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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江、张石铭家族-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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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年代初至今一晃又是四十多年过去了，桥上的那些石板也该掉光了，现在能看到的只是一人多高的芦苇。
那么，既然老宅院与新宅院仅一墙之隔，当年为什么没被日本人烧掉呢？推算起来，大概要归功于那高出屋顶一二丈高的封火墙了吧。高高的封火墙把张家老宅院紧包密裹，就为后人留下了一座今天的张静江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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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石铭适园藏书誉满天下（1）
现存台湾中央图书馆的适园三代藏书
现在台湾中央图书馆的善本书库里，收藏着一大批张氏家族的藏书，是张石铭、张芹伯、张葱玉祖孙三代的藏书。
据该馆老研究员苏精先生撰文介绍说：“张钧衡（石铭）祖孙三代的这些图书，四十年来一直是中央图书馆所获的最大宗而且最完整的故家旧藏，目前该馆约十四万册善本书籍中，适园三代的印记最多。这大批古本珍籍灌注私人心血于先，继之公家力量保藏于后，传诸久远可待。比起蒋氏‘传书堂’的灰飞烟灭、或嘉业堂的离散四方，真是幸运之至。张氏父子、祖孙是可以了无遗憾了。”9
这些足以“了无遗憾”的藏书究竟是些什么书呢？
苏精先生在《藏书之乡 藏书之家——张钧衡适园》一文中介绍说，张石铭适园藏书的精华主要有几个方面：
首先是丰富的宋元珍本藏书。
在1916年张石铭印行《适园藏书志》时，他的藏书就已达宋刊本45部、元刊本57部；到他的长子张芹伯（乃熊）编《芹圃善本目录》时，所藏宋刊本已达88部、元刊本已是74部了，这就不得不令人肃然起敬。其实，这个数字还不是适园宋元版本的全部。
据张芹伯的三儿子，现年70岁、寓居苏州的张泽璂先生说，在《芹圃善本书目》上著录的还不是适园善本的全部，因为在1941年（郑振铎代表重庆方面前来收购古籍）之后，家中还留有不少藏书，这些书后来分为三个部分散出。
一部分在1950年代初，张葱玉与郑振铎再次来到张芹伯家（当时张芹伯已去世，其夫人郭后全尚健在），动员家属向国家捐献藏书。张家捐献了一批书，其中仍不乏宋元版本，张葱玉事后还有奖状送来（这个奖状后来毁于十年浩劫）。至于捐书的详细目录，也毁于十年浩劫，北京国家图书馆古籍部应有记录。另一部分在1950年代后期及三年困难时期，张芹伯夫人为了生活逐渐卖掉了。最后一部分，是郭后全留给三儿张泽璂的一部善本书。因为解放后张泽璂在苏州一家工厂工作，生活不富裕，其母为其补充营养，给了他一部其父留下来的古书。张泽璂后来将此书带到苏州，在护隆街的古旧书店里卖掉了。由此可知，张氏适园藏书的精华远远不止《适园藏书志》和《芹圃善本书目》上著录的内容，其宋版书的总数，恐怕已经超过了100部。10
在他们父子相传的宋版书中，有一部较特殊的《东都事略》130卷，是从晚清皇室怡贤亲王家中流出来的，上面钦有“怡府世宝”、“明善堂”、“安乐堂”等印记，后来流落到日本。民国初年被法律专家，同时也是大藏书家的董授经（董康）所购得，带回国内。张石铭以千元之价收归入库。这部书在目录页的后面刻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版”两行牌记，其作用类似于目前“版权所有，翻印必究”之类，可知从那时起，人们对版权的保护意识就已经觉醒了。
张石铭的宋版书中还有两部很有意思的书，即《北山小集》和《李贺歌诗编》，这两部书都是利用当时废旧的公文纸的背面印制的，用的是宋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手写的官府账簿册纸，其中官衔和人名、年月和记项，均历历可辨，甚至上面还留下了不少宋代的关防朱印，这真是一部难得的八百多年前的官府经济史料。《李贺歌诗编》在20世纪70年代，已由台湾中央图书馆以线装仿古的形式印行，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最初几年中，印行了此书，是属于“文革”之后最早解禁的古籍之一，可见其受重视的程度。当时还有种说法，说是毛泽东很喜欢“三李”的诗歌。三李是指李白、李贺、李商隐。既然是伟大领袖喜欢读的书，自然是古典文学中的精华了，其社会影响就远远超过它的版本价值和学术价值，成了印刷数十万册的畅销书。这大概是张石铭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吧。
其次是有数量惊人的抄本、稿本和名人批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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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石铭适园藏书誉满天下（2）
一般的藏书家，收藏的印刷本总是要超过手抄本和稿本，因为毕竟印刷本总体数量要比手抄本和稿本要多得多，也就更容易获得些。而适园藏书与众不同的是，刊印本和抄稿本竟达到了相埒的地步——他那920部左右的善本中，抄本、稿本和刊印本竟都在460部上下，各占半数，其中黄跋本（黄丕烈校跋）就有一百多部，这是张石铭藏书的最大特点，很能说明他与众不同的性格。11
这些抄本中有很多是名家精抄之作，其中有不少是朱学勤的“结一庐”、张蓉镜的“小琅 福地”、吴骞的“拜经楼”、顾沅的“艺海楼”等藏书家的旧藏，而这几家原先都是以收藏或从事抄书著名的。张芹伯在其父亲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又陆续收入了韩应陛的“读有用书斋”、海盐张氏的“涉园”藏书中的不少抄本。杨守敬从日本抄回的珍籍善本，也有13部让归张石铭，这就使得适园藏书又上了一个台阶。这些抄本中最具版本学价值的，是44部影宋抄本，可供校勘订正明清刊本之用。
1941年冬天郑振铎先生从张家收购这批古籍完毕之后，曾向当时设在重庆的文化部汇报工作，报告中以非常动情的笔调论述了这批藏书的史料和版本价值（详情后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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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湖州南浔闯进上海滩的“大象”（1）
上苍给南浔人的一份厚礼——辑里丝
张家人如此“牛气”，如此新潮，如此慷慨，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因为有了强大的经济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张家的祖先、张石铭和张静江的祖父张颂贤（1817~1892，字竹斋）一手创下的千万家业。
张家的祖先是安徽休宁人，休宁是个有经商传统的地方，历史上著名的徽商所在地。不少资料都记载说，张家的祖先在明末为避战乱，举家从安徽迁居到浙江，另有一支到了江西。到了清康熙年间，在浙江的这一支才落户南浔这块风水宝地。1
但是，张家后人中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他们的祖先原先在福建，具体地方大约在福州一带。不知是哪个年代，有个来自高加索的犹太女人嫁到了张家，所以张家的血统中就注入了犹太人的遗传基因，致使张家后代中有一部分人长得浓眉大眼，颇似外国人，如张石铭、张智哉（张石铭的女儿）、张叔驯都是这样。而且，历代张家人大都很有经济头脑，善于做生意，似乎也是继承了犹太人的秉性。据说原先在福州市内有个张家祠堂，里面供奉的列祖列宗中就有这位犹太老太太。直到现在，据说那支犹太人后裔仍在福州居住，当然是早已汉化了的犹太人了。2
虽说张家有经商的传统，世代都在做生意，但是在张颂贤的曾祖父张振先、祖父张秀升时代，他们还只是以弹棉花为生的小手工业者。到了张颂贤的父亲张维岳时代，才开始做些小本经营，但也只是开个小糕团店、小酱盐店之类。或许在这期间，张颂贤凭他的聪明才智，已经在协助其父从事经营了，逐渐积累了经商的经验，这为他后来的崛起，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当一个时来运转的机会降临到南浔的时候，张颂贤及时地展现了他的才干，开始了大手笔的运作。他一生频繁地往返于南浔、上海、杭州之间，从事生丝和食盐的贸易。商海风波，瞬息万变，但靠他大智大勇，稳健地进退，每次都能化险为夷。到他1892年辞世时，已经神话般地聚敛了一千多万两银子，成为南浔的一头“大象”。3
南浔人有南浔人的幽默，把发了财的富户依家财多少，分别唤做“大象”、“牛”和“小黄狗”。依南浔之富，镇上竟有“四象八牛七十二条小黄狗”。家财一百万两银，在别处可以耀武扬威，称百万富翁，而在南浔，却只能屈居“小黄狗”。而要当“大象”，就得赚上一千万两银！
一千万两银，这在当时是个何其了得的数字！要知道1900年庚子事变后，八国联军退出北京时，大清帝国全年的税收也只有八千万两银。而区区一个南浔小镇，仅“四象”的家产，就能抵得上庚子年全国一半的税收，这是何等的富有！
张家的奇迹还在于，张颂贤的先辈，数代人都是土生土长、小本经营、默默无闻的小老百姓，而到了张颂贤手里，骤然“一个跟斗翻到青云里”，彻底改变了整个家族的命运。
这就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叫做“天时、地利、人和”。所谓“天时”，主要是指上海开埠这个历史性的转折，给张颂贤等天才商人带来的机遇。
那是一个中国对外贸易空前大发展的时代，打破了过去只有广州的十三行（俗称牙行，是十三家官方特许的从事外贸的商行）才能做外贸生意的垄断，从上海可以直接进行出口贸易了，从而大大节约了从江南把货物运到广州的人力、物力，也就大大地节省了出口成本。这样一来，从南浔到上海，水路运输一下子繁忙起来，到了蚕丝交货的时候，远远望去，苏州河里全是装载着丝包的帆船。后来一位有影响的洋大人，大清帝国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的秘书马士（Hosea Ballou Morse）在他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写道：鸦片战争后“上海立刻取得了作为中国丝市场的合适地位，并且不久便几乎供应了西方各国需要的全部”，这足以说明上海开埠对于生丝出口贸易的至关重要的作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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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湖州南浔闯进上海滩的“大象”（2）
这个千载难逢的发财良机，谁抓住了谁就会赢得市场，赢得成功。
上海开埠那年张颂贤26岁，正是年富力强、血气方刚做大事的年龄，他及时地接住了时代抛给他的这个绣球，聘请了得力的“丝通事”（联络生意的掮客），在镇上丝行林立的丝行埭开设了恒和丝行，全力经营辑里丝。
当时的普通做法是，低价从乡下蚕农家里把蚕丝收购上来，加价后卖给前来南浔收丝的洋行买办，从中赚取差价。后来他自己打进上海滩，在上海洋泾浜桥一带附设了自家的丝行，直接把蚕丝运到上海自己组织销货，这样可以省去很多中间费用。于是张家就有了从南浔到上海的一条龙生意线。尤其是后来与洋行里的买办合作，上下联手做生意，就更加消息灵通、进退裕如了。由于经营得当，不出多少年，张家跃为镇上巨富。
所谓“地利”，则是上苍恩赐给南浔以及太湖周边地区的特殊恩惠——让这个地方气候温湿；让这个地方水域广阔，而且水质优良；让这个地方的桑叶长得特别茂盛，特别有利于蚕宝宝的生长；让这个地方劳动力充足，足以应付市场的需要。于是这块地方就神奇了，孕育出了只有在这块土壤上才能生成的一种优质蚕丝——辑里丝。5
用辑里丝制成的衣服，柔软、亮泽、耐用，在历史上，当地除了要供应历代朝廷之需，它还是英国、法国贵族妇女的最爱，是她们日思夜想的上等奢侈品。因为这种丝织品不仅色泽鲜亮，而且拉力好，弹性足，所以长期以来一直是海外市场的抢手货。洋商是无孔不入的，开埠的政策，海外的需求，廉价的商品，丰厚的利润……令上海洋行里的大班、买办、跑街和掮客们空前地忙碌起来，纷纷把眼光瞄准了太湖南岸。他们平均每年要从这里买走六七万担生丝（一担100斤），这就更加助长了南浔的人气。6
南浔历来是鱼米之乡，家家户户世代植桑养蚕，所产辑里丝在明朝初年就已“名甲天下”，到清代初期，已经出现了世代从事蚕丝贸易的丝业世家。后来南浔镇上的居民，大半都围着丝业转了。这种“地利”到了上海开埠以后，就必然吸引并诞生一批丝业巨商。
现在人们若来到南浔，仍然可以看到当年进行蚕丝贸易的集中地——丝行埭，丝行埭前面是一条小河，小河通向大运河、太湖、苏州河，苏州河又连着黄浦江，黄浦江通向太平洋。生意谈成后，重如大米包一样的生丝包就被一包包地扛上了船。那时停靠在黄浦江边的外国轮船，货舱里不是茶叶就是蚕丝。
至于“人和”，那是一门更大的综合性学问了，除了商场的种种技巧，还包括了传统的豪门联姻和借助官力，这是只有张颂贤个人才明白的超级智慧，是他对“天时”、“地利”的清醒把握和综合利用。关于这一点，后人在他经营盐业的过程中可以看得更明白些。
有了这三条，“小黄狗”就长成了“大象”。
现在从上海西区驱车向西，只要两个小时就可到达那个诱人的小镇——南浔。这个地方方圆不过百里，老城区依旧粉墙黛瓦，河道纵横。镇上现在也只不过四万人，解放初只有一万二千人，在一百年多前的张颂贤时代，恐怕固定人口不会超过五千人。但就是这个弹丸之地，因为有了小小的、白白的蚕宝宝而变得不同凡响，每年源源不断地向世界输出着中国最好的生丝。
这在南浔而言，使小镇成了中国最富的一个小镇；这对上海来说，使上海在当时通商的五口当中，成为其中最富活力的一个城市。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南浔，是中国近代水上丝绸之路的源头。
％半个江南都吃张家盐公堂的盐
关于张家老太爷张颂贤，著名状元实业家张謇在1896年写的《乌程张封公墓碣》中说他：“公仪度广颡丰颐，声若巨钟，饮食兴止有常节，独居危坐，竟日无怠容。言行守慈俭，践然诺，应事敏而无机心，亦诙啁而不触人之隐”。几句话，把一个神完气定、仪表堂堂、举措有方的智者形象勾勒出来了。还说：“浙人尤喜道公纲纪斡盐之善。”说明他在浙江办盐的成果是得到了大家的公认的。
1。从湖州南浔闯进上海滩的“大象”（3）
张颂贤三十来岁的时候，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军横扫浙江，各地官府一片混乱，“小乱住城，大乱居乡”，大家望风而逃，作为历代官府所依为赋税重课的盐官，也逃得无影无踪。
这下可解放了盐民，私盐得以产运销旺盛，也不用交税了，而原先拥有官府特许专利的、有营业执照的盐商就失去了黄金饭碗，拿着“盐票”（经营盐数量的凭证）也没用了。于是，杭州城内小粉墙一带的大盐商朱恒源，就急于将手中的10万“盐票”脱手。当时路人皆视“盐票”为废纸，以为大清王朝气数已尽，将来就是太平军的天下了。恰恰张颂贤独具慧眼，他认为食盐乃生民之日常必需品，历来是国家专营而私民不可为，眼前的混乱是暂时的，即使是太平军坐了天下，也要将私盐收为公办的，“盐票”目前不值钱，而将来必定大有可为。于是把朱家的10万盐票全部“吃进”，使张家于丝业之外，又诞生了一个张恒源盐号。10
那时的规矩是，沿海“煮海为盐”的盐民只有生产权，而没有经营权，也没有运输权，只有获得了盐票的盐商才能到盐场收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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