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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存亡-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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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英日联军对青岛德军发起进攻。当时，青岛驻有4000名德军，是从中国各处应急征募的德国后备军人。
联军的进攻迟迟没有取得胜利。在北京的日军指挥官指责英军进展缓慢，英国指挥官则反击日本过于同情德国，并指称日本是二流国家，日军只是穿制服的工役，英国士兵不愿受日本军官的指挥。后来，德军在没有增援部队的情况下，抵抗了6个多星期，于11月10日正式投降。
德军投降之后，神尾光臣立即宣布对青岛和胶济铁路实行军事统治。其中，青岛市的军事民政由日本守备司令部掌管，宪兵代替警察，青岛海关由日军接管；胶济铁路改为山东军用铁路，沿路车站全由日本军队护卫，勒令中国路警撤离。
为使对山东半岛的武力侵占合法化，日本方面随即对袁世凯当局，特别是袁世凯本人展开了一场国际外交史上罕见的讹诈和欺骗。
1914年12月3日，加藤高明训令日置益按《关于对华政策事项》对袁世凯当局提出要求。此《事项》有附件5号，共计21款，主要内容为：
第一号关于山东问题四条：日本拟向德国协定取得德国在山东享有的一切权力利益；日本建造由烟台或龙口连接胶济路的铁路；中国从速自动开放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等。
第二号关于日本在南满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的七条：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延至99年；日本臣民可在南满及东部内蒙古地区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各项生意；可获得该地区的开矿权等。
第三号关于汉冶萍公司二条：俟将来机会相当，将该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所有属于该公司各矿之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
第四号一条：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五号共七条：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当政治、财政、军事等项顾问；所有在中国内地设立的日本医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须将必要地方的警察和兵工厂作为中日合办；将武昌、九江、南昌、杭州、潮州间的铁路建筑权给与日本等。
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条约》，简称“二十一条”。
日方深知，“二十一条”的内容一旦暴露，必将导致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对和列强的干预。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强调：“如不速决，反恐枝节横生。”他训令驻华公使日置益当面要求袁世凯：“迅速商议解决，并守秘密。”
1915年1 月18日下午，日置益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保密，并别有用心地说：“总统如接受此种要求，日本政府从此对袁总统亦能遇事相助”，“日本政府希望贵大总统能高升一步”。
袁世凯对日方的要求很震惊。后来他的顾问莫理循询问此事，他表示：日方“所要求太无理，令人愤恨”，“日军打到新华门也不同意。”尤其是对第五号七条要求；他认为简直是把中国当成了第二个朝鲜，“各条约多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开议”。【袁世凯曾经作为清廷驻朝鲜的总理事务大臣，对此类条约的性质很明白。】
但是，袁世凯诱于复辟帝制，仍遵照日方要求，派出日方指定的谈判代表陆征祥、曹汝霖为中国全权代表。并且，不仅谈判内容对外严格保密，日方还不许中方设正式的会议记录，甚至不许中方另提修正方案。【卖国求荣的反动统治者什么荒唐的事情都干得出来。】
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在1月22日，至少有三家报纸同时报道了相关消息。其中，日本《朝日新闻》印发号外，称日本对华提出了四条要求：一是关东租借期限和南满铁路期限均延至99年；二是德国在山东省的全部利益悉让与日本；三是开放中国最重要的一些地点作为商埠；四是日本在华享有建筑铁路和内河航行之权利。当天，中国《亚细亚日报》、英文《北京日报》均以《日本又向外交部提新要求》为题报道了中日之间的外交新动向，但都没有具体内容。【这三个报道的关系，估计有中方谈判代表将情报透露给这两家中外媒体，在消息编印过程中，被日方获悉，抢先印发号外，企图以透露部分具体内容掩盖全部内容。】
中国留学生首先从日本报纸上获悉正在进行秘密谈判的消息，万分愤怒，千人聚会，发表宣言，决议全体罢学回国，进行武力抵抗。
中国国内随即出现反日反袁运动，一致要求政府宣布“二十一条”内容与交涉情形，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上海爆发了5万人的群众游行示威，在日本企业打工的工人纷纷罢工。在沈阳，还有人向日本商店投掷炸弹。
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10）
由于世界大战的牵制，加上日本表示尽力保护各国在华利益，列强对日本的侵华行动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解、宽容甚至支持。
特别是俄国，当时日俄双方正在进行第四次密约。正处于内忧外患危机之中的沙俄政府，“深感日俄两国政治上有紧密联系之必要”。在中日交涉紧张期间，俄国驻华公使还千方百计为日本打探情报。
美国则采取了一种策略，奉劝中日双方“相忍相让”，于3月13日对日本提出详细意见，并在最后表示：
本政府对于日本在东亚之优越地位，以及日中两国为相互间利益而亲密协作无嫉妒之意。亦无妨碍与难为日本，以及迫使中国反对日本。相反，正如正文所述，除保全中国之独立并维持商业之自由，及美国在该国合法权益之外，我国别无他意。切望日本予以谅解。
5月4日，英国对日本提出忠告：“日本对此诸点，或打消强制要求之意，或对日本之要求迄今所作某种解释方面的错误加以澄清，希望两者采取其一。”
于是，在进行到第25次会谈之后，日方迫于中国反对浪潮和列强压力做出妥协，对各项进行了修正和让步，删除第5号附件中的大部分内容。
5月7日，日方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在48小时内——即5月9日下午6时以前签字。在此之前，日本有意将青岛守备军团和驻东北师团的轮换部队重叠配置，以成倍的兵力来构成严重武力威胁。
当天，参与条约谈判的袁世凯政府特使周自齐，以北京市商会名义将“二十一条”内容通电全国，并将电文写成屏幅：
五月七日，日本竟以武力为最后要求，强夺我之生命财产。我国民受此奇辱，尚有何面目存于社会。痛深矣！今请自本年五月七日始，我四万万人立此大誓，共奋全力，此身可灭，此志不绝。特此哀电全国，挥泪泣告。……
消息引发新一轮抗议浪潮，北京商会还把5月7日定为国耻日。
但就在此时，美国劝告袁世凯不要拒绝日方的要求。在日本驻华公使多次表态将支持袁复辟帝制之后，除上述第五项“容日后协商”之外，袁世凯于5月9日接受了其他各条。消息传出，国民万分愤慨，###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并将5月9日定为国耻纪念日。
袁世凯为此发布《大总统申令》，诬蔑爱国行为是“排外之观念，为野蛮无知之举动”，令各地军政当局“严加取缔”，“严拿惩办”。
中日代表最终于当月5月25日签订了《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和《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前者承认中方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让与日本，中国在山东省内自愿另开商埠。后者将旅顺、大连租借期，以及南满铁路、安奉（今丹东至沈阳）铁路期限延长至99年。日本人可在东北租地建房，“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工商业等”，可在东部内蒙古境内合办农业及附属工业。【1。 列强选择袁世凯，孙中山在内外压力下被迫放弃国家领袖权，就已经注定了这样的条约迟早会发生。2。袁世凯不战而签订如此卖国条约，可见其卖国品行和罪恶远劣于清廷！】
美国随即发表声明，凡日本取得的特权，根据“最惠国待遇”，“美国政府亦将享有其利益”。【美国在“二十一条”过程中的表演，与“三国干涉还辽”何其相似！】
签署卖国条约之后，袁世凯便开始了复辟帝制的冲刺，日本和列强纷纷为之摇旗呐喊。同年8月，日本人有贺长雄撰文宣称中国“民智低下”，“无政治智慧”，只适合帝制。袁世凯的法律顾问、美国人古德诺也发表《共和与君主论》，称：“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
英国公使朱尔典也向袁世凯表示：“君主立宪，近于中国人理想。”美国公使瑞恩施表示：“亟盼能在短时期内顺利完成。”俄法两国公使也先后在私下向袁世凯表示赞同。
袁世凯还派长子袁克定前往德国向德皇威廉二世寻求声援。威廉二世表示将“在财政、器械上给以大力援助”。
但是，国内的反对声浪日益高涨。北京、汉口、福州等地，纷纷出现数万人、上十万人的群众示威，掀起反日反袁运动。旧金山、纽约、菲律宾以及日本的留学生和华侨，也纷纷组成“决死队”、“敢死队”、“救亡团”，明确提出：“袁氏一日不去，中国一日不安，故惟首先除去袁氏，而后对付日本。”
鉴于中国国内反复辟形势迅猛高涨，日本和列强纷纷改变态度。1915年10月28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和英俄两国公使联合向袁世凯提出警告：“中国变更国体之计划，反对之感情广为酝酿，不安之形势弥漫于各地”，警告袁世凯，要其暂缓称帝。
但自恃拥有军队的袁世凯，对民众的呼声不屑一顾，仍决意按原计划于12月12日举行了复辟帝制仪式。【以推翻帝制、创建共和第一功臣自居的袁世凯，自己复辟了帝制，此举是他对自己“功臣”地位的最大讽刺，也是他对为其歌功颂德者的最大讽刺！】
袁世凯复辟帝制当天，日本又和英、俄、法、意四国公使发表公开声明，对袁世凯“持静观厥后之态度，以示警告之意”。【黄：袁乃窃国大盗，沐猴而冠，开历史倒车，自取其辱。但观其在戊戌变法中的投机取巧和坐收辛亥革命的渔翁之利，此国贼颇有心机，善玩权术。治世多良臣，乱世多贼子。】
日本则一方面为满清“宗社党”武装了一只“勤王军”，怂恿其反袁。另一方面通过梁启超促使云南都督蔡锷起义。12月25日，蔡锷率先宣告云南独立，组织讨袁护国军。
云南独立之后，广西、广东相继宣布独立。江苏、江西、浙江、山东、湖南将军要求取消帝制。
进退两难的袁世凯，一面向云南派兵“消除事变”，一面派周自齐为特使，以向日本天皇赠送勋章为名，乞求日本按先前的许诺承认其帝制。
日本当局拒绝赠勋特使前往日本，并正式通知袁世凯，指责其“断行帝制，无视友邦劝告。……日本政府当然不能承认。”【袁世凯转眼成了丧家犬！】
但从1916年3月7日，日本大隈内阁会议通过的一个决定《帝国对中国目前时局应采取的政策》可以看出，日本之所以在最关键时刻抛弃袁世凯，还有更深层的动机：
一、试观中国现状，袁氏威信失坠，民心离叛及国内不稳，已趋显著，该国前途，实难逆料。此时，帝国应采取之方针，其目的为在中国确立优势势力，使该国国民认识帝国之力量，以奠定日中亲善之基础。
二、袁氏掌握中国之大权，将不免成为帝国达到上述目的之障碍。因此，为执行上述帝国之方针，以袁氏退出中国之权力集团为宜。无论何人取代袁氏，无疑均可较袁氏对帝国远为有利。
三、袁氏由中国权力集团之退出，以使中国自身促其实现为得策。该中国之前途须取决于该国之民心所向。帝国应察其趋势，伺机行事。帝国亲自决定中国之前途，则将事倍功半……
《政策》进一步决定，承认中国南方的革命军和北方的“宗社党”军队同为交战团体，暗中通过民间方式援助南北军队与北洋军交战。在北方，日本当局通过大仓喜八郎与肃清王达成100万日元的借款协议，作为“宗社党”的军费。在南方，由久原房之助借给孙中山70万日元。
“宗社党”利用日本的贷款，一边与蒙古的巴布札布和东北的奉天督军张作霖联络，一边在东北收买土匪，将约2000名土匪伪装成苦力，收容在大连的苦力宿舍，以备策应革命军从南方的进攻，趁虚进攻北京，夺取政权。
就在日本密谋举事之际，袁世凯被迫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83天皇帝梦破灭之后，袁世凯企图继续以总统的名义掌权，仍遭到举国反对，《十九省公民否认袁世凯冒称总统书》呼吁：“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再接再厉，扑杀此獠，以绝乱种。”
在评估了新的形势变化之后，日方于4月20日以参谋次长田中义一的名义，令宗社党中止举事。由于得不到日方的经费支撑，宗社党的这批雇佣军最终于8月底解散。
5 月9 日，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号召“除恶务尽”。袁世凯解除自己最亲信军师徐世昌的国务卿职务，任命拥有相当军权的另一个亲信段祺瑞为国务卿，并恢复责任内阁制。但这些丝毫没有缓解反对浪潮。连最忠实于袁世凯的四川将军陈宦和湖南将军汤芗铭也通电独立。
6月6日，“洪宪皇帝”袁世凯在举国声讨和四面楚歌声中可耻地死去，日本围绕袁世凯窃权和复辟而苦心策划的“二十一条”，也随之失效。【1。 人们在提及“二十一条”时，往往更强调袁世凯复辟一事，对更加凶险的日本侵华图谋却重视不够。实际上，袁世凯篡权和复辟，在相当程度上只不过是日本当局侵华的一个棋子。2。 黄：在日本的侵华布局中，这样的棋子远不止一个。可见日人谋我亡我之心由来已久。】
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11）
巴黎和约·军阀混战
——侵占山东图谋受挫 日本促使中国陷入内战
袁世凯突然死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宣布恢复《临时约法》，补选冯国璋为副总统。南方随即撤销军务院，各省也相继取消独立，中国南北未经战乱而重新“统一”。
但是，南北中国的这一次“和平统一”，并未能给中国政治带来长久的安宁。围绕国会控制权和宪法法权的斗争，随即在中央政府和地方势力间，以及北京中央政府的派系之间展开。
由于国民厌倦了党争，梁启超甚至提出了“不党主义”的主张，取消进步党党名，改为“宪法研究会”（研究系），支持段祺瑞。支持冯国璋的党派，也纷纷改称“政学会”、“商榷会”、“益友社等”。
1916年8月，国会恢复会议。在制定宪法过程中，主张中央集权的北洋代表和主张地方分权的国民党代表、南方代表斗争激烈。在12月8日的国会辩论时，围绕省长由地方选举还是中央任命各方激烈争论，会场上大打出手，导致多人受伤。
但以上这些还仅仅只是恢复国会和宪政后新一轮权力斗争的开端。作为填补袁世凯死后的北洋军政权力真空，在北洋军中职位最高的直隶河间人冯国璋和安徽合肥人段祺瑞两人，很快分别成为北洋军中直隶派和皖系领袖，而新任总统黎元洪则缺乏军事实力。在新的中央政府中掌握军事大权的段祺瑞，沿袭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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