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课堂:军阀总统-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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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刚刚在朝鲜立下战功的袁世凯接替胡燏棻的位置，奉旨到天津小站扩练“定武军”，更名“新建陆军”。这是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首次尝试以西方模式训练军队，小站也因此成了清末第一支近代化编练军队的诞生地，袁世凯早起的盟友也多是在天津小站汇集。

　　　　小站位于天津东南七十里，远离城区，周边都是荒蛮之地，人迹罕至，鲜有人知。袁世凯来到小站之后，广募新兵，聘用德国教官，全部采用西方新式武器，参考西方军队编制和操练方法，很快就建立起一支有别于清廷军队的武装力量。这时候，徐世昌在朝中如鱼得水，而袁世凯却抱着绝对的信心，以一纸奏疏把徐世昌调到天津来。

　　　　1897年夏天，头戴五品顶戴、身穿藏青朝服的徐世昌在北洋新军官兵的簇拥下来到袁世凯面前，这两个兄弟已经好久不见，袁世凯顾不上寒暄，直接把徐世昌拉进厅内讲起了他对新建陆军的规划。袁世凯神采奕奕地向徐世昌展示自己这两年来的成绩，并和他交流关于兵种设置、训练方法、征兵标准、机构设置、军制改革等方面的想法，此时距离甲午战争已经过去了两年，看着操场上训练有素的士兵们，两个正当年的男人仿佛看到了清朝的希望。

　　　　袁世凯邀请徐世昌加入，起初徐世昌还有些犹豫，但看了小站训练出的精英部队之后，徐世昌果断放弃了在朝中的五品翰林身份，一心一意地投靠到袁世凯麾下，徐、袁二人正式结盟。
第6节：
　　　　1897年秋，徐世昌应张之洞之邀请到武昌，先后参观了很多近现代工厂、武备学堂及名胜古迹，大概受到袁世凯的影响，每每与人交谈，总要提及军队改革的问题。年底，张之洞想挽留徐世昌，但徐世昌义无反顾地返回北方，选择在小站和袁世凯一起实现他们的梦想。

　　　　徐、袁二人不仅性格互补，在治理军队的才能上也非常合拍。袁世凯偏武，负责统管军队操练，徐世昌则偏文，充当类似军师的角色，“每日治牍外，阅各种操法，演试各种新炮，考校各学堂，仍乘间看书，研求戎略”。

　　　　徐世昌到小站后不久，袁世凯因为滥杀无辜及克扣军饷被告发，荣禄和陈奎龙奉旨前来查办。如果袁世凯这时被朝廷撤职，那么他今后的宏图伟略就再也无法施展了。幸亏徐世昌及时出现，在陈奎龙和荣禄之间巧妙周旋，才使袁世凯化解了这场危机。

　　　　通过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徐、袁二人结盟并不是徐世昌投靠袁世凯，而是两人互相依靠、互相扶持，徐世昌通过袁世凯得到了提拔，政治地位不断提高，而袁世凯也因为有了徐世昌，才避免了很多麻烦，袁对徐一直心存感激，以至于袁在企图称帝复辟时，还一度想得到徐世昌的支持。

　　　　助袁叛光绪，巧治东三省

　　　　1895年春夏交替之际，康有为的一封《上皇帝万言书》在京城上层官僚之间传得沸沸扬扬。当时，甲午中日战争刚刚结束不久，中国的战败以及割地赔款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全国上下沉醉在大国美梦中的人们惊醒。伴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一些有志之士得以接触到更多的西方思想和技术，这使他们产生了求变图强的愿望。在这些有识之士当中，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希望通过对内的改革，如实行君主立宪、发展实业、改革军事教育、改变社会风气等，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在维新派看来，中华大国已经到了岌岌可危、非变不可的时候，必须采取行动效法西方，才能救亡图存。

　　　　这段时间，袁世凯从朝鲜战场归国不久，在北京闲居，之后被任命为督办军务处行走，而徐世昌已经在朝中担任翰林编修这个闲职多年，对康有为的上书行为自然十分关切。

　　　　康有为的万言书很快在同僚之间传开了，他对时局分析透彻，言辞恳切，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然而，这封备受关注的奏折却三次被督察等部门拒绝上呈，怎么也递不到皇帝面前。徐、袁二人对康有为的魄力和胆识十分钦佩，帮助康有为通过督办政务处第四次上呈奏书，结果仍旧失败了，不过，通过这次交流，徐、袁二人对康有为的认同感更深了一步。

　　　　尽管史料没有记载，但我们仍然可以猜测，徐、袁二人在看了康有为的《上光绪皇帝万言书》之后倍受鼓舞，他们仿佛看到了挽救清朝的希望，以至当康有为成立强学会时，徐、袁二人不仅加入以示支持，还为其四处筹款募捐。
第7节：
　　　　然而，募捐归募捐，徐世昌始终认为变法这件事不靠谱。他在朝中九年，深知帝、后矛盾之深，朝廷利益纷争之复杂。光绪势单力薄，以一个光杆皇帝和几个意气书生之力，怎能对抗羽翼丰满、党朋众多的慈禧太后？他认为康有为等人的努力不过是“画人以回天，无可望矣”，他努力克制着内心的激情，也劝说袁世凯不要轻易表明立场。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决定采纳维新派的建议变法图强，而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仅仅持续了一百零三天，最终在慈禧势力的镇压下以失败告终。有人认为，在这其中，袁世凯的叛变是光绪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其实，在袁世凯背后，徐世昌这个军师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光绪颁布《定国是诏》前后，慈禧已经布下天罗地网，准备在是年10月与光绪同去天津阅兵时将其废除。当时袁世凯正在天津小站主持练兵，光绪希望得到袁世凯的帮助，曾多次派亲信前去游说。袁世凯正值盛年，意气风发，也曾希望通过一种新的尝试，改变中国被列强瓜分欺凌的命运。他表面答应光绪，在变法当天出兵支持，也曾书信给徐世昌，称“必亡必分之道，必须大变法”——清朝已经到了即将灭亡的时候，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了。

　　　　9月14日，光绪召见袁世凯，徐世昌陪同一起回京。18日夜里，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再次劝说袁世凯勤王护驾，袁世凯满口答应。第二天，徐世昌为了探听虚实，亲自到康有为寓所，“相与痛哭以感动之”。9月20日，光绪再次召见袁世凯，这一次，袁世凯似乎已经站在了光绪一边，他言辞恳切地分析了维新派存在的诸多问题，向皇帝提出了不少中肯的建议。

　　　　袁世凯本身性格豪爽，不拘小节，自己本身有意报国，如果没有徐世昌的点拨，袁恐怕也会和康有为、谭嗣同一样丢掉官位甚至性命。徐世昌只比袁世凯大四岁，但比起袁世凯来，他的城府似乎深很多。

　　　　尽管徐世昌也深受维新派鼓舞，但他仍能冷静、理性地为袁世凯分析当前的局势：慈禧太后党羽众多，深谙政治斗争之术，未等光绪下诏，京城外肯定早有重兵临城；光绪和康有为即使再有救国热情，也不过是几个不懂政治斗争的书生，和慈禧对抗，简直就是鸡蛋碰石头。你我在朝中多年，最终的使命是什么？就是救清朝于将亡，救百姓于水火。一旦投靠了光绪阵营，很可能理想没有实现，就先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在徐世昌的劝说下，袁世凯动摇了。当晚，袁世凯奉光绪密旨出宫时恰好撞见荣禄，向荣禄全盘托出事情，9月21日，光绪被软禁，持续了一百零三天的维新变法就此结束了，而袁世凯则得到了受慈禧重用的机会。

　　　　袁世凯得到重用，徐世昌的仕途就更加平坦了。不久，徐、袁二人因平定了山东的“匪乱”，促使清廷和德国议和，立下了不小的功绩，袁世凯授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徐世昌也因此得到了更多接近慈禧的机会。凭借出色的才华和众人的推举，1906年，徐世昌终于得到了大展拳脚的机会——被朝廷派往东北治理三省之乱。

　　　　东北地区作为满族的发源地和蓬勃地，历来受到清朝统治者的重视。顺治十年（1653年）以后，清政府为了抵御沙俄的入侵，维护“龙兴之地”的地位，设奉天、吉林、黑龙江三将军，以军、政一体的模式对东北地区实行封锁统治，这样一来，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使东北地区的资源得以保存，但却极大地限制了东北的发展。清朝初年，大量汉人从东北逃亡，耕地荒废，“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全无可恃”。

　　　　19世纪末，来自沿海的列强入侵令清政府应接不暇，沙俄趁机侵略东北，与清廷先后签订了《天津条约》、《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三个不平等条约，使东北丢失了一百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也趁火打劫，占领了辽东半岛等地，大量城镇成了边疆防御的城堡，人烟稀少，没有商业中心，只有“鸦片是历年进口的大宗货物”。
第8节：
　　　　1906年9月，朝廷以查办“目的事件”为由派徐世昌前往东三省，实际上是命其对东北三省政治、经济、民生等各个方面进行考察。徐世昌一行在东北历时三个月、行程数千里，终于在当年12月初返京，向朝廷提交了一份数十万字的报告，针对东北现存问题提出了非常翔实的解决方案。第二年三月初八，徐即以东三省总督、钦差大臣的身份前往东三省。这一次，他终于从袁世凯的背后走出来，成了幕前的一把手。

　　　　基于对东三省的了解，徐世昌到任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革政治体制、大规模收权。他收回三省将军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在各省设行省公署，各设总督一人统管行政事务，而三省将军府的事务则全部收归三省总督之下，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之后，徐世昌基本上已经成为东三省之王，拥有统领东三省的最高权力。

　　　　实际上，在徐世昌前往东北之前，他和袁世凯已经感到北洋集团与清朝贵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后来袁世凯被罢免回老家疗养，由于徐获得了东北三省统治权，为北洋势力的向北转移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才使得北洋势力未被消灭。

　　　　徐世昌对东三省的吏治进行了整顿。他在任期间，不拘一格聘用人才，促进了大量外地人才的涌入；整顿官场风气，严厉打击贪污腐败，上任几个月间查处数十件贪案，上百贪官被革职查办，一时间东北风气纯明，徐的雷厉风行也誉满天下。

　　　　徐世昌接手东三省时，东三省财政均处于赤字境地，几近破产。他上任后，整理财政，设立银行，鼓励实业，引进外资，不到一年就把东三省的财政烂摊子收拾妥当。在徐世昌的努力下，几年内，东三省官办银行在国内开设分号七十余家，商办银行开设十数家，促使中国成为最早加入世界银行组织的国家之一。

　　　　徐世昌在东三省的功绩是全方位的，他主张广开商埠，鼓励外贸互市，鼓励发展农业、实业，兴办近代教育，建立了沿用至今的巡警制度，并在主权问题上对日、韩、俄保持强硬态度，暂时性地保护了我国领土的完整。在东北，徐世昌的政治能力得到了全方位的锻炼，也正是有了这些基础，才使他日后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变得顺理成章。

　　　　时局扑朔，两次引退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重病而故，第二天，与光绪“敌对”了半生的慈禧太后也随之离世，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一下子落到了溥仪的身上。溥仪继位之后，他的父亲载沣登上“摄政王”之位。载沣向来反对袁世凯，尤其维新变法一事，载沣一直怀疑是袁世凯出卖了光绪，才导致光绪遭到被太后软禁的下场。为此，载沣一旦揽权，就立即解除了袁世凯在朝中的职位。袁世凯也深知常在朝中对自己不利，很识趣地回河南老家休养。1909年，新疆道监察御史江春霖弹劾庆亲王，徐世昌也受到牵连，朝廷将其降格为邮传部尚书，袁世凯休官在家，徐在朝中孤立无援，无奈之下只能静观其变。

　　　　很快，机会就来了。宣统三年（1911年），一场革命的暴风骤雨席卷清朝。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朝的大半领土沉浸在革命党的激情中，各省纷纷宣布独立，人们等待已久的变革终于到来。没有了慈禧和袁世凯的朝廷，在革命浪潮面前显得惶恐不安。
第9节：
　　　　旁观者清。徐世昌就是一个善于旁观的人，他没有深陷在清朝元老的身份里无法自拔，也没有在革命的浪潮中随波逐流。溥仪年幼，载沣无能，他清楚地意识到，清朝气数已尽，摆在眼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加入革命党的行列，要么加入立宪派的阵营，不过在这之前，他必须帮助自己的好兄弟袁世凯再次出山。

　　　　袁世凯拥有庞大的嫡系部队。在他休官在家的日子里，他的党羽并没有停止煽风造势，到处散布只有请袁氏出山才能解救清朝危局的言论。与此同时，美、英两国也向清政府施压，希望袁世凯能出山。在这样的背景下，徐氏要想帮助袁世凯，其实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武昌、汉口等地局势紧迫，10月18日，朝廷下发急电，催促袁世凯“力疾就道”，在徐世昌看来，这正是袁氏“坐地起价”的好时机。他向袁世凯提议，何不趁此机会“要挟”朝廷一把？于是，二人商议出六个条件，朝廷如不应允，袁世凯拒不还朝：％米％花％书％库％ ；__

　　　　一、明年（即1912年）即开国会；

　　　　二、组织责任内阁；

　　　　三、宽容此次起事之人；

　　　　四、解除党禁；

　　　　五、需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之全权；

　　　　六、需与十分充足之军费。

　　　　索要军权、组织内阁、召开国会，实际上，这意味着徐世昌帮助袁世凯取得大权的同时，促使清政府向立宪制转型。眼下，革命党势力遍地开花，清廷已经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马上答应了袁世凯的所有条件，27日，朝廷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兼湖广总督，并授权其号令所有海陆军及长江水师，任命徐世昌为军咨大臣。11月16日，袁世凯正式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开始组织内阁，由徐世昌参与内阁人事安排。

　　　　至此，徐世昌已经有意无意地在革命派和立宪派的道路上选择了后者。他帮助袁世凯组织内阁，实际上是有后续动作的——那就是顺理成章地推举袁世凯为新政府的最高统治者。他和袁氏很早相识，心照神交，休戚与共，他自认为最了解袁世凯，也认为袁氏是领导中国的不二人选。然而，革命党的速度超过了他的想象。1911年12月29日，正当徐、袁奏请朝廷召开临时国会，准备以公决的方式选择共和还是立宪的时候，孙中山在南京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下子打破了徐世昌和袁世凯的如意算盘。

　　　　后人多认为袁世凯从孙中山手中“窃取”了大总统之位，如果放在当时，很多人并不这么看，尤其从徐世昌的角度来看，他们代表清朝廷组织内阁，议决国家选择何种制度，具有权威地位，南京方面宣布独立是不被承认的。因此当他们得知孙文担任大总统后，立即停止国会，向南京方面发电质问：“选举总统是何用意？设国会议决君主立宪，该政府及总统是否亦立即取消？”
第10节：
　　　　这一质问不要紧，原本意见不一的南方革命党立即出现了分歧，革命党内一部分人认为，清政府没有宣布解散，南京独立便不会得到民众的认可。于是，1912年初，张謇密电袁世凯，称如果袁能逼迫清廷逊位，南方愿意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紧接着，汪精卫也提出了类似的条件，这样一来，孙中山也不得不向袁世凯保证，只要他能让清廷退位，自己愿意将大总统之职让给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