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风陵渡口-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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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阶级斗争来保证他的理想的推行。现在毛已不太关心那些使他头疼的数字了，尽管眼下的特大困难令他有些消沉，但是他并没有后退，而是「硬着头皮顶住」。毛终于坚持到了经济开始恢复的1962年下半年，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发起了凌厉的反击。
1962年12月，东北局经济委员会根据十中全会精神召开了工业企业政治工作会议，提出每个企业都要把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会议宣布在困难时期有错误言行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的17％左右。现在，鞍钢宪法的主旨已经按毛的最新思想转化为更加突出强调阶级斗争，具体导各企业进行阶级斗争的组织就是按照毛的指示建立的政治部。
综上所述，「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是毛主观世界的产物，经由毛的强力推动，「两参一改三结合」在1958年后的一段时期内成为中国工业化管理的一种新方法，毛期望以此来规划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然而，遭到毛唾弃的马钢宪法并非资本主义的歪门邪道，它和鞍钢宪法一样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向重工业倾斜的生产管理方式，只是鞍钢宪法已用「政治中心主义」代替了「技术中心主义」而更具主观性。
大跃进期间的鞍钢工人没有争取「经济民主」的思想意识，「两参一改三结合」与「经济民主」不搭界，所谓「经济民主」只是当今学人理念世界的产物，与当年鞍钢工人无涉。时下某些学人从预设的立场出发，将自己的想象附丽于历史，以某种理想化的态度来构筑过去。按照这种思想逻辑，过往的年代的许多概念都会在「后现代」闪烁出光辉，因为只要抽去这些概念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特定内涵，再将其诗化，根本无须费力去「开掘」。这样，毛时代的许多概念马上就会熠熠生辉。顺便说，大跃进年代与鞍钢宪法相匹配的还有农业战线的「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除了那个密植的「密」有待商榷，其它哪一项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所以，今天经某些学人演绎的、被认为是体现后现代「政治正确性」的「鞍钢宪法」，只能是一个历史名词，它只存在于学人的书斋。幸欤？悲欤？？本文基本资料来源于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所藏中国当代史史料，谨致谢意。

11。高华：大饥荒中的“粮食食用增量法”与代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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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0年起的两年多时间里，在中国广大地区先后开展了两场与粮食问题有关的群众运动：“粮食食用增量法”和代食品宣传推广运动。前者是在大饥荒已经蔓延，当政者仍确信粮食大丰收，由地方党委和政府发起，并得到中央认可和支持的一场节粮运动。后者是中央已意识到大饥荒的现实性，但已无粮食用于赈灾，因而主动发起的一场救灾运动。对于这两场和粮食危机有关的运动，国内外学术界在有关大饥荒的研究中均较少涉及，本文拟对这两场运动的起因、过程和后果作出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确信粮食大丰收，“粮食食用增量法”登场
　　“先进烧饭法”或“粮食食用增量法”最先是由地方党委和政府创造的。1959年5月，辽宁省黑山县卫星公社三台子管理区副业生产队创造出将“玉米先蒸、后磨、再煮”的“玉米食用增量法”。报道称，食用了用增量法制作的玉米面后，“群众红光满面，生产劲头十足”。这个经验经辽宁省委上报后，得到中央的肯定，并批转全国。1960年1月，上海市川沙县推出旨在提高“出饭率”的“先进烧饭法”，将原先粳米一斤的“出饭率”，从2斤提高到2斤8两。同月，河南省创造出更具科学术语规范性的“粮食食用增量法”一词。具体操作程序是，将原粮煮到六七分熟后，从汤水中捞出，再用水磨将原粮磨成糊状，把酵母放在面糊中，发酵后送入蒸笼蒸熟。其结果是，用传统方法蒸馍，1斤面只能蒸出1斤馍，最多只能蒸出2斤，采用增量法后，1斤面可蒸出5斤馍。河南同志兴奋地将这种馍命名为“跃进馍”，他们甚至创作了一首歌谣，表达对“跃进馍”的喜爱：
　　“跃进馍真正好，
　　既顶饥又顶饱，
　　节约粮食营养多，
　　利国利民好处多。“＇1＇
　　川沙县和河南省的经验分别代表了以食米为主的南方和以食面为主的北方的两种不同的节粮方式。继而，层出不穷的增量法纷纷问世，也都贴上了“营养多、易消化”的宣传标签。其中有：
　　北京市密云县的“烫面”、“双蒸”、“水磨”做饭法；
　　辽宁省抚顺市的“油水混合”的“食油食用增量法”，其工艺特点是，“用土超声波使油水乳化”；
　　湖南省的“一炒、一泡、一蒸做饭法”；
　　四川省邛崃县、莆江县的“火米（蒸谷子）增量法”、“三开一煮法”；
　　武汉市的“蒸米做饭法”；
　　重庆市的“冷水发饭法”；
　　兰州市的“水发面蒸馍法”；
　　西安市的“纯面增量法”、和“碗蒸馍增量法”；
　　河南省鲁山县的“煮后干磨烫面增量法”；
　　……
　　各地创造出的“粮食食用增量法”五花八门。虽然在1959年庐山会议前中央曾向全国批转过辽宁省黑山县的经验，但在批判彭、黄、张、周之后，这项工作就被搁置了下来，直到1960年3月，领导层才真正重视起粮食食用增量法这个新发明，开始在全国全面推广。3月之后，湖北、河北、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内蒙、江西、广西、陕西、四川、辽宁和北京、天津、上海等省市采用增量法的伙食单位已高达50％至90％。＇2＇
　　推广“食用增量法”是否表明领导层已经意识到全国出现严重的粮食危机，并准备采取相应的解救措施？检讨1960年头几个月领导层的政策举措，却无法形成上述判断。事实是：北京认定全国粮食取得了大丰收，仓禀饱满，不仅可供国内需求，还可用于出口换汇；同时，领导层相信节粮与丰收并不冲突，越是粮食大丰收，就越要节粮。由此，下一个问题自然就被提了出来，即领导层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各地普遍发生的浮肿、非正常死亡、人员外流等现象，究竟有何反应？
　　（1）对浮肿病的反应
　　1958年大跃进运动兴起后，各地有关浮肿病的内部通报，除了庐山会议后的几个月，在大多数时间里，一直保持着畅通状态。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58年一年，就有河南、四川、云南、甘肃、山东、湖南等6个省存在着浮肿病严重蔓延的情况。＇3＇。
　　1959年浮肿病在更大范围加快蔓延。据零星资料统计：＇4＇
　　山东省荷泽地区：1959年入春以来，水肿（即浮肿）病人达72。7万人，死亡1558人。
　　广东省海南岛：1959年7月，海口市与其它6个县有浮肿病人4。3万人。
　　至1960年，浮肿病已成为遍及全国城乡的流行病症，4月中旬，仅湖北省水肿、干瘦、妇女子宫脱落人数达35。9万人。江苏省浮肿人数达12。6万人。6月，江苏省浮肿、消瘦人数达89。2万人。＇5＇
　　对于各地浮肿病蔓延的现象，各省及中央经过一段时间，方弄清发病原因。起先认为，是食用了不洁食物引起消化吸收障碍而导致，后认为是食盐过多而引起浮肿，最后才判定是营养不良导致浮肿。＇6＇北京要求各地解决群众疾病问题，但一般不减免地方的粮食征购任务。
　　（2）对人口外流的反应
　　1958年4月，山东、甘肃农民就开始大量流入内蒙河套地区。
　　到了1959年，大量外地农民开始流入北京、沈阳、呼和浩特、包头等城市。4月，流入上海的人口已达数万。据不完全统计：
　　河北省：外流人口28万；
　　山东省：外流人口32万，其中青壮年10万人。＇7＇
　　1960年1至4月，无票乘火车的盲流农民达17万人次，比1959年同期增加3倍，大部分来自鲁、冀、豫。前往东北的占60％，前往西北的占20％，其它城市占20％。同年1至6月，流入内蒙的盲流达60万人，同期辽宁农民外流30万人。＇8＇
　　对于农村人口外流，北京持明确反对的态度。1959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其后，在各个交通枢纽普遍设立收容站。对于流入北京等大城市郊区的外流农民，可免粮票供应饭食，但需进行人员登记，其后一律遣返原籍。
　　（3）对经济下滑严重影响对港副食品供应和出口供应的反应
　　1958年11月后，由于农副产品供应紧张，内地供港的副食品急剧减少。＇9＇北京对此的反应是，动员群众少吃肉、蛋，1959年5月，国内城乡市场基本已不供应猪肉、鲜蛋。在大城市，除保证特种供应外，将居民供应压缩到最低限度，或停止供应，以全力支援出口。河南省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提出口号：国庆节前不吃肉，不吃蛋，或少吃蛋。湖北省规定：从县到省，除特殊需要外，一律停止供应肉食。1959年4月，武汉市将停止肉食供应的范围扩大到餐馆、合作食堂、点心铺。偶有供应，群众排队如长龙。＇10＇
　　（4）对大城市节日供应困难的反应
　　1959年1月至4月，上海市市民的猪肉供应减少了35。92％，家禽减少75。19％，蛋减少79。56％，鸡、鸭、鱼则早已停止供应，原每人每月肉供应6两（老秤）已不能够维持。长期销售不旺的代乳粉、代藕粉成为畅销品。粮店开始出售部分山芋丝、苞米粉，作为居民的定量口粮。＇11＇全国首善地区北京市的节日供应也捉襟见肘。1959年春节，在各地大力支持下，北京的食品供应仍比1958年减少。1959年端午节，马寅初因没买到鸡、肉，只吃了几个粽子。他说，活了78岁，第一次没过端午节。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傅鹰在家养了50只小鸡。
　　与大城市相比，小城市的供应更加困难。1959年山东省枣庄市黑市地瓜干8毛钱一斤，洋槐叶5分钱一斤。＇12＇
　　对此，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反应是，号召勤俭建国，开展新旧社会对比活动。
　　（5）对非正常死亡人数激增的反应
　　1957年12月，各地就有非正常死亡的内部通报。1958…1959年后，情况日趋严重，据不完全资料反映：＇13＇
　　1959年冬至至1960至4月，江苏省宝应县35391死亡，其中绝大部分为饿死，该县县城内拾到的弃婴有927名，其中死婴153名。＇14＇；
　　1960年1月至2月，江苏省高淳县非正常死亡1171人＇15＇……
　　对于此类非正常死亡事件，北京的基本态度是，认定事件起因是“民主革命不彻底”，＇16＇要求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反击阶级敌人的破坏，同时责成地方妥善安置灾民，处理好善后工作。
　　北京领导层对上述所有“消极现象”的总体判断是：
　　（1）认定现在全国粮食形势一片大好。1960年1月26日，国务院下发文件宣布，1958、1959年粮食获得特大丰收。当前粮食形势好得很，国家粮食库存在1959年6月底343亿斤的基础上，1960年6月底将达到500亿斤，而1960年6月底的实际库存仅为127亿斤。＇17＇
　　（2）认定消极现象仅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其它“九个指头”都是好的。
　　（3）坚持大办公社食堂的政策。庐山会议后，重又没收农民自留地；1960年3月后，统一将粮食分配到食堂（不分到农民手中）。到了4月，全国农村已有4。4亿人参加了食堂。
　　（4）将社会各界对粮食供应方面的意见，一律视为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把群众对粮食供应方面的不满定性为“闹粮”。而“社会主义不会饿死人”则成为一条铁律，所有现实都必须经此条铁律的过滤。
　　基于以上判断，北京对于各地粮食告急，并未予以充分重视，反而认为，造成“粮食紧张空气”的重要原因是，农民和基层社队“瞒产私分”。此即是1959年以来一直未间断进行的“反瞒产斗争”。具体到粮食问题，北京领导层采取了四项措施：
　　（1）继续出口粮食。1958年的出口量为266万吨，1959年激增为415万吨，仅11月，就出口粮食18。8亿斤，比第三季度粮食出口总和15　亿斤还多了近4亿斤，创下了粮食出口新纪录。1960年则安排了272万吨的出口计划，实际出口265万吨。东欧国家鉴于中国宣传粮食大丰收，要求中国在　1960年供应84。7万吨，比1959年提高50％。＇18＇
　　（2）继续高征购。1958年的征购比例为粮食产量的29。4％，1959年上升为39。7％，1960年为35。6％。＇19＇到1959年11月　27日，全国征粮1077亿斤。其中，1959年10月，全国收购入库粮食241。8亿斤，比上一年同期增加153。7亿斤，即增长一倍半。＇20＇
　　（3）减少城乡粮食销量。1959年7月至11月，全国农村销售127亿斤，比上一年减少40亿斤；城市销售346亿斤，比上一年减少40亿斤。＇21＇
　　（4）调动宣传工具，阐述“好日子当苦日子过”的新概念。这个思想来自最高当国者。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提出，要“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宽日子当紧日子过，计划用粮，节约用粮，粮菜混吃，吃饱吃好”，同时要“纠正部分农民多分多留多吃粮食的想法”。
　　北京的这些判断和措施与资讯渠道不尽畅通有一定联系。根据现有资料反映，高层虽然知道部分省、区饿死人的情况，但从大跃进以来，地方报灾系统部分失灵。其中又以河南省信阳地区为最。1959年冬，信阳地区已“遍地哀鸿”，但当地领导仍封锁消息，“灾荒报丰收”。＇22＇一些地方领导匿灾不报，致使北京高层无法了解到饿死人问题的普遍性。
　　地方领导的匿灾不报又和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的大环境有关，因为报灾就意味自我否定。因此，一些地方官眼见百姓大批死亡，也不放粮（一些地方粮库仍存有粮食），而且铁了心拒不报灾。更重要的是，最高当国者存有忌灾讳荒的心理，一些地方官对此心领神会，干脆匿灾不报。
　　最后，在某些当政者看来，节粮与出口粮食并不矛盾，多年来一直如此，这就是“动态平衡”或“综合平衡”。于是，领导者就这样沉浸在了自己构筑的“意底牢结”逻辑分析中。
　　但是，粮食问题似乎又很严重。在此背景下，1960年3月，北京对各地缺粮问题正式作出反应：在坚持既定原则下（没收自留地，粮食分配到食堂，不停止出口粮食），通过“组织人民经济生活”，推广粮食食用增量法，以达到节粮和支持出口的目的。
　　二、何谓“组织人民经济生活”？
　　从1960年3月开始，“组织人民经济生活”一词频繁出现在中央文件和各种报刊，在当时的语境下，这个词汇包含两层涵义：
　　（1）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向群众解释当前各项经济政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重点解释“为什么粮食大丰收了反而需要节粮？”＇23＇
　　（2）通过各级党组织具体落实增产节约、计划用粮的措施，“打击阶级敌人的造谣破坏活动”。
　　“组织人民经济生活”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官方宣传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之间的巨大反差。1960年后，《人民日报》等不断宣传1958年、1959年取得了空前大丰收，但群众的生活却每况愈下。群众对“三面红旗”的不满，已经从城市发展到农村和边疆。一些零星资料对此有所反映：
　　福建省晋江县深泸渔民“攻击”粮食政策说，毛主席当主席，一顿吃四两；刘少奇当主席，一顿吃三两；以后再一个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