1）
时值1985年。
　　这一年，苏州发生了一件大事——中央批准苏州为沿海经济开放地区。
　　1987年，苏州人经过努力，获得了外贸进出口经营权。
　　不要小看这两件事。从某种意义上讲，苏州今天能够成为面向全球的国际化现代新兴工业经济城市和拥有强大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实力，与当年的这两件事密不可分。
　　苏州作为外向型城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真难说，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讲，苏州从泰伯、仲雍的后代在垒起那篮球场大的“子城”开始便有了“外商”。另一个时间可以从中世纪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到苏州看到“漂亮得惊人，商业和工艺十分繁荣兴盛”那一天算起。其实苏州的“外向型”一直没有间断过，据清朝户部统计，1849年全国24个“海关”全年共上缴440万两银子，苏州的浒墅关就占了8％之多！新中国成立前，苏州的丝绸、花边和特色美食，其实已经源源不断地作为“中国牌”出口海外。1949年之后，中国受西方世界的封锁，对外贸易极少，就是在这少量的外贸货物中，苏州产品仍然占有相当比例。
　　但这一切始终没有改变苏州经济中农业经济的主体地位，工业经济与手工艺经济则十分有限。进入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改变了这种格局，农业经济为主导的苏州经济开始被工业经济所替代，别小看了这种经济内容比例的倒过来现象，它其实是苏州有史以来经历的一场最为波澜壮阔的伟大革命，它使苏州从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农耕经济社会开始转型为工业城市。
　　“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在成为“半壁江山”之后，这个历史性的转型便有了清晰而永固的分水岭。
　　在这个分水岭的一侧，历史的年轮非常悠远，而到了临近分水岭的时候，其历史的发展轨迹是高速的，这首先归功于*，其次应当归功于勤劳而智慧的苏州人民，还应当归功于苏州市的历届领导班子，没有后者清醒而明晰的正确决策引领，苏州经济尤其是让全国人民刮目相看的苏州乡镇企业经济是不可能发展得那么“莺歌燕舞”，那么“喜气洋洋”，那么“桃花盛开”……
　　笔落此处，我耳边突然传来一曲悠扬的民歌：好一朵茉莉花
　　好一朵茉莉花，
　　满园花草，香也香不过它
　　我有心采一朵戴
　　又怕看花的人儿要将我骂
　　……这是我们苏州老家人人爱唱的一首歌，它很柔、很美，就像西施式的苏州美女，其音色则像苏绣的质地那样滑润艳美。但我知道茉莉花香是因为茉莉花树经历了秋冬的霜露，假如没有这漫长的秋冬的霜露，茉莉花不可能那么香。
　　苏州乡镇企业的发展有些像茉莉花香那样，也有些像“好一朵茉莉花”歌那么动听。可我知道，苏州的乡镇企业发展史并非像我上面叙述的那么平缓、那么一往前行和阳光灿烂。它的发展与壮大过程充满了复杂的斗争与风雨……
　　这一幕有必要记录下来。因为这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因为它是留在我父亲身上的一道深痛的伤痕：
　　在父亲生命垂危的时候，我给他擦过一次身子，发现在他背上烙下一道很深的伤痕。我开始以为是他年轻时带领民兵先锋队在望虞河水利工地上留下的光荣印记，不料父亲说那是他在80年代干乡镇企业最得意时被人暗算的一次事故中留下的。
　　“为什么那个时候还有这样的事·”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7章牵“牛鼻子”让姑苏光芒四射（2）
我那时已在部队工作，离开家乡十多年了，父亲那时创办的一个眼镜厂和一个绣花厂在当地也算有些名气。
　　父亲说，那是一次在干部会上有人“揭发”他到苏州给人“行贿”了3只甲鱼和60斤鲢鱼。“我一气之下提出要辞掉厂长职务，回家的路上一生气，不小心摔倒在水渠里，是一块水泥板挫伤了我的后背……”父亲接着又说，一段时间内，有人把社队企业在做生意中给客户和合作单位送些东西看做是“行贿受贿”，“批得很厉害，甚至判刑的有好几个，从此我再没有干了。”父亲说。
　　我知道父亲后来再没有干眼镜厂厂长和绣花厂厂长了。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并不清楚。在写这部书的时候，我翻阅了当时的一些中央文件和政府出台的有关规定，不由得吓了一跳，原来那些文件上赫然写着“整顿”、“治理”和“严打经济犯罪活动”，并且条文非常明确地规定对那些“请客送礼”现象要严厉打击，“严重的要以罪论处”。乡镇企业在进行合作和经营活动中的“请客送礼”，在当时被认为是“罪恶的源头”，因为有人认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就是凭着“请客送礼”的“不正之风”发展起来的。这就必然成为了整顿的重点。
　　父亲的第二次下台是因为有这样一次“整顿”、“打击”的背景。
　　“我算啥·我几个好朋友还被关了好多年呢！他们才更冤枉。”父亲说。
　　前年在张家港采访几位从乡镇企业家成长起来的典型人物时，我突然想起父亲身上的那条伤痕，便问起他们是否经历过这样的事。现今名声显赫的长江集团公司的董事长、时任长江村党支部书记的郁全和直喘粗气地对我说：“你父亲受的罪可能还是轻的。我当年天天被‘治理整顿工作组’叫去‘交代问题’，不仅弄得我精神失常，连家属跟着一起活受罪。”
　　“朱永生最惨。”郁全和说的朱永生是当时沙洲县另一个把乡镇企业搞得特别好的大队支部书记。朱永生搞社队企业有一套，他自己也成为全省模范书记，还当上了第五届省人大常委会委员——这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但“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开始后，有人七拼八凑，硬说朱永生在办厂时有贪污行为。起初说他贪污了10000元，后来又觉得离谱，说是7800元。朱永生因为这所谓的7800元“贪污”，被判七年徒刑。
　　七年呵！一个曾经带领百姓创造辉煌业绩的乡镇企业领头人，落得如此下场，引来多少人的同情和不平。出狱后的朱永生立即投入了申诉，是后来的张家港好领导秦振华书记几经苦心努力，才给朱永生*申冤了。后来查实，朱永生的所谓贪污7800元，纯属强加的不实之词。因为这些钱都是企业在与合作单位往来和经营过程中必须开支的正常经济活动。只有最后的200元不明来龙去脉。“就是2块钱你们也要还老朱清白！”秦振华指示说。冤情终于查清，这200元是朱永生交给一个部队的汽油费，因为当时没有开发票，结果成了朱永生的“贪污”罪行之一。
　　“在发展乡镇企业经济中，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他们除了辛苦，就是奉献。不能让他们白白含冤受屈！”在严峻时刻，苏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公开站出来这样高声说道，并且坚决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给广大社队领导和在乡镇企业工作的干部们撑腰，这才使一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风波得以平息。水转沙涂又一湾，

第7章牵“牛鼻子”让姑苏光芒四射（3）
迎船孤塔出烟岚。
　　长江一道横风起，
　　两岸争飞上下帆。
　　（元代释惟则《晓行吴淞江》）至此，美丽如画的江南大地春光重现，全地区的乡镇企业经济再度出现飞速发展、万马奔腾的景象。
　　然而，人类历史自有经济活动那天起，谁也无法保证任何一种经济形式永远是生机勃勃的，乡镇企业和乡镇企业经济的发展同样不例外。自从70年代中后叶开始成长和成熟起来的苏州乡镇企业及其乡镇企业经济经过十余年的飞速发展之后，至80年代中期，在外部环境和内部问题的多重挤压下开始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规模已比较大，但企业的产品和档次则比较低，没有多少先进的技术设备，产品的销路除了与国营大企业争市场外，市场空间越来越小，企业的产销率较低。尤其是想获得更大发展和更高层次的技术改造时资金筹集基本无门……苏州乡镇企业和乡镇企业经济出现了第一个困难期。
　　与此同时，苏州本市的那些国有企业仍然缺乏生机，亏损面仍在不断扩大。
　　苏州经济面临一个重大的考验期。这个时间一直持续到1992年左右。
　　类似这种情况，大概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都可能遇到。但苏州人的本事就是凭他们的聪明与智慧能迅速摆脱这样的困境并走出一条新的发展路子来，这也可能是苏州发展永远走在别人前面的“区域因子”所决定的。
　　苏州人真的非常或者说是极度的聪明。当然，这样的聪明与决策者审时度势的能力有着直接关系。
　　苏州的经济不仅仅是苏州的事。苏州的发展一直在中央和江苏省领导的视野之中，而且是在特别的视野之中。
　　1987年春节刚过的一天，江苏省委办公大楼里，省委书记韩培信对风尘仆仆从镇江赶来的镇江市市长高德正说：“省委常委会经过反复研究，决定调你回苏州任市委书记。你看怎么样·”
　　“让我回苏州·”高德正感到十分意外，因为从5年前的1983年调离苏州后，他已经被省里先后调到苏北的淮安和省城边的镇江干了两任市长，从他内心估计再回苏州的可能性非常之小，可偏偏这个时候省委作出了调他回苏州工作的决定，并且这次是当苏州市委书记。
　　“省委对你很信任啊！”韩培信寄予无限希望地说，“苏州在全省的位置举足轻重。考虑到你在沙洲工作过很长时间，有改变沙洲一穷二白面貌、治穷致富的经验，又有在苏北工作过的经验，你回苏州工作是很合适的。苏州需要你……”
　　苏州确实需要一位能够开创更新局面的新领导和新领导班子。高德正上任后，以他特有的工作作风，做的第一件重要工作就是下去搞调研。他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在他离开苏州的几年中，苏州经济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乡镇企业这一块的情况是：一是企业规模更加扩大，水平有所提高，正从船小好调头向联合兼并、船大好抗风浪的方向发展；二是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向乡镇企业转移；三是较好地实现了农民收入的不断增加，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改善；四是企业正在形成为大工业配套和服务当地、内地市场的格局。苏州当时的经济状况的最大亮点是县级经济发展很好。然而当时苏州经济尤其是乡镇企业经济面临的困难同样相当突出。
　　突出到什么程度·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前几年每次回老家，我一直有些不明白为什么苏州的汽车牌子是“苏E”而不是“苏B”。苏州在江苏省内，除省城南京外，现今它的城市实力毫无疑问应当排在所有其他地区的最前面，按规矩省城的汽车牌子一般都是“A”字，而第二大城市则是“B”字，并以此类推。如此说来，苏州的汽车牌子应该是“苏B”而不应是“苏E”，“苏E”则意味着是“老五”。其实，我的这种臆想式的推测并非有确切的根据。然而，一位苏州干部却告诉我一个事实：上世纪80年代中期，苏州全市的经济总量确实有过一段不如周边几个兄弟强市的历史。

第7章牵“牛鼻子”让姑苏光芒四射（4）
“这是苏州的一个耻辱时期。”这位苏州干部如此对我说。
　　但也有苏州人对我说：“E”字很好，它只是将“王”字的一竖挪动了一下位置，而当下苏州的实力在江苏诸市中就是王者，给苏州“E”很适合。
　　哈哈，两种解释皆显王者风范。前者有一种不甘落于他人之后的王者之气，后者乃是永远居于他人之上的真正王者。
　　但我想，当时新出任市委书记的高德正心头可能丝毫没有这种“王者”之气，因为他回苏州后，有关部门给了他一个统计资料显示：1986年苏州工农业总产值市区一块总量不及无锡、常州；加之地市合并后，无锡县、江阴县划给无锡市，苏州的经济规模也相应下降。这对曾经在省内一直领先的苏州人来说，有些难以适应，更多的还是不服气、不甘心。
　　苏州经济往何处发展，突破口又在哪里·高德正和市委一班人在思考……
　　“走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道路！这是‘牛鼻子’。抓住了这个‘牛鼻子’，整个苏州经济就可以重新快马加鞭，迎头赶上兄弟地区甚至超过他们！”市委常委会议上，高德正将调研的结果和一段时间的思考向一班人作了陈述。他说，任何一种地区经济的发展都讲求“天时”“人和”“地利”，我们苏州也不例外。中央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搞改革就是“天时”，苏州干部们团结一致搞经济建设是“人和”，现在苏州被列入沿海开放地区是“地利”，有了这天时、人和、地利三大优势，再加上我们各级干部带头解放思想，敢于领导，善于领导，苏州经济一定能更上一层楼。
　　对此，常委们十分赞同，并认为把抓外向型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