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亲历1-时代风云-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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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湖南读书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杨开慧。那时的杨开慧还是个14岁的小女孩，但现在已经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在北京，他们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渐渐萌生了爱情。杨开慧后来曾经说道：“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是完全看见了我的心。”毛泽东也真诚地爱上了杨开慧，他曾经写过一首叫《虞美人·枕上》的词来抒发自己的恋情，其中说道：“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色长天总难明，无奈披衣坐起薄寒中。”那充满柔情的诗句，与他后来戎马生涯中所作的那些气势磅礴的诗篇形成强烈的对比。
　　杨开慧
　　两年后，毛泽东和杨开慧在长沙结婚。又过了十年，杨开慧被叛徒出卖，在长沙惨遭反动军阀杀害。许多年后，毛泽东对他的第一位爱人仍然充满深深的怀念，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1918年即将过去，而此时住在景山东街三眼井胡同的毛泽东正准备离开北京。在第二年春天，他南下去了上海，为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们送行。后来自上海返回湖南，结束了他一生中第一次北方之行。
　　当然，那时他自己肯定不会想到，1949年，当他又一次来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成为著名的革命领袖。他在战友们的簇拥下登上当年可望而不可即的天安门城楼，以难以抑制的激动向全世界高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他在中南海里的新住所，离他的三眼井那个破烂的小院仅隔着一段很近的距离，即使是步行，也只需几十分钟。而走完这段路程，他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
　　平淡的1918年就这样过去了。叱咤风云的人物行色匆匆，在不经意间为这平淡的一年涂抹上一层绚烂的色彩，让她成为历史长河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
　　这就是北京的19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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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离延安（1）
1946年，国民党单方面撕毁停战协定，发动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在惨遭失败后，又集中精力针对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
　　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1947年3月初，蒋介石派出了大批飞机轰炸陕甘宁边区的核心——延安。3月13日，胡宗南的15个旅约14万官兵分两路向延安进攻。
　　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并且在枣林沟村兵分三路。毛泽东和中央前委留了下来，继续向西转移，以七百多人的队伍吸引身后的数万敌军。
　　1947年3月18日的延安已经成为一座空城，与原来人来人往的景象相比，空旷的街道和无人的房屋，显得异常冷清。延安的群众、中共中央各机关、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都已经撤走了。
　　在延安的外围，国民党的军队正在迅速逼近，有着十年中共中央驻地历史的延安即将沦入胡宗南之手。
　　（1）　兵临延安
　　中央军委礼堂旧址
　　写在墙壁上的“保卫毛主席”的标语
　　王家坪，位于延安宝塔区西北约四公里处，1937年1月至1947年3月，这里是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所在地，中央军委的礼堂就在这里。
　　1947年2月，为了便于指挥已在全国各战场展开的解放战争，毛泽东搬到这里。这时的王家坪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和总参谋部的所在地。毛泽东就住在王家坪的南院。之所以选择王家坪做驻地，是因为它位置隐蔽，山后的防空洞可以躲蔽敌人的轰炸和炮击。
　　从3月11日到18日，蒋介石用空军三分之二的轰炸机，对延安实施了密集的轮番轰炸。
　　面对战争的到来，中共中央召开保卫延安动员会，提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口号，号召全体军民坚决粉碎胡宗南的进攻，牵制和消灭胡宗南的军队，支援全国其他各个战场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
　　陕甘宁解放区军民有秩序地撤退，中为刘少奇
　　陕甘宁边区的民兵
　　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的军队只有两万多人，而胡宗南加上宁夏马鸿逵的军队一共28万之多，以一当十、历时七天七夜的延安保卫战开始了。
　　3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组成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在西北野战军的掩护下，延安实行坚壁清野，转移工厂和粮食，不让国民党从延安得到一点东西。不仅粮食都带走了，就连桌椅板凳、门窗也没有留下。时为中央警备团手枪连连长的高富有回忆说，妻子腌的一缸酸菜，也在临走前顺着山坡滚到了山根。延安变成了一座空城。
　　中共中央认为，面对强大的敌人，取得战争的胜利，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
　　陕甘宁解放区的军民按照计划有序地进行撤退。
　　最后撤离的毛泽东
　　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
　　第一批撤离的多为女同志，中央机要局机要处译电员马可玉就是其中一员。她当时结婚不久，又怀孕了，便派给她小毛驴带着部分文件先行撤离。撤离的路途中充满艰辛，任弼时的女儿任远志的腿就在行军路上摔断了。她记得是在晚上行军的时候，“我看不见，过一个小河沟的时候，一下就把腿摔坏了。我的腿趾骨一下就分开了，整个腿都肿了。开始骑老百姓的毛驴，又骑过老百姓的黄牛，最后有些地方实在没办法了，马都不能走的山坡，都是同学背着我过来的”。
　　

撤离延安（2）
疏散到1947年3月中旬的时候，留在延安中央机关的人已经很少了。即使留下来工作的人员，也在随时准备撤退。
　　在延安的西北野战军部队和陕甘宁边区的民兵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同仇敌忾，沉着应战，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
　　实力强大的胡宗南军队正逐渐逼近延安，3月18日中午，敌人已经到了三十里铺；太阳落山的时候，敌人快要到达延安的宝塔山了。
　　转移档案和文件的队伍
　　对于坚持最后撤离的毛泽东来说，形势已经很危急了。时为中央前委司令部作战参谋的刘长明谈到当时情况的紧迫：“敌人已经到达南离延安城还有七里路的七里铺，能听到清晰的炮声。敌人空投的炸弹，将窗户炸得轰隆轰隆响，炸碎了窗户纸、窗玻璃。窑洞里桌子上的暖水瓶忽悠忽悠地晃。”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人员急切地希望毛泽东赶紧离开延安，但是，作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仍然沉着地研究着眼前的局势，对敌人的进攻方向和自己的撤退方向进行分析。
　　谁也劝不动毛泽东，大家都在等待着。这时，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从前线回来，听说毛泽东还没有走，就直接闯进他的窑洞。刘长明回忆，彭德怀一进窑洞就喊道：“老毛，为什么还不走？赶紧走，你再不走，我叫别人用担架把你抬走。你得听我的，我现在是司令员，我对党负责，你得听我的。”听到这话，毛泽东说：“咱听司令员的。”终于动身了。
　　要放弃生活了十年的延安，对于毛泽东，对于这位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来说，要下这样的决定是很难的，也是要有魄力的。因为这十年，他和中共中央与延安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就在最后离开延安的时候，毛泽东还坚持，非要亲自看看胡宗南的兵什么样。谁都可以感受到这位领袖被迫撤离延安时的不甘心。
　　当时只有一百五十多万人口的陕北人民，养育了这支刚刚经历过长征的队伍，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新式政权——陕甘宁边区政府，大批年轻人投奔而来，革命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而这一切，就要被蒋介石、胡宗南无情打破。
　　（2）　主动撤离
　　为了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1947年3月18日晚上，毛泽东决定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
　　服务于中央领导人的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几乎同时接到转移的命令。中央办公厅秘书处的部分人员负责把中共中央的重要档案和文件转移到山西的晋绥解放区。时为中央前委机要秘书的李智盛还记得当时整理档案准备转移的情况：“把重复的，有两份以上，三份以上的，印刷的，全部烧掉，留下一份，这样就精干了，可以缩小数量。因为当时没有汽车，完全要走山地，要靠牲口驮。”考虑到档案的重要性，由一个连护送秘书处进行转移。
　　毛泽东乘坐吉普车离开不久，胡宗南的先头部队就已经到了延安城下。
　　在敌人的炮火中，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随行队伍向延安东北方向转移。转移途中要经过延安机场，为防止敌人的侦察部队在那里设埋伏、埋地雷，时为中央前委警卫科科长的慕丰韵被派往先期侦察地形。慕丰韵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形都觉得侥幸，“我带了个骑兵连就过去了，那个时候也没有扫雷器，怎么办呢？我就告诉骑兵连，拉一条直线，冲过去。有地雷就响了，没有地雷就过去了”。值得庆幸的是没有地雷，队伍平安地通过了，很快消失在山川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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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离延安（3）
3月19日，由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经过七天七夜的顽强战斗，主动撤离延安。
　　蒋介石（右二）来延安督战胡宗南部队于19日占领空城延安，便立即着手部署下一步的军事行动。蒋介石也于当日来到延安督战。胡宗南命令整编第1军军长董钊率五个整编旅五万余人，向延安西北方向安塞猛扑过来，希望能找到西北野战军的主力部队。
　　而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在前往刘家渠村的路上。为寻找撤离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和西北野战军主力，国民党的飞机发现了这支人数很少的队伍，开始对其进行低空扫射。毛泽东和随行人员撤离延安后第一次遇到了敌机的进攻。
　　撤退中的中央机关人员在小憩
　　国民党少将旅长李纪云（左三）
　　毛泽东乘坐的汽车挡风玻璃被打破了一个洞。但毛泽东很乐观也很风趣，他说：“唉，敌人就这么大本事，四架飞机就是把挡风玻璃打几个洞嘛。”他还将碎掉的有散纹的玻璃比作一朵花。这让时为中央警备团战士的邬吉成津津乐道。
　　3月21日，毛泽东率中央机关来到高家硷村，并在这里过了一夜。在高家硷，国民党中央社散布谣言，说毛泽东带少数人员，带着很多金银财宝，向延安东北方向逃窜。广播这头，毛泽东听到以后对刘长明等人说：“他说咱们向东北方向，这一次咱们是向东北方向；说逃窜那未必，我们是主动撤离延安，未必是逃窜；说少数人员这也对，我们就少数人员。但是说我们有大量的金银财宝，你们看你们有没有，翻翻你们兜里有没有金银财宝。我们什么都没有。”
　　（3）　青化砭大捷
　　毛泽东题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撤出延安后，毛泽东密切观察敌人占领延安后的动向。情报显示，胡宗南的第31旅这时正向青化砭方向追来，彭德怀和他的西北野战军能否在这里把追兵消灭，关系到中央的下一步行动方向。
　　3月25日，胡宗南的第31旅主力进入了西北野战军在青化砭设下的埋伏圈，这是党中央撤出延安以后，西北野战军打的第一仗。这一仗，也是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吸引敌人北上，与彭德怀巧妙配合的一仗。西北野战军将要在这里，依靠他们简陋的武器和有着美式装备的敌人见个高低。经过一小时四十七分钟的激战，少将旅长李纪云以下官兵二千九百余人，全部被歼。
　　青化砭大捷这一天，毛泽东在子长县的王家坪与先期到达这里的任弼时等人会合，他在这里听取了任弼时关于刘胡兰英勇就义事迹的汇报。刘胡兰是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妇救会的秘书，中共候补党员，牺牲时年仅15岁。杀害刘胡兰的是阎锡山的216团，就是这个团，不久就被晋绥军区在一次战役中消灭。时为晋绥军区独二旅战士的傅全有参加了歼灭阎锡山216团的战斗，他说：“杀害刘胡兰的那个团，是我们这个旅消灭的，抓住了那个大胡子连长，百分之八十的敌人都被打死了。”在王家坪，毛泽东写下“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4）　兵分三路
　　1947年3月29日清晨，连夜行军的中共中央机关到达清涧县北面的枣林沟村，而这时候，一路追来的敌人正在五公里外的山区修建工事。
　　毛泽东与中央前委工作人员
　　行军途中的中央前委
　　枣林沟村是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村子，几棵枣树、几孔窑洞，小得不能再小。当年的村民接待了这支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将向何处去的有些神秘的队伍。因为他们都穿灰大衣，个子都很高，村民没有认出哪一个是毛泽东。
　　

撤离延安（4）
当日晚至30日，在一孔简陋的窑洞里面，中央开会讨论下一步的行动问题。由于周恩来去晋西北布置工作，他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任弼时考虑到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坚持东渡黄河；毛泽东则坚持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为此，中央领导进行了工作分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委，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和军委的工作；刘少奇、朱德带领中央工委前往晋西北。如果中央前委受到损失，不能实施有效指挥的时候，就由中央工委代替，接替指挥全军全党的工作。“中央前委”这几个字是在中共中央会议上定的，转战陕北这个支队叫“中央前委”，代表着中央在陕北。刘长明这样分析这个决策：党中央、毛泽东不离开陕北，对敌人是强有力的牵制，对边区军民正在进行的斗争是个巨大的鼓舞。
　　中央前委留在陕北，要指挥陕北和全国各解放区的工作。车平路当时是中央前委司令部机要秘书，他说前委最重要的单位，“一个是电台机要，这是中央的耳目，还有一个单位是侦察大队，那个时候国民党的电报，胡宗南的电报发出来之后，我们就先收到了”。
　　中央前委总共只有七百多人，人员包括侦听、通信、宣传部门的骨干，以及中央警卫团留下的四个连，统归“直属司令部”指挥，由任弼时任司令。周恩来协助毛泽东工作。
　　行军途中的毛泽东当时中央领导的家属，大都过黄河到山西解放区去了，中央前委人数虽少，却很精干。为了照顾毛泽东的生活，江青留了下来。经过研究，给她安排了一个支队机关政治协理员的职务。
　　枣林沟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947年3月31日的晚上，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离开枣林沟村，来到了北面的田庄镇。
　　田庄是位于枣林沟村正北面大约十多公里的一个小集镇，中央前委和中央工委决定在这里分开。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五大书记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中央分为前委和后委后，为方便工作，不久中央又决定组成以叶剑英为书记的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到山西临县地区，统筹后方工作。
　　在夜幕笼罩下的田庄，毛泽东、任弼时以及随行人员要和刘少奇、朱德等人分开了，他们将奔赴不同的战场，去完成共同的使命。
　　为保密起见，中央前委这支队伍代号为“三支队”。毛泽东化名“李得胜”，周恩来化名“胡必成”，任弼时因为是这支队伍的司令，就用了谐音“史林”。
　　刘少奇、朱德等人乘坐仅有的汽车，东渡黄河去晋绥解放区。毛泽东率领的中央前委于深夜悄悄地向西。这时中央前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