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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存亡-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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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开始，由日方代表牧野发言，他傲慢地强调：山东租借地早已由德国转移到日本。日本是战胜国，有权处理这个问题。而且，日本非常尊重日本与中国已经签订的条约，中国早已承认日本对山东的权益（指“二十一条”）。这一问题已无争议。
日方的短暂发言一完毕，会议主席克里孟梭便把手向中国代表一指，问是否准备发言，有意为中国代表团制造迅雷不及掩耳的困境。王正廷起立道：“我们代表团的顾维钧博士将予以答复，但应当给予他时间准备中国的声明。”
在美国威尔逊总统和国务卿蓝辛的支持下，克里孟梭宣布明天上午开会听取中国的立场。28日11时，顾维钧脱稿呈词，严正申明了中国的立场：
中国代表团要求和平会议将德国战前在山东的租借地、铁路和其他一切权益归还中国。
有关领土是构成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也是山东省的一部分，有三千六百万人口。他们是中国人种，说的是中国语言，信仰的是中国宗教。无疑，大家都知道这片租借地是德国用武力夺去的。基于和会接受的民族自决与领土完整的原则，中国实有权利要求归还这些领土，中国代表团认为这是正义的和平条件之一。反之，如和平会议采取不同的见解，将这些领土转让给其他国家，这在中国代表团看来无异以错就错。
就战略而言，胶州控制华北的门户，即控制由海岸至北京的捷径。一条铁路直达济南府，与津浦铁路相接即可通达北京。为中国国防利益而言，中国代表团不能答应任何外国拥有这生死攸关的地段。
中国很明了日本海陆军曾驱逐德国的势力于山东省之外，中国也很感激英国在这方面的协助，虽然当此之时，他自己在欧洲也遭受重大的危险。中国也不忘其他盟国在欧洲的贡献，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牵制德国，德国很容易调遣援军赴山东，而使山东的战事延长。中国尤其感谢这些协助，因为山东的人民为了夺回胶州的军事行动，曾遭受痛苦和牺牲，尤其在征募人工和各种给养方面。
尽管我们满怀谢忱，但中国代表团深感对祖国和世界均难疏职责，如果我们为了感恩而出售同胞的与生俱来的权利，从而将种下未来冲突的根源。因此，中国代表团深信会议在考虑处理胶州租借地和德国在山东的其他权益时，必会郑重顾及中国的基本权益，即政治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权益，以及顾及他力谋世界和平的热忱。
顾维钧的发言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中国代表团成员更是起立鼓掌。威尔逊和蓝辛快步过去跟他握手祝贺。威尔逊说：“这是阐明中国立场的最好的演说。”英国的劳合·乔治、贝尔福也跟着走来握手道贺。更为出乎意外的是，日方代表西园寺也从主席对面的位置上过来向顾维钧握手致敬。【近现代中国不缺乏优秀的外交人才，更不缺乏爱国精神，甚至未必真正缺乏科技人才，可惜，由于主宰国家命运的中央政治当局腐败无能，远远未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中央政治的紊乱、中央政客的无能和反动，无疑是近现代中国政治的最大悲哀。】
但是，经过长达5个月的激烈争吵和私下交易，和会于6月达成处置战败国德国的《凡尔赛和约》草案时，仍规定将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转给日本。
“巴黎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决议传回中国后，举国愤怒，群情激昂。5月3日，北京各界人士举行会议，对该条款提出抗议。5月4日，北京学生3000多名###天安门广场示威，高呼“还我山东”、“拒签和约”、“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口号。游行队伍在使馆区受阻后，转向外交部长曹汝霖住宅赵家楼，事先被调去保护曹汝霖的警察，为学生们的爱国行动所感动，让学生们越墙开门进楼。曹汝霖见势不妙，从后门溜走，愤怒的群众痛打了在曹宅的驻日公使章宗祥，并烧毁了赵家楼。（曹汝霖签订“二十一条”时是军阀政府的交通总长，章宗祥是驻日公使，出卖胶济铁路经管权、济顺和高徐两铁路修筑权给日本的经手人。）当时，有一个日本人出面护卫章宗祥，学生们因害怕引发外交纠纷，没有打他。
北京政府出动军警逮捕了示威学生和群众，进一步激起了全国各地的愤怒声讨，五四###迅速扩散，一月之内遍及全国各大城市：
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5月9日，军阀政府以为风潮已过，下令为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辩护，并传讯被释放的学生，追究5月4日行动的主使人。当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同情学生而辞职出走。10日，武汉学生联合会成立。1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在京的山东劳工数万人于彰仪门外的旷野###，要求政府万勿签字；南昌、杭州等地学生游行；广州、吉林等地召开国民大会，12日，山东济宁学界展开爱国活动，并成立学界联合会。13日，开封各校学生召开联合大会。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15日，烟台学生游行。16日，山东各地抵制日货；厦门学生游行。17日，合肥、漳州等地学生游行。18日，武汉各校学生3000余人###游行。19日，北京各专门以上18所学校学生再次罢课，发表宣言。20日，北京各中学学生也全部参与罢课。各校学生组织“救国十人团”，在北京城区和昌平、长辛店、保定等地开展讲演活动，号召抵制日货；还组织护鲁义勇队，进行军事训练。 23日，天津中等以上学校罢课。26日，上海中等以上男女学校学生全体罢课，在公共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举行罢课宣誓：“吾人期合全国国民之能力，挽救危亡，死生之义，义不返顾”，随后举行环街游行。此外，济南、保定、苏州、南京、武汉等地学生也相继罢课。
迫于民众的强大压力，段祺瑞政府不得不于6月9日和10日批准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币制局总裁，1915年的驻日公使，向日本进行各种借款的经手人）三人辞职。
6月11日，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高一涵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号召如果政府不接受民众要求拒绝巴黎和约，则“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
17日，段祺瑞政府决定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北京###立即号召学生投入拒签和约的斗争。18日，山东派出各界代表80多人进京请愿。北京、上海等地学生、工人纷纷响应。在巴黎的华工和中国留学生也强烈要求拒绝签约。
6月28日，和约签字当天，中国留法学生和工人包围了中国代表寓所，代表团最终违抗段祺瑞政府的命令，拒绝在和约文本上签字，并宣布中国不承认该和约条款有效。【1。 五四运动和中国拒签和约、美国不批准和约，意味着日本侵占山东合法化的图谋严重受挫，这是一次重要的抗日斗争，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2。 五四运动的拒签成功，使得日后侵华战争中中国当局对卖国条约的签订非常谨慎，密约更加秘密，才出现日后《何梅协定》等怪事。3。 黄：五四运动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影响至深至远，它不仅是一次中国文化和思想的解放运动，更是一场高举民主和科学火炬的爱国运动。它点燃的爱国和民主的火种，必将延绵千秋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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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15）
军阀混战
1920年7月，直系军阀趁段祺瑞政府因五四运动而声名狼藉之际，以吴佩孚为总司令发动直皖战争，联合奉系张作霖部推翻了段祺瑞政府。
1922年4月，日本又支持张作霖与吴佩孚政府进行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战败后，退出关外，双方以山海关为界订立停战协定。张作霖随即以省议会名义，推举自己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于是，形成直系独占北京政府，奉系在东北“自治”的局面。【日本大举入侵前的东北局势初步形成。】
1923年2月7日，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激化了国人对直系的声讨。日本怂恿张作霖联合浙江的皖系卢永祥部，从南北两面夹攻直系。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由于直系孙传芳率军增援，卢永祥部最终未能战胜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部，皖系军阀彻底垮掉。
“江浙战争”爆发第二天，张作霖以支援卢永祥为名，派兵入关进攻直系。双方逐渐投入数十万兵力在山海关一带展开第二次直奉战争。
直系将领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政变，令曹锟下令停战，免除吴佩孚本兼各职，曹本人自动退位。冯玉祥自任中华民国国民军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
1925年10月，英美支持下的直系军阀孙传芳，在南方对直系开战，夺取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
1926年1月，由于美、日撮合，直系军阀吴佩孚与奉系张作霖达成“谅解”，联手将冯玉祥国民军逼往西北地区。
在北方和南方军阀混战的同时，西南和四川地区一直处于军阀混战之中。其中，和北方、南方情形相似，军阀混战对国家和民众带来的浩劫罄竹难书。
【1。 如果不是因巴黎和会爆发五四运动，日本对段祺瑞政府的“菊分根”政策可能进一步得逞。2。 关于军阀混战，虽然一般历史著作都强调了其中的外国实力支持背景，但读者却难得有这样一个必要的清醒认识：实际上，正是外国势力从根本上促成了中国的军阀混战。从袁世凯窃权到段祺瑞时代，这一点非常明显。3。 其后，日本促成了更大规模的中国内战，并趁机大举入侵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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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16）
出兵西伯利亚·九国公约
——日本为独占满蒙入侵西伯利亚，结果鸡飞蛋打
或许是由于山东问题被折腾得沸沸扬扬，日本利用袁世凯死后中国国会争夺和政局混乱之机确定了当下的首要策略，不是直接针对山东，而是发动“满蒙举事”。
1916年7月3日，日本与俄国缔结了关于中国权利的新《日俄协约》前后，怂恿其在奉天省西北部扶植的蒙匪巴布札布和善耆的七子宪奎所纠集的5000余名胡匪雇佣军，打着“勤王复国军”的旗号，蜂拥南下，进攻奉天，策应大连的“宗社党”掀起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
匪军攻占了奉天突泉县后，于7月26日被奉军洮南镇守使吴俊升率部击败。巴军龟缩到四平和长春之间的南满铁路线上，南满铁路附属地内的郭家店，在日军庇护下伺机反扑。大连的宗社党本部抽调800余人组成“勤王军”，乘南满铁路火车，奔赴郭家店，支援巴军。
8月30日，日本派驻“宗社党”的高级顾问川岛浪速一行从大连赶到郭家店，对巴布札布表示慰问，对巴军给予犒赏，鼓动其“将来时机成熟，再度举事，以效忠于清朝”。
张作霖对巴匪和川岛浪速的背景很清楚，深感“宗社党”和巴匪的复辟，对他的东北王地位是个严重威胁，必须坚决铲除；另一方面，他又深知日本势力强大，不能轻举妄动，便先派出重兵包围郭家店，然后同川岛浪速谈判。
川岛浪速提出让巴军安全撤退，并安排了撤退路线和具体方法。同时，又派一个中队的日军加以保护。本来张作霖想在巴布札布撤退时，将其一举歼灭，但由于日军护送，张作霖不愿事态扩大，被迫看着巴军向热河方向逃窜。
同年10月7日，巴匪攻击热河西北的林西县，出动8000余人袭击林西，开始守军毅军措手不及，伤亡不小，后依托城墙工事顶住攻势，还俘获了一些巴匪。
第二天，叛军在东山架炮向城内轰击。林西县城弹飞如雨，人心惶恐。县知事李传勋告急；电称：“此次匪内日人甚多，现经拿获久泉登喜藏一名，经知事面认，曾经来林游历。遂加询问，供甚狡猾。察看情形，确系帮助巴匪。”
热河前敌总司令兼林西镇守使米振标率部增援，巴布札布被炮弹炸死。
巴军见主帅身亡，斗志顿失，乘夜间大雾弥漫时逃离。
9日，巴匪残余主力东退至乌苏伊肯（今巴林右旗北部），被从开鲁回来的常德盛将军包抄，击毙200余人，所有辎重车被截下，巴匪或降或逃，作鸟兽散。
巴匪事件刚刚平息，日本方面又制造了“郑家屯事件”。
郑家屯，位于奉天西北部辽源（今双辽）和内蒙古东部哲里木盟交界处。当时这里正在兴建四郑铁路（自四平街至郑家屯），还没有通车。这个地方，不是南满的铁道附属地，即使依据同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也不准日本兵驻扎。但由于该地靠近内蒙，占据了通向内蒙的咽喉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日本便强行派一支南满日军，驻扎在郑家屯，并公然设立日本巡警署。张作霖屡命有关部门交涉，要求日军撤退，但日方不加理睬，还进而挑起了郑家屯事件。
1916年8月13日，居住在郑家屯的日侨吉田在街上买鱼，出很低的价格，卖鱼小孩不卖，吉田就动手打他，受到围观群众谴责。驻地奉军第28师骑兵第28团的士兵看不过去，就对吉田加以劝阻，吉田反而和士兵扭打，然后跑到日军守备队告状，日军松尾中尉带领武装日兵20余人，冲到奉军驻地寻衅。门卫加以阻拦，日兵竟悍然开枪，奉军被迫开枪还击。结果，中国兵死亡4人，伤若干；日兵死9人，伤9名。
枪战之后，日军守备队队长松尾中尉立即急电附近日军来援，一面要求辽源当局将中国驻军撤出城外30里。日军两个大队很快从铁岭赶到，将辽源镇守使署和中国军队营房全部占据，又张贴告示，宣布四郑铁路沿线30里内，不准华人入内，否则开枪。
日本关东都督照会张作霖，提出将四平至郑家屯沿线30里以内的中国军队全行撤退、在东北派驻日本警察和向东北各部队派遣日本军事顾问等8项。张作霖明确地指出：“警察有关一国之主权，顾问有关军事之秘要”，“应请严重交涉，据理力争，以顺舆情。”他以奉天省议会名义向北京政府呈送咨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借“郑家屯事件”对中国提出无理要求。11月26日，奉天召开了公民大会，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径。
当时，一战即将结束，日本寺内正毅内阁于1917年1月9日举行会议，研究当时形势下的对华政策。其中第五条强调：
帝国按既定方针，对南满及东部内蒙古进一步扩大帝国之特殊利益，确保中国政府于1898年及1914年两次以公文所承认帝国对福建省之特殊关系，并应努力逐渐扶植我之势力。至于山东省之最后处理，待恢复和平后解决。当前须采取措施将有关德国战前在该省享有之一切权利尽归帝国所有。
当时，由于日方把重点放在谋取山东半岛上，在满蒙问题上没有采取非常强硬的态度，###曾在驻警的问题上表示了妥协，允许日方享有一定的警事调查权。但张作霖表态说：“查警权之作用，属于内务行政之全体，国权所系，讵容觊觎……亟应继续拒驳”。最后，日方同意于1917年１月22日签订了一个侵略性不很强烈的不平等条约。主要内容为：
申斥28师师长；处罚有责任的军官，应从严的从严；在中日杂居区域内，对日本军民以礼相待；奉天督军向日本领事、关东都督表示歉意；给日本商人吉本抚慰金500元。以上条件实行后，日军才从辽源撤出。
为区别日后“九一八”时的“满蒙举事”，这段时期一系列的事件，被称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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