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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共和-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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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9月，孙中山经美国到达英国伦敦。他到处寻找革命的同志和机会，不幸暴露了身份，被中国驻英国公使馆诱捕，几乎被秘密送回国内处死。很是侥幸，他向在香港学习时的老师康德黎传出了被捕的消息。康德黎立即奔走营救。公使馆竟然藐视英国法律，随意捕人，舆论哗然，清公使馆只好放人。这就是著名的伦敦蒙难。结果坏事变成了好事，中国革命党的名声传遍了欧洲。孙中山在英国居留了一年多。他经常夜以继日地在大英博物馆图书室博览群书，广泛涉猎了各种政治、经济、军事书籍和自然科学著作。同时，他广交朋友，实地考察英国社会，非常同情工人阶级的遭遇和他们的斗争，为此，研究了各种社会主义理论。在这段时间里，孙中山深入思考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和道路。孙中山广博的新知识、新思想，他以西方先进的理论和现实为榜样，凝聚起奋斗的理想目标，加上他过人的胆略和不屈不挠的坚毅品格，为他成为革命的领袖奠定了基础。
1．三颗政治明星（10）
形势发展很快，戊戌政变以后，清廷更是倒行逆施，甚至走上了利用义和团盲目排外的道路。结果，招致八国联军的侵略，又毫无抵抗的能力。1901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清政府的腐败与崩溃，严重削弱了自己的统治能力，引起了爱国的人们对清王朝的失望和新的觉醒。孙中山在1900年10月，趁清政府陷入混乱之机，发动了惠州起义。起义虽然再次失败，但在社会上的反响已经不同，他得到了国内人民的深深同情。
梁启超在流亡日本后，一度倾向革命，与孙中山联系合作。孙中山一方面在日本与维新派人士合作，一方面也把檀香山华侨中的同志介绍给梁启超。但结果，梁启超从日本到檀香山后，却在华侨中发展保皇会组织，挖了孙中山的墙角。从此，孙、梁之间结下了怨恨。
1900年之后，国内一批批青年士子，开始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接受西方社会学说，走上反满（清王朝）革命的道路。同时，在列强的压力下，清王朝也不得不同意变革政治体制。为了学习新学（西学），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出现了由政府公派和个人自费到日本和欧美留学的热潮。从“忠君”观念中解放出来的留学生，革命思潮迅速发展，一批宣传革命的刊物在国内外涌现。如《中国日报》（香港）、《国民报》（日本东京）、《苏报》（上海）、《警钟日报》（上海）、《湖北学生界》（东京）、《浙江潮》（东京）、《江苏》（东京）等报刊，以及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黄中黄（章士钊）的《孙逸仙》（翻译日本宫崎寅藏介绍孙中山革命事迹的著作《三十三年之梦》）等宣传革命的书籍。
1903年11月4日，留日归国学生黄兴，与青年学生宋教仁等在长沙成立华兴会，1904年10月24日在长沙举行起义，事泄失败，流亡日本。1904年底，翰林出身的蔡元培，联络各自在浙江会党中活动的陶成章、徐锡麟等成立光复会，进一步联络会党，策划武装起义。一个全国性的革命形势正在酝酿成熟。
留学生以及流亡海外的革命者，都很仰慕孙中山，钦佩他在国人沉睡时敢于首先发动革命，开始努力与他建立联系。这些革命者都是传统的读书种子转变而来，在他们的印象中，孙中山无非是一个五大三粗的草莽英雄、绿林好汉，相见之后，不禁哑然失笑。原来，孙中山长得眉清目秀，温文儒雅，学贯中西，知识渊博，思想先进，魄力雄浑，他阐述的革命理论更是闻所未闻，令他们十分倾倒。他成了革命者心目中的领袖。孙中山虚怀若谷，平易近人，与这些比他年轻的士子一起探讨革命的理论和方法。留学生们向他介绍了国内青年士子倾向革命的状况，以及在新建陆军之中发展革命组织的方法及其优点，改变了孙中山以往对士大夫和清朝军队不能革命的成见，促使孙中山也努力与各派革命志士建立广泛的联系。
应在日本的革命同志邀约，孙中山于1905年6月11日乘法国“东京”号轮船出发，经新加坡与革命同志会商后，于7月19日抵达日本横滨。当时，孙中山离开日本已经一年半了，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留日学生得到消息后，十分兴奋，在东京的学生也纷纷前往横滨，会见孙中山，并邀请他前往东京，与留学生晤谈。经过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朋友宫崎寅藏的介绍，孙中山会见了华兴会领袖黄兴，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见，深谈了两个小时，对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达成了共识，最后两人举杯祝贺。
孙中山在东京与留学生广泛地交换意见，宣传革命的道理和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的主张。华兴会是当时最大的国内革命组织，它的态度非常重要。华兴会在内部讨论时，在是否仍然保留华兴会团体的问题上意见分歧，最后以“个人自由”加入搁置了争议。7月3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有各省革命志士79人参加，召开了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的筹备会议。孙中山建议新团体命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引起了与会者的讨论，最后，为团体保守秘密起见，删去“革命”两字，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孙中山向与会者提出并解释了同盟会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尽管与会者对这一理论体系的认识还很模糊，但都表示接受，个个激昂慷慨，签署入盟书，宣誓革命。适在这时，房间后部木板突然倒塌，声如列帛。孙中山机警地解释说：“此乃颠覆满清之预兆。”众人一片雀跃欢呼。
1．三颗政治明星（11）
8月13日，留学生举行欢迎孙中山大会，由华兴会骨干宋教仁主持。会场只能容纳千人，但留学生蜂拥而至，会场为之爆满，许多人只能滞留在会场之外，都想一睹孙中山的风采，聆听他的革命学说。孙中山在热烈的欢呼声中登台演说，他叙述了周游列国的经验，信心十足地指出中国不会沦亡：“我们放下精神说要中国兴，中国断断乎没有不兴的道理。”他驳斥了立宪派反对革命的说教，强调中国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学说制度，在革命后取法乎上，实行共和政治。在孙中山演说过程中，全场兴奋热烈，掌声雷动。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8月20日，在日本东京赤坂区灵南坂坂本珍弥邸举行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到会者有百余人。会议讨论修改通过了由黄兴等起草的中国同盟会章程，以孙中山草定的十六字纲领为宗旨，以东京为同盟会总部所在地，设定了组织机构。会议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庶务，协助总理主持本部工作，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在国内外分设9个支部，推进革命工作。改组宋教仁主持的《二十世纪之###》杂志为同盟会机关报，定名为《民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更系统地阐述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即三民主义的理论纲领，民族要独立，政治要民主，社会要均富，明确地为国家指出了现代化的方向。
同盟会成立时及以后，光复会的成员也陆续地参加了同盟会。同盟会并不是以各团体组织联合的方式所组成，但各个小团体的意识还继续存在，而原来的组织功能，则融入了同盟会之中。全国统一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的成立，表明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
《民报》创刊后，与君主立宪派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发生了激烈的论战，这一论战也蔓延到海内外。论战的内容，主要是要不要推翻满清政府，以及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与革命后的社会后果。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已经无药可救，立宪派在辩论中显得理屈词穷，在留学生中的影响越来越小。论战对革命的动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这场辩论，在理论上还很幼稚，立宪派的一些远见卓识，也为革命的热情所忽视。尤其在国内，革命的宣传大多局限于“反满”一点上，对现代意识的宣传，还很薄弱。不过，在国内，革命派与立宪派固然有分歧，但在行动上也有许多合作，没有像海外两派之间那样如同水火。这一切都对辛亥革命，以及革命后的发展发生重大影响。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加紧了组织起义的工作，自己往南洋一带发展革命组织，筹措革命经费，黄兴则深入两广地区，联络会党、军队。经过一年多的准备，1907年到1908年间，孙中山先后发动了黄冈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钦廉上思之役、河口之役。当时，孙中山不仅遭到清政府通缉，而且遭到香港殖民当局以及日本的驱逐，被迫在国外到处流亡，已经很久无法践履国土，因而很难深入内地指挥革命。中国的近代革命还在幼稚时期，孙中山热衷于具体的起义组织活动，还不大懂得如何发挥党的组织功能。同盟会员们大都是略知新学的士大夫，接受西方社会学说的程度不同，在学派选择上也有分歧，农业社会中旧式的同乡意识和小团体习气还很浓重，各有门户之见。孙中山长期在海外形成的意识，与国内成长起来的留学生之间，也有不小的差距，因而只好独行其是，彼此难免隔阂。孙中山在南方主持革命起义，屡遭失败，而同盟会本部的工作却无人过问，影响到孙中山的威信。光复会系统的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受传统思维的影响比较大，与孙中山有不同的政治见解，在起义失败的背景下，稍有不满，即捕风捉影，于1907年7月发起倒孙风潮。黄兴力顾大局，尽力维护孙中山，驳斥章、陶种种污蔑不实之词，终于使风潮得以平息。但章、陶与孙中山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1910年2月，陶成章在东京重建光复会，以章太炎为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形成了对立的革命组织。另有一些同盟会员则组织共进会，后来又回国在两湖一带进行革命活动。孙中山对于同盟会员不能服从领袖的指挥也心存耿介，因而疏远同盟会本部事务，在海外有另组中华革命党的活动。结果，中国同盟会在思想和组织上一直处于非常松散的状态。 。 想看书来
1．三颗政治明星（12）
清政府的新军建设在全国推广后，孙中山、黄兴和同盟会的主要骨干，也接受了湖北革命党人的建议和经验，把工作集中到了策动广州新军士兵上。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由于偶发事件，打乱了原先的步骤，仓促发动而遭到失败。广州新军士兵大多倾向革命，是同盟会中枢直接掌握的最精锐的力量。广州新军起义，使清政府意识到自己面临“养虎自卫”的困境，于是，派旧式防军把新军监视起来。
孙中山在美国宣传革命和筹款，得知起义失败的消息后，并不气馁，他提出了新的计划，并于11月13日秘密东归，在马来亚的槟榔屿，召集同盟会骨干会议，鼓励大家振作精神，重谋大举。会议认为，清王朝已经是风烛残年，摇摇欲坠，全国各地布满干柴，只要点起星星之火，即可燎原。会议决心进行充分准备，集中全党精英，在广州再次举行起义，期在必胜。黄兴从留学生和华侨中选拔了一批精英分子，组成“选锋”，作为起义骨干，策动广州的新旧军队响应。1911年4月27日（即旧历三月二十九日），黄兴亲率选锋在广州起义，但遭到广州旧军的围攻，孤立无援，损失惨重。黄兴多处负伤，被迫撤出战斗。
经过精心准备的“三？二九”起义失败后，黄兴等情绪低落，意志消沉。同盟会中的一些同志，对同盟会的现状深感忧虑。1911年7月31日，宋教仁、陈其美等在上海组织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计划经过长期准备，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成立宣言指出了同盟会的缺陷：“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也。”对中部总会的定位是：“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而以中部别之，名义上自可无冲突也。”中部总会虽然认识到了同盟会中的问题，但并没有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办法。孙中山则从不气馁，仍然坚持在海外作革命的宣传，为革命筹款。但是，时局的拐点在哪里？他似乎很茫然，缺乏敏感性。他不知道国内矛盾的焦点正在湖北地区集结，武昌起义的爆发，在他的意料之外，在他看来，这只是冒险精神的偶然胜利！
三雄分合
晚清政局，懦弱无能的摄政王载沣代表了满族亲贵和保守派官僚的利益，袁世凯则代表了体制内在新政中发展起来的权臣势力，而梁启超则代表了体制外民间的和平改革派势力，孙中山则代表了对清王朝完全失望的民间反体制革命势力。袁世凯、梁启超、孙中山，三个社会梯次的势力代表，互有分合恩怨，复杂地纠结在一起，并非黑白分明，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时，从他们成长的经历中也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现代意识其实还非常薄弱，更不要说中国国民了，对西方文化的学习才刚刚开始。辛亥革命爆发后，出现了国家政治洗牌重组的局面，三股势力合流，才得以拱倒了早已腐朽的清王朝。但是，他们如何分享变革的成果？如何规划国家前进的方向？一时成了一个迷局，演出了民初政治扑朔迷离的一剧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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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国纷争：革命党的权力布局（1）
辛亥革命时期，湖北的革命组织屡经变迁，最后形成文学社和共进会，他们的发起人和骨干大都也是同盟会员，赞成同盟会的革命领导地位，但不直属于同盟会本部的组织发展系统。他们在同盟会成立之前，就发展起革命的组织，在湖北新军中长期工作和潜伏，革命组织和力量虽然屡遭破坏，但一直在发展，成为在各省新军中组织得最长久、最深入的革命组织。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改变了允许铁路民办的政策，激起了川、鄂、湘、粤四省的保路风潮。因为各省的民办铁路，无论已成未成，集资都很广泛，牵涉的利益很广。所以，这一风潮牵涉到社会各个层面。四川各界成立了保路同志会，8月25日起，成都罢市。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对和平请愿的群众实行武力镇压。9月8日起，在四川同盟会员的策动下，各地爆发同志军起义，围攻成都。清廷派端方从武昌调一部新军入川镇压。昏庸无能的清朝统治者，面对复杂的形势，已经手足无措。同盟会中枢领导人长期流亡国外，对国内形势不太敏感。武昌的革命党人敏锐地捕捉到了风暴的信息，决心发动起义。尽管起义计划被破坏，但新军中的革命士兵仍于10月10日晚，冒险发难，打响了第一枪。革命军占领了武汉三镇，各地迅速响应，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11月4日上海起义成功，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占南京。
武昌起义后的形势非常复杂。年轻的第一代革命者，组织能力和对局势的把握能力都很差，同盟会领导人是这样，湖北地方的革命者更是这样。这只能说是个时代特点，所以，后人也不要指望他们能创造现代化的奇迹，他们做出了那个时代能够做出的努力和牺牲。“三？二九”广州起义后，国内有识之士看到一批国内精英青年在起义中英勇牺牲，深感清王朝大势已去。因此，在武昌起义和各地起义的过程中，有一大批原来的立宪派人士和地方官僚也参与了革命的活动，以及地方军政的新组织。在武汉，起义过程中领导机关被破坏，威望欠缺的革命者把新军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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