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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亲历1-时代风云-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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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人在异乡，李宗仁仍然没有放弃自己曾经的理想，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一个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外的“第三势力”，成为李宗仁重返政治舞台的希望。但当李宗仁来到美国，准备重振旗鼓时，曾经在副总统竞选中给予他特别支持的、已连续执政两届的民主党，却被共和党赶下总统宝座，这使李宗仁相当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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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北京之行（2）
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恢复了“总统”职务。1954年3月，正式罢免李宗仁“副总统”的职务。
民主党人的失败和国民党蒋介石的报复，使李宗仁一度处于情绪的最低点，他只好拾起他历来的法宝，保持沉默，静观其变。
不久，新的机会就出现了。
（3） 新的希望
1955年4月，周恩来不顾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威胁，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国家团结会议，他在会上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轰动世界。
与会期间，周恩来还有一项轰动之举，这就是发表了第一份改善中美关系的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周恩来的声明震动了整个世界，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响。但是让周恩来也意想不到的是，这份声明会让一位远在异国他乡的人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
住在美国纽约城郊的李宗仁因为语言不通，平时很少与当地的居民往来，日常阅读书报杂志成为他消磨时间的最好办法。这天他从报上看到周恩来的声明，立即写信给远在香港的他的前任政治秘书程思远。
李宗仁和程思远
在信中，李宗仁讲道，我并不是第三种势力，而是中立立场，只要有利于国家民族，只要维护民族统一的我就赞成。我赞同通过谈判缓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
1955年8月，李宗仁在美国发表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这一建议由程思远起草，李宗仁身边的政治顾问吴尚鹰修改，是李宗仁经过反复思索做出的决定。建议主要谈到两点：第一，美国应承认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第二，台湾问题应由两岸中国人自己谈判解决，不需外人干涉。国共应再次携手，为了民族的利益、为了祖国的统一进行谈判。
李宗仁是否会因为这个决定而改变自己以往的理想，从国民党营垒里分裂出来倾向共产党呢？
（4） 神秘的访客
不管结果最终会如何，中国共产党人对李宗仁这一转变给予了高度重视。周恩来亲自运筹帷幄，第一个提出要争取的对象，就是李宗仁的高级幕僚，前政治秘书程思远。
李宗仁离开祖国大陆的时候，没有将从前几乎形影不离的秘书程思远留在身边，而是将他派往香港，作为和祖国的联络点。定居香港的程思远一家住在位于香港九龙荔枝角九华新村的一栋靠山面海的白色寓所里。当年程思远的工作是为香港的《正午报》写专栏。起初的几年，一家人都在悠闲和平静中度过，直到1956年宁静的生活慢慢被打破。
程思远一家
在香港的程思远过着宁静的生活
李济深
1956年，是新中国诞生的第六个年头，程思远的白色寓所不断出现一批批来造访的人影。这与过去六年里“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这些频繁的来访者不禁会使人联想起周恩来曾经被认为只是说说而已的那句话。
周恩来在一次跟民主党派高级负责人座谈的时候，与民革中央负责人李济深说：“你能不能通过你的关系给在香港的程思远打个招呼，邀请他回来看看。”在场的中央统战部和民主党派负责人都听到了这句话，但大部分人感觉总理只是说说而已。但是不久以后，这个被人们认为只是说说而已的一句话却成为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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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北京之行（3）
李济深受周恩来之托，立刻联络到香港一个报社的总编，请他去拜访程思远。因为程思远也在给报纸写专栏，两人第一次见面仅是聊天。第二次，这位总编给程思远带去周恩来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这是一篇很著名的讲话，在海外有很好的反响，程思远看过之后感觉很好。在第三、四次接触后，终于切入正题——李济深的北京之邀。
寻常的客人提出了一个不寻常的问题，虽然意识中似乎已有这种打算或者憧憬，但程思远仍然觉得太突然了，他略略停顿了一会儿，说：“请允许我考虑一天如何？”
1956年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宴请程思远第二天，双方如约来到九龙太子道一间偏僻的咖啡馆会面。今天，这间咖啡馆所在的位置已经成为香港著名的花卉一条街。就是在这里，程思远答应了那位神秘客人的邀请，决定动身前往北京。
（5） 程思远的第一次北京之行——莫名的怒气
1956年，程思远第一次到北京。因为这次行程是秘密进行的，便将他安排加入1956年国庆港澳地区代表的观礼团里。在一个公开场合，周恩来与观礼团代表一一握手，表示欢迎。走到程思远身边时，周恩来悄悄跟他说：“我们改天再详谈。”这时候程思远才知道，这次邀请的主角根本不是李济深而是周恩来。
其实，不仅程思远选择了历史，历史也在选择他，事隔多年以后，他才知道，他的北京之行为何这样“十万火急”。
1955年，蒋介石在岛内搞了几次清党运动，甚至将美国支持的一位将领也关进了监狱。美国看到蒋介石如此独裁专横，准备支持李宗仁回到台湾，重新取得政权，把蒋介石赶下台。如果美国插手台湾局势，更改台湾领导权，美国对台湾的控制就会更加深入。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信息，周恩来才下决心立刻和李宗仁建立联系，争取最大的可能让李宗仁回来。
1956年5月11日早上，程思远接到通知，说周恩来中午在中南海紫光阁请他吃饭。宴会后，周恩来从国际形势谈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最后谈到国共合作的问题。周恩来说：看到李宗仁写的关于台湾问题的建议，也看到他最近一些表态。我们认为，李先生是爱国的，他是有民主正义感的人。你可以转告他，我们欢迎他回来看看，来去自由。
第二天，程思远的一位密友约程思远到新侨饭店饮茶，他对程思远说：“你此来得到周总理这样的重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几天以后，程思远怀着一颗难以平静的心，回到了香港荃湾他的那座海滨石屋，他兴奋地向夫人石泓讲述了在大陆看到听到的一切，并立即把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写信告诉了远在美国的李宗仁。然而李宗仁看到之后却勃然大怒，因为如此重大的事件，事前没有与他商量，他感到十分遗憾。
程思远没想到自己的一腔热情，招来的却是李宗仁的“冲天怒气”。此后，程思远虽几经解释，但李宗仁仍对此耿耿于怀。但是，程思远是李宗仁几十年的至交，他知道李宗仁的怒气并非冲他而来，其中显现出李宗仁一种万般无奈、犹豫彷徨的复杂心态。
（6） 树高千丈，落叶归根
果然，程思远猜对了。过了一段时间，李宗仁就迫不及待做出了比程思远更“轻率”的举动。
1958年的秋天，李宗仁写信给当时在北京的李济深。在这封信里，李宗仁很明确地提出：树高千丈，落叶归根。李济深收到信后，立刻向周恩来作了报告。
神秘的北京之行（4）
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
1959年国庆时的人民大会堂
这是整整两年后，李宗仁在深思熟虑后的重要抉择。
正在北京研究这封李宗仁来信的时候，从海外又传来了一个消息：李宗仁托程思远转往北京一封信，表示愿将毕生收藏的价值11万美元的历代名画献给国家。
1960年9月，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从美国秘密到了香港，把李宗仁收藏的字画、文物交给程思远，然后由程思远带到北京。据程思远回忆，周恩来委托故宫博物院的专家进行鉴定，专家认定这些东西并非都是古董，大部分是赝品，真正的价值为三千美元。对于这些不是文物的“古董”，总理说：“不要说三千美元，我们就给他三万美元支票。”在将此事报告毛主席后，主席说：“哎呀！这是人家投石问路啊。他说11万美元，我们给12万美元。”于是就将12万美元的支票汇到香港的账户。这12万美元，不仅是对李宗仁试探的强烈与积极的回应，同时也是借这个机会给李宗仁提供一笔在海外生活的经费。
李宗仁拿到12万美元之后，认为得到了祖国、共产党的认可，回归祖国的决心在李宗仁心里更加坚定了。但是，不曾料想的是，迎接他的是一条充满生死危情的归国路，而且这条路一走就是漫长的六年。
（7） 程思远的第二次北京之行——试探
1959年10月，程思远受邀参加了港澳地区庆祝国庆十周年活动的代表团，第二次从香港到了北京。参观了国庆盛大庆祝###和游行活动之后，他随代表团到东北各地参观访问。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令他们耳目一新。
1959年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再一次宴请李宗仁
10月25日下午3时，周恩来又一次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并宴请了程思远，宴会最终的话题又转到李宗仁归国的问题上。这一次周恩来很明确地让程思远转告李宗仁，很感谢他的捐献，同时也对李宗仁落叶归根的想法做了肯定。但是总理说不要急着回来，可以先到欧洲去走走。因为李宗仁回来影响太大，不仅台湾的国民党会有异动，美国方面也会有异动。周恩来最后嘱咐程思远，转告李宗仁先生，欧洲之行，要紧的是“必须按时回到美国去”。
回到香港后，程思远把自己的想法和总理的叮嘱写信告诉远在美国的李宗仁。但是，周恩来在1959年10月所说的那番话的深远含义，直到六年之后，程思远陪同李宗仁回归祖国之际，才真正理解。
莱蒙湖畔的密谈（1）
（1） 汽车里的会面
1960年9月，受丈夫李宗仁的委派，郭德洁从美国纽约来到香港，在这里用特殊的方式约见了重要的老朋友程思远。
香港
当年的程思远
郭德洁的母亲、哥哥一家人住在九龙的荃湾，从程思远的九华新村14号，到郭德洁所居住的地方只有半个小时的汽车路程。但是，这两人要见一次面，却非常困难。因为九华新村一带，居民的情况非常复杂，又有国民党特务混杂其间，稍有疏漏，就可能造成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所以他们选择了一种最平常却又最安全的见面方式。
每一次会面，由程思远的夫人开车，接到郭德洁之后，程夫人开着车兜风，他们就在汽车里面会面，商谈有关的问题。就是在汽车里，程思远得到了李宗仁一定要回来的肯定的答复。
尽管郭德洁在荃湾的乡间别墅深居简出，嗅觉灵敏的国民党特务还是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就在郭德洁将要离开香港的时候，突然发现，她寄给程思远的信不翼而飞了。
（2） 程思远的第三次北京之行——彻底的转变美国总统选举
美国总统肯尼迪
郭德洁到香港与程思远会晤之后，带回去的消息使李宗仁大为兴奋，他虽身在异邦，但对回归祖国心仪已久，那么究竟这一天还要他等多久呢？
来自香港的讯息，使周恩来有了加快进程的信心。于是，北京和香港之间的往来更加频繁起来，而香港与美国之间的联系也日趋热络。
正当李宗仁、程思远紧锣密鼓地加紧筹划回归祖国的大事时，美国国内也发生了一件大事，虽然是美国人自己的事，但却差点因为这件事误了李、程二人的大事。
1961年1月20日，43岁的美国民主党人约翰·肯尼迪取代了艾森豪威尔，宣誓就任美国新总统。不久，他收到了李宗仁的一封来信。信中说希望美国民主党政府能够在缓和中美关系，尤其是在台湾局势方面做出一些贡献。
从年轻气盛的肯尼迪总统身上，李宗仁似乎又重新看到了希望。肯尼迪所代表的民主党，过去一直是李宗仁在国民党内斗争的坚定支持者。在艾森豪威尔这个共和党人当总统时，李宗仁在美国的处境每况愈下，如今，民主党人重新入主白宫，李宗仁希望借助他们的力量实现自己的理想，那么他回归祖国的事是否会因此而前功尽弃呢？
1961年8月，周恩来要程思远速速进京，如果说前两次进京都在公开场合露过面的话，此番程思远北上却是完全保密的，且时间很短，速来速去，局外人毫不知情。一向做事有条不紊的周恩来如此突然地约见程思远，其实是让程思远转告李宗仁不要对美国人抱幻想。当时，周总理回顾李宗仁的经历，对程思远说：“以前就是对蒋介石抱幻想结果破灭了，后来呢，又对不切实际的第三种势力抱幻想又破灭了，现在你想把希望寄托在美国的党派斗争里边，这个也不现实。自己的事情要完全靠自己争取，幻想美国人不插手两岸问题是很天真幼稚的”。
周恩来的恳切劝告，使李宗仁茅塞顿开，自此以后，他的内心更加倾向祖国了。1963年7月14日，他又通过一位意大利女记者的访问，在《欧洲周报》发表了一篇谈话。他说：“我和蒋介石国民党一样，都是失败者，但是我跟他们的唯一区别就是，我从来不把失败这件事放在心上。我个人无关紧要，由于我个人的失败，一个新的中国正在诞生，这是我所欢迎的，我所高兴的。”从这段话来看，李宗仁对祖国的态度是很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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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蒙湖畔的密谈（2）
（3） 程思远的第四次北京之行——周恩来的“四可”原则
程思远第二次秘密进京的时候曾受到周恩来的嘱托，找机会让李宗仁到欧洲走一走，程思远一直在为去欧洲与李宗仁会晤这件事做着筹划工作，经过长期的辗转磋商，1963年11月，终于有了眉目，双方约定，12月中旬在瑞士见。
临行前，程思远又一次秘密进京，向周恩来请示，这也是他第四次北京之行。这一次会见周总理的情景，给程思远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1月15日午夜，程思远在酣睡中被叫醒，说是周恩来召见，程思远匆匆穿好衣服来到了中南海。
这次接见，周恩来交给程思远的任务与前几次有所不同，这个任务让回国的进程变得更加具体。程思远回忆到：周总理让我向李宗仁转达“四可”原则，这“四可”就是：一、李先生可以回来在祖国定居；二、可以回来，也可以再去美国；三、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是否回来；四、回来以后可以再出去，如果还愿意回来，可以再回来。周总理一再叮嘱，让我把它背诵下来。
中央所表现出的宽容与大度，使程思远深受感动，他感到他肩头的担子越来越重了，虽然充满了信心，但是他还不敢肯定李宗仁面对“四可”原则会作出怎样的反应。
（4） 14年后的重逢
苏黎世SAVOY旅馆李宗仁和程思远阔别14年之后的第一次会面1963年5月14日，李宗仁按计划向纽华克城移民局提出欧洲之旅的申请。当时，移民局对这位“重要人士”的申请有些犹豫，但又没有理由拒绝，在报告了联邦调查局后，美国政府作出了一个自己认为万无一失的选择。那就是在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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