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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小史-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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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的扩展也意味着人们住的地方可以和工作的地方分开，这是意义重大的。就是说，乘车通勤（在这方面日本有坏名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在仅仅二三十年内高峰时刻的通勤交通已经成为问题。《二六新报》1910年3月23日号的一篇报道抱怨说：“通常前几站的乘客能设法上车，但其他站的乘客没机会，除非他们像疯子那般硬挤上车。”而如同今日日本，有些男乘客趁车厢内乘客拥挤吃女乘客的豆腐。例如，见田山花袋1907年的短篇小说《窥视女孩的人》。性骚扰在今日日本是严重问题，通勤女子有90％以上在某个时候受过骚扰。
第二节 社会的西化（2）
在较不明显的层次，思想类型也在改变。借着译本与阅读英文及其他语言能力的增加，一批西方小说家、哲学家及科学家的著作涌入日本，从歌德至达尔文至卢梭。各式各样彼此矛盾与对立的思想——在当时人们并不这么看——开始涌进日本。
当时的日本文学显得特别的混乱，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分不清，功利主义与逃避主义分不清。但它也显示出西方事物的权威，就像是维新的领导人士需要天皇的权威来合法化其行为，许多作家也寻求西方人物的权威来增加其思想的分量或为他们自己辩护。甚至当代的小说也常常提到这个或那个西方作家或思想家，不光那些积极提倡这种或那种西方模式的作家而已。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模式也被用来描写那些无法适应西化过程的日本人的挫折与失败。俄罗斯文学的“多余的人”（superfluous man）的概念，对那些感觉困惑且跟不上变革步伐的日本人特别有吸引力。
出自屠格涅夫的《罗亭》或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用现代流行术语来说，“多余的人”（superfluous man）很类似查理·布朗的人物。以当代日本文学来说，见二叶亭四迷（1864～1909）写的小说《浮云》的主角。
在日本“多余的人”意指成王败寇的残酷世界中的失败者，这一世界中，人们突然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获致成功或失败。德川时代严格规定的正统主义至少意味着，人们有固定的地位，且被告知如何思考与行动。那样的安全感现在消失了，自由成为一把双刃剑。
一点儿也不意外，“适者生存”与“自助”的相关观念很流行。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在1859年所发表有关“天助自助”的《自助》一书，在1871年被译成日文并成为畅销书，这是最早被译成日文的英文作品之一。
自助哲学完全呼应明治日本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家与西化提倡者之一福泽谕吉（1835～1901）的心境。
福泽数度跟随官方使节团前往美国与欧洲，他跟西化有密切的关系，在某时期所有有关西方的书，不管作者是谁，都被人们称为“福泽本”。远在1858年当时他才20岁出头，他创办一所学校提倡其观点，这所新学校就是后来的庆应大学。在其早年，他倡导人权，但后来他开始以较具攻击性的民族主义方式应用其自助观点，倡导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扩张。他逐渐变成反西方。从1881年起，他也因提倡“脱亚论”而闻名。
他在1872年发表的《劝学》一书中指出：
贵与贱、富与贫的地位差别不是天生的。只有勤勉向学、精通某技艺或学问的人，才成为富与贵，反之则成为贫与贱。
达尔文的进化与自然淘汰的理论在明治时代的日本很流行，而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很流行。这从那位造“适者生存”一词的英国哲学家贺伯特·史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的吸引力可以看出（“适者生存”这句话常被误为达尔文本人说的。丸善书店在1902年“就什么是19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书”针对78位著名日本人所作的调查显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得23票，史宾塞哲学得15票）。
史宾塞受到如此的敬重，以至于明治政府中期的最高阶层私下就日本应采取什么政策征求其意见。他在1892年8月26日发出的回函，依据其要求直至他死前不予公开，因为他担心这封信函会让他的国人为难（1904年1月18日，即史宾塞去世一个月后，《泰晤士报》最先刊登了这封信。正如他所预测的，这封信函引发了读者的震怒）。他提出忠告说“日本应该采取与美国及欧洲国家保持距离的政策”。应该禁止外国人拥有地产与限制外国商业权利，而日本种族不应与外国人通婚以保持纯种。总之，日本政府至今仍因为他的许多建议受到英国人与其他外国人的批评。
他的提议之中有许多刚好原本已被日本政府实施过。例如，日本政府于1873年通过一项禁止外国人购买土地的法律。史宾塞的忠告因此更像是对日本政府的做法的一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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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社会的西化（3）
除了史宾塞之外，日本政府也依靠许多西方专家。他们有许多人被邀请来日本，这些人包括采矿、航海、铸币、运输、银行业、法律、政治学、农业、教育，甚至军队的专家。并非所有的外国顾问（至少在早期）都是西洋人。在1872年，地方政府雇用的160名外国人之中有多达42位华人。由于茶是明治早期的重要输出品，这些中国顾问之中有许多人是烘茶技术的顾问。他们的角色通常局限于技术事务，做重大决策的机会相当少。至1875年，日本政府雇用约520名外国人。外国人的雇用随后逐渐转移至民营部门，至1897年，民营部门雇用约760名外国人。根据某些估计，明治时期政府支出之中有高达5％被用来支付有关雇用外国人的薪资及其他费用。外国人也占日本第一所新式大学——东京大学预算的1/3。东大成立于1877年，是一个以雇用外国专家特别出名的机构。
除了邀请西方人来日讲学之外，日本人还访问西方国家以吸收知识。有若干官方或半官方的使节团前往美国与欧洲，最大且最有名的使节团是1871～1873年的岩仓使节团。该使节团有大约50名政府官员，包括伊藤、大久保、木户以及岩仓本人，且另有人数至少与官员人数相同的非官方随团人员（大多为学生）。在维新才进行几年后就能够派出高官组成的使节团，证明了新政府的自信。跟其他使节团一样，许多赴海外者在回国后发表感想与印象，传播他们获得的知识。他们的游记在这个教育普及、识字率高的国家——热烈的向西方学习，但仍然对它感到困惑的国家——被民众广泛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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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人民力量的统制（1）
19世纪70年代崛起的自助哲学，对于新政权是潜在难题。假如个人变得太强大并且独立，他们可能将难以控制，政府的权威可能甚至会受到影响。这将使国家受到削弱，而假如列强考虑殖民日本，日本将难以抵抗列强的侵略。
另一方面，政府不容易把软弱且不效忠的人民组织成强国，而政府又很想领导强国。人民必须被鼓励去变得强大且能够达到目标，但必须在限度内——这是德川式的做法。他们刚得到解放的精力必须加以统制。
民族主义是一个理念上的肇因，它巧妙地与国家认同感的复苏以及因外国威胁的重返而触发的危机相结合，而立基于德川时代的国学之上。靠着诸如标语等方法，它容易在民众之间传播。强大起来，建立强国！使你自己的成功成为国家的成功！强大起来且向西方人显示日本是不可以玩弄的国家！口号不仅是“赶上，超越”，而且是“富国强兵” 。当时流行的是“刻苦奋斗”。
民族主义不仅需要口号，也需要象征。对于其权力由天皇予以合法化的那些人，这也十分方便，因为天皇本人能够成为主要象征。对天皇的支持意味着对他们的支持，因为他们是他的拥护者。
在一个这么多不同的意识形态彼此竞争的时代，管制人民的思想不一定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不论动机有多么好，少数几个坚决的诽谤者就可能制造问题。一个主要工具是教化，但有些讽刺的是，这被当时日本少数几个真正的长处之一（高识字率与教育）所妨碍。牺牲这一长处是很可惜的。事实上，这是建立强大的现代国家的基础。
答案是明确的。教育本身必须加以控制，人民的阅读物必须加以管制，更好的是，在写作时就加以监控。控制下的教育将意味着，随着时间人们的整个世界观（人们如何领悟人生）随时可以被控制。
1872年，政府宣布全民教育是追求的一个目标。至1879年，全国将近2/3的男童与1/4的女童正接受至少小学水平的教育。起初，许多学校教材是西方学校教材的译本，因而学生因此有机会接触诸如平等主义与个人权利等理念。
指出这种教育不合需要的正是天皇。1878年他巡视本州时，得到的结论是西化已走过头且牺牲了诸如孝顺等价值观。此后，在御师儒者元田永孚（1818～1891）的指导下，教育将加强重视适当的道德教育，尤其是儒学与民族主义／神道价值。国家在教材的选择上逐渐发挥影响力，到明治结束时，国家在这方面获得了全面的控制。在今日日本，中央政府严格控制学校教科书仍是一个大问题。
学校教材里的西方英雄被儒家道德人物所取代，诸如勤勉的二宫尊德（1757～1856，又名金次郎）。日本国旗开始出现在每一种教材的每一章前面。学校###开始唱宣扬道德的歌曲。
在某些方面，日本也与英国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一样，在课堂里宣扬民族主义。但日本在教育上更进一步，严厉控制学生的世界观。重要的一项举动是1890年10月发布《教育敕语》，它实际上主要由元田永孚与山县有朋草拟（8年前的1882年，山县曾负责起草《军人敕谕》，这敕谕后来成为1890年《教育敕语》的标准。这一标准是强调效忠天皇的重要性）。《教育敕语》是给整个社会的一项讯息，其对象不限于学校里的学生：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世济厥之美，此乃我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渊源亦实存此。
尔臣民，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不独朕忠良之臣民，又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
斯之道，实，我皇祖皇宗之遗训，子孙臣民之俱所遵守，通古今不谬之，施之中外不悖。朕，与尔臣民俱，拳拳服膺，庶几一咸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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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人民力量的统制（2）
所有学生必须背诵《教育敕语》，而在重要场合，《教育敕语》被大声宣读。并非所有民众都欣然接受，尤其是教师们；而它所代表的国家团结之路也不完全平稳。但它所包含的意识形态逐渐较稳固地被确立。
当代年轻人因此被教导要勤勉，要有礼貌，要献身公益，要服务国家与天皇。《教育敕语》的神道价值将天皇与国家合而为一，把这一结合当成跟生命本身的起源完全一样。其儒家价值把天皇当作仁慈的父辈人物，并且也协助提倡日本以前未常常出现的对家庭的尊敬。和谐始于家中。
宪法规定人民享有宗教自由，而《教育敕语》强调神道，似乎违反了这一规定（儒学不是问题，因为儒学没有神祇，它与其是一种宗教，毋宁说是一种意识形态）。政府对此进行辨护，宣布神道是爱国表现，不是宗教，这就是“国家神道”。
《教育敕语》对于外国威胁并未使用危言耸听的措辞。它倒是给予人民民族主义的目的感，因为甚至于那些在商业上或在任何特定领域未能获得耀眼之成功的人，也能感觉他们因为忠实地服务天皇及其家国而有所成就。《教育敕语》没说这是日本人自从创世以来所做的吗？这不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吗？侍奉天皇是真正的日本人。那是没被扩展给外国国民的特权，这暗示他们是次等人种。
在许多方面，这是天皇合法性的加强，令人想起一千多年前的《古事记》与《日本书纪》。《教育敕语》与其他类似文件在某种意义上构成日本的“现代神话”。它也使用古文，这绝非巧合，而我们又看见与大和奈良时代相似的一个例子。
明治政府从日本古代领导人那里重新学习教化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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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朝向民主的举动（1）
不管自助运动如何为国家利益的目的被利用，它对于新政府仍是潜在问题。它鼓励人权与民主的思想，这些是日本史上未曾听说过的思想。如此的思想可能在政府统合全国事务上造成妨碍。
另一方面，西方列强显然似乎珍惜这些理念。政治上，日本至少跟着做，这将对日本有帮助。西方国家较倾向于认真看待一个信奉他们自己的政治原理的国家。这有助于加速修订不平等条约，这一个目标已成为日本现代化成功与被世界列强所接受的一个象征。显然，如同其伙伴自助运动一样，民主应该提倡，但必须受到控制且在限度内。
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也同样是个潜在麻烦。明治政府知道，西方人认为基督教与民主是密切关联的，而他们甚至倾向于从一个国家对基督教所持的态度来评估其文明程度。在某一个阶段，这看起来好像要成为一大问题。约6万名“隐性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徒）”在维新前几年已出现，而有些武士甚至改宗信耶稣了。新政府在1868年有点儿恐慌地重申基督教禁令，但西方列强提出抗议，禁令在1873年被解除。津田真道等社会评论家甚至建议官方采纳基督教将可能对日本有帮助，因为它是西方列强的宗教。
但对新政权幸运的是，威胁没出现。基督教没风行起来，从未有超过全国人口1％的日本人被基督教所吸引。即使当它对有潜在影响力的日本人有吸引力时，也往往被大和化了，即被改变成较有弹性且强调诸如责任与努力工作等价值观。
内村鉴三（1861～1930）是一个主要例子。他轻视宗派的理念，而他也是一个坚决的民族主义者，坚持必须建立不受西方影响玷污的日本基督教。今日日本人流行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婚礼，占将近全国半数，但这只是特殊化的社会风尚，不可与真正的基督教相混淆。
很快日本能够向西方宣布，日本很高兴欢迎基督教，因为日本知道基督教不会真正成为问题。
较有问题的是在19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早期从事“自由民权运动”的非基督徒。自由主义的中江兆民（1847～1901）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留学法国，深受卢梭与英法自由主义的影响，并通过其诸多著作倡导民权。至1880年，日本已有大约150个民权组织。翌年，自由党成立——这是日本第一个主要政党。而仅仅一年后，第二个主要政党立宪改进党成立，呼吁制定英国式宪法与议会。从这时起直到今日，日本政党将频繁地成立、解散、重新组党以及改名，尤其在19世纪90年代。
民权运动人士也没忘记政府在1868年答应尽早建立国会的承诺。19世纪70年代结束时，“国会期成同盟”声称代表全国约13万会员。不仅从政治主题的小说的风行，也从无数国内产生的要求制定适当的新宪法的建议反映出，当时人们普遍对政治感兴趣。
小说主人公大多是世界史上成功的政治人物，而其主题大多是他们如何获致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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