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存亡-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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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日本外务省22日发表了一个声明，“对这次内乱采取不干涉方针”。
　　这引起日本国内舆论的强烈抨击。9月28日，日本宪政、政友、革新三派议员发表联合宣言称：“中国战祸波及东三省、蒙古，帝国断不能容忍，望政府采取适当之处置。”10月4日，日本贵族院、众议院议员和浪人千余人，组织了“对支国民大会”，会议宣言：“日本为保全中国统一，维护东亚和平，特对世界宣言，不惜付出巨大的牺牲，而且鉴于日本帝国对中国的特殊地位和使命，应速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10月8日，政友会召开“对支问题有志大会”，也主张“帝国应采取坚决的措施”。
　　日军方实际上继续采取大力支援张作霖的政策，向山海关派出军事顾问团，不断为奉军提供情报，甚至还派日军直接加入奉军作战。10月上旬，直系渐露败象。9日，吴佩孚会晤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答应在进入满洲之后完全尊重日本在满洲的既得利益，在条约规定的权利方面，张作霖尚未答应的部分，他也将同意。
　　但是，吴佩孚的卖国交易已经为时过晚，并且，其所谓的优越条件，其实与日本方面图谋相去甚远。卖国交易使得北京方面的失败来得更快。当月中旬，直系败退。
　　正当吴佩孚准备大举增援的时候，又突发了新的灾难：由于南方革命党和日本预备役陆军大佐寺西秀武等的策反，10月23日，冯玉祥突然倒戈，率军急速返京，占领要地，囚禁曹锟，发动“北京政变”，将所部改编为国民军，派兵迎战直军主力。直军两面受敌，一片混乱，迅速溃败。11月3日，吴佩孚被迫乘军舰南逃。于是，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奉系大胜而告结束。
　　11月17日，由张作霖出面邀冯玉祥等在没于天津日租界的下野皖系首领段祺瑞家中会谈，决定拥段到北京主持政务，史称“天津会议”。
　　于是，通过第二次直奉战争，亲日的段祺瑞政府东山再起，成立了临时政府。张作霖加强了在满洲的权力，还进一步控制了津浦线上的天津、山东、安徽、江苏、上海等长江以北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冯玉祥的国民军则控制了北京、河南、察哈尔、热河等西北部地区。
　　日本陆军统帅部派驻北京的公使武官林弥三吉少将对这场战争进行了总结：
　　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为了防止外国势力进入我国防上的重要根据地——满洲，为了保护我国在满蒙的既得利益，由于我国文武两方面驻中国机构的合作，很好地达到了目的。
　　陆相宇垣则在日记中更加得意地写道：
　　夫有以为于双方均势未十分破裂之先，为日益巩固日本之地位而与张作霖明暗相通并给予相当之支持者，此种想法促使政治家、实业家及政党于决战甫将到来之际，暗中给张以相当之支持，其结果铸成日后之局面。如今世上竟有许多愚顽之辈，视此新局面之开展为一种天佑之福，且世人亦对之首肯。妙哉！
　　于是，在与英美间的新一轮侵华较量中，日方重新夺取了代理人战争的战略性胜利。通过这场战争，日本扶植张作霖势力重新把持###，掌控华北，并进驻上海，向长江沿岸扩张。【黄：不让卖国势力窃取国家权柄和奋勇铲除窃取到国家权柄的卖国政客，为中国避免浩劫的一大关键！为中国仁人志士的永恒使命！】
　　直奉战争后，日本加紧对东北侵略，并大肆攫取对投资中国内战的报酬
　　在直奉战争期间，日方抓住一切机会向其扶植的新一届北洋政府和张作霖方面索取特权。1923年11月，大战前夕，满铁社长川村竹治向日本政府提出“积极敷设满蒙五铁路”的建议。该建议修筑的铁路总长达1163公里。建议得到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1924年9月，大战正酣，满铁迫使张作霖政府签订了《兆昂铁路承造合同》，延长了四兆铁路，把势力伸向黑龙江中东铁路方向。1925年，满铁又和张作霖达成包工修筑吉敦路的协议。当年，日本还制定了为期20年的“满蒙开发铁道网计划”，准备修筑35条铁路，总长8800多公里。
　　此外，日本还进一步攫取了大量土地、森林、矿产资源和工商业、金融业权利。
　　与此同时，美国也联合英国一起拉拢张作霖，与日本争夺对满蒙的控制权。在美国的诱导下，本身也想打破日本对东北的铁路和港口控制的张作霖，于1924年5月设立“东北交通委员会”，决定筹建自己的铁路网。1926年10月，张作霖还打算和孙传芳一起向英国有利银行和美国烟草公司借款5000万元，其中包括用于修筑铁路的款项。
　　相关举动遭到日本的坚决反对，张作霖当局被指责为破坏了“禁筑满铁平行线”的规定，借款被迫取消。
　　此外，张作霖还打算向美英借款2000万建筑葫芦岛港，以打破日本在大连港的垄断局面，也引起日方的不满。【清朝末年，也有日本企图侵占东北和美英插手东北铁路之举。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近现代中国的悲剧，在不断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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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25）
与此同时，奉系势力涉足江浙，与孙传芳构成矛盾。并且，共同控制北京政府的冯玉祥和张作霖之间也一山不容二虎，矛盾逐渐激化。1925年10月，孙传芳联合冯玉祥等，通电讨奉。吴佩孚也趁机东山再起，自称十四省联军总司令，宣布“讨逆”。一时间，奉军陷入人人喊打的被动局面，奉系内部的矛盾也开始显露。1925年11月，冯玉祥暗中与郭松龄、李景林结成反张作霖的同盟。
　　郭松龄早年曾加入同盟会，1917年参加护法军政府，任警卫军营长，受三民主义影响较深，对日本的蚕食侵略和张作霖的卖国协定深为不满。郭松林曾为张学良老师，对张学良的影响很深。
　　奉军分新旧两派，旧派首领为张作相，新派为杨宇霆。新派中又分士官派和大学派，士官派以杨宇霆、姜登选为首，大学派以郭松龄、李景林为首，几派之间互相倾轧，由来已久。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新派逐渐得势。张学良特别倚重的郭松龄，为同僚所忌。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宗昌、杨宇霆、姜登选、李景林等都得到了一省督办职权，郭松龄想谋求热河都统，被杨宇霆所阻。于是，郭、杨矛盾加深。
　　奉军在浙奉战争中惨败后，张作霖准备公开承认日本以前提出的“二十一条”，以换取日本的大力支持。正在日本观看“秋操”的郭松龄闻讯后，立即回国。
　　11月22日，冯、郭、李签订了“反奉密约”：反奉成功后，由李景林治理直隶、热河；郭松龄改造东三省；冯玉祥开发西北。当天，郭松龄发通电，要张作霖立即让位，由张学良接管大权；要求杨宇霆立刻下野，宣布国奉两军停止交战等。
　　23日，郭松龄在滦州以军团长张学良的名义召开军事会议，乘机监禁了奉军将领裴春生、高维岳等，宣布独立，强调反奉宗旨为：张作霖听信杨宇霆谗言，穷兵黩武，以致激成大乱，四面受敌，这样非但直鲁不保，恐东三省也将被夺，主张和平统一，反对内战。要求张作霖下台，拥举张学良为司令。并将所部7万人编为四个军，宣布班师回奉通电。25日，冯玉祥、李景林宣布“中立”，通电敦促张作霖下野。
　　郭军于26日突破榆关，27日过山海关，29日夺取绥中。张作霖赶紧任命张学良为前线总指挥，堵击郭军。30日，郭松龄将所部改为东北国民军，自任总司令。
　　张作霖见形势危急，遂向日本求援。关东军司令白川义则派参谋长斋藤义夫少将向张作霖提出了日本在必要时出面阻止郭松龄的五项条件：
　　1。　日本臣民在中国东三省和东部内蒙古均享有商租权，即与当地居民一样有居住和经营工商业的权利；
　　2。　间岛地区行政权移让日本；
　　3。　吉敦铁路延长并与图们江以东的朝鲜铁路接轨和联运；
　　4。　溅昌道所属各县均准许日本开设领事馆；
　　5。　以上四项详细实施办法另由日、中外交机关共同协商解决。
　　这就是《日奉密约》。经张作霖同意，双方在密约上签字。
　　12月5日，郭军克连山，6日克锦州。这时，热河都统阔朝玺回师援奉，冯玉祥部宋哲元乘机占领热河。郭军得宋军支援，声势更盛。
　　郭松龄两次致电日本公使和驻华外交团，声明保护在东北的外国人，尊重既成条约，要求日本和各国严守中立，不要干涉中国内部事务。日本要求郭松龄承认与张作霖订立的一切条约，遭到拒绝。
　　12月8日，日本内阁做出决议，令关东军司令官“速施警告，将驻屯军，作适当配置”。同日，关东军迅速由铁岭、辽阳、海城等地集结到奉天省城警戒，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战，又同时警告郭、奉两军不得扰及满铁附属地及日军守备区域。
　　13日，郭松龄军攻克营口，沈阳震动。张作霖大惊，准备下野，逃往旅顺。郭军进抵营口车站时，遭日军无理阻截。
　　15日，日本内阁决定：从其本土和朝鲜调动大批日军到满洲，增援张作霖。同时发表第二号警告，严禁对南满铁路两侧以及离铁路20华里以内有直接战斗行为，并禁止对附属地治安有紊乱之虞的军事行动，否则一概缴械。18日，关东军司令官移驻奉天省城。
　　19日，增派满洲援张日军全部抵奉，总司令为斋藤。日军代张军守卫奉天省城，张军悉数开往前线作战。日军步、炮兵还乔装成张军进入战场。
　　22日，郭军与张军在巨流河展开激战。日军一方面以“南满附属地不得干犯”为由阻止郭军前进；一面派乔装军从左侧进攻郭军，并掩护吴俊升部骑兵抄袭郭军后方；一面出动80架飞机，用重型炸弹轰炸郭军后方阵地。郭军不堪多面受敌，于23日败退。
　　郭松龄和夫人韩淑秀于24日被奉军马占山部抓获，25日被张作霖下令就地枪决。郭军余部由魏益三率领，改编为国民军第四军。原直军师长方振武也通电脱离张宗昌，改称国民军第五军。
　　12月初，冯玉祥向进退两难的李景林部发动进攻，于12月24日占领天津，将直隶与河南连成一片。
　　华北和东北混战之际，直系军阀吴佩孚趁机率军北上，###冯、张，企图夺回###。后见冯军声势壮大，便与张作霖勾结，联合攻冯，爆发“国奉战争”（也称冯张战争）。1926年1月1日，冯玉祥被迫通电引退，部队交给张之江、鹿钟麟等。在顽强抵抗各派军阀的联合进攻后，国民军最终被击溃。
　　1926年6月，张作霖、吴佩孚以黄土铺地的仪式进入北京。直奉合作，把持了###。但就在此时，广东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很快攻克湖南，向湖北推进，威胁吴佩孚根据地。吴不得不于3月22日离开北京，南下指挥对北伐军作战。于是，###实际上为张作霖独掌。
　　

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26）
东方会议·田中奏折
　　1926年底至1927年春，日本逐渐陷入全球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其国内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渐趋激烈。在中国，则国共合作下的北伐势如破竹，北伐军迅速占领了武汉、南京。
　　日本从佐世保派驱逐舰4艘、巡洋舰1艘抵达中国，与英美法联合干预中国革命运动。一边派出奉系代表和张作霖的日本顾问到南京与蒋介石密谈，一边派外务省条约局局长和大批军政要员奔走于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声称：“今后日本不应仅目北京为中心，当以平等之有益对待南北两方面及各势力者为要。”日本制造“蒋张联盟”气氛，既是为了与美英一起遏止北伐，又有与美英争夺对华控制权的意图。
　　1927年3月，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最后成功，解放了上海，却被列强趁机演变成“四一二政变”、“五一七政变”及宁汉合流。于是，中国的内战，在军阀之间混战基础上新增了更加残酷的阶级战争，即将大功告成的北伐战争也随之夭折。【国民党的左右分裂和国民党右派与共产党的分裂，是日本和美英一起取得的对华侵略的重大政治成果。这个成果，对日本侵略者而言，比张作霖所签署和默许的一切卖国协定更有价值。】
　　在以上这一系列背景下，4月20日，长期鼓吹将岛国发展为大陆国家，使满洲成为日本人“永住之地”的日本陆军大将、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取代若组阁。组阁前的4月16日，田中发表演说，称“中国的变化将引起东亚全局危机，日本应同列国协调一致，从自卫的立场采取适当措施”。22日，新内阁又在施政方针中声明：日本对共产党的活动，不能掉以轻心，“倘共产党一旦在中国活跃起来，不论其结果如何，从直接最受其影响的我国立场出发，就日本对维护东亚全局所负的责任来说，都不能完全置之不理。”总之，新内阁强调，把解决“中国问题”做为重大使命之一。
　　于是，日本当局一方面逼张作霖解决“商租权”和满蒙五路问题，一方面以承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和张作霖统治东三省为条件，承认蒋介石“统一中国”。【日本这时还愿意承认南京政权统一华北！】
　　1927　年　5月24日，日本内阁决议，以保护侨民为由，出兵山东，遏阻北伐。28日发表出兵声明，30日从大连派出步兵第33旅登陆青岛。由于日本的大力怂恿，张作霖决心与北伐军进行对抗，于6　月　18　日在北京宣布成立“安国军政府”，自封“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洋军阀的末代统治者。
　　诱导张作霖踏上与南京政权相对抗的不归路之后，日本政府由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出面主持，召集外务省、陆海军省、参谋本部的主要官员和中国通及驻华文武官员，于6月27日至7月7日在东京外相官邸举行了针对中国问题的“东方会议”。
　　东方会议上的侵华政策有两大主张。一是满铁方面山本条太郎等主张的通过外交、经济手段维护和扩大日本在东北和整个中国的权益的“内科办法”；一是军方森恪等主张的用军事手段大举侵略，一举将满蒙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外科方法”。
　　其中，东方会议的主持人森恪强调：“日本要把满洲的治安担当起来。以此为核心，把一切干起来。”“将满洲从中国本土分割开来，划为单独的区域。”“这就是日本要做的一切……必须成为政策的中心。”
　　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少将在“关于对满政策的意见”中提出：“帝国此刻必须扶植其在东三省和热河的势力，作为对华政策的基点。”应向中国要求：1。　宣布东三省自治；2。　缔结建设新铁路的协定；3。　开垦土地，采掘矿山；设置由日本人充当的行政、财政、军事顾问。如果中国方面拒绝，“日本应坚决准备使用武力实现其目标”。
　　最后，田中综合两种主张，定下了肢解东北的基调，随即公开发表了一个《对华政策纲领》。其中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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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此时，常因不逞分子乘中国政情不稳，猖狂扰乱治安，而有惹起国际不幸事件之虞，此乃不容争辩之事实。帝国政府虽期望对此等不逞分子之镇压及秩序之维持，统由中国政权处理及国民之自觉实行之，但帝国在华利益及日侨生命财产有受不法侵害之虞时，除根据需要采取断然自卫措施予以维护外，别无他法。
　　尤其对捏造日华关系流言，以掀起排日、抵制日货之不法活动分子，故应解除其疑惑，但为维护我之权利，须进而采取适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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