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1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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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　１９３０　年　６　月（在中国资料中，通常所记日期为　７　月　２３　日，因为这
是在上海收到这信的日期）的信，是　５　日在莫斯科根据中国共产党　２　月份所
通过的各项有关决议起草的。①尽管相互辩论的先后顺序是如此模糊难辨，却
并不妨碍我们抓住斯大林与李立三之间在观点上的广泛差异，虽然它也确实
使历史学家确定做出某些特定决定的责任，特别是　３０　年代前半期付出惨重代
价的错误的责任的工作复杂化（关于这些事情参看本书第　３　章）。
因此，１９３０　年　６　月，共产国际虽则提到，因为工人运动的浪潮与农民运
动的浪潮还没有汇为一体，在全国还没有真正的革命形势，却预言“最近将
来革命形势即使不能够包括整个中国，但至少也要包括几个有决定意义的省
份”。②虽然共产国际期望中国决定性的战斗不久的将来即将发生，他们仍然
不同意李立三认为进攻的时刻已经到来。莫斯科因而明确地拒绝批准李立三
命令对武汉、长沙等城市发动进攻，并在那些城市进行配合的暴动的决定，
争辩说红军与工人运动都首先需要进一步加强。③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第　426　页。
① 这些事情已得到苏联最近出版的著作澄清，这些著作虽在解释上有强烈的倾向性，但是关于引用共产国
际档案而得出的事实的详情，多半是准确的。这类著作，最便于得到的是　A。M。格里戈里耶夫《共产国际与
中国在苏维埃口号下的革命运动（1927—1931　年）》，收入乌里扬诺夫斯基编《共产国际与东方》，第　345—388
页。30　年代苏联的出版物已给出　1930　年　6　月指示的正确日期，现在没有任何理由继续把这个指示当作《7
月　23　日指示》。
② 《共中中央文件选集》第　6　册，第　118—119　页。



至于毛泽东，他开始并不愿意把他的队伍投入进攻国民党坚固的据点，
从而使革命的前途和他自己的实力基础遭受危险。在这一限度内，他与莫斯
科是一致的。但是到了　３０　年代初，事实上他对很快取得胜利的前景变得极为
乐观，在　１９３０　年　１　月给林彪的信中，他批评林彪对高潮的到来过于悲观，并
声称，虽然　１９２９　年　４　月他自己订的一年拿下江西全省的时限是“机械的”，
但是做到这一点已为期不远。①
１９３０　年毛泽东对李立三路线的态度，最近成为能接触到有关资料的中国
学者间广泛辩论的主题。虽然这些作者中有些人仍坚持　１９４５　年做出的关于党
的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观点，即毛泽东从没有赞同过李立三的攻打城市的计
划，只是执行了它，因为纪律要求服从命令，有些人却分辩说，到　１９３０　年春，
毛泽东已被这一战略逐渐吸引过来，有些人甚至竟提出，从　１９３０　年初毛泽东
即自发而热情地追随了这一战略。不管怎么说，有明显的证据，晚到　１９３０
年　１０　月，毛泽东还在继续信奉一条激进的路线。１０　月　７　日，毛泽东的队伍
占据吉安城时做出的一项决议，特别提到“全世界、全国、各省革命形势”
的存在，并断定：“在革命高潮期间……苏维埃政权无疑必在全国和全世界
出现。”毛泽东　１９３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给湘东特委的信》说，在目前“高潮”
环境中，决不容悲观，要立即进攻南昌、九江，消灭敌人。②
即使上面的某些陈述，可以解释为毛泽东告诉中央委员会，他认为该会
想听到的意见，因而　１９３０　年秋毛泽东对即将到来并席卷一切的革命浪潮这种
齐里亚主义的期待程度，仍有某种争论的余地，关于毛泽东确信中国革命是
世界革命的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则完全不容争辩。在这一方面，他是完
全与李立三一致的，并与李立三一致反对莫斯科。①
特别在有一点上，毛泽东是完全同意李立三的观点的，即他们两人都认
为外国人不懂，也不可能懂中国革命。１９３０—１９３１　年冬，李立三被召到莫斯
科受“审”，一位共产国际的审问人引用李立三的话说：“中国革命有许多
特点，国际很难理解它，几乎完全不理解它，因此事实上不能领导中国共产
党。”因此，他被曼努伊尔斯基斥责为一个“极端地方主义者”。至于毛泽
东，他在　３０　年以后声称：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
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
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②

然而，在这个问题的另一关键方面，毛泽东并不与李立三采取同一路线。李
立三十分明显地想挑起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干涉，从而引起一
场苏联不管是否愿意，也将被拖进来的“世界革命战争”。③对于这样一个战


① 《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139　页。
① 关于李立三就中国在世界革命中的作用发表的言论的简短综述，见施拉姆：《毛泽东》（中文版，红旗
出版社，1987　年），第　120—121　页。
②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　1986
年）下册，第　826　页。
③ 李立三为了中国革命想把苏联拖入一场战争的“阴谋”，自然激起苏联学者方面的很大愤慨，例如，见
格里戈里耶夫文，第　365—367　页。



略幻想，毛泽东不可能同意，因为它意味着中国革命的命运基本上将在中国
之外决定，而不是首先由中国人自己来决定。他当然敏锐地意识到外国帝国
主义在中国存在的分量，以及在中国革命中国际因素的重要性。然而，上面
已做分析，１９２３　至　１９２６　年间，他的社会学观点已有变化，这种变化的必然
结果，就是既然旧反动秩序的主要基础是地主在农村的统治，而不是帝国主
义者和他们的城市同盟者的势力，那么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只能依靠在这片广
阔的土地上动员工人、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去推翻地主和他们政治代理
人的“封建势力”。
无论毛泽东在　１９３０　年夏的立场如何，无疑，同年　９　月长沙的撤退，标志
了他思想上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转向由农村包围城市的相对长期的战
略。在这种情况下，他自上井冈山在　１９２８　年与朱德会师以来所形成的军事战
术，变成了他政治思想的一个明确的、必要的部分。
根据毛泽东的自述，那是在　１９３１　年，在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失败时，
“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①毛泽东自己写的阐述这些原则的最早文
本，是　１９３４　年出的一本题为《游击战》的小册子。②这很可能就是他第一次
系统的阐述将在遵义会议上提出辩论的战略思想，这次会议标志了一个决定
性的阶段，无论是对一条新的军事路线的出现，还是对打开毛泽东八年以后
上升到党内最高权力机构的道路来说，都是如此。③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毛泽东发
表了一系列题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细致地回顾了五次反
围剿战役的经验教训，并重申了他针对批评者的主张。最后，在　１９３８　年，他
写了两部有关在抗日战争的特殊环境下运用游击战术的著作，《抗日游击战
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第三本书《基础战术》，有些版本也署为毛
泽东著。①
军事战术是一个专门领域，在这里不可能细加论述。因此下面试从战争
与政治的共同问题加以观察。毛泽东自己对这一整个问题已做了归纳，他写
道：“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个相反
相成的道理，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②
当然，正如毛泽东在这段文章的剩余部分所详加解释的那样，这一警句
的意义是，红军从总体上看当时在数量和装备上，大大不如国民党和国内的
其他白军，甚至在每一个分隔的战区也是如此，红军必须在战场上取得绝对
优势时才进行战争。这种战术优势的获得，要靠集中自己大部分部队去对付
孤立的白军，从而“各个歼灭敌人”。因而，这一点固然部分地有赖于使用
部队的技巧，但绝大部分是由于与人民群众的亲密联系，红军能获得优等的
情报的结果。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99　页。
② 关于这部著作的部分综述，见陈伯钧：《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解放》第　28　期（1938
年　1　月　11　日），第　14—19　页。
③ 遵义会议在本书第　4　章有论述。关于最新出版的最有权威的资料集，见《遵义会议文献》。
① 这本书的若干版本在书名页上印有毛泽东之名，其他版本却没有，毛泽东是 不是这本书的著者存疑。虽
然这本书在人民解放军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书目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训练部图书资料馆：《毛泽东著
作言论文电目录》　　＇北京＇，1961　年　2　月　28　日）中出现，但是现有的证据偏重于证明这本书的著 者不是毛
泽东。在我翻译的《基础战术》英译本的导言中，我已概括地说明 毛泽东军事战术发展的诸阶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20　页；《毛泽东集》第　5　卷，第　152　页。



共产党人动员农民，从而获得的不仅是敌军移动的情报，还有其他好处，
例如群众自愿担任运输队或辅助队的勤务。动员的方法，与中国古代的军事
战略家孙子所设想的完全不同，可是毛泽东的界定明确的战术原则却与孙子
的原则，惊人地相似，孙子写道：


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
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①

在毛泽东晚年，人们问他本人从中国的古典著作中学到了什么，他的回答往
往是随兴之所至，不时还是矛盾的。１９６８　年他在最经斟酌的一次谈话中说，
他在　１９２７　年开始打仗之前读过《三国演义》，在　１９３６—１９３８　年写有关军事
战术的著作之前看过孙子。②总之，没有疑问，他在那些著作中经常引用孙子
和历史著作，还引用《三国演义》和《水浒》这样的小说。
毛泽东怎样设法在理论上辩明下述见解，即组织变化不定的共产党，主
要借助军队在极为模糊不明的社会环境中活动，竟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
队？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主观因素在解释人的阶级性方面所起的作用，以
及通过转变一个人的思想而更改他的客观本质的可能性。我们已经看到，毛
泽东强调主观立场的重要性，可追溯到　１９１７　年。在本节所研究的时期内的一
次最引人注目的阐述，可以在　１９２８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他的关于井冈山斗争的报告
中找到。在讨论他的人数不多的红军大部分不是工人，乃至不是一般的农民，
而是农村游民这一事实引起的问题时，毛泽东写道：


此游民部分，亟须换以工农分子，只是没有法子找得。一面天天在战斗中，游民分子战斗力
却特别好，同时伤亡数目又大，所以不但少不了现有的游民成分，即另找游民来补充亦即怕找不
到。在此种情况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以改变其质量之一法。①

在　１９３０　年　１　月给林彪的信中，毛泽东批评林彪“把主观力量看得小一些，把
客观力量看得大一些”。②毛泽东所谓的“客观力量”是特别指白军而言，因
为他们是在共产党人的直接控制之外的；“主观力量”指的则是红军，共产
党人对他们可以从内部了解，因而也就懂得他们的动向和战略。但是，他说
的显然也是就广义的客观历史境况而言的客观因素，和就人类通过“自觉行
动”以影响那些境况的能力这个意义而言的主观因素。
毛泽东在军事斗争的环境中发展了他的思想，并从　１９２７　年起就开始在这
样的环境中干革命，正如我在前面已提过，这样的环境也加强了毛泽东思想
中的上述要素。毛泽东把战争看成是“自觉行动”的最高表现，和人类精神
的最高检验。他在一段话里说了这一点，对这段话他非常喜欢，以致在　１９２６


① 《孙子兵法？虚实篇》，第　13　段。今译为“示形于敌，使敌人暴露而我军不露 痕迹，这样我军的兵力
就可以集中而敌人兵力就不得不分散。我军兵力集中 在一处，敌人兵力分散在十处，这就能用十倍于敌的
兵力去攻击敌人，这样 就造成了我众敌寡的有利态势。能做到以众击寡，那么同我军当面作战的敌 人就
有限了。”（吴九龙主编：《孙子校释》＇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　106 页）——译者。
② 1968　年　7　月　28　日与红卫兵的谈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　694　页。
① 《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36—37　页。
② 《毛泽东集》第　2　卷，第　130　页。



年和　１９３８　年他多次重复这段话，用的几乎是同样的词汇。


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更是人类在战争中的特点。人类在任何的行动中表现的能动
性，没有比在战争中更加强烈的。战争的胜负，一方面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
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如此，仅有这些，还只是包含着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
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与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的自觉的能
动性。
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
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
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①

这段话雄辩地表达了我称之为毛泽东的“军事浪漫精神”的东西，它是为了
生存，进行多年艰苦战斗的经验的产物。可是，仅仅用毛泽东的浪漫气质或
他的战斗生活来解释他相信人类，特别是中国人民的无限能量，那就过于简
单化了。他强调主观因素，正如我已提出过，也符合在一个由许多不同的要
素构成的过渡社会中进行革命的需要。
正是中国现实的这一方面，提供了毛泽东的思想和经验的军事性和政治
性之间的连结点。正因一场战斗的结局常常不能确切地预言，而部分地有赖
于主观因素——像毛泽东在上述引文中所强调的——如士兵的勇气和指挥员
的战术技巧，因而政治斗争的条件在中国也不如在西欧，乃至在以前的俄罗
斯帝国，显得那么界限明确。虽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可以被大致看成是分
别代表工人和资本家，可是农民在前者中的社会经济重要性，以及地主在后
者中的社会经济重要性，事实上都要大一些。此外，这个局面也因外国人出
现的冲击而大为改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波兰问题，列宁关于　２０　世纪的殖
民地，已经建立了这样的原理：在一定的社会中，各个阶级的行动，可由对
外国压迫者的团结一致反应所改变。至于毛泽东，他不只是把它作为理论上
的可能性加以接受；从　３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