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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天堂-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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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末的中南财经大学毕业生，当时正值国家用人的时候，国家计委从中南财经大学要走了这位原先留校的高材生，在北京三里河的国家计委大楼里没呆几天，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期来临，甘肃那边出了事，热血男儿吴克铨贴大字报强烈要求到最困难的甘肃去。吴克铨是在这种背景下到了甘肃去参加“整风整社”的。组织上原讲他们那一批人等“整风整社”结束后就回北京，可等吴克铨完成任务后，中央下了一道“精简机构”的通知，吴克铨就这样被“精简”了，他选择回老家苏州。但他没能到苏州城里工作，因为“精简”下来的人需要服从组织到更需要的地方去，于是他被分配到苏州最困难的昆山，就这样吴克铨带着妻子孩子成为昆山人，从此没有离开过……
若干年后，走马上任的县长吴克铨重操旧业：计划（或者说谋划）——成为他当县长后最能显露的本领与独特才华。
“80年代初，苏州的整体形势非常好，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已经是跑在前面的了。时任党的总书记的*在视察苏南时曾经高度赞赏苏州‘无常江’现象。这‘无常江’是指的无锡、常熟、江阴三县，当时无锡、江阴二县都属于苏州地区管辖。‘无常江’的工农业产值都已经超过20亿，而我们昆山非常可怜，才6个亿。我们讨论的结果是：昆山光靠农业肯定永远掉在后面，必须要有工业。但客观上昆山有两个传统的问题，一是田多劳力少，工业一直没精力搞。二是昆山的农业产量虽然不高，但农民的收入在全苏州不算低，经常处在第一、第二位，所以昆山人内心世界里不想搞工业。当时昆山人有这么几句顺口溜：产量不高，收入不少；生活蛮好，贡献更好。说贡献更好是因为我们昆山卖给国家的粮食多，当时在以农业为主的县级单位，卖粮多就是最大的光荣。所以昆山在改革开放初期想突破产业结构上的革命，难度和阻力不小，主要是观念上的问题。虽然当了‘小八子’，可心里还是有一份阿Q式的自豪感，甚至对老大哥‘无常江’还有些不服气。但同时大家心里清楚一件事：光搞农业，怎么也不可能赶上‘无常江’的。唯有工业才能提升一个地方的社会生产总产值。同时又如*说的，走工业化之路才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昆山能不能搞工业呢，这个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需要分析。我调查后的结论是昆山不仅可以搞工业，而且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最最关键的是靠近大上海这个中国的经济中心。另外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农业劳力可以腾出来去搞工业·我一调查发现，昆山至少有10万人可以腾出来搞工业，10万人搞工业会是个什么样的局面·我是搞计划出身的，想到这里就有些热血沸腾！而且我发现昆山已经有这样的先例，如陆杨镇，也是个田多人少的地方，但他们的小工业搞得好。相反周庄人多田少，可由于没搞工业，照样还是穷嘛！县委会议上，大家的意见一致：昆山要发展，三产必须一起抓。那个时候抓工业叫‘抓三产’。我分管工业，所以更早地主持抓了昆山的工业发展事业……”吴克铨回忆起当年的“昆山之路”时，讲起了这段思想与观念转变的历程。
第18章昆山的称王之路（5）
现在看起来上面这些似乎很简单的事，但在当时绝对是一场深刻而前景未知的历史性革命考验。摆在吴克铨和昆山人面前的困难是：缺钱、缺设备、缺管理经验、缺专业人才、缺产业方向。
“搞工业的五要素，我们几乎全都缺。怎么办·我们首先想到了上海。上海这五样都有。可上海是上海，我们昆山能不能‘借’到这些东西就成了一个大家争议的事。有人说，上海人干嘛要‘借’你昆山这些东西呢·而且多少年来，由于江苏与上海之间存在说不清道不白的相互不理睬的区域隔阂，两个近邻的兄弟之间的关系不那么和睦，尤其我们受上面‘不准东张西望’的指示，长期以来不敢轻易与上海这样的近邻发生友好关系。这是上面的问题，可我们昆山人与上海人之间的民间关系从来就是非常友善和亲密的啊！我们就从民间外交开始热乎起这种关系，从而实现昆山到上海‘借’力发展的可能。”吴克铨的这番心思是有根据的，而且条件也成熟。
自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中国大地后，虽然那时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工业的改革还没有全面铺开，但手头有点钱的上海市民早已活络起来了。每逢节假日，他们成群结队地跑到乡下来采购农副产品，自然到昆山的最多，而这种新形式的“下乡”，使得昆山人和上海人皆大欢喜，一方获得便宜、新鲜和好吃的农副产品，另一方在赚到钱之外，又获得了与城里人的交情。
“从这种热络开始我们的计划！”吴克铨是个特别的有心人，他要手下的干部们抓住这种机会，向上海全面出击。
于是昆山干部们有意识地行动起来了：不放过每一个上海人，与他们建立友好关系。
“你们是上海老大哥，便宜点、便宜点！哈哈，以后常来，下次来还有更好的东西卖给你们！你们就把我们当亲戚走就是了！”昆山人用真诚的感情和庄稼地的真货及河湖塘里的鲜鱼活蟹为自己的发展来吸引上海人。
于是更多的上海人成群结队来到昆山……
东风已吹起。吴克铨开始做自己梦想的事了——
他的第一块心病还是纺织厂。想到纺织厂，吴克铨便想到了昆山籍的上海人龚兆源。
“夫妻俩都是解放前的地下党员，让他们来为家乡做点事肯定愿意。”吴克铨这么想，于是有一天，住在上海乌鲁木齐路的上海市经委顾问龚兆源的家里来了两位不速之客。“好啊，自家人不帮自家人还有啥人帮嘛·”龚老虽说已退休在家，可从来就没有一天放弃过为革命作点贡献的想法，如今听说家乡昆山要大发展，脸上心里流露的都是高兴。
“你们等等，我马上与二纺机厂的厂长严永生联系一下。”龚老办事干脆，客人还在屋里坐着时，就马上操起电话找到老部下，说要“帮帮忙”。
“龚老，这是你家乡的事，一句话：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严永生厂长爽快地答应了“昆山人”的请求。于是昆山县工业二局的顾品元没几日便与上海的严厂长联系上了。但联系上并不等于就是攀亲成功了。这个开头非常难，难就难在上海人心底里很愿意在昆山再搞个“分厂”之类的合作事宜，可一到真正操作起来时发现问题不少，而且有些事似乎越不过去。比如上海与昆山分属两个不同省市，这样的合作是不是得双方“上面部门”批准·出了问题到底让谁来裁决·是上海和江苏有关部门·还是北京的中央部门·如果有了利润又怎么个分法·假如上海得到了利润到底该不该划进总厂收入·如果不划进去分给了职工会不会是搞资本主义走了邪道·等等。最后研究来研究去，还是觉得“具体问题”不好解决。
第18章昆山的称王之路（6）
吴克铨有些想不通了：“这个天地里谁都在喊改革改革，可真正改革起来怎么就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呢·看来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还真不易。”
“继续试试。”吴克铨后来又想到了上海的钱一平。钱是烈士遗孤，周恩来总理把他收养长大的。钱一平时任上海经济协作办副主任。经济协作办是80年代初政府为了“搞活”而建立的一个专门机构，专司对外经济合作事宜。他们兴许可以办成事。
钱一平不愧是“昆山老乡”，对吴克铨的想法很赞赏，表示一定“为家乡建设出份力”。
再说龚兆源，第一次为家乡攀亲没成，仍然信心很足，亲自带着吴克铨去金山石油化工总厂，请他们为昆山的纺织厂解决切片。金山石化总厂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这里的管理层思想解放得早，加上看龚兆源老领导的面子，便同意跟昆山签订300吨切片的业务。钱一平得知这事后，对吴克铨说：“300吨肯定不赚钱！老吴，这事不能这么干！你们不懂可以理解，他们这么干就是不够意思了！我去找他们。”钱一平很有些为上海同行的做法感到惭愧与愤忿。
“300吨当然只能开伙罢了。”钱一平找到上海的一个厂长批评一通后，那厂长向他袒露了真情。
“既然要帮人家就得让人家做得起来，有钱可赚。再加300吨行不行·”钱一平瞅准机会问那厂长。“你是领导，我敢不听吗·”厂长笑着说。
吴克铨大喜，瞅准机会给钱一平副主任“加热”戴高帽，于是最后一下弄到了1000吨。哈哈，1000吨就有饭吃了！吴克铨喜上眉头，随后又跟着龚兆源学起“地下工作”——这回他们是专门对付那些当时政策中某些保守僵化的条条框框。
第一次攀亲的过程十分艰难而曲折，几乎是在半公开半地下的状态中进行的。这年12月31日，上海二纺机厂、上海石化总厂涤纶一厂和昆山工业局正式签订了一份《关于协作建设纺丝机实验工场的协议》。
读者读到这个奇怪的协议名称难免会感到好笑，但当时这个上海与昆山之间的第一个协作协议则富有深义。一是不叫联营也不叫合办，而是叫协作；二是实验两字很讲究，既可退又可进；三是工场最微妙，如果有人怪罪下来，双方就可以说这仅仅是一种实验性的工场，它不算正式厂子。
“我们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当时这样的联营办厂阻力还是相当大，尤其是分属两个不同省市之间的、大城市与乡下人之间的联营办厂，也好比是大国营企业与乡镇小厂之间的合作办厂，谁敢承担责任·弄不好我们这些具体主张做这件事的人都可能因此吃大苦头。所以为了双方的政治安全与经济安全，搞了个这样的协议。”吴克铨说起这份协议，苦笑道：“那个时候办成一件事非常难。”
凡事开头难，难就难在那个时候有些事你弄不明白该如何办。双方协议签订后，得有上级单位批准吧·昆山方面跑到苏州。苏州告诉他们：“上海是省级城市，我批昆山县的企业可以，上海那一方我们哪有权批呢·”跑到南京，南京告诉他们：“江苏还没有跨省的协作办厂先例，再说你们这个叫什么‘工场’，工场算什么呀，我们省里没有批过啥工场一类的企业嘛！”昆山回答说，工场就是工厂的意思。南京方面的嗓门更大了：“你们跟上海合作办工厂这么大的事，事先也不报告，我们怎么好批你们呀！再说，我们即使批了你们，可你们是与上海合作办的厂，我们江苏怎么有权可以批与人家上海办的企业嘛！”
第18章昆山的称王之路（7）
南京方面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于是吴克铨他们请上海方面找有关部门审批。上海有关部门一听就瞪圆了眼睛说：“好哇，你们上海人不为上海人办事，跑到江苏去办什么厂·怎么，想当汉奸咋的·再说，即使我批了你们，可我也不能给你们拿到北京部里的计划呀！乱弹琴。”
一大圈走过后，吴克铨和包括龚兆源、钱一平在内的昆山人好不懊丧。简单一句话：自由恋爱好不容易成了，竟然拿不到“结婚证”。没有“结婚证”就不可以同居过日子呀！不少昆山人开始退缩了，但在北京的国家计委大机关呆过的吴克铨说：“上海、南京办不成的事，北京不一定也办不成。我上北京去！”
就这样，吴克铨带着县办公室的有关同志多次北上，到纺织工业部找熟人、找关系，从处长，到司长，再到部长，一层层地找……最后这桩“婚事”总算在两年后正式拿到“结婚证书”。
“这个厂是由上海的宝山、金山和我们昆山‘三座山’共同建起来的，我戏称它为‘三山厂’。那时候，办联合企业真就像登山那么难，要把‘三座山’搬到一起，绝对不是件容易事，不比现在开放了，区域之间的合作就像走亲戚。80年代初，我们的这种区域合作确实像地下工作一样。讲个真实的事——几年后，我们昆山撤县建市，上海来了很多领导，可我们自己的江苏省方面才来了一位副秘书长。那次会上有人半开玩笑地问我：‘是不是昆山已经划归上海了·’我笑言：‘弄不好真有可能。’可见，发展区域经济的历程也像国家的改革开放一样，在初始阶段同样充满着矛盾与复杂的社会背景。昆山之所以能够在后来成为全国县市的‘百强之首’，创新始终是我们前进的基本动力源。”吴克铨总结昆山经验时说。
通过与上海攀亲所完成的第一桩婚事——纺织厂联营的成功和儿童印刷厂、水泥厂等单位的实践结果，这时候的吴克铨渐渐形成了一个思路：假如寻找出一条适合昆山实际发展的经济路子，是有可能大有作为的。
于是吴克铨与县委书记蔡长林等班子成员一起，开始谋划起一个真正让昆山腾飞的宏伟蓝图——在昆山建一批500万元以上的重点项目，总投资15亿元的经济开发区”，“我们就是要建像蛇口一样的开发区”，这一年吴克铨专门跑到广东的蛇口考察参观，他在那里受到了强烈的内心冲击，暗暗发誓也要在自己的家乡建那么一个轰轰烈烈的经济开发区。
从此，昆山这片土地开始风起云涌……
第2节“自费”的历程
“要发展，靠上海。”这话是吴克铨喊出来的，后来成了昆山百姓家喻户晓的口头语。在与上海攀亲的过程中，昆山人尝到了甜头，也吃到了苦头。甜头是人家送来的，苦头应当说是自己找的。你想，有上海人答应到你昆山来办厂，这本来已经是“阿拉上海人”给足你昆山人面子了，哪知穿着皮鞋下来的上海“阿拉”竟然要赤着脚走几个小时的路还到不了目的地。“这个野猫不拉屎的地方还想办厂·别拿阿拉开玩笑好！”有几个上海人到周庄看厂址，竟然走了6个小时还没到地方，说啥第二次也不想来了。
“这么个干法不行，得有块像样的地方好让人家来得方便、看得舒心嘛！”吴克铨把自己的想法在县常委会议上亮了出来。“是个好办法。要不人家一看我们穷昆山，哪还有兴趣来办厂嘛！”班子成员意见非常一致。
第18章昆山的称王之路（8）
哪里能够划块地出来呢·吴克铨与县政府的几位副手发现老县城的东边有块地可以利用。这块地上，上世纪60年代还曾经办过一个“红旗工业区”，由于当时觉得远离县城，职工上下班不方便，更主要的是那时办所谓的工业区条件不具备，所以荒废在那里。
“该让沉睡的红旗区苏醒了！”看过这片土地后的吴克铨那一天心情格外激动。凭着他对工业经济的熟悉，吴克铨一眼就看出这块废弃的工业区其实是块非常难得的新工业开发区的好地址。一是它离县城相对比较近，可以依托县城的一些基础设施，减少投资，比如工业开发区必要的“五通一平”等基础设施在这里就比另划一块地盘要省下很多钱；二是由于离县城近，一旦开发区建成后，人力资源调集比较方便；三是“红旗区”与县城之间约有十公里距离，这为未来老城和开发区之间建起一座新城留下了空间；还有一个好处是，这里交通方便，有利于上海人或其他到昆山来投资的客商能够舒服、便捷地在此生活与进行商务活动。
“就是这了！”1984年8月，昆山在县城东边的老工业区划出一块317平方公里的土地，成立起了后来彻底改变昆山命运的一个经济开发区，当初叫“工业新区”。这个工业新区成立时既没有举行盛大的仪式，更没有请任何上级领导，因为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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