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1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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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派——由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　ＣＣ　系领导——把美国的调解努力视为对他
们铲共计划的阻挠，在他们心目中，只有铲共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这
种看法后来为美国的支持者所极力推行。
也许更具有影响的是国民党政府内的普遍愤慨情绪，这种愤慨情绪是美
国要求其改革而引起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在提到这一不必要的建议时指出，
在过去，“一个政府告诉另一个政府它该做这些事情，这就意味着战争”。①
但是，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都知道，后者无法劝诱前者实施那种挽救正在败
落的命运所必需的广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此外，国民党领导人也清
楚地意识到，不论美国人可能对他们如何失望，资本主义的美国都会在任何
同共产党人的生死较量中支持他们。②


① 约翰？鲁宾逊？比尔：《马歇尔在中国》，第　330　页。
② 关于最近出版的专著提到这种看法，见南希？伯恩科普夫？塔克：《国民党中国的衰落及其对中美关系
的影响，1949—1950　年》，载多萝西？博格等编：《不确定的年代》，第　63　页；以及同一作者：《屈辱
的模式》。



共产党方面也明白国际政治生活中的这一基本事实。但他们的声明强调
马歇尔立场中固有的更直接的矛盾，尽管——一点不假——甚至直到调解努
力可能成功的托辞不再能保持的时候，共产党人才选择使这一点上的压力逐
步升级的办法。不过，马歇尔还是被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企图居间
促成和平解决办法，与此同时，却又代表向争端中的两党之一提供援助和支
持的主要国家。
根据对　３９　个步兵师和空军的供应计划而答应向国民政府提供的武器装
备，在日本投降时的交付量大约只有一半。其余的部分是在后来交付的，其
时这些武器要用来对付的敌人已经很明显了。在政府与中共为接收日占区领
土而展开的竞赛中，美国将政府军运往这些地区，从而向政府提供了援助。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利用美国海军陆战队去控制这些地区，以待政府军的
到来。１９４６　年　２　月　２５　日，也就是整编军队方案公布的那天，美国还批准在
中国组成一个军事顾问团，以帮助中国政府发展军队。这个顾问团于　３　月份
成立。美国人还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助中国计划提供了　５　亿美元，其
绝大部分都交给了国民党统治区。１９４６　年　６　月　１４　日缔结租借“供应线”贷
款协定，据此美国增加了给中国政府的追加贷款，用以购买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时就已约定，但迄未根据战时租借法案交付的民用装备和物资。接着，在
８　月份，也就是在国民党对共产党地区的进攻已经开始之后，美国人还缔结
了另一项协定，批准以　１．７５　亿美元的总价格，向国民党政府贷款出售价值为
９　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这种“民用型”物资包括小型船只、车辆、建筑
材料、空军军需物资和材料，以及通讯设备。与此同时，有关美国与中国政
府间通商与航海的友好条约的谈判正在进行中。①
就美国一个主要盟国的得到承认的政府而言，这样的援助可能是完全合
法的。但是，放在中国国内政治环境中来看，马歇尔作为敌对两党之间不偏
不倚调解人的立场，从一开始就由于他的国家对国民党政府连续不断的战略
性支持而受到损害。共产党对　１９４６　年夏季期间这种关系的宣传攻击逐步升
级，他们指责美国加强政府的军事力量，因此是怂恿国民党以军事手段解决
冲突。美国暗自承认这一指控言之成理，于是从　１９４６　年　７　月底禁止船只装运
武器弹药到中国。这就是马歇尔所声称的“影响中国政府的行动路线以及影
响军民两方面政治反动派确定了的立场与计划的努力”的一部分。①
尽管如此，禁运还是在　１０　月份被部分解除，并于　１９４７　年　５　月完全取消，
这就以实例证明了马歇尔的使命是受其国家对华政策约束的。禁运来得太迟
了，以致不能对政府的战争计划或谈判进程有任何抑制性影响。因此，它也
不能使共产党平静下来。实际上，它在这方面所能产生的任何效用，几乎全
被向政府出售价值　９　亿美元战争剩余物资的　８　月决定直接破坏了。而美国的
反共批评家却立即利用禁运作为他们攻击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论点，断言因
此而引起的军需品短缺是造成政府军战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所以，美国的调停努力实际上没能讨好任何一方，就企图介入中国内战
纯属无益之举来说，除了向不久后被任命为美国国务卿的马歇尔提供了直接
经验以外，并没有达到什么目的。尽管美国没有办法劝诱国民党应允它的随


① 《中国问题白皮书》第　1　卷，第　225—229、311—312　页；又《美国对外关系，1945　年》第　7　卷，第　527
－721　页各处；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　年》，第　429—430　页。
① 《美国对外关系，1946　年》第　10　卷，第　735　页。



便哪一项要求，但为了它自己的国内和国际政治利益，它不能完全放弃对与
中共作斗争的国民党政府的支持。这样，１９４６　年武器禁运的姿态既不能诱使
政府方面对其战争计划作出重要改变，也不能从共产党方面赢得任何友好表
示。相反，禁运唯一持续的后果，是加深了盟友中国政府及其在美国的支持
者的怨恨。与此同时，随着全面战争行动的开始，其他形式的物资援助和外
交支持仍在继续。也许，马歇尔使团的最大不足之处，并不是它对中国内战
进程的影响是如此的微不足道，而是美国人本来就该想象到，他们调解努力
的实际效果可能就只会如此。这种错误的假定就很多美国人来说是根深蒂固
信念的一个部分，这种信念来源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充当亚洲命运主
要仲裁人的角色，这使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有权力和责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
去决定中国的政治命运。



国民党统治的衰落

国民政府在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能够声称，它对这个国家的所有大城市、全部工
业基地以及估计约为　４　亿　５　千万人口的　３／４　以上拥有领导权。国民政府不仅
作为抵抗日本的自由中国的领导者而赢得了喝彩，还把中国带进了世界政治
舞台，在那里终于被承认为大国之一。因此，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及其
领导的政府孤注一掷地冒险解决“共产主义难题”就不令人吃惊了。
１９４５　年，政府军总人数超过　２５０　万，是共产党军队人数的两倍多，而且
在武器、装备和运输能力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共产党军队——除了游击战经
验外没有什么其他作战经验，没有空军、海军，也没有政府那样受过美式训
练和使用美式装备的陆军师——在大多数观察家看来，它似乎无法与国民党
的军队相匹敌。蒋介石和他的将军们，就像那些为他们的军队提供军需和训
练的美国人一样，对现代化的火力印象深刻，希望以此在中国取胜，如同刚
刚在对日战争中所做的那样。但是这种情形并没有出现，这几乎使所有的人，
也许除了共产党人之外，都感到吃惊。在追叙　１９４６　到　１９４９　年的内战过程之
前，让我们先看看国民党人统治的中国在同一时期的衰退过程。因为共产党
人的最终胜利，是建立在旧社会的衰弱及支配这个社会的政治体制的衰弱的
基础之上的。
当时的参与者和目击者，不一定赞同中共关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地
主统治农村以及主要家族垄断城市经济等理论的解释，并以此去理解国民党
存在问题的严重性。这些问题在　４０　年代都是显而易见的，对此外交家和外国
记者以及只是部分地受到控制的中国报刊都曾作过反复描述。“腐败无能”
这一引人注意的话，常被用来形容从指挥战争到学校管理等政府在一切领域
的表现。４０　年代后期，国民党中发行量最大的政治评论刊物《观察》的创始
人和主编储安平教授，在　１９４７　年　３　月总结了一种广泛持有的观点：


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包括公教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现在这一批人，没
有对南京政权有好感。国民党的霸道行为作风使自由思想分子深恶痛绝；抗战结束以来对公教人
员刻薄待遇，使他们对现政权赤忱全失；政府官员沉溺于贪污作弊，他们进行种种刁难，使工商
界人士怨气冲天；因财政金融失策以及内战不停而造成的物价暴涨，使城市市民怨声载道。①

接管日占区

１９２７　年以后，城市中国是国民党的势力范围，其中心地带是沿海以及沿
长江流域的主要城市。这一地区的大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都被日本人
占领，那时国民党政府撤到了西南。日本投降后，在政府重新申明它对所占
地域的权限时，城市居民对政府的普遍失望产生了。到　１９４５　年底，实际上这
个国家主要中心城市的各种成分的居民已极度不满，对此，政府的政策及其
官员的行为是要负直接责任的。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接收过程本身。代表政府的文官和军官控制了日本人
主持的行政机构的所有部门以及日本人和汉奸所有的公、私财产。所有财产，
若属于非法占有的，要么应发还原主，要么应依据官方所定程序移交新主。


① 储安平：《中国的政局》，《观察》，1947　年　3　月　8　日，第　3　页。



在这个过渡期间，工厂要停产；不论是被封在仓库以内还是以外的货物，都
禁止移动；建筑物的占有人必须搬出去。
但是，随着官员的复员和接收过程的发展，接收这个词变成了通用的同
形异义词，其意义转变为抢劫或掠夺。接收政策本身要末疏于计划，要末实
施失当，也没有什么制度上的保证以禁止滥用职权。其结果是，随着到来的
官员竞相对敌产提出所有权要求，各地的接收过程发展成了不成体统的你争
我夺。任何东西都成了攫取的对象：工业机械、公共建筑、房屋、交通工具，
甚至家具和办公设备——任何能最早对这些东西提出要求或提出最强有力要
求的人，都可把它们征来使用或获利。这些来自重庆的趁火打劫的接收大员，
成了这一时期的象征。根据流行的说法，这种人所关心的是五子，即条子（指
黄金）、车子、房子、日本女子和票子。①
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工人突然发现，由于工业生产的停工，他们自己
失业了。其原因是双重的，即沿海地区的接收过程以及内地战时工业的关闭。
自由中国的工厂主和商人们，由于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在战时随政府迁往西南
而蒙受了相当大的损失，因此期望从接受日伪的企业中得到补偿。相反，政
府并不理会这些政治上的责任，而是让官员和其他人去接收被占中国的工业
财产。但是，收复区的经济很快恶化，以致拆、卖工厂机器比让它们运转常
常更为有利可图，许多人都这样干。日本投降后一年多，经济部承认，从日
伪手中接收的　２４１１　个工业企业，估计只有　８５２　个实际上恢复了生产。②到　１９４６
年末，还有许多其他原因导致工业萧条。但是，它是从分裂开始的，这种分
裂是由政府官员对日本人留下的财产展开接收竞赛的不同寻常的行为造成
的。
政府官员对待前占领区居民的态度，与这些违法乱纪现象是交织在一起
的。对日战争胜利之后，政府由于需要依赖日本军队及伪军维持“法律和秩
序”，也就是说，不得不依赖这些战败的敌军阻止共产党对华北城镇的接收，
起初曾作过一些让步。日伪人员被允许在一个不确定的时期内作为中国政府
的政治代表发挥作用。在公众对这一问题的愤怒呼喊声中，１９４６　年　９　月底，
发布了执行惩罚汉奸的行政命令，但其中包含很多漏洞，只是有选择地应用。
尽管逮捕了一些为首的通敌分子，但是并没有作出有计划的努力，在某些公
正的法庭或官方机构的面前解决所有的要求和指控。很多在日本人官方权力
机构里效力的人，被回来的政府委以同样有权力的职务。
但是，就在政府本身对通敌人员问题作出妥协的同时，其官员们由于曾
在内地忍受困苦以支持自由中国的斗争，披着自认为正直的外衣正在返回。
官员们这种以恩人自居的姿态在接收台湾和满洲时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两个
地区都曾长期受日本人统治，台湾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台湾人与来自大陆的
接收人员间发展起来的相互敌意，在血腥镇压　１９４７　年　２　月的反叛中达到了顶
点。①在东北，都在传说，除非所有想叛乱的人都干脆投到共产党一边，否则
那里日后也要爆发一场叛乱。
这个问题，在政府给教师和学生正式加上再教育污名的政策中，也许说
得最为明确。符合国民党思想体系的专门课程，按照教育部的命令对于学生


①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　3　卷，第　544　页。
② 《和平日报》，上海，1946　年　11　月　13　日。
① 乔治？H。克尔：《被出卖的台湾》，各处。



是强制性的。那些在占领期间已从学院、大学和中学毕业的学生，必须通过
书面考试才能保留其毕业生资格。教师也要通过旨在测试其对国民党的了解
和忠诚的种种考试。人们对这些课程本身并无太多的不满，因为其根本的目
的还是得到了普遍支持，那些考试也并不特别严苛。这一问题倒不如说是官
方给再教育过程贴上的一种耻辱记号。教育部在发出通告时，声明所有在伪
政府控制地区上学的学生都被认为受到了毒化，他们在接受再教育、思想上
得到净化之前，不适于继续学习。作为“伪学生”，应该帮助他们“洗掉思
想上的污点”。①但是，随着新近从西南来的官员贪污受贿而引起的公愤，起
先采取守势的当地人民不久就提出了疑问，为什么这种人物竟敢参与对任何
人的评判。
然而，尽管国民党政府这一时期有种种违法乱纪行为，它蒙受的不过是
在威信和公众信任方面的一点损失。通过对所犯错误的纠正以恢复公众的信
任，没有什么呼声比这更强烈了。对政府来说不幸的是日本投降后引起这些
失望的种种问题，其绝大部分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反而成了随后所
出现的失望的前奏曲。因此，那些被当作战后一时失误而可能已被忘记的事
情，日后终于被公认为国民党政府失去城市民众支持的开端。

经济上的无能：通货膨胀的金融政策

在内战年代里，与其他任何单一问题相比，通货膨胀是促成城市民众失
去对国民党统治能力信任的最大因素。通货膨胀的金融政策始于抗日战争时
期，当时政府与支持其财政的主要基地，即沿海和长江流域城市的联系被切
断。到　１９４５　年，不包括银行贷款在内的政府收入，只抵得上开支的　１／３，财
政上的亏空几乎完全依靠印发纸币来弥补。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结果是，平均
价格在　１９３７　年到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间上涨了　２０００　倍以上。政府在收支上的缺口在
整个内战时期一直存在，尽管也始终采取了一些弥合缺口的重要手段，但持
续过度膨胀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