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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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他们记得　１９３１—１９３２　年他们曾轻而易举地占领满洲，对中国军队极度轻
蔑。这些主战派是如此乐观，以致他们竟宣称三个月内就能获胜。①
在战争早期的几个月里，日本扩张主义者们对中国本部仍只抱很有限的
野心。这在　１９３７　年　１１　月　５　日东京政府提议以类似广田三原则的条款来解决
中国“事变”时，变得更为明显。然而，一直到　１２　月　２　日，蒋政府也不同意
进行谈判。那时上海已经陷落，国民党军队正向南京败退，完全溃不成军。
这些轻易的胜利刺激了日本的胃口，而东京政府不再愿意在其　１１　月建议的基
础上进行谈判。取而代之的，是它于　１２　月　２２　日提出一套新的更苛刻的要求。
这些要求包括：法律上承认满洲国；华北和内蒙非军事化，偿付赔款，以及
——最为不祥的——在华北建立一个“特殊的政治机构”，它将促进日本、
满洲国和中国的“共荣”。蒋政府对这些要求不予答复，于是东京在　１９３８
年　１　月宣布它决心“消灭”国民政府。②
无论这时还是后来的战争期间，日本扩张主义者在和平条件中也从未打
算在中国本部承担直接的行政管理责任。但是，日本的扩张主义者们确实提
议实际征服中国，特别是北方五省，以满足日本的政治愿望和经济需要。在
１９３７—１９３８　年中国热情高涨的民族主义气氛下，这些都是蒋所不能接受的条
件，即使他愿意也不行。南京陷落后，中国的抵抗并未像日本扩张主义者们
曾经自鸣得意地预期的那样瓦解。相反，国民政府的所在地迁到了重庆，同
时蒋介石宣布“焦土”政策，从武汉指挥抗战。


1932　年，蒋介石就设想过在与日本作战的情况下在四 川建立国都的计划。见张其昀：《党史概要》，第　2
册，第　914　页。关于国民 党人的总体战略思想，见吴相湘：《总战略》，第　37—72　页，和蒋介石的演说 集：
《抗战建国：1937—1943　年六年抗战文电集》。
① 克劳利：《日本探求自主》，第　230　页；毕恩来：《日本在中国》，第　53、75、124—　125　页；布托：
《东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第　109　页；约翰？亨特？博伊尔： 中日交战，1937—1945　年：通敌政治》，
第　53　页。
② 博伊尔：《中日交战，1937—1945　年》，第　68—82　页；克劳利：《日本探求自 主》，第　354—378　页。



于是日本人以武汉为他们的下一个目标。然而他们首先竭力夺取连接华
北和华中的主要铁路的控制权，以联结他们分散的部队。这一点他们最终成
功了，虽然像在上海一样，他们偶尔遇到英勇的指挥得极好的抵抗部队。例
如　１９３８　年　４　月初，日本军队集结在江苏北部交通枢纽徐州时，李宗仁将军的
部队把进攻者诱入四周有城墙的台儿庄包围圈。李的军队使日军遭受惨重伤
亡——中国人宣称有三万日本人被打死——迫使日军残部撤退。这是中国的
第一次重大胜利，粉碎了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但是，如同过去屡屡发
生过的那样，中国人不去追击被打败了的敌人，因而他们的胜利是短暂的。
徐州于　５　月　１９　日陷落。华北和南京地区的日本指挥官们，现在可以在即将来
临的武汉战役中协同他们的行动了。①
日本人　　１９３８　年　　６　月初在开封遭到另一次显著的挫折。当他们沿陇海
铁路西进时，中国人突然炸开了黄河的提坝。冲出河道的黄河漫过正在逼近
的日本人的道路，继而穿越河南平原，进入安徽省，从那里在山东半岛的南
面——而不是北面——入海。这项战略卓越地发挥了作用。侵略者暂时被遏
止住了，武汉战役被延长了大约三个月。但是，改变黄河河道的决定曾遭到
严厉的批评。确实，国民党人多年否认他们曾有意决堤。因为洪水对中国老
百姓的损害甚至超过对日本人的损害。大约四五千个村庄和　１１　个大城镇尽成
泽国。据说有二百多万人无家可归，一贫如洗。甚至七年以后，在一些村庄
里所能看到的，只是从几英尺河道淤泥中露出来的庙宇弧形屋顶，和光秃秃
树木顶端的枝桠。①
然而，在上海、在台儿庄和在黄河上表现出来的决心，在战争初期国民
党人的抵抗中是非典型的。许多中国指挥官犹豫而胆怯。②他们多数享有地方
自主权已经很长久了，不会仅仅为了服从蒋介石的命令而去冒生命和权力的
风险。例如，省主席韩复榘可耻地把山东省丢弃给日本人，虽然他与大多数
人不同，因违抗蒋的命令而付出了生命代价。他于　１９３８　年　１　月被处决。
虽然日本人在攻克武汉的旷日持久的战役中蒙受了重大损失，但他们在
大炮、坦克和飞机方面的优势，使他们终于能在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夺取这座
城市。仅仅四天以前，他们实际上未遇抵抗就拿下了广州。日本战略家们确
实认为，中国人现在要投降了。
国民党政府某些成员确实对战争可怕的破坏感到嫌恶。例如，蒋介石的
焦土政策导致的　１９３８　年　１１　月的长沙大火等灾祸，就是明证。此外，在英国


① 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　200　页；弗兰克？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 年：从卢沟桥事变到
珍珠港事变》，第　146—168　页；《中华志，1937—1943　年 六年抗战中国重大发展综述》，第　354—356
页。
① 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　年》，第　177—178　页；柯乐博：《20　世纪的中 国》，第　225　页；劳伦
斯？蒂普顿：《中国的恶作剧》，第 104　页。估计溃堤时　被泻出的水淹死的人数高达　325000，甚至达　440000，
见镜涵：《黄泛区的灾 情和新生》，《观察》第　3　卷第　3　期（1947　年　9　月　13　日），第　22　页；《密勒氏 评
论报》第　105　卷第　12　期（1947　年　5　月　17　日），第　319　页。但是，其他资料 记载，中日双方的生命损失
是相当轻的，因为中国居民已经预先知道毁堤计 划，又因为洪水前进得慢，见欧里渥：《特殊的不宣而战
的战争》，第　209—210 页；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档案中国专档　119，2781　函，《河南区办事处：历史，　迄
1947　年　3　月　31　日止》，第　4　页。
② 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　年》，第　167、201、205　页；博伊尔：《中日交 战，1937—1945　年》，
第 139　页。



和法国为了与希特勒和平相处，于慕尼黑献出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靠外国
干涉反对日本的希望也于　１９３８　年　９　月受挫。只有苏俄向中国提供援助。有人
认为，它之所以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延长战争，从而削弱国民政府。因此，有
人争辩说，战争的真正得益者是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利用国民党剿共战役中
断的喘息机会来扩张地盘。
政府中对抗日政策抱有疑虑的人的首要发言人是汪精卫。作为国民党的
副总裁，他名义上是国民运动的第二号领袖人物。汪虽然是富有魅力的政治
家，在国民党内有相当多的追随者，但他在蒋介石支配的政府中掌握的权力
是很小的。因此，也许是受过大的政治野心，以及对不能改变那强加于中国
人民的抵抗战略的绝望这双重动机的驱使，他于　１９３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从重庆逃
跑了。后来，在日本人的实际支配下，他于　１９４０　年　３　月在南京建立了维新国
民政府①来和重庆政府对抗。②
在蒋介石方面，他并不显得垂头丧气。他乐观地宣称，放弃武汉“标志
着我们的斗争从防御到进攻的转折点”。③尽管这似乎是虚张声势，但连日本
人也承认，由于未能在武汉把国民党军队打垮，他们已失去速胜的机会。这
时国民党军队已经撤退到有利于日本军队前进的现代交通干线之外的崎岖山
区。日本高级指挥部预料胜利的时间已经不是三个月，也许是三年了。④

































① 即汪精卫在南京建立的伪国民政府，也自称国民政府，不是维新国民政府　　—　—　译者。
② 论述汪精卫变节投靠日本人的权威记述有：博伊尔：《中日交战，1937—1945 年》；朱子家（金雄白）：
《汪政权的开场和收场》；及杰拉尔德？E。邦克： 《和平阴谋：汪精卫与中国战争， 1937—1941　年》。
③ 董显光：《中国与世界新闻界》，第　72　页。
④ 布托：《东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第　135—136　页。



中国的战争动员

尽管日本反复挑衅，蒋介石还是把那不可避免的战争推迟了好几年，他
认为他必须首先镇压共产党人，并提高军队的素质。但是，到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
国民党中国依然可悲地没有准备好战争。因此，在以后的两年里，他们仓皇
失措地将国家置于战时体制。
在南京的十年中，蒋曾特别注重武装力量的现代化。一个德国顾问团—
—其中最著名的是汉斯？冯？赛克特和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开
始训练新式的军官团。为中央军的精选部队进口了主要由德国制造的大量武
器和装备。建立了空军的核心，并筹划用德国建造的潜艇、巡洋舰和鱼雷艇
装备海军。①
冯？塞克特将军曾特别向蒋强调，高度发达的国防工业对维持一支现代
化军队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就这种工业基础的明显的重要性而论，实际成就
是太少了。直到　１９３５　年，为了发展重工业，才建立国家资源委员会。资源委
员会于　１９３６　年开始一项发展工业的三年计划，但直到战争开始后资金仍严重
不足。②因此，　１９３７　年国家的国防工业仍停留在草创阶段，而军队仍继续大
量依赖外国的武器和装备来源。中国的兵工厂的确生产了大量的步枪和机
枪，但几乎所有的重武器以及载重汽车、石油和无线电设备仍然不得不进口。
大约　３０　万军队已经接受了德式训练，但其中只有　８　万全部用德国武器装备。
大约　１７０　万国民党军队的其余部分，以欧洲和日本的标准看，训练很差，装
备窳劣，而且分属于无数实际上各自为政而又互相猜忌的司令部。③
政治上，中国也已开始为预期的与日抗争进行动员，但是进展同样很慢，
令人忧虑。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西安事变（第　３　章《对南京十年时期国民党统治的
评价》）后，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开始谈判第二次统一战线。蒋介石同周恩
来于次年头六个月会谈了五次，然而到　７　月战争爆发时仍未达成协议。①
１９３７　年春，蒋介石还曾采取不寻常的步骤，邀请全国　４００　多位头面人物
到旅游胜地庐山出席谈话会，共商国是。被邀出席会议的不仅有国民党的知
名人士，而且有小党派（如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和学术及职业
团体的杰出非党人士胡适、傅斯年和张伯苓）。谈话会实际上是直到战斗已
经开始的　７　月　１６　日才召开的。尽管政府早在战前就试图这样做，以便与不断
高涨的抗日情绪保持一致，但它依然继续监禁如陈独秀等政治犯，并对抗日
民族救亡运动的民众领袖即所谓“七君子”起诉。
不过，战事一开始，战争准备就加快了步伐。与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终
于结成。政府的领导结构全部更新。同时，绝非不重要的，是政府、民众和
物资开始向中国西部内地省份大规模迁移。因此，国民党统治的结构和环境


① 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　97　页；威廉？C。柯尔比：《德国与中华民国》， 第　217—223　页；于尔
根？多梅斯：《推迟的革命》，第　580—585　页。
② 关于国家资源委员会，见本书第　3　章，1932　年创办的被责成通盘研究军事、工 业、文化等国防需要的
国防设计委员会为该委员会之先导。见吴相湘：《第二 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　292　页。
③ 同上书，上册，第　324—326　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　112、153—155 页；多恩：《中日战
争，1937—1941　年》，第　6—10　页；陈诚：《八年抗战经过 概要》，第九表。
① 见本书第　12　章（范斯莱克著）；关于蒋同周的会谈，见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0/14154，1937　年　7　月　23
日，附件：毕恩来致雷蒙德？莱斯利？比尔信。



都改变了，虽然它的基本特征——一种依恃武力的独裁统治——依然没有变
更。
为了在政治上动员全国，政府试图同时加强蒋介石中央集权的独裁权
力，并扩大其民众支持的基础。早在　１９３７　年　８　月，蒋被授予新的广泛权力。
难于控制的、曾负责对政府进行监督和指导的党的机构——中央政治委员会
被国防最高会议（１９３９　年　１　月改组为国防最高委员会）所代替。蒋主持这个
名义上的最高政府机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军事委员会也由蒋主持；它不
仅控制军事，而且控制政府的全部行政职能。现在，按照军事委员会新修改
的组织法：“（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肩负全部国防责任，拥有对陆、海、空
军的最高指挥权，并指导全国民众．．．．．．．。”①蒋介石根据这项授权在委员会内建立
了八个部门，负责指导政策、重工业、轻工业和商业、国际关系、民防以及
作战。行政院和国民政府各部仍然存在，但它们的职责大量被军事委员会接
管。②
然而，在五个月里，战时状态的管理陷于一片混乱。军事委员会的司法
权是如此广泛，其行政权是如此复杂并难于控制，而它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关
系又是如此模糊不清，以致政府工作犹如一团乱麻。结果民事管理的责任，
至少在形式上又还给政府和党的相应机构。而军事委员会再度单纯负责指导
战争的军事方面。尽管作了这种调整，军事委员会在整个战争期间仍然是政
府的实际中心。蒋介石在各个时期还担任了其他高级职务。例如，他是国防
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即政府总理），国民参政会议长和国民党
的总裁。但是，他更喜欢通过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办公室③行使他的职权。
因此，在军事委员会内，他设立了参事室（由王世杰指导），它广泛地
关注经济问题、财政问题和政府管理问题。即使在外交政策方面，参事室讲
话往往比外交部更有权威性。还有侍从室，可理解为委员长的私人秘书处。
这个机构配备过像陈果夫和陈布雷这样有影响的要人，它决定谁晋见蒋，什
么情报上报给他，并就所有官职的任命向他提出建议。军事委员会还包含一
个保密检查室和一个军事调查统计局，后者是一个由戴笠将军指挥的非常可
怕的秘密警察组织。结果，军事委员会处于一种非正式政府的地位，在整个
战争期间凌驾于国民政府正式官署之上，事实上拥有无限的权威。①
在国民党内，蒋介石的个人领导权也是得到公认的。他追求党的总理职
务已好些年了，在　１９２４　年党改组后，孙逸仙曾通过这个职务对国民党活动行
使独裁的控制权。然而，孙逝世后，那个头衔永久为他保留着，而国民党至
少自此以后在形式上实行一种委员会体制。蒋介石希冀恢复原领导原则，认
为他应当得到这份尊荣；认为孙逝世后缺少一位独一无二的领袖，已经造成
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