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抗战时期的蒋介石-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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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既不满又担心。10月21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召集张、杨和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开会，商议“剿共”事宜。蒋介石对张学良的举动深为不满，认为“汉卿乃如此无知，可为心病”。他向张、杨指出两条出路，一是参加“剿共”，二是调离陕甘。张、杨是哪一条路都不愿走，既不听从命令，又不离开西安，于是决定先进忠言，劝蒋介石回心转意，不得已则用武力，即所谓“先忠谏然后兵谏”。

　　　　10月31日是蒋介石50岁生辰，全国搞了一场“献机”祝寿。29日，宋美龄由上海出发，蒋介石离开西安，在洛阳相聚。30日晚上，洛阳的国民党中央军事学校分校举行一个盛大的提灯游行会，庆祝蒋介石的生辰。31日早晨，“二万多民众齐集洛阳分校，向蒋委员长致敬。阎锡山和商震也特为此事赶到，同其他的要人出席这个庆祝会了，当蒋委员长偕同蒋夫人在二十一响的礼炮声中莅临时，民众鼓掌欢呼，响彻云霄，群众一齐向蒋委员长行三鞠躬礼，以表示庆祝，而蒋委员长发表了一篇动人的演说。当这个庆祝闭幕时，由蒋夫人将从上海带来的两个巨大的诞辰蛋糕切开，分给当地三十个团体的每个代表”。这场祝寿活动是为了粉饰蒋介石政权的统一。一个外国人写的经蒋介石“特许”的传记中吹嘘说：“凡是曾经参与过这次典礼的，没有不深信中国确已获得了永久的统一。”

　　　　原在1936年一二月间，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加紧对张学良、杨虎城及所部的军队的争取工作，另一方面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东渡黄河赴华北前线抗日。到了这一年的8月，红军和张、杨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三个方面，在抗日的基础上，实现了联合。11月24日，张学良把西北的“前线的紧张的形势”报告蒋介石，并请求蒋介石到洛阳“以待面谒”。12月2日，张学良飞往洛阳向蒋介石“作了一个详细的口头报告”。蒋介石也知道情况危急，在日记上说：“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则“剿赤”之举，几将功亏一篑。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镇摄，而挽危局。盖余个人之生死早置诸度外矣！”4日，蒋由洛阳飞往西安，“决定使纠纷的局势好转，同时亲自指示剿共军事”。当蒋介石抵达西安机场时，“有数百个东北军的军官莅场欢迎，他们表示想向蒋委员长面陈关于剿共军事的意见。蒋委员长就叮嘱他们将意见交给张学良转呈给他。这是东北军对政府所采继续剿共政策表示不满的第一次的公开的表示”。在西安，蒋介石召集高级将领，举行了数次会议，讨论“剿共”军事，并决定由蒋鼎文担任晋陕宁绥四省的“剿匪”总司令。张学良多次劝说蒋介石改变内战政策，但均无效。7日，蒋介石同张学良发生激烈的争论，张学良痛哭陈词，但丝毫不能改变蒋介石的态度，蒋表示他的“剿共”政策至死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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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述各种形势交错的影响下，西安事变就发生了。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软禁了蒋介石。“事变”的消息当天由国民党驻潼关的樊松甫军长将张学良自西安发出的一个电报传送南京政府。当时为什么张学良没有向南京发电呢？主要是因为蒋介石逃离华清池住处躲进骊山还未找到，张学良等将领很焦急，所以急电樊松甫说蒋介石“失踪”。南京接到樊转来的电报是12日下午3时50分。又过了一个半小时，即到12日傍晚，南京政府才接到由西安发来的通电。通电说这次捉蒋是“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通电并提出西北军民的八大主张，中心点是要求“停止一切内战”、“开放民众爱国运动”。1米1花1书1库1 ；www。7mihua。com

　　　　当时，宋美龄正在上海以航空事务委员会秘书长的身份向各级官员了解情况。孔祥熙首先得知蒋介石“被绑架”的消息，随即直接找到宋美龄，把这惊人的消息告诉她。她在震惊之余决定马上同孔祥熙、蒋介石的顾问端纳乘夜车返回南京，翌日上午7时抵达。

　　　　宋美龄一到南京，看到的情况是“薄雾中南京有股异于往常的混乱味道”。事变发生的当天夜里11时，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开会，一直开到深夜3时，接着马上开中央政治会议。基于维护政府威信，也激于对张、杨的所谓“愤慨”，大部分国民党员大骂制造事变的爱国将领，主张“出兵讨逆”，甚至提出“不惜玉石俱焚”。最终会议决定快速、严厉地实行报复行动，立即向西安开战，轰炸这个城市并且进军西北。会议还决议免张学良职，交军亊委员会严办。南京政府这的一决定最受日本的支持，日本是希望事态扩大，酿成中国的新内战，以便实现灭亡中国的野心。宋美龄到达南京的这一天（13日），南京收到张、杨发来的电报，明白表示蒋介石是安全的。张学良另致电孔祥熙、宋美龄。在他致孔祥熙的电报中说：“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在他致宋美龄的电报中说：“大义当前，学良不忍以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妥为保护，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学良平生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

　　　　在南京，实际上是两股势力在发生作用，亲日的为一方，亲英美的为一方，客观上却起着不同的作用。亲日的，当时以何应钦为代表，不论他们是从何种目的出发，表面上似乎是站在蒋介石的立场上，对张学良、杨虎城采取强硬的态度，而效果上却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侵犯。相反的，亲英美的，当时以宋美龄为代表，不论他们是从何种目的出发，表面上似乎是站在张、杨的立场上，对张学良、杨虎城采取“软弱”的态度，而效果上却有利于国内团结抗日。

　　　　宋美龄到了南京后就马上卷人了这场交锋。宋美龄是怎么处理这件事的呢？“在这一段日子里，美龄经受着可怕的精神折磨，但她在白天的时候却从不表露出来，她与霭龄住在孔家公寓。事情发生后霭龄立即来到南京，她意识到自己的作用，意识到作为大姐会给别人带来最大的安慰，因为她确信蒋介石没有死。美龄忙得不可开交，连哭的时间都没有，她也不会轻易地哭。只要蒋介石还有活的希望——在等待的那段日子里，她从未失去过希望——她便负有巨大的责任，不能推卸。她需要去战胜许多不同的暗流：激进派——她丈夫也算在内——诚意地认为，对叛乱者采取强硬的手段就是捍卫国家的最螅�利益；阴谋家则企图在大难中篡权，许多守旧的中国人无论意图如何，只热衷于施些小权术来消磨时光，这对于头脑敏锐、受过西方熏陶的美龄来说简直是发疯。更有甚者，上述这些人都将她视为一孱弱女子，不得不找理由来掩饰她非理智的举动。一个女子采取行却又并非出自于个人和情感的原因，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这一看法歪曲了他们认识美龄的眼光，甚至还驱使他们怀疑她的话。无怪乎美龄心中极力压抑着那些在他们看来必须控制的自然情感。但她在几小时的睡眠中，这些情感便压抑不住了。孔夫人后来告诉美龄，只有在这一时刻她才流泪，她大声哭喊，泪水浸透了枕头。”具体的，宋美龄在稳住南京政局、沟通宁陕对话、亲赴西安救蒋等三个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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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稳住南京政局方面，宋美龄做了三件事。第一，她同何应钦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何应钦声称“为维护国民政府威信计，应立即进行讨伐”。宋美龄反驳“今日若遽用武力，确将危及委员长之生命”，“委员长之安全，实与国家之生命有不可分离之联系”。她呼吁：“请各自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讨伐军事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何应钦则说宋美龄，“妇道人家在这种情形下不可能保持理智的看法”。宋美龄感到极度的气愤，她回敬说“她决非朝夕萦怀于丈夫安全之妇人”。第二，她说服国民党内那些激于对张、杨的所谓“愤慨”而附和何应钦主张的人。宋美龄向这些人解释采取军事行动的严重后果，她说：“惟目前处置西安事变，若遽张挞伐之师，迳施轰炸，不独使全国所拥戴领袖之生命，陷于危殆，即陕西数千万无辜良民，亦重罹兵燹之灾，且将使为国防而建设之国力，浪作牺牲。”她要求这些国民党军政人士，“妥觅和平解决之途径”。第三，她极力争取黄埔系将领的支持。事变发生后，黄埔系将领派代表见宋美龄，要她拿主意。于是，宋美龄就召集黄埔系将领开会，要求他们保持冷静。宋美龄向他们说明未明事变真相之前切勿遽加断定，勿伤感情；在人们怨恨愤怒的情况下，希望他们不再以行动或语言刺激；同时向他们交底，她已派人到西安了解真情。宋美龄一再向这些黄埔出身的将领说：“委员长抚爱诸生如子弟，目前遭此事变，正为诸生敬谨遵行师训之时。”宋美龄的工作稳住了南京的政局。“蒋夫人巧妙而又大胆地对付南京政府的官员。”这些工作也只有宋美龄这样特殊身份与地位的人才能做得到。这在客观上为和平解决事变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接着，宋美龄设法沟通宁陕对话。由于消息阻塞，真相不明，使宋美龄无法考虑出解决的对策。因此，必须尽快求得沟通南京同西安之间的联系，以便寻求解决事变的途径。宋美龄打电报给张学良，她准备派端纳前往西安，探明情况，协调关系。同时，宋美龄要孔祥熙打电报给张学良，要求张学良指定电台一处，以便能随时取得联系。13日夜晚，接到张学良欢迎端纳去的电报后，14日早晨，端纳担负着宋美龄给的他的使命飞抵西安。端纳到西安后，马上会见了张、杨，将宋美龄给张学良的信交给张。宋美龄在给张学良的信中指出：“彼等此举将使国家前途受严重之打击，余深信其鲁莽灭裂之举动，初无断送国脉陷害领袖之恶意，应及时自拔，勿贻噬脐之悔。”宋是希望张本着以往与蒋的关系，为国家大局和民族前途着想，慎重考虑。端纳从张、杨处了解到西安方面的抗日救国的诚意。他又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在当天下午5点钟见到了这位外国人。其忠义是令人感动，他说，见到自己没有失却这位朋友，蒋介石眼里充满了泪水。”端纳向蒋介石谈了南京方面对事变的处置办法，并把宋美龄的亲笔信交给了蒋介石。宋美龄在信中除了叮嘱蒋保重身体之类的话之外，还特地对蒋说及“南京方面是戏中有戏”，暗示蒋，何应钦妄图借机置蒋于死地。蒋介石当时见信后禁不住咧嘴哭了。14日傍晚，端纳电告宋美龄，报告蒋介石平安，“居处甚适”。宋美龄始发现解决事变的“第一次希望之曙光”。15日，端纳离开西安飞到洛阳，用电话再向宋美龄报告“西安之真相”，包括蒋介石的安全状况和张、杨的意图，并说西安方面盼她和孔祥熙到西安去磋商释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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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主战派为了阻止西安与宋美龄的联系，放出空气说：“端纳来电，实迎合西安心理，欲诱孔、宋入陕，多一重要作质者，以加厚其谈判之力量而已。”26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何应钦操纵下发布了对张、杨的讨伐令，何应钦被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会后，何还装模作样地举行白衣誓师仪式，声称要“督率三军，指日西上”，调动了十几个师开向西安，派飞机入陕狂轰滥炸。对此，宋美龄深感问题的严重，如果内战一爆发，正合日本心意，她认为：日本“正盼中国之内战爆发，俾得以藉口以大规模之侵略，完成其统制中国之迷梦，则此种现象之造成，自将引起彼方无限制之干涉”。所以，宋美龄认为蒋介石的死活关系重大，“为中国计，此时万不能无委员长以为领导；委员长生还之价值，实较其殉国尤为重大”。于是，宋美龄一方面在南京竭尽全力阻止这种讨伐行动，另一方面马上打电话给端纳，要他赶快向蒋介石报告情况，下停战手令。蒋介石在接到端纳的报告后，既害怕何应钦的讨伐将会危及他个人的生命，又想利用讨伐这张牌来要挟张、杨早日放他，故只给何应钦下了停止军事行动三天的命令。就是这个命令，主战派也拒不执行，说这是蒋介石“屈服与劫持”而下达的命令。到了18日，事变前夕被蒋任命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指挥的蒋鼎文携带蒋介石的亲笔手令从西安飞到南京，并要南京与西安之间防止裂缝扩大，各种各样的攻击性宣传都要停止。这样，何应钦的讨伐行动才暂时停顿下来。

　　　　接着，端纳也回到南京，向宋美龄详尽地报告了情况。为了在释蒋问题上进一步展开对话，宋美龄和宋子文等商讨后决定宋子文以个人身份先到西安活动。20日上午，宋子文同端纳一道飞抵西安。“蒋介石躺在床上看到子文走了进来，一下子百感交集，话都说不出来。子文递给他一封蒋夫人的亲笔信，信中写道：子文三日后若不能返回南京，我一定去西安与你同生共死。委员长感慨涕零，不能自制。子文示意少帅和端纳离开，让他们俩单独待一会儿。这俩人密谈了半小时。除别的以外，蒋介石告诉宋子文，扣他的人读了他那本日记后，对他态度有所改变。日记中他宣称最终总是要抗日保国的。他还重复了端纳的警告，即最严重的威胁不是来自反叛者，而是来自亲日派，他们现在正为把西安连同蒋一起炸掉作最后的准备。当晚，子文同少帅又到蒋的住处，三人展开了顽强的讨价还价。蒋介石便勉强同意了反叛者们提出的最重要主张：停止内战，改组南京政府，创建抗日统一战线。蒋坚持只有先放他回去协议才能生效。”

　　　　到西安后，宋子文真真切切地看到共产党人在事变处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看到了共产党与张、杨的密切合作，证实了来西安前既已得知的共产党的态度和主张。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对事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否定了杀蒋的意见，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正确方针。12月1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了《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肯定了事变的进步性质，提出了解决这一事变的基本方针：“（1）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2）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政府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口号，发动内战的阴谋；（3）同情西安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4）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严重的打击，促其反省，这种防御战不是为了要以扩大内战的方针代替一致抗日的方针，而依然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同时，提出对蒋介石的处置意见，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当放他。应张、杨电邀，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组成代表团于12月17日前往西安开展工作。宋子文到西安后，周恩来等分析了情况，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