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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风陵渡口-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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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于1928年后的国民党，面对中国现代化的要求，是重视发展经济，关心解决民生问题，抑或是仅强调维护现存社会结构的稳定，忽视经济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的紧迫性，这对国民党政权的前途必定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在国民党上层集团中，孙科是谈论经济和民生问题较多的人。从二十年代未起，孙科或撰文，或演讲，不断呼吁国民党注重经济建设，抓紧解决民生问题，孙科认为。；这个问题能否解决；关系到国民党能否与共产党争取群众，能否巩固国民党政权的基础。
二十年代末，孙科呼吁发展国家经济，主张以经济建设的成效来防止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和中共革命的发展。孙科认为，北伐完成，统一实现，为“国家改造”提供了一个“千载一时的机会”。＇37＇他强调，“如果革命而没有建设，实在可说是完全失掉了革命的真意义。”和因镇压了共产党而踌躇满志的国民党内大多数人相反，孙科认为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断非一味以消极的武力镇压”就能扑灭下去。” ＇38＇在孙看来，只有经济建设才能“永塞”共产主义产生的“源泉”，为此，孙科提出要以积极的方法，“消除共产主义之根苗”。他大声疾呼：国民党必须利用刚获取政权后的“千钧一发的时机”，“转移目光”，“商量怎样把三民主义新国家建设起来”。＇39＇此时，孙科虽然也谈到平均地权问题，但由于共产党武装力量和农村革命刚刚兴起，他对解决民生核心的平均地权问题尚无紧迫感，相比之下，孙科更把“实业计划”，“发达国家资本”放在建设的首位。孙科声称：“本党今后经济建设第一件事，还是在乎建设国家资本。”＇40＇
三十年代初、中期，面对“社会动乱，社会危机的加速”，孙科关于先发展国家资本，后实行平均地权的主张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共产党力量的壮大，促使孙科转而把解决土地问题放到突出位置。孙科惊呼“国步艰危、民生凋弊”，“民国以来没有如今之甚至！”＇41＇广大农民由于“受不良政治的影响，苛捐杂税的勒索”，土豪劣绅的剥夺以及“水旱灾害荒的损失”，加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外力压迫”，早已陷于破产之境。他指出，“农村经济日益衰弱、……整个国民经济根本动摇”，“所以整个国家，竟陷入于震荡的状态中”。＇42＇孙科以东南沿江沿海一带农村破产为例：由于“东南一带自耕农、佃农、……经济生活最为因苦、社会地位最为低下”，遂使“抗租风潮层出不穷”，而究其原因，“不可不谓租佃制度之不振、佃农生活之过于惨苦而造成。”＇43＇孙科惊呼，土地问题不解决，对国家“前途是不堪设想的。”孙科承认国民党对于民生政策，“不管是从积极建设方面，或是消极治标方面均没做到”，尤其对“平均地权”到“现在还没有实施”；孙科说，为此国民党“应该在总理遗像前请罪”。＇44＇
孙科在分析农村经济破产的情况时，对共产党力量在农村的发展极为恐惧。他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能壮大，“就是以暴动的手段，把土地从地主手中夺取过来，分给一般无以为生的农民”；“农民得到经济上的利益，当然要参加他们的运动”。孙科声称，共产党“攻城掠地”－“这完全是经济的原因”。孙科鼓吹对付共产党和红军“不能单靠军事力量来彻底解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用政治的方法，尤其是经济的方法”。孙科强调，平均地权不实现，“非但革命不能成功，恐怕连现在努力所取得的结果，将来亦保不住”。＇45＇此时，孙科已完全把“平均地权”放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前了。
孙科提出了他的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设想：
第1， 认为解决农村危机的方法在于“调正现有之租佃关系”。＇46＇此时，孙科批评“地主侵取不当”，指出：“农民经济之崩溃”最终原因，在于农民“无土地以资耕种”，“而地主坐享其成”。＇47＇一方面，孙科承认农村大地主是反对平均地权的，“因为民生主义实行以后，他们垄断土地的益权，便要受到打击”，但又强调土地所有制问题“错综复杂、颇难分析”。虽然他本人一再呼吁要“迅速实现”耕者有其田，然而在他看来，对于地主的“侵取不当”，只要适当预予以“调正”即可使“人尽其力、地尽其利”、“投机者无所取巧，劳动者各有其地”，＇48＇这实际上仍是纸上谈兵，完全没有进入到具体改革的实际操作层面。
第2， 提出一系列改良主义方法，试图缓和地主和农民的严重冲突，以稳定国民党在广大农村的统治。孙科回避了地主土地所有制这个关键问题，提出一些具体的改良方案。孙科的解决方法包括：从速实行累进地价税，向地主发行土地债券，由政府把从地主手中征收的；转让给佃农，由农民分年摊派农产品，抵还所得土地的本息；政府组织土地金融机关，向农民发放耕地资金；成立各种类型的“农民产销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等等。孙科认为，如此“不难使农民恢复其最低限度自给的生活”。＇46＇
尽管孙科的这些主张出自维护国民党统治的苦心，然而在三十年代根本得不到蒋介石的重视。1934年1月31日，孙科提议在全国经济委员会内设立中央地政署，要求从美国棉麦借款款项下，拨出专款，有于土地法的实施。＇50＇但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对孙科建议议而不决，不了了之。而在这不久，中央政治会议却决定，给在江西进行“剿共”战争的蒋介石，提前拨棉麦借款一部分，作为“剿匪资本”经费。＇51＇相比之下，孙科的改良主义主张降其格仅是“治标”的方法，因此，不可避免被束之高阁。孙科为加强国民党统治基础的一片“苦心”只能再次落空。
时至抗战后期，随着国民党腐败日益加深，农村民变蜂起，孙科对农村的焦虑感更加强烈，他的态度也随之更趋激进，孙科竟接过共产党的口号，呼吁以打击地主豪绅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希望国民党统治集团迅速采取革新措施，来缓和农村的尖锐的阶级矛盾。
孙科认为，国民党拖延实施平均地权和乡村基层组织全部被土豪劣绅占据，是危及国民党统治、造成新的社会革命的最大因素。孙科分析道，国民党基层政权的蜕化和土地问题难以解决是互为因果的，因为“县以下基层组织都操纵在土豪劣绅手里”，尽管他们“作威作福”、“对人民的生命财产是视同儿戏”，但国民党却把征兵、征粮授权他们办理，“更增加了他们鱼肉乡民的机会”。孙科质问道：“为什么拿这些土豪劣绅作基层的力量？”“为什么还是使土豪劣绅居其位剥削老百姓？”＇52＇孙科断言，目前存在“很大的危险”，这就是“假使党将来果代表地主阶级和地方上的恶劣势力，我们的革命也要随之变质，国家也要变质”，孙科提出对此“要特别的警觉提防”。＇53＇
孙科对国民党解决土地问题的保守态度极为不满，他批评国民党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既没有采取革命的方式，和平方式又行不了，十多年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他指出，由于国民党在乡村依靠大地主和土劣，使“坏人潜伏在政府里面为所欲为”， “土地问题一千年都没有办法解决；即使依靠行政院地政署来办，再办一百年也不行”。＇54＇
孙科掩饰不住对国民党前途的焦虑，他慨叹土地问题无法解决，“这真是不得了”，“这将会弄到农民暴动，会发生新的社会革命！”他直言不讳道：“本党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和中共争夺群众的拥护。”国民党“已给反对党以可乘之隙”，“国民党愈不行，政治愈腐败，……就愈是他们宣传的机会”，国民党“已不知不觉在替人家造机会”，“造什么机会？革命的机会，革谁的命？革我们自己的命！”＇55＇
那么有何种方法来解救国民党在农村的严惩危机呢？孙科提出“解决土地问题，一定要靠老百姓才行”。可是他又清楚，在“国民党现在的作风下，”平均地权根本无从实行。孙科呼吁革新基层政治力量，可是拿什么新生力量去替代基层的土劣呢？对此孙科也是一筹募展，尽管他曾批评过三青团“类似盖世太保”，但他还是提出派几十万三青团员“深入农村”，把土劣“换掉”，“镇压下去”。孙科认定“革命是不必的”，“因为政权还在我们手里，”＇56＇但是，在既有的基础上又无法解决这些矛盾，孙科陷入了不可摆脱的因境。
（四）
1944年11月，孙科在《纽约时报》撰文，畅谈他长期以来对在中国实现英美民主制度的理想。他写道，中国要“实现孙逸仙博士的理想”，“必须先有贤明的政治领导，使中国及其人民迈向民主政治的目标前进”。孙科并十分具体地描绘了在“贤明的政治领导下”，中国未来的景象：“建立民主的代议制政府”，“扫除封建地主及富豪军阀压迫和剥削农民的行为，而鼓励其将精神和资本从事于现代工业”，“改变广大的农业人口使之成为中国未来工业的国内销场”。＇57＇这些话反映了1928年后孙科自居“贤明领导”，主张以渐进的方式促进国民党革新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的思想特征。然而，孙科的一系列有关宪政和革新的主张始终不被国民党最高统治者蒋介石所重视和采纳。1946年下半年，随着国内政治环境的急剧变化，孙科从自己原来的立场全面后退，停止革新宣传，转而支持蒋介石的政策。这样，孙科长期为之努力的推进宪政，革新国民党的活动也就失去了全部意义，宣告彻底失败。导致这样的结果的原因是复杂的，它是由孙科所处政治地位的特殊性，他的思想的内在矛盾等诸因素与当时政治环境互为作用而促成的。
笔者认为，考察孙科的宪政理念和他的革新活动的成效得失，必须对其在民国史上的特殊地位有所认识：
第一，孙科是中华民国开国总统、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唯一的儿子。国民党奉孙中山为“国父”，孙科有“国父哲嗣”的特殊家世背景，使得孙科从政或发表政见，都比别人有较多的自由度和便利条件。
第二，孙科自青年时代起即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尽管与其他人相比，他的革命历史并不雄厚，但是孙科较早涉足政坛，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孙科历任要职，是国民党统治集团重要成员之一。
第三，孙科青少年时代长期在美国接受教育，受美式自由、民主思想的浸润较深，其思想、作风具有显著的“西化”色彩。
上述三个方面的特点决定了孙科在民国政坛上的际遇和其所扮演角色的特殊性。
孙科的特殊身份使其始终处在民国政治的中心，国民党内的各种政治力量、社会上的不同的政治派别，都希望得到孙科的支持，他长期是各方争取的对象。
孙科虽较早参加革命，但他在政坛上的高位却非个人努力所得，他从未有过基层工作的经验，更无军方的背景。虽位居显赫，但政治与组织资源有限。因而，孙科在军事性格突出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中，始终处于非主流的地位。
孙科是国民党内自由派的代表，他的政治理念具有较为鲜明的自由主义色彩。他的举止作派、行事风格也具有美式政客的特征。1928年后，蒋介石占据了国民党的中心，蒋的统治方式具有较为浓厚的中国传统政治的特征，在这种环境下，孙科的思想理念，美式作风与国民党的主流文化显得格格不入。
由于孙科始终未能成为国民党的重心，他在政治上的高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孙中山先生的崇高声誉而得到的，孙科虽然有政治上的抱负，但他的周围只是松散的聚集着一批文职官僚，尤其在国民党军队内没有支持力量，这使孙科在和蒋介石的争斗时，缺乏有力的后盾。1927年后国家的统治权掌握在蒋介石手里，他不和蒋合作，就不能发挥他在政治上的作用，为了不与蒋介石破裂又不能不作出一定的妥协。蒋介石深知孙科的弱点，对其采取一打一拉的策略。蒋介石一方面要借用孙科“总理之子”的金招牌，故对孙不时施以小惠加以拉拢；另一方面，又不满孙之“离经叛道”，不断指使手下向孙科施放冷箭。在危局重重时，蒋介石起用孙科，用以推卸责任，一旦渡过难关，又将孙一脚踢开。更多的时候，只给孙科一个位尊而无权的空位，对其实行“冷冻”。1931年初和1948年年末——1949年春，孙科两任行政院长，为时皆极短。最后一次，国民党政权已是夕阳残照，孙科扮演的已是皇陵看守的角色。于是，孙科被迫辞职出走。由于孙科政治性格的软弱，他在和蒋介石的关系上，下野时是一种态度，被蒋介石拉拢时，又是另一种态度。这种政客作风使孙科在社会视听上，一直印象不佳。孙科的动摇性和软弱性在与蒋介石冲突时表现尤为突出。
孙科的宪政理念和革新主张也有其内在的矛盾。
（1）孙科的民主思想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由于较多地从形式层面理解民主的意义，导致歪曲民主政治的全面含义，从而形成了与国民党主流思想的沟通之处。
孙科在理念上一向欣赏英美民主制度，但他又不认为中国一定要以西方政治体制的形式为样板。孙科多次宣称，民主主要是法律制度与选举程序的完善，他尤为强调民主之所具有的手段功用。三十年代中期，孙科在主持起草《五五宪草》时，反复强调，一部宪法对于现代国家政治稳定的作用。从理论上讲这并不错，然而宪法的意义并非仅仅在于其具备完善的法律条文，宪法应以维护人权为前提，即在法律之后还应有一个更高的原则，正如海耶克所说，应具有“超于法律的信条”，表现为一种尊重人权的政治理想，所以宪法的价值并不仅仅在条文完备的形式方面。但是在孙科那儿，这一切均在考虑“中国国情”的托辞下，遭到严重的扭曲。孙科声称，中国只能从“中国国情”出发，“自出心裁”制定宪法。＇58＇ 那么什么是中国“国情”呢？孙科说，国民党的“政治背景和革命历史”就是中国“国情”，＇59＇结果根据这种中国“国情”制定的宪草，虽具法律形式，却无民主内容，只是给党治披上了法治的外衣，致使《五五宪草》“其极权趋势实超过现代任何总统制之民主国家。”＇60＇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郭廷以指出的，中国现代化所以不够彻底，乃是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内容了解不多，认识不足，结果“西方文化的内容也就所剩无几了”。值得注意的是，孙科并非不了解西方文化，只是他一意为维护国民党利益而强调中国“国情”，恰在这点上，孙科与基于同样目的也强调中国“国情”的蒋介石构成了共识。
从现代化的要求看，对意识形态的频频强调，往往会扼杀民主之需要的思想多元化的发展。在诉诸意识形态的问题上，与蒋介石等相比，孙科确实较为灵活，但最终还是难以摆脱国民党意识形态的桎梏。孙科相信惟有三民主义可作为社会的统宰思想，这种唯我独尊的立场自然排斥其他思想，极易演变为政治上排斥异己的行动。
（2）国民党内的新传统主义主流思想的力量过于强大，构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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