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传-第6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认可（1）
第一次乘苏联飞机的难忘印象/那时参加国际会议，就一位代表一位翻译，轻车简从/翻译水平和工作能力一再得到认可/1961　年1　月20　日这一天，虽说过得也平平淡淡，但仍然让吴建民很难忘怀。因为在这一天，吴建民告别了校园生活，真正成为国家公务员，走上工作岗位。
　　那天他吃罢早饭，在回宿舍的路上，碰到翻译班的党支部书记蔡方柏。让他们两个谁也没想到的，是在37　年后，他们中的一个人接另一个人的班，出任中国驻法国大使，而且两人在任内都做得非常出色。
　　蔡方柏通知吴建民说：“可能要你出国去，今天就要去报到。”“要出国？”吴建民感到突然。他随即去了外语学院的人事处，人事处的人正式通知他，他已经被借调到共青团中央的国际联络部，今天就去报到。
　　午饭后，吴建民扛着自己的小行李，走出了他学习生活了五年多的北京外语学院。
　　突然地，就与熟悉的专心读书的日子告别了，他隐隐约约生出几分当年与南京、与家辞别相似的情绪。但他毕竟已经成人，已经积淀了相当的才学与阅历，与学生时代告别，为祖国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热忱实际上是他早就在期待的。而此刻心头泛起与当年相似情绪的主要成分，是由习以为常和感恩而牵出的依恋。
　　在团中央的国际联络部，一位科长和他谈了话，他随后被定了一个第三章级别——21　级，从此他就是国家干部了。离开学校时，蔡方柏打招呼说他是要马上出国的，可到了团中央后，谁也没向他提起出国的事情。
　　此后的几个月里，也几乎没有什么外国代表团来，吴建民连和外宾打交道的机会也没遇到。组织上只是不断地交给他一些法文的资料，要他翻译。后来他才琢磨明白，组织上大概是要考验考验他，看他的法文到底怎么样。由此也可以感到，中国在那个年代，在涉外的事情上是多么的谨慎。
　　直到1961年8　月，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在莫斯科举办世界青年论坛，中国派代表团参加，吴建民才被告知担任代表团的翻译。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是一年前新增补的团中央书记王兆华，成员有团中央联络部部长、全国青联副主席钱李仁，全国青联常驻世界青联代表朱良等。
　　20　世纪60　年代初期，　中苏之间的裂隙已经开始逐渐地公开化了，但一直在校园的吴建民当时还并不知道其中的多少内情，心底里更多的还是最早宣传的概念，列宁、斯大林，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阵营的旗帜，想起来就充满景仰。由于与讲法语的国家1961年8　月，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在莫斯科举办世界青年论坛，中国派代表团参加，吴建民（左二）担任代表团的翻译。图为他和会议代表们在一起。代表接触不多，如来自非洲法属殖民地国家的青年代表，翻译的任务并不重，可这毕竟是吴建民第一次出国，所以留下了一些较深的印象。
　　从北京到伊尔库茨克，乘坐的中国的飞机。那是吴建民第一次坐飞机，心里不免有点发怵，但并没有觉得什么不适。可从伊尔库茨克到莫斯科，换乘了苏联的飞机，他总感觉有一股闻着不舒服的怪味道，等飞机下降时，他终于呕吐了起来。直到几十年后，他上俄罗斯的飞机，还是能分明地感觉到那种味道。
　　到了莫斯科后，他们下榻的是乌克兰旅馆，离气势恢弘的红场不太远。代表团的伙食很好，面包随便要，还有牛肉、俄式西餐。住宿条件在吴建民眼里也讲究，像他这等“小萝卜头”，也是一人一间大房子，每天还有澡洗。而此刻，国内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对比十分鲜明。
　　让吴建民难以忘却的还有三样东西：一是肥皂有怪味，冲了半天手上的怪味仍去不掉；二是手纸太硬；三是床一睡下去就窝到底下去，因1961年9　月初，国际###在河内召开声援越南南方反美斗争的国际会议。吴建民作为翻译与中国全国###第十六届委员会主席胡启立一同参加会议。图为胡志明与会议代表们在一起，第二排右二为吴建民。
　　为此前一直睡的是硬板床。21　世纪初，他又一次到莫斯科，住的是更高级的十月旅馆。可洗个手还是那个味儿；手纸还是那么硬，而且过去给一大堆，此时就给三张了。一个国家“30　年不变”，就成问题了，他从这些小的细节上就体味了出来。

认可（2）
到了论坛，都是青年人，年轻人的特点就是富有活力和热情。但是吴建民没有赶上“一边倒”政策的初期，没有看到那时中国与东欧诸国青年在一起，那种相见甚欢亲密无间的场景。所以他这次出国，对人与人的接触，脑海里倒没有留下多少可以追述的内容。
　　论坛之后，吴建民随王兆华等到苏联的阿拉木图做了访问。尽管在这第一次出国参加外事活动的过程中，吴建民并没有获得太多展示翻译才华的机会，但在善于发现和培植青年人才的团中央领导眼里，这个年轻翻译还不错，对他认可了。
　　在1961　年8　月底9　月初，国际###在越南北方的首都河内召开声援越南南方反美斗争的国际会议。与国际###对应的是中国全国###，就由全国###第十六届委员会主席胡启立做代表去参加会议。
　　其实，国际###的工作语言是英语，但因为这次国际会议是在越南召开的，而越南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所以在大会上使用更多的是法语，吴建民亦因此作为翻译随胡启立赴会。一位代表，一位翻译，轻车简从。但因为就两个人，吴建民的事务就比较繁杂。
　　胡启立的发言稿子写好了，要马上翻译出来，连夜打印出来。他们带了一台打字机，打字、校对、油印、交会务处散发，都由吴建民一手包办。开会时他还要给胡启立做翻译。和外宾接触的时候，胡启立讲话他翻译成法文，外国人讲话，他就跟胡启立“咬”耳朵。
　　共青团系统的领导比较容易相处，也特别理解年轻人的心理，熟悉年轻人的话题和语言。因此陪同胡启立的这次出访，吴建民感觉相处融洽，甚至可以聊几句工作以外的轻松话题。胡启立看着吴建民颀长的身材，半开玩笑地说：“你以后找对象可得找个子高一点的。”后来的事实，还真就应验了胡启立的这句玩笑。
　　这次出访，吴建民的翻译水平和工作能力再次得到认可，结果9月中旬刚从河内回国，领导上就通知吴建民，赶紧收拾行装，去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到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总部担任翻译工作。
　　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成立于“二战”后的1947　年，是以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内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团体为骨干的国际组织，包括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与共产党一起并肩作战的其他青年组织，以及亚非拉地区的民族主义的进步青年组织。简直是青年年龄段的“联合国”。当时青年年龄段的“联合国”还有一个，就是国际###，总部设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格，中国也有代表常驻。
　　青年吴建民一踏入真正的外交实践，就进入了青年级别的多边外交前沿。那个时候，由于美国的阻挠，中国还没有进入联合国，因此常规性的多边外交活动，只在青年国际组织中能参与进来，机会十分难得。
　　但他此刻还意识不到，从一开始就站在一个比双边外交广阔得多的平台上，对其尔后的外交生涯而言具有怎样的意义。当然这里说的多边外交与今天所说的多边外交内涵有很大的差异，而且在当时的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内部，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共青团在起着主导作用，没有真正多边外交中的几大势力的对峙抗衡。
　　1961年9　月在越南（前排左一胡启立，左二吴建民）。
　　刚踏入外交界的“小萝卜头”/“身在异国为异客，正逢国庆急煞人。”/
　　

刚踏入外交界的“小萝卜头”
9月29　日，吴建民就从北京出发了。也就两个月过去，他就又一次降临莫斯科。吴建民说那时候的他是刚踏入外交界的“小萝卜头”。
　　小萝卜头级别的人，上哪去，如果不是跟着领导，就只能一个人走，而且到哪里也没有人接应。
　　在莫斯科逗留只是因为要在这里转飞机，转机过境的人可以住民航旅馆。他进了旅馆，想到自己在中学时还学过一阵子俄文，所以他觉得在这短短的等待转机时间里，一切应该可以对付。
　　可到餐厅吃饭，服务员让他点菜时，他发现菜谱上的菜名他根本看不懂。服务员指着菜谱问：“要这个吗？要这个吗？”吴建民心想，吃什么都行，反正弄饱肚子就完事了，接茬就说：“好，好。”
　　吃饱了肚子，吴建民最牵挂的是第二天天气好不好，飞机能不能正常起飞。找到问讯处去问，但人家听不懂法语。于是，他先说出布达佩斯，接着就“今天”、“飞机”、“天气”从嘴里一个一个地往外蹦几个依稀记得的在中学里学过的俄文单词。没想到这样的俄语对方也能听懂，“飞机将按时起飞，没问题。”
　　就这样，吴建民总算从莫斯科安然抵达布达佩斯。短短的转机经历，使吴建民感觉到如果真的成为一名外交工作者，要在世界范围走动的话，仅仅掌握一门外语，是远远不够用的。
　　飞机在布达佩斯降落，正好是中国的国庆节前夕。出乎意料的是下飞机后，在机场大厅里依然没有找到前来接应的人。后来吴建民才知道，因为通报他到达的信息，是发给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的，偏巧中国代表团的翻译出差了，其他人不知道有这么一封电报。
　　他一个人先硬着头皮过了关入了匈牙利的境，因为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会遇到什么刁难，倒是挺顺利的。可入了境后就瞎了眼了，听到的都是匈牙利语，他一个词也听不懂。想办法给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打了个电话，可电话没人接，使馆的人正忙活国庆招待会呢。“身在异国为异客，正逢国庆急煞人。”
　　这时，他看到有辆机场巴士，就想先坐车进到市区里再说，拎着箱子上了车。可上车一看，是要收费的，他身无外币，只好又拎着箱子下来，难免有几分尴尬。
　　怎么办呢？智总是在情急时才闪现，吴建民猛然想到了打计程车。
　　从莫斯科飞往布达佩斯途中，他身边有一位匈牙利外贸部的官员，能讲一点英文。此刻吴建民发现他还没走出机场，赶紧追上他提议一起打计程车。
　　那位官员一上车，就跟吴建民说：“You　pay，　you　pay。”吴建民回答：“Ok，　ok。”吴建民心里想，到了使馆我就有钱了，我付款就我付款呗。这是吴建民第一次碰到涉外财务问题，感觉到欧洲人对此的直截了当，他遂让司机先开到中国大使馆。
　　到了中国驻布达佩斯大使馆，吴建民就赶紧去敲门。使馆的人告诉他驻世界青联的代表在新华社布达佩斯分社下榻。于是，他们又驱车前往新华社布达佩斯分社。
　　在新华社布达佩斯分社，吴建民首先见到了王崇杰，吴建民后来才知道，他已经是一位相当有名的记者。吴建民做了自我介绍后，又简单说了一下自己的遭遇。王崇杰听后笑了，随即替他付了打车的钱。
　　在没有人接，语言不通，又不知道地址，又没有外币的情况下，吴建民找到了驻地，把这一切都应付过去了。他感觉自己还算幸运，可在今后，身在异国外交工作旅途上，还将会有更多类似或更高难度的沟坎磕绊，自己还能像今天这样幸运，这样轻松地应对过去吗？
　　世界青联的工作语言是法语而不是俄语/吴建民发现朱良和朱善卿每天晚上收听###和BBC的广播/对外回答问题要谨慎小心，没必要说那么具体/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对外回答问题要谨慎小心（1）
在布达佩斯的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常驻于此的有20　多个国家的代表。当时世界青联的主席是意大利共青团的，而总书记则来自法国共青团。让人不太明白的是在斯拉夫语系的地盘上，又是以苏联为主导的世界青联，但其工作语言却是法语而不是俄语，各国代表所发的言论文件，都要先翻译成法文。显然，这与总部设在布达佩斯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因为匈牙利语虽说与俄语有着较大的差异，但同法语距离似乎更远，这一点，吴建民从在机场一降落就领教了。
　　此时中国常驻世界青联的代表是朱良。在他之前，第一位中国代表是后来任外交部部长的吴学谦；第二任代表是后来任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的钱李仁。有意思的是朱良后来又紧跟在钱李仁之后接任中共中央联络部的部长，而他们三人，都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的，曾在一起从事学生运动多年。朱良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上海市青联秘书长，1951　年他率团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随后调到了共青团中央，1954　年后受派常驻布达佩斯。在吴建民之前，给朱良做翻译的是朱善卿，吴建民来就是接替他的。
　　朱善卿并没有受过法语的正规教育，只是在上海法租界内的震旦中学里学过一点，后来能够胜任法语翻译工作全靠的是自学。因为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的人员来自不同的国家，语言的使用比较驳杂，朱善卿还自学了西班牙文。
　　在国内共青团的机关里，朱善卿一直被熟人称为“小朱”，而在吴建民眼里，朱善卿就是老同志了。可他依然不减学习新东西的热情，而且是那么投入。和朱善卿接触的时间并不长，但吴建民不仅从他那里学到了一些翻译实践经验，更看到了一种值得尊敬的工作态度。
　　经朱善卿的点拨，吴建民还了解到一些基本的外交常识。比如有一次开会，代表朱良因为失眠没有出席。有的国家的代表就问朱良做什么去了？吴建民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朱良有点失眠。朱善卿听了，随即悄声告诉吴建民，你说他失眠干什么？对外回答问题要谨慎小心，最多说到他身体不太舒服就可以了，不要说得那么具体。
　　从事外交工作，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首先要关注时局，对世界上发生的比较重要的事情，要有较及时而透彻的了解。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可以说是个青年界的联合国。国际上有什么事情，也都会反映到这里，而这里对国际动向也非常敏感，因此必须时时关注新闻。你不了解国际上的事情，你孤陋寡闻，和别人信息不对称，你在这个青年级别的多边外交舞台，就要处于不利的地位。
　　可身在布达佩斯，广播是匈牙利语的，报纸是匈牙利文的，吴建民1963年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
　　看不懂也听不懂。那时的信息传递，是如今感受着信息时代优越的后来人无从体会的。想及时得知国际国内的情况，只能等到每天晚上听国内的广播，由中国使馆汇编的报纸摘要，则只有两页纸，没多少内容。特别是仅仅凭中国自家传播这一条渠道，所获得的信息量比较小，了解的面也比较窄。吴建民再次感觉到，在国外，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这样的环境中，只懂一种外语，大大限制了自己事业和活动的空间。只有在真正走出过门，走上外交前沿后，他才对马克思说的“外语是人生斗争的一门武器”，有了更真切的感受。
　　在同代表朱良和翻译朱善卿接触了一段时间后，吴建民发现他们每天晚上通过收音机，听###、听BBC的广播。朱良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虽然学的是化学专业，但和所有圣约翰学生一样，有较好的英语底子。他有一台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