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1949:中国战和纪实-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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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将大变，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会打起来，我们在盟军帮助下，也一定会打败###！”
　　何应钦装着洗耳恭听的神情，心里却叹道：“老头子又在说梦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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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十字路口　3
当蒋介石请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人进餐的时候，远在南京的李宗仁独自在室内徘徊，苦苦琢磨如何答复中共发言人的谈话。他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对策，忙把程思远召来，面授机宜。
　　第二天——元月26日，南京政府发言人发表声明，指责中共方面“如不即时指派代表，约定时间，又不停止军事行动，而竟诿诸所谓北平完全解放之后，岂非拖延时间，延长战祸？”以急不可待的口吻，“盼中共认清，今日之事，应以拯救人民为前提，从速指派代表进行商谈，使和平得以早日实现。”
　　不到三天，元月28日，中共发言人又发表谈话，通知南京政府：“……谈是一定要谈的，谁要中途翻了不肯谈，那是决不许可的，因此你们的代表一定得准备来，但是我们还得一些时间做准备工作，不容许战争罪犯们替我们规定谈判的时间。”并命令南京政府，“为了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先认真地做一件工作：立即动手逮捕以蒋介石为首的战争罪犯……”
　　李宗仁读罢中共发言人的记录稿，木然地坐在沙发上扪心自问：这怎么办呢？李宗仁毕竟是李宗仁。他认为现在是他与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直接对话的时候了。他试图以自己的“法统”地位来对抗蒋介石的“党统”控制，不经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也不与行政院长孙科商量，毅然致电毛泽东，明确表示“承认以贵方所提的八项条件作为和谈基础”但“各项条件，自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惟在谈判之前，不能先行执行某项条件……”再次请求迅速指定和谈代表与谈判地点……
　　此电发出后，震怒了溪口的蒋介石，即与孙科通话。第二天，孙科的行政院背着李宗仁全体撤到广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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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十字路口　4
蒋介石在溪口又与孙科通话。
　　当孙科向他报告，按他的指示，行政院已在广州办公，蒋介石连声赞道：“好，好，好！”他再三嘱咐，“哲生兄，你可记着：你在南京时前前后后讲过好几次和平，现在你在广州一定要表示态度，重申戡乱到底的决心，让李宗仁尝尝唱独脚戏的苦头！”
　　“是是！”孙科连声应诺。
　　蒋介石刚打完电话，国民党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匆匆走来向他报告：“刚才李宗仁来电话，说南京军政费用均已枯竭，请总裁以剿共大局为重，拨给库存金银，以期提高士气，巩固军心……”
　　蒋介石狞笑道：“李宗仁说得又可怜又好听，别理他！”
　　蒋介石以命令的口吻对俞鸿钧说：“运台的金钞要加紧进行。”
　　“是，是。”俞鸿钧胆怯地忙看了蒋介石一眼，“据现在的情况，央行保管的战时没收的珠宝恐怕运不走了！”
　　“为什么？”蒋介石两眼盯着俞鸿钧。
　　俞鸿钧回道：“这些珠宝在另一个仓库，李宗仁已派人看守。”
　　蒋介石急问：“值多少钱？”
　　“最多也不过两百万美元。”在俞鸿钧的眼里，这数字算不得什么，笑着说，“万一运不走，我看就算了！”
　　蒋介石恨恨地说：“尽人事吧！最好让李宗仁一个铜板也摸不着！”
　　俞鸿钧走后，坐在一旁的蒋经国劝道：“亚伯，这样做是不是太绝情了？”蒋介石脸一沉，气愤地说：“共产党只要我的命，可桂系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钱，对他们决不能手软！”
　　正说着原总统府军务局长俞济时慌慌忙忙走进来：“报告总裁，今天中共发言人又发表了关于惩办战犯的声明。”边说边呈上广播记录稿。
　　蒋介石把记录稿往桌上一摔，恨恨地说：“无非是叫李宗仁逮捕我！”
　　蒋经国忙把记录稿拿过来，迅速地看了一遍。
　　蒋介石满脸铁青，两眼盯着儿子脸上的表情。
　　蒋经国看出父亲很想知道中共发言人这次声明的内容，有意装出无所谓的神气，以此冲淡父亲紧张的心情，不慌不忙地说：“还是老一套。不过前次讲话是要李宗仁立即逮捕以亚伯为首的党国军政大员；这一次的声明，似乎语气和缓些，只要李宗仁防止亚伯逃跑就行了！”
　　蒋介石听罢，怒不可遏，不由把手往南京方向一指，吼道：“我量他不敢！！”他立即命令俞济时：“你快给我向广州、上海挂电话，我要与孙科、邓文仪通话。”
　　第二天孙科在广州发表谈话，公开反对李宗仁关于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的声明。第三天孙科又发表讲话：“现政府已迁穗办公，吾人应对过去重新检讨……###所提出之惩办战犯一节，绝对不能接受……”紧接着国民党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在上海发表题为《和平与战争的发展》书面谈话，也推翻了李宗仁的声明，而要求“平等的和平，全面的和平，‘否则’不惜牺牲，与###周旋到底！”
　　蒋介石闻报，得意地笑了！
　　可李宗仁在南京痛苦极了，他仰天长叹：“这样四分五裂的烂摊子怎么和共产党和谈？共产党能相信四分五裂的国民党会有和谈诚意？”当然他很清楚孙科、邓文仪等人的背后是蒋介石。蒋介石使他调兵不应，用款不灵，连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的皇皇大令也成一纸空文，可恶极了！他一气之下，想把蒋介石甩掉，索性打出第三势力的旗号与中共和谈，但转念一想，在老蒋严密控制下的南京城，岂不是自讨杀身之祸！他左想右想，毫无办法，颓然地坐在那尊贵的皮转椅上两眼发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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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十字路口　5（1）
正当李宗仁在南京陷入困境的时候，程潜为有别于南京，很想派人密去解放区，向毛泽东汇报起义决心，并请示机宜。省府顾问方叔章向程潜建议：省府卫生处长龙伯坚早年在长沙与毛泽东一同办过《湘江评论》，是毛泽东所熟识的人，可派龙以采购西药为名，经香港北上。程潜闻之大喜，当即采纳方的建议，找龙谈话，可惜龙未能成行。
　　春节前夕，长沙彤云密布，大雪纷飞。程潜的心情又沉重起来了，终日绕室彷徨。
　　程星龄询问原由。程潜叹道：“这些天，一直在反复思考。你上次的分析很对。虽然中共已表示愿意与南京和谈，但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算盘是想实现‘划江而治’。这怎么能谈得成呢？依我看，必将重启战端。我决意坚持和平到底，另树一帜，这势必形成湖南与桂系直接对抗。如何应付这个局面呢？我很忧虑！”程星龄安慰道：“如今颂公今非昔比，手中除了五个保安师之外，还有两个军四个师的正规部队，量李、白等人也不敢小看我们。话虽如此，颂公所虑极是，我们必须早作好准备。”
　　程潜点了点头，问道：“星龄，为了应付那种局面，你有何具体想法？”程星龄深思熟虑地说：“我和中共地下党的同志也正在商讨这个问题。我认为湖南的军权掌握在李默庵手里不妥。默庵虽然是信得过的，且在颂公附和李、白倡导和平时，已经公开亮相，赞成起义。如果白崇禧改辙反脸，李默庵必遭疑忌，很可能被剥去兵权，这样就很难应付将来与桂系对抗的局面，必须尽快物色一个适当的人接掌湖南的兵权，此人既能使白崇禧深信不疑，又能切实保障颂公的安全。”
　　程潜叹道：“要是能把子良调到湖南来就好了！”
　　子良就是陈明仁，与程潜同为湖南醴陵人，出身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可算是“天子门生”；但在进黄埔之前，曾在程潜担任校长的广州陆军讲武堂受过训，也是程潜的学生。北伐时东征叛逆陈炯明，他以首先奋勇登上惠州城头的功劳，曾受到蒋介石的厚赏，连升三级当了营长，一时成了黄埔学生中的风云人物；后来因几度冒犯了蒋介石，曾被撤职、调职，以致起落无常，比起有些晚期黄埔同学反而后来居上者，不免感到相形见绌而有些沮丧。1947年，陈明仁为国民党七十一军军长，调往东北与解放军作战，以坚守四平街有功，受到蒋介石给予“青天白日勋章”的嘉奖，还组织一批美国记者去四平街阵地参观。蒋介石他这样大事张扬，目的是以四平一战制造国民党的部队既能攻又能守的假象，欺骗中外，企图得到更多的美援。哪想到那些美国记者看到有些被毁后修补起来的战壕上的胸墙，是用美援物资中的一袋袋面粉和大豆堆砌成的，甚为不满，当即向当时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提出指责。与陈明仁一向有隙的陈诚，以此向蒋介石告发陈明仁。蒋介石素来宠信陈诚，于是一声令下，把陈明仁撤职。陈明仁一气之下离开东北，在南京家里索性穿起长袍，表示再也不当军人了，终日闭门不出，惟以喝酒、打牌消遣。总统府给他安了个参军名义，他从来不进衙门当差，消极苦闷，形之于色，而内心里对蒋介石愤恨达到极点。此时，桂系为夺取蒋介石的权位，极力争取黄埔系将领，扩大桂系军事集团的实力。陈明仁与曾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刘斐相知。刘斐，字为章，虽是湖南人，但与桂系关系极深，很得白崇禧的信任。陈明仁通过刘斐的推荐，白崇禧欣然电呈蒋介石，启用陈明仁为“华中剿总”副司令兼武汉警备司令及二十九军军长，不久又升任第一兵团司令官……再说程星龄一听程潜提到陈明仁，便喜形于色地说：“颂公与我想到一块儿去了！我看应想方设法把子良调到湖南来，一则他手下有两个军，可增强我们的实力，二则他是你的学生，一向尊重你，而且他在四平街和共产党打过硬仗，蒋介石和白崇禧都不会怀疑他的###决心。”
　　程潜不无疑虑地说：“话虽如此，但不知子良愿不愿来？来了之后愿不愿意跟我一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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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十字路口　5（2）
程星龄笑道：“我早已从侧面打听过，他对时局是悲观的，在武汉和白崇禧素无渊源，蒋介石在四平之战后，将他撤职，他积愤难平，在这种形势下，他会同意来湖南。再则，颂公与他有师生之谊，利用这层关系做些工作，估计他会跟我们一起走的。”
　　老谋深算的程潜又提出另一个问题：“子良的第一兵团属‘华中剿总’，白崇禧能同意么？”
　　程星龄考虑再三，向程潜建议：“如果由颂公直接向白崇禧请调子良，很可能引起白的怀疑，依我看不如请为章出面，站在桂系的立场向白建议将子良调到长沙来。”
　　程潜与刘斐私交颇深，当即采纳程星龄的建议，令星龄速去见刘斐。
　　刘斐自抗日战争胜利后，因不满蒋介石发动内战，曾八次辞职，现闲居在长沙织机巷耕耘圃，但经常往返于程潜、白崇禧之间，对他们之间的意向甚为了解。当程星龄雪夜来到他的住所，把拟调陈明仁回湘为程潜掌握兵权的设想详尽地告诉他之后，刘斐满口赞同，连夜冒着风雪乘火车赴汉找白崇禧。
　　白崇禧见刘斐来之匆匆，忙问道：“为章兄有何急事？”
　　刘斐故弄玄虚：“我特地为健生兄的事业而来！”
　　“难道湖南有变？”
　　刘斐坐在沙发上，不慌不忙地说道：“我这些天在长沙想来想去，总觉得程颂公老迈，而兵权呢，都操在李默庵这一帮黄埔嫡系分子手里，他们是靠不住的，湖南是武汉与广西联系的枢纽，对我们非常重要，一定要牢牢掌握住。我看陈明仁是坚决###的，但不为蒋所重用，常有怨言，而程颂公素来对蒋不满，但没多大实力，不如把陈明仁调往湖南，一来支持程颂公对付蒋系那班‘天子门生’，二来借以巩固我们后方，岂不是两全其美么？”
　　刘斐这番议论，正中白崇禧下怀，当即表示：“就这样办吧！”但他转念一想，“不知程颂公乐不乐意呢？”
　　刘斐说：“为防程颂公起疑心，我看健生兄可先去电长沙，征其意见。”白崇禧素来是说干就干的，立即电商程潜。
　　程潜接电，心中大喜。但不露形色，故装昏庸，满口同意。
　　陈明仁早就想回湘应变，又探得程潜在湖南组建了数目可观的军队，当刘斐告诉他程潜欲请其回湘时，他欣然应承。
　　2月18日，陈明仁以华中剿总副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的身份率其二十九军和七十一军，以编训为名，进驻湖南。
　　当日陈明仁一到长沙，首先驱车拜见程潜。程潜为他设宴洗尘。
　　席散后，两人密谈形势。陈明仁把他来长沙之前，蒋介石从溪口派人送来的要他秘密监视程潜的手令交给他的老校长。
　　程潜看了看，淡然一笑：“你握有兵权，要杀要抓听便。”
　　陈明仁毅然说：“我不听蒋介石的，听你颂公的指挥。”
　　不几天，程潜又同陈明仁密谈。
　　程潜说：“子良，我不瞒你说，我打算和共产党合作，走和平道路，这样做，可以缩短战争进程，影响西南，保存国家元气，尤其可以使家乡人民免遭战火涂炭，你以为如何？”
　　陈明仁听后不由一怔。他感谢老校长的信任，能这样直吐真言，然而和共产党合作，他手上的血太多了，尤其是四平一战，共产党能容吗？但他深知，国民党败局已定，只有跟程潜走，才有出路。他沉思良久，只好表示：“这件事，我只和你颂公保持联系，不和任何人发生关系，在公开场合，我还要以###的面貌出现，这样可以取得武汉、溪口方面的信任，减轻对长沙的压力，这对颂公也大有好处。”
　　程潜满口同意。
　　程潜后又与程星龄密谋，还必须物色一个既忠于起义，又为程、白双方信赖，还有一定的资历和必要的机智的人，在武汉与长沙之间周旋，除做些日常联系工作，还要随时了解桂军的动态和白崇禧的意图，并设法减弱白崇禧对程潜的疑忌。二人想来想去，最后决定刘斐的老友、同白崇禧有一定的交情、而又是程潜的老部下、曾当过中将高参的唐星最合适，让他出任了长沙绥署副主任。白崇禧闻报很满意。
　　

第二章　十字路口　5（3）
一心扑在起义事业上的程星龄又向程潜建议：为减少起义的阻力，安抚在湖南的保密局特务分子，应争取、利用与陈明仁、肖作霖关系颇深，曾任军统局中将主任秘书和西北区区长，现为湖南党政军联合办公室副主任，极想找出路的张严佛。程潜同意程星龄去做张的工作。不久，在张严佛的影响下，在湘的保密局特务骨干分子都表示愿跟颂公走向和平……
　　

第二章　十字路口　6
正当程潜在长沙密谋起义的时候，一架军用飞机降落在汉口机场。
　　来者是张治中。
　　他这次来汉口并非公务，而是见和谈前途诸多险阻，出走南京飞返西北途中路过汉口的。
　　白崇禧与张治中早年在保定军官学校学习时，同住一间寝室，在课堂里又同坐一张书桌，一向私交甚笃，忙驱车亲往机场迎接，设宴为张治中洗尘。
　　张治中宴罢，深怕白崇禧把他挽留在汉口，笑着自白道：“我在汉口只住一夜，明天得赶回兰州。”
　　白崇禧也笑道：“文伯兄是大忙人，我决不留你的。”他趁此质问，“我向德公力荐文伯兄出任行政院院长，你为什么坚决不干呢？难道不愿助我们一臂之力？”
　　张治中苦笑道：“我是主张要和就真诚的和。我这一套，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