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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天堂-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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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不久，上海商场里出现了一种中长马裤呢作面料、内托全夹、紧身大方、富有青春活力的“卡曲衫”。这新款服装一上市，便在上海乃至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卡曲衫”热。
1984年，老潘的“秋艳”系列中再度推出“航空式”、“森林式”新颖滑雪衫；
1985年，老潘推出白色西装系列；
1986年，老潘推出女式绣花仿毛、粗花呢西装及男女风衣系列。
……
再后来，老潘几乎每月都要推出一个新产品，甚至每天推一款，到后来一天能推出三个新产品……
老潘所在的王市从此成为常熟服装市场的一个发源地。
王市的服装业对当时常熟的其他乡镇产生的影响十分巨大，本来这个富饶的江南水乡的庶民们非常懂得学他人之技而富本家之道，所以王市的“秋艳”和老潘式的乡镇兴业之路很快成为大家学习和仿效的榜样，像与王市近邻的碧溪、东张等乡镇，没用两三年时间，其服装和纺织业如雨后春笋般涌出。上世纪*十年代，我每次回老家探亲，东张的表兄总会把我拉到东张的一家“雄牌”服装厂去“试衣”——表兄自然少不了会给我弄几身合适的男休闲装穿穿。老实说，开始时我并没有将这样顺手牵羊穿在身上的东西当回事，只是后来当我穿着“雄牌”在虹桥机场候机时，才知道这衣服还真是很有“品位”呵！
“先生，侬能不能将身上的衣服让阿拉试试·”那天，我穿着一件浅黄色的“雄牌”，坐在候机室的椅子里看书，有位“阿拉”过来问我。如此唐突的方式，我还是第一次遇到，不免让我记忆深刻。。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20章常熟的“品牌”故事（7）
上海人总是怪怪的，别人好的东西总想据为己有。
“可以啊！”我脱下身上的“雄牌”。
“果真是雄牌！”他一边看着我*，一边翻开内侧看商标，欣喜地说道。然后试了试，非常合身。“先生，你这件衣服花了多少钱·”他问。
我摇摇头，因为是表兄给我的，真不知道价格。
“那——侬能不能把这件衣服卖给阿拉·”上海人突然提出，一脸诚恳。
“卖给你了我穿什么·”我的话让这位上海“阿拉”陷于窘境。
“那就算了，算了。”这个上海人后来跟我紧挨着坐在同一排机仓内，直至此时我才知道“雄牌”在上海的传奇——
“这个品牌在上海卖疯了，据说最多一天能卖8万件！男人们以穿‘雄牌’而自豪，女人们都喜欢给自己的男人买‘雄牌’……”
原来如此。
因为有这样的奇遇，所以当我的表兄第二次带我去“雄牌”服装厂“试穿”时，我特意采访了一下这个厂，也就更全面地了解了一下这个厂的发迹史——
“雄牌”厂也是一个由“小裁缝”搞起来的乡镇企业，最初时是东张的几位有些经营头脑的“小裁缝”合作成立的乡办服装厂，后来跟着到王市服装节去销货，期间被上海人看中了，于是上海人的资金加东张人的手艺，“雄牌”给上海滩来了一次“服装革命”。
上海女人本来从心底里瞧不起“娘娘腔”的小男人们，现在“雄牌”让许多“娘娘腔”的男人们“雄”起了，不仅男人们得意了，女人们也高兴了，所以上海滩上的“雄牌”男装风越刮越烈，最后到了谁没拥有一套“雄牌”似乎就不是男人的分上。
这个世界有时很疯狂。上海市场上的服装疯狂原来是从常熟乡镇企业刮出来的，这是许多人并不知道的一件趣事。
发生在东张镇同一地的另一个服装厂也令我吃惊和意外。这个厂的产品曾经在中国体育用品和休闲服饰业创造过辉煌，那便是“圣达菲”服装。
据说这个“圣达菲”是中国第一个休闲服品牌。之前我同样不知道它竟然也是在我的故乡常熟地盘上诞生出来的。问题是，这个后来成长为中国名牌的服装是在一个完全叫人想象不出来的地方诞生的。
我第一次去“圣达菲”厂时，需要从小镇东张坐15分钟的车，然后还需要摆过一个渡口，再一脚高一脚低地走上几百米泥地，才能到达这么一个庄稼地边上的村办企业。
“圣达菲”在东张的北新小村，那天接待我的郭道辉与我同龄，他说这个企业最早是郭氏四兄弟与北新村联办的。
我去的那年正好已改制，厂子除每年向村上交60万元外，就全部属于郭氏四兄弟。我对郭氏兄弟的“圣达菲”怀有特殊疑问：为什么选择一个如此偏远的乡下却又起了一个洋名·郭道辉告诉我：他的一个弟弟前些年在阿根廷办了个公司，阿根廷首都有条很出名的服装街叫圣达菲，于是热衷服装业的郭氏兄弟商量也要搞一个中国的“圣达菲”。可为何又选择了常熟东张这么一个非常偏远的乡下来办厂呢·
“因为常熟这块地方水土好，到处都有心灵手巧的匠人，常熟的裁缝恐怕是世界上最好的匠人之一了，尤其对服装的细工和感觉也许连世界上最好的服装设计师都很难比，而且人诚实勤劳，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看中和选择像东张北新村这样一个地方的缘故。再有一点我想告诉你，常熟离上海才多少路·以后交通改善了，常熟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像上海的后花园，几支烟的功夫啥都搞定了。”这话是十几年前说的，当年我这个常熟人听了还觉得有些“遥远”。才过了几年，郭道辉描绘的诱人前景都实现了。昔日的东张北新小村现在就紧挨着长江第一大桥——苏通长江大桥，不仅不再“偏远”，而且成为交通枢纽之地。从这儿到上海一路都是高速路，花上一个多小时便可抵达上海的人民广场。郭氏“圣达菲”现在早已在上海有了自己的总部，在国内和国外的分部也到处都是，而它的生产基地却仍然放在常熟。
第20章常熟的“品牌”故事（8）
“因为中国服装业的根在常熟，我们离不了这个根。”大老板郭道辉这么对我说。
中国的服装业之根为什么在常熟·这让我既感自豪，又感疑惑。那天我回到自己的老家，身边坐着我年迈的母亲和姐姐妹妹。姐姐的女儿马上要结婚了，姐姐在一旁绣着一块花边，这种情景在我小时候就见惯了，但这一天却让我有意外的收获。
“姐，你现在也算是一年收入几百万元的老板娘了，干吗还要自己动手绣花嘛·”姐家里办的纺织厂，有三四百个工人，姐夫在我面前多次说过他厂里的年产值已达亿元，在当地也算中等水平的小老板了。姐姐平时花钱特大方，可却仍然自己动手绣一个几块钱就可以买回来的桌上装饰品。
“闲着也是闲着，花边是我们常熟人的本事，不能失传呗！”姐很随意地这么回答我。
这时我见母亲凑过去拿起针，熟练地挑起花边线针来，随之我妹也凑了过去……看着我母亲和姐姐妹妹三人的绣花的样子，我内心一阵感动，引出联翩浮想：我的亲人和家乡的妇女们与众多小裁缝们一起汇聚而成的世代传统，不正是常熟服装业代代相传而永远繁荣昌盛的薪火吗·这不就是郭道辉先生所说的“中国服装业”的根吗·
是呵，我猛然省悟！
常熟人的心灵手巧并非天生就有，也是世代形成的。很小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早在100多年前的1904年，在我家乡常熟支塘镇就有了第一家叫“裕泰”的纱厂，但经常看到母亲、奶奶及邻居的女人们都会在休闲的时候聚集在一起绣花边——这种花边都是靠一针一针地勾挑起来的，很好看，布料和颜色都非常讲究。女人们靠一针一针地绣花，可以换得每月几元、十几元的收入，而且不管什么样的女人，只要她们低着头静静地在胸前行针时，都会让人感到她们非常美——那种美是恬静的美，优雅的美和劳动的美。这是我在童年时代的记忆中仅有的几幅乡情美景之一，现在想起来仍然感到很惬意。原因之一是所有我故乡的美女们无一例外的都是优秀的绣娘，原因之二是所有难看和不善良的女人肯定也是成不了绣娘的。
人民公社时代的绣娘与著名的常熟花边一样从来就没有被列入“资本主义草”的范围，所以这也是常熟地区的手工业和乡镇企业比其他地方发展得更早、更快的重要原因之一。
上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小五金、小纺织的出现，一批绣娘被招进了乡镇企业，她们开始由绣娘变成乡镇企业里的“织女”。
“咔嚓嘶——”“咔嚓嘶——”这种声音在七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的苏州一带，几乎在任何一个乡村和城镇旮旯里都能听到，这是苏州乡镇企业最具标志和繁荣阶段的一种特殊乡间音乐，它似乎是在一夜之间覆盖了千百年来独步天下的蛙声和蝉鸣，从而使这里的农耕水乡开始转向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并存的新世界。
常熟无疑在这个阶段比周边的县市走在更前列，尤其是纺织和服装业上所表现出的区域经济特色更显现特殊光芒……
第2节马路地摊垒出的市场模式
正在写作此书时，友人将《苏州农村改革30年》一书送到我手上。我认真一读，了解了一些苏州乡镇企业发展的历史渊源，书中讲到：苏州农村中传统的手工业发达，能工巧匠众多，因此历史上形成了较为发达的吴江丝绸业；吴县的刺绣、工艺和建筑业；常熟、太仓、张家港一带的土纺土织布。
第20章常熟的“品牌”故事（9）
“在20世纪20—30年代，苏州的乡村工业已具相当规模，是当地民族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919年常熟的织布手工业场有31家，织布机300架左右，男女工人约4000人。”而在上世纪60年代初，由于受当时的政治性政策影响，从城镇工业企业中下放了一批职工到农村，后来在70年代又有近20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到了农村，这期间有近万上海人因种种原因没有到更边远的地方而通过各种关系落户到了苏州一带，这些城镇人员到了农村，一方面他们有知识，又有一定工业技术，同时苏州在当时为了帮助这些人能够在农村“扎根”，于是主张和鼓励社队创办一些以“多种经营”名义的小企业。1972年，苏州地委公开提出“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要求，社队企业因此在坚持“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的三原则下迎来了积极发展的第一个高潮，这就是苏州地区为什么在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1978年时其乡镇企业已初具规模的缘由，而且当时的苏州地委明确要求各级党委都把发展社队企业工作列为重要议事日程，并提出相应的发展目标。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的1978年底，全苏州社队企业已经形成第一个发展高潮，全地区8县（市）社队两级集体工业企业已经有7508家，拥有固定资产335亿元，职工达40余万人，占农村总劳动力的17％。1979年7月1日，国务院在党的生日这一天，以少有的方式颁发了《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施行草案）》的通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总结苏州社队企业的基础上向全国各地发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的号召，因为在两个月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中，中央专门提出了要大力发展社办企业的重要决策。苏州作为乡镇社队企业发展最早、最快的地区给中央作出上述决策提供了某种依据，所以它的发展毫无疑问更是走在别的地区前头。到1983年*到苏州视察时所看到相当一部分农民们已经盖起了小洋房，这证明苏州的乡镇企业发展不仅已经呈现“半壁江山”之势，而且广大农民通过创办乡镇企业获得了生活的富有。1980年，苏州全地区的乡镇社队企业实现产值353亿元，比1979年增长了507％，这种发展速度超过了任何一种经济形式。由于近一半劳动力在乡镇企业上班，一般农民家庭的收入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于是成片的老宅居地上出现了两上两下或三上三下的农家楼房……无疑，在这之前和这一阶段中，常熟的乡镇企业发展是全苏州走在最前列的县，其总量和工业产值远远超过兄弟县市，与同样有传统优势的吴江、吴县相比也快了一截，“小弟弟”昆山、张家港更无法与之比高低。1980年，常熟的乡镇企业产值总量据说已有20亿元，这个数据如果能够在早几年被周恩来总理看到的话，老人家或许又会感慨地说：“要是有十个常熟就好了。”1968年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曾经感慨过“要是全国要20个常熟就好了”这样的话。那时常熟的工农业生产总量很小，到1980年时已经翻了几番。*同志在80年代初到苏州视察时明晰“小康”概念时的常熟，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其实也还是刚刚起步阶段。
第20章常熟的“品牌”故事（10）
1980年到1985年，常熟的乡镇企业发展速度可以用势不可挡四个字来形容。
这个时候便出现了一个突出的问题：大量的产品生产出来后，需要一个销售和周转平台。
平台是什么·平台在何处·当时常熟人并不知道这些，更不知道如何去寻找这样的平台。
南门。汽车站。这是常熟当时通向苏州、无锡和上海的主要交通口，这里是过往常熟最热闹的地方，多数过往常熟和从常熟通向外面的主要交通是依靠这个车站。那个时候，无论买什么车票必须排队，原因是班车少，于是车站候车室总挤满了等候在此的乘客。人一多，就会有人想买个水喝、填个肚子什么的，这就会有那些脑筋灵光的人推着小车或自行车，或用塑料袋，或用竹篮装些茶水、茶叶蛋之类的东西在一旁吆喝着做个小买卖。但工商部门管得紧，称这类推车做小买卖的人是“投机倒把”，而且政府机关还有专门的“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专司“打击”事务，有关人员系着红袖章，时常出没在车站四周，一旦发现“投机倒把分子”，不是没收货郎担，就是抓进去罚款。“走！赶快走！”“再不走抓你进去吃官司！”
车站上，这样的情景经常见到。
后来似乎专司打击“投机倒把”的人员不见了，于是车站的出口处的马路两边开始出现摆地摊的人群儿……
“要卖衣服喔！”
“便宜，一件五块钱本地毛衣喽！”
这样的叫卖声延续了半年、一年……车站两侧的马路上摆摊的人越来越多，开始是几个，后来变成了十几个、几十个。有人向上面反映“车站秩序很乱”，于是就有人出来“整治”。可没几天，摆地摊的人更多了，不再是几十个，而是上百个，长溜溜的俨然像一条卖货郎的长龙。
“赶得走他们吗·”
“像野草似的，你今天割，明天他们长得更疯了。根本赶不走。”
“那——你们准备怎么办·”
“收点管理费吧，都是乡里乡亲的。”
“也行，车站秩序不能因为这个添乱啊！”
“没问题。秩序我们负责。”
南门的周边，那个时候还是属于城乡交叉地段，常熟县城管不了，属于琴南乡管理。琴南乡的人出面每天向摆地摊的人收一份“管理费”，这就使得所有摆摊的人成为了“合法”经营。
“车站那儿可以摆摊了！听说一天能卖十几件衣服，好的时候有上百元进账！”
“这么好的生意啊！”
南门车站摆摊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地扩散开来。后来连苏州和无锡的那里消息灵通人士都着大包小包向常熟汽车站奔来……摆摊的人越来越多，往往比进出车站的乘客还要多出几倍。开始是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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