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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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从国外输入粮食，并把该地的货物分散到其他区域的市场。
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各种配合的组织，这些组织到　１９　世纪已很复杂精细。
专门化的商行与经纪人，经营不同方面的商品生产。同业公会及同乡会的会
馆制定商业的常规，并为商人提供帮助。金融机构随之发展起来，满足不同
范围的需要。最早的金融机构之一，是山西商人发展的网状组织，以便用票
号汇票给地区间的交易提供资金。在　１９　世纪，另外一种通过钱庄的信用延长
制度也发展起来，以便为成长中的沿海贸易提供资金。这类重要的机构，在
整个民国时期继续与规模更大的西方式的银行一道继续发挥作用。较小额的
交易，则可通过当铺和押行通融。同时，大量的商业习惯法也被制定出来，
用以规范商业业务。②
在　１８　世纪大部分时间内，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总产量显著地增长。这种
增长得力于人口的增长、可耕土地的利用、“最佳”农业技术从先进地区向
落后地区扩散，和对劳动力一般没有人身限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
进一步提出，在　１９　世纪从国外引进现代工业之前，明末和清初的经济是否开
始了有本土“资本主义”发展倾向的性质上的改革。他们的研究着重“生产
关系”的改变。从以下方面举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与劳动者分离的证据：采
矿中有商业投资和使用雇佣劳动；在华北和长江下游，地主和富农使用雇工
经营农业；在丝织业的生产组织过程中，有类似欧洲原始资本主义生产制度
的迹象。①
然而，这类迹象合乎“近代”以前经济增长的典型模式：人口与总产量
均在增加，但人均产量没有持续增加。我们不能说粮食与手工纺织品生产的
增长，或贸易及市场范围的扩大快于人口的增长。“资本主义”——或者不
妨说，以人均及总产量增加为特点的“现代经济增长”——未在近代欧洲早
期（或两世纪后明治天皇时的日本）出现，是由于仅仅在财产所有制的形式
上有了改变。同样重要的是科学技术——包括金融、投资及管理方面的“技
术”——的发展，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也就是“生产力”的改变。正


① 史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　213、226、229　页的表表明，太平军叛乱后，长江下游人口密度
比其他任何大区下降得更多，但是，在　1843—1893　年期间，和城市化较差的区域相比，城市人口在总人口
中的比例却提高了。华北人口密度在民国时期显著增加，但到　1953　年尚未达到长江下游的水平。关于中国
的大区，见同书第　214—215　页。关于太平天国造成人口减少，见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第　236—247
页；珀金斯：《1368—1968　年中国农业的发展》，第　210—211　页。
② 关于钱庄，见《上海钱庄史料》；安德里亚？麦克尔德里：《上海老式银行（钱庄），1800—1935　年》；
苏珊？曼？琼斯：《宁波的金融：“钱庄”，1750—1880　年》，收入　W。E。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
组织》。关于押当，见斯波义信：《宁波与其腹地》，第　405　页。中国习惯法的例子的英译文，载陈张富
美和马若孟：《习惯法与中国清代的经济增长》，《清史问题》第　3　卷第　5　期（1976　年　11　月），第　1—32
页；第　3　卷第　10　期（1978　年　12　月），第　4—27　页。
① 《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收入了中国经济史学者关于这个
问题的最佳近著。



是在连续运用投资及再投资新方法的基础上，欧洲才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可
以举出一个强有力的实例——既是欧洲的也是日本的——现代经济增长的关
键性的起点是“农业革命”，也就是切断了人口规模和粮食生产间古老联系
的技术和组织上的重大进展。
１８　世纪中国土生土长科学技术的最重要的方面，是对宋代发明的完善。
②在有显著发展的地方，这些发明显然都未能加以扩散或应用。限制中国“近
代”以前科学技术的因素，似乎和它的相当大的成就一样地突出。要对这个
重要问题作出解释，怕已超过我们现在的能力。但是，即使技术的改进增加
了生产，例如谷物的大量增产，也很可能由于清代初期人口－土地的比例已经
很高，很难使人均产量轻易地增加。这正像　１７　世纪欧洲的低地国家①的情况
一样，由于人口密度过高，采用在人口稀少的英国促成农业革命的新技术在
那里并非有利可图。中国历史学者所发现的农业和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
芽”的例子，或者说就全国而言，在量上是重要的；或者说这些例子接近于
沿着资本主义方向启动社会－经济大改组，似乎都是可疑的。中国　１９　世纪的
经济可以更恰当地描述为相当商业化的农业经济，这种经济在“近代”以前
的技术范围内，是高度“发展的”。它经历的变革是很有限的，却照样能在
原有的框架内调节社会和政治的结构。

经济停滞

由于中国经济自身未曾经历过制度的大改组或技术的突破，由此导致可
与近代欧洲和日本相比的人均经济长期持续的增长，注意力便集中在阻碍这
种变革的因素上。众多的解释一般可分为技术论和分配论两类。后者关切剩
余产品在民众中的消费，并较重视各种政治、文化和历史的阻碍作用。②
分配论者和技术论者均认识到人口增长的重要性，虽然他们对影响的估
计各不相同。似乎很明显，伴随　１７　世纪和　１８　世纪产量增长的是单位面积农
业生产率的显著上升，这是采用了良种和更好的耕作方法，以及增加耕地和
收获面积的结果（后者是推广双季耕作的结果）。但是，采用传统方法增产
的可能性终究很小，而且在某一时间点上（大致估计在　１８　世纪末和　２０　世纪




② 这在最重要的农业技术部门是明显的，天野元之助的《中国农业史研究》一书中有详细的研究；例如，
关于农具和农械见第　697—978　页，关于种稻技术见第　389—423　页。
① 低地国家（尼德兰）大致包括今日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以及法国北部阿图瓦地区的一小部分——译
者。
② 若干正在争论的问题见维克托？利皮特等：《中国经济史专题论集》，《现代中国》第　9　卷第　3　期（1978
年　7　月）和　W。E。威尔莫特：《评〈中国不发达状态的发展〉》，《亚洲研究杂志》第　41　卷第　1　期（1981
年　11　月），第　113—115　页。两类见解均见于珀金斯编：《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近代经济》，其中卡尔？里
斯金的论文最强烈地提出分配论观点，而伊懋可、托马斯？罗斯基及罗伯特？德恩伯格支持技术论观点。
有关问题的讨论见于苏珊？曼？琼斯：《误解中国经济——一篇评论》，《亚洲研究杂志》第　40　卷第　3　期
（1981　年　5　月），第　539—558　页。分配论者一般认为经济增长受到社会经济不平等以及分配不当、社会
政治结构和外国帝国主义等因素的阻碍，而技术论者强调技术水平、人口和对私人资本投资和积累的障碍。
以生产关系立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早于这两派论点，而且已被分配论派历史学者引用。事实上，两类
论点不必相互排斥，而综合的解释把两者结合起来。



初之间），农业单位面积的产量开始停滞，并落后于人口的增长。①这种停滞
部分地是由于沉重的人口压力造成的，它可以破坏生态平衡（如在湖南修筑
堤垸过多，造成洪水泛滥）②，或导致土地占有的不经济的分散，降低农民的
生活水平，以及产生流动的农村贫民的社会边缘阶层。丰富的廉价劳力，还
降低了创造发明和花钱改进技术的积极性。
技术论对于停滞的最复杂解释，被系统地阐述为“高水平平衡阀”。③
这种论点断定，令人注目的高水平的农业、水运技术与人口的增长和未利用
土地的消失结合在一起，减少了超出生活所需最低量的可用剩余产品总量。
即使这种剩余从未完全消失，人均剩余的下降也减少了需求。生产与消费进
入仅可维持生存的循环运动，再没有什么剩余留下供投资之用了。同时，由
于主要依靠人力的现有技术的复杂性，也难于以机械动力来取得降低成本所
需的巨大进展，并且也难以大量提高人均产量。因此，这种“平衡阀”引起
“近代”以前的生产技术在高水平之上的停滞。
批评这种理论的学者断言，事实上在　１９　世纪和　２０　世纪，中国经济内部
颇有剩余。①他们不仅是指摆阔气的挥霍浪费，而且指商业投资、地方日常管
理的开支以及类似的迹象，它们表明不是缺少金钱，而是未能用来发展经济。
持这种见解的学者，超越技术问题去寻求阻碍发展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因
素。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由日本人领头，已对农村阶级结构及土地占有的
性质进行了大量研究；它们都是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和　３０　年代实地调查的题目。
②虽然这一工作可能提出了相互矛盾的证据——事实上，由于详尽说明一个普
遍的“地主社会”模式，支持了分配论派的观点；由于通过文献证明持续缺
少投资，也支持了技术论派的分析——但它至少就　２０　世纪来说还是给中国以
外的学者，提供了足资利用的以经验为根据的最佳数据资料。对剩余如何使
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成功的工业化在历史上不是与早期农业现代化联系在
一起，就是与同时出现的榨取农业的作法有关；不管剩余的规模如何，或是
否有剩余，中国在　１９４９　年以后所经历的经济增长，似乎主要来自向农业部门
的榨取。
佃农－地主的关系是复杂的，因此，用剥削来解释为什么剩余未用于投资
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这一简单的论断通常都要加以限定。在华中和华南（那
里租佃率最高），佃农已获得各种各样的永佃权，从而具有很大程度的保障。
租佃本身的确不是促进农村繁荣的好办法。在经济边缘地区农业过于无利可
图，不足以吸引对土地的投资，那里的土地所有制更可能是平均分配的。而


① 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　308　页；珀金斯：《1368—1968　年中国农业的发展》，第　188　页。
② 彼得？珀杜：《官方目标与地方利益：明清时期洞庭湖区域的治水》，《亚洲研究杂志》第　4　卷第　4　期
（1982　年　8　月），第　745—747　页。
③ 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　298—318　页；伊懋可：《评论》，载于维克托？利皮特等：《中国经
济史专题论集》，第　329—330　页。
① 卡尔？里斯金：《现代中国的剩余与停滞》，收入珀金斯编：《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近代经济》，第　64—81
页；里斯金：《讨论与评论》，载于利皮特等：《中国经济史专题论集》，第　359—375　页。
② 关于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最佳综合评述，是琳达？格罗夫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日本学
者关于中国农村社会变化的学术成果》，《现代中国》第　6　卷第　4　期（1980　年　10　月），第　397—438　页；
民国时期的研究有卜凯：《中国土地的利用》；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需供状况》。见本书第　5
章（马若孟著）。



另一种情况，像在四川或长江下游那样的中心地区，佃农可能很富有，他们
租到大片土地以后，或转租出去，或自己经营。①
地租高低不等，但平均为产量的　５０％左右，虽然地租实收多少并无定额。
江苏苏州周围的非乡居地主，在　１９　世纪中期设立了专门收租的租栈，收租时
得到官方的帮助。不过，一些租栈的管事显然谨慎从事，不违犯公平收租的
原则。太平军叛乱以后，长江中下游各省人口锐减，地主一度相对地较弱，
收租有困难。②
一些　２０　世纪的观察家提出租佃正在消失，但在长江下游直到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或更晚些时候，土地仍然是有利可图的投资。尽管地区间不尽相同（特
别是北方，租佃率低得很多），全国大约有　４０％的农业土地出租。而且所有
权分配不均，大约　１０％的人口划分为地主或富农，占有　５０％以上的土地。①若
干地区的详细研究表明，在民国时期，地主的收租得到政府的帮助较多，而
租佃契约给佃户的保障则较少。地租的负担常常很沉重，但很难说租佃具有
任何一种经济影响。
在清代和民国的大部分时间里，农业经济为相互勾结的地主上层人物（在
清代常为有功名的乡绅）、商人和高利贷者所把持，这种论点更有说服力。②
这一阶层通过地租、利息和价格机制，吸取了农民的全部剩余。同时，通过
借贷和购买土地不公平地为农民的生计通融金钱，并通过购买商品作物，通
过向家庭手工业销售原材料和购买其产品，把农户与市场联系起来。这种经
济循环关系虽然灵活，很可能已经阻碍一个新的阶级，即富裕的农民，或其
他既有资本又有积极性引进技术改革的人的发展。人口的压力和继承人之间
均分土地的社会惯例，造成了占有土地的分散，又进一步阻碍了农业财富的
集中。一般说来，农村的人要求稳定的安排，各个方面从中能够保护而不是
扩大他们的利益。这样一些模式很难打破。在市场结构的城市一端，有种种
类似的循环体制的模式。
中国商人在有刺激因素存在时，是很有企业才能的。宁波的方氏、李氏
及叶氏家族开创沿海贸易，而且在上海参与开办对外贸易。江南丝商能很快
抓住大出口造成的机会。在　１９　世纪末，有一个有进取精神的市场行为的突出
例子，是杭州金融家胡光墉对外商控制蚕丝出口价格的不成功的挑战，他有
两年收购杭嘉湖地区大量蚕丝，不让其进入出口市场，终致破产。中国商人


① 格罗夫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　408、412—413　页；陈张富美和迈尔斯：《习惯法与
中国清代的经济增长》，第　16—20　页；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　76—90　页；裴宜理：
《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　年》，第　25—33　页。
② 关于收租账房（租栈），见村松祜次：《清末民初江南地主所有制引证研究》，《东方及非洲研究学院
学报》第　29　卷第　3　期（1966　年　10　月），第　566—599　页；和弗兰克？A。洛耶夫斯基：《苏州租栈：晚清
的佃租管理》，《清史问题》第　4　卷第　3　期（1980　年　6　月），第　43—65　页。关于佃租的减免，见洛耶夫
斯基著作，第　53—55　页；马克斯：《华南农民社会与农民起义》，第　338、362—363 页；赵冈：《中国
明清土地所有制模式新资料——研究笔记》，《亚洲研究杂 志》第　40　卷第　4　期（1981　年　8　月），第　733
页。关于太平军叛乱的后果，见 格罗夫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　417—418　页和同时期
的新闻报道，如《申报》，1878　年　3　月　5　日第　3　版。
① 关于土地分配和租佃的估计数字，见周锡瑞：《数字游戏，革命前中国土地分配的一篇笔记》，《现代
中国》第　7　卷第　4　期（1981　年　10　月），第　387—411　页。
② 河地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