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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风陵渡口-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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氖Υ蠡幔硎炯峋鼋邮艿车牧斓迹铀僮橹透鋈说母脑欤А。А�3月25日，南京大学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教师以及南京林学院全体教师联合举行改造促进大会，他们抬着“大红心”的标志上街游行＇ ＇，4月4日，南京市各高校师生与科研机关的民主人士共三千余人，高举“把心交给党”、“把知识交给人民”的旗帜在南京举行大游行，之后，又举行了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4月21日，南京市工商界三千多人召开大会，宣布“立即开展向党交心运动”，民建中央主席黄炎培亲临会场予以鼓励＇ ＇。4月22日，南京市工商界和民主党派提出向党“交心”要“快、透、深、真”的口号，表示要把“接受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三心二意，跃进到一心一意”。江苏省宗教界人士也开展了 “交心”运动，天王教界通过“自选”、“自圣”主教，“使全省天主教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 ＇。在“交心”运动中，全省11个城市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4106人，共交心47万条。据当时的记载称，这次交心“大量暴露了他扪长期隐瞒的腐朽思想和反动行为”＇ ＇。对于工商界和民主人士的“交心”，组织上规定的原则是“自梳自理求医会诊”。先让他们对照要求、自我批判，然后引导他们恳请党员和领导对他们的“坏思想”有针对性地进行批评，并鼓励他们打破庸俗的情面观，“比先进，比干劲”互相展开批评和思想斗争，以使“交心”落在实处，防止“交心”走过场。
由于有强大的国家力量作后盾，尽管大跃进造成空前的经济危机，但国家权力不仅没有受到削弱，反而利用大跃进得到扩张。在城市，党的领导进一步被强化，文教更加政治化，寺观教堂数量减少，私人出租房屋已被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户口制已经全面巩固，公安治保系统警惕地注视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四类份子（地、富、反、坏）定期向派出所汇报改造情况已成为一项被固定下来的制度。
如果说全民炼钢体现的国家权力主要表现为以国家为后盾，动员人民追逐某种空想乌托邦的计划，那么国家法权机关的大跃进则直接强化了国家权力，大跃进期间公安部门与其他部门一样，也展开了大跃进运动。公安部门除了修建小高炉，搞“土法炼钢”和为群众做好事以外，更搞实实在在的强化管理和肃反。1958年1月，国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明确规定由公安部门主管全国公民的户区登记工作。此条例的正式颁布，标志着建国后的户口管理制度正式完成。江苏省各级公安部门将加强户口管理列为大跃进的重要内容，迅速在全省范围内重新检查，审核住户户口，使全省居民的个个皆有户可查。公安部门还强化了和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农林基层单位的治安保卫系统的联系，基本达到了“无一死角”。
即便不在政治运动的高潮阶段，调查“社情”始终是公安部门的一项经常性的日常工作，在1958年铺天盖地的大跃进运动刚过去不久，1959年，北京市东城区又从69个图书出租商中查出历史反革命、逃亡地主、一贯道坛主、军统特务、右派份子等共37人，占被查总人数的53％。而南京市对夫子庙18个图书出租商的政治调查显示：过去是妓女的为1人，是妓院老板的为2人，是烟毒贩子的为1人，是旧军官的为1人，是流氓的为1人，是旧职员的为3人，是家庭妇女的为4人，是小商业主的为5人。另据河北省唐山市调查，该市市区26个图书出租商的政治情况为：地主、富农、小资本家共8人，日伪特务、国民党军官、伪宪兵流氓共11人，两者合计占被调查总人数的73％＇ ＇。
1959年庐山会议后，阶级斗争进入到党内，革命专政的对象随之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过去单纯打击“旧社会基础”，演变到同时打击革命阵营中的“坏人”，在 “反右倾运动”中，各地都处理了一大批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抱怀疑、抵触的干部，其中，凡出身不好者，蒙受的打击更重。1959年庐山会议后，山东省委“揭发出”一个以泰安县委书记、县长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其成员人部分为“阶级异己分子”，其罪名为“破坏公社”“恢复单干”＇ ＇。凡此种种，都大大加深了干部和普通群众对出身问题的重视与敏感，特别严重的是，这种极左的出身歧视倾向已向中小学学生身上漫延。
在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期间，一些地区的教育部门别出心裁，在出身问题上自定“土政策”，公开在中小学中鼓动歧视、打击地富家庭出身的青少年，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届成立10年，在中小学就学的地富子女多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已不同于建国初期就读的大学生的历史背景，但是一些教育部门为了显示“宁左勿右”，就是有意为之。1958…1959年，重庆市第一中学一个班主任提出：“依靠工农子弟，团结改造非工农子弟”。云南省有的学校提出：“依靠贫雇子弟，孤立打击地富子弟”的口号。云南省盐兴中学把一个班上的工农学生和地富学生分成两个班上课，教师给地富子弟班上课讲得很简单，而给工农子弟班上课就讲得很详细。浙江省有的学校规定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包括党员）不允许领奖学金。上海、昆明、合肥等地有些学校把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共青团、少先队干部一律撤换＇ ＇。上述现象以后受到了上级部门的批评。
1958年后，在全民范围内，重视“阶级出身”的意识已完全扎根，它体现在城市和农村的一切领域，刺激各地创造出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经验。例如1959年陕西省乾县创造出一种对基层干部的审查办法，即审查对象为生产大队干部和生产小队正、副队长，采取“普遍摸底排队，逐个过滤，重点审查”的办法：“即不公开，不做动员报告，也不找干部谈话”，“背靠背”地审查干部的政治面目，最后建全起生产大队干部的档案＇ ＇。
从1959年到1961年，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国出现了连续三年的大饥荒，导致农村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毛泽东在部署“救灾救荒”的同时，认定造成大灾荒的主要原因是阶级敌人破坏和“民主革命不彻底”在1961年初召开的党的六届九中全会上，毛指出：全国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出乱子的原因在于：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富复辟，勾结坏干部，实行和平演变。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用扎根串联的办法，组织阶级队伍（贫协），开展对敌斗争＇ ＇。阶级斗争的对象有两类：钻进党内的“阶级异已份子”和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
八届九中全会后，各地开始贯彻毛泽东有关反击资本主义复辟，在农村整风整社整党的社教的指示。1961年1月，保定市委书记下乡，搞扎根串联，组织贫下中农协会，调查的结果是，基层政权全为坏人当权，贫雇农出身的干部全被地富收买，其根本原因在于土改不彻底。天津的经验是：应对犯错误的干部进行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河北省的经验则认为，出现特大困难的原因之一乃是过去对地富反坏“摘帽”多了＇ ＇。问题在于，即使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民主革命补课”，也无法遏止入量农民“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残酷的现实是：贫下中农和地富一起因绝粮而死，在这段非常时期里，由于特大饥荒，各地领导都忙于救灾，农村对地富的批斗基本停顿了下来。
1962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又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年初，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对前三年经济建设中的盲动倾向提出了批评，会后又接着对农业，工业交通，科技，文教，以及知识份子和统战等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在中央新政策的推动下，国民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国内紧张的阶级斗争的气氛也得到缓和。然而刘少奇的新方针并没有得到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的支持，反而被毛认为是企图“复辟资本主义”，在这年的8…9月，随著经济形势趋于好转，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和党出八届十中全会上，再次强调以阶级斗争治国。由此，执行半年多的宽松政策正式宣告结束。国家政治大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和生存状态，特别是对于那些被视为是 “阶级敌人”的 “五类份子”及其家属子女。被打成“右派”的文史学家何满子1961主从宁夏劳改地请假回上海治病，而到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何满子的感觉是“一切都完了”。他甚至想过“逃出国境到国外”，但最后考虑到家小，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
由于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阶级出身论”，在不断升温的阶级斗争火炉的烘烤下，被全面激活，从1962年下半年始，执政党原先在阶级出身问题上的正式表述：“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在实践中已完全倒向“唯成份论”。在所有涉及人和人群的领域，从事一切工作的前提，即是区分谁是自己人，谁是敌人，从而把社会人群正式分为“成份好”与“成份坏”的两大类别。
所谓“成份好”者，即革命血统纯正之谓也，1962年后，国家政治形势虽然变化极大，“自己人”和“敌人”经常变换位置，但大体上还维持着建国之初所形成的政治分层的类别。所谓“成份坏”者，反动阶级、反动势力之代表也。1957年后，在原有的反动势力四大部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之外，又加上了一个新部类：右派份子，通称“五类份子”。在所谓“右派份子””中，不乏出身工农阶级者，但依“阶级出身论”的新发展——思想不纯正，即等同于血统不纯正，所以工农出身的右派份子也一并被列入“阶级敌人”的序列。
在60年代前期复杂的政治环境下，由于阶级斗争的范围大大扩展，从中央到地方、军队，都“揭露”出一批“反党集团”，而依新形势下的政治标准：血统纯正还必须与思想纯正相匹配，这就带来了一个新问题：即如何对待50年代后期以来，各级党政机关清理出的“反党集团”成员？在当时省一级的 “反党集团”就有13个，此较著名的有：浙江的“沙文汉、陈修良反党集团”；河南的“潘复生反党集团”；安徽的“张凯帆反党集团”；山东的“赵健民反党集团”；辽宁的“杜省衡反党集团”；广东的“古大存、冯白驹”反党集团；新疆的“伊敏诺夫反党集团”等；在中央级则有“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谭政反党集团”等，对这些革命资历雄厚，但思想不纯正的干部及其家属子女，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时期，对这类人群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对那些被开除党籍或投入监狱的人，明确将其定性为“阶级敌人”，对其家属子女虽不搞株连，但不予重用，例如高岗之子高毅在1939年就被送往苏联学习，当时年仅9岁，可谓“根正苗红”，1952年高毅返国，后因受其父牵连，高毅“一生郁郁不得志”＇ ＇，而对那些保留党籍的人，则暂时模糊他们的政治类别（其中潘复生等人在1962年上半年得到平反，1965年秋，彭德怀、黄克诚等也被降级，暂时重新分配工作），若阶级斗争形势紧张，则将他们迅速划入“异己份子”、“阶级敌人”的行列。
依据60年代后对干部“纯化”的新的更高的要求，即使对于高级干部也要进行思想排队，对此当时就有高级干部公开表示了不满。1960年夏，江苏省委常务书记刘顺元在北戴河会议小组会上发言，针对“有人在省委书记里排队，要把一些省委书记划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事”提出了批评，他问道：“为什么在出生入死的战争年代，不排我们的队，现在胜利了，就要排队整我们了？”＇ ＇然而，随看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和中苏论战的爆发，这种质疑的声音迅速消失，其代表人物很快受到党内批评或处理。
1963年后，中苏两党关系日益紧张，中共开始全面掀起“反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在当时的语境下，“修正主义”的内涵是：同情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主张或支持“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反对阶级斗争，“鼓吹战争恐怖”，散播“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等。1962年夏之后，继中央解除或调离了部分被指责犯有“右倾”、“修正主义”错误的领导干部的职务（邓子恢因主张‘三自一包”被免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职务，调任名誉性的全国政协副主席；王稼祥被指责鼓吹“三和一少”，被停止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一职；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也因在“对资产阶级态度上的右倾”被停止职务。地方各级党委也相应在所辖范围内将某些被怀疑思想不纯正的干部调离原工作岗位，刘顺元审时度势，主动向江苏省委提交要求退休返乡的报告，得到了批准。
1963年，各级党政机关又进行了新一轮的清洗，清洗对象为两类人，“家庭出身不好”的一般工作人员和党员干部。这两类似都被陆续调出上级领导机关。1963年下半年后，全国党政机构中的“肃反小组”改名为“五人领导小组”，性质和工作任务不变。而在这之前，在某些地区的领导机关内，甚至成立了“贯彻阶级路线办公室”＇ ＇。1965年，又在全国党政机关开展“机关革命化运动”，以精简为名，又清洗了一批成份欠佳的干部。在此前后，各级党政机关、厂矿企业、文教机构普遍成立了政治部。在基层，则创立“政治指导员制度”，又清理了一批“阶级异已份子”（“出身不好”的干部）和“蜕化变质份子”（工农出身的干部和党员），使纯化的空气更加炽烈。
以阶级斗争为纲，给60年代前期的社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过去在“成份好”与“成份坏”的两大政治分层外，还存在一个较荐宽阔的灰色地带，这些人群包括：旧知识份子、原工商业者、资方代理人、高级职员，一般海外关系者、旧艺人班主、原国民党起义人员、以及作为统战对象的民主人士等。他们一般被认为“成份不好”或“不纯”，对他们疏远、排斥有之，但在阶级斗争相对和缓时，尚未把这些人群明确视为“阶级敌人”。对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学生，至少在理论上还主张对他们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然而，一旦阶级斗争激化，他们马上被推向右边，1962年后，灰色地带逐渐消失，不久就被完全溶进黑色地带。
从1963年开始“阶级出身论”已表现在对敌对阶级子女的各种歧视性的安排方面。黑色部类的子女在就业、升学、婚姻等方面处于严重不平等的地位，除个别情况外，入团已不可能。黑色部类子女在1962年尚有可能考入农林、地质、师范类大专院校，但在1963年后，大学已基本停止招收黑色部类子女入学。这方面的歧视实际已发展到中小学，大城市的重点名牌中学，也开始拒收黑色部类子女入学。部分农村地区甚至规定，小学生升入中学的条件是：“出身占六十分，表现占二十分，学习成绩占五分，具它占十五分”＇ ＇。
面对1962年后被主观虚幻的阶级斗争激化的新形势，领导层和各级政府忙于制定各项政策，将很大的精力投放在“组织阶级队伍”，重新“划分敌我”的极为复杂的社会分层工程。
1962年后，在知识份子政治类别问题上曾经出现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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