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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民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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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中国国内，一般人听###、听英国的BBC广播的话，就会被视为偷听敌台，甚至要受到刑律制裁的。但是到了外交战线上，特别是在国外从事外交工作，听###、听BBC广播，就成了做好工作的一项必须。虽说吴建民还不知道，早在外交部初创时，情报司司长龚澎就获得特许，她的部下可以24 小时不间断地收听主要西方国家的广播，看来自这些国家的报刊，感觉敏锐的他已发现外交战线还是有一些灵活性的，要顺应这些特征，必须注意观察，并不断地调整和充实自己。
对外回答问题要谨慎小心（2）
吴建民在大学期间学的第二外语是英语，但在学校里学的还是比较浅显，也就是能简单地讲几句，离熟练地运用还有较大差距。于是，当朱良他们听VOA、BBC时，吴建民也跟着听。开始很囫囵，但这样听了半年多，他大致能听明白了。朱良、朱善卿很赞赏吴建民的好学精神，给了他很多帮助。除了听广播外，吴建民还想方设法通过其他途径，尽快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准。
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多数代表年龄和吴建民差不多，都是青年人，思想束缚比较少，对一些事物更敏感，偶尔接触中可以随便聊的话题也很广泛。其中有些代表，例如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代表都能讲英语。
长驻总部的代表和工作人员中午都在一起吃饭，饭后有时会结伴散散步，吴建民就利用这些机会，通过聊天练习口语，渐渐打厚了英文的底子。
同时，这样的漫谈有助于开阔眼界，并促使他思考一些并非自己意识到的问题。这种原本旨在利用非工作时间的接触、吃饭、聊天学习语言所带来的获取信息、启发思考的副产品，后来在他进入真正的联合国后，却成为他主要的工作内容。
除了英语以外，吴建民后来像朱善卿一样，也重视起西班牙语来。
20 世纪60 年代初，亚、非、拉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受到中国的高度关注和全力支持。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有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代表，和他们接触、沟通，是中国代表的重要工作。这些来自原西班牙殖民地的代表都讲西班牙语，掌握西班牙语大有用武之地。吴建民学西班牙语的主要老师，是一本法文、西班牙文的双语字典。在驻布达佩斯的四年里，吴建民时有机会随代表出席在不同联盟成员国召开的相关会议，而出这种差会发给个人几块零用钱。这本双语字典，就是吴建民到阿尔及利亚出差时，用仅有的几块零用钱买下的。他通过法文了解西班牙文词的意思，并找过几位通西班牙语的人学了学西班牙语发音，掌握了发音规则后就自己苦练。法语和西班牙语同属罗曼语族，对法语专业的吴建民来说，自学西班牙语相对容易些，无非就是平日早起一点、晚睡一点。
布达佩斯的经历，是让吴建民难忘的，他的第二外语、第三外语，就是在这里过了关并学以致用的。掌握了多门外语，不仅让他后来的外交生涯受益无穷，而且在当时就见了效果。在没有掌握新的语言时，别人用英语、西语发言，他要等待翻译成法语后才能转译；可在掌握英语、西语后，他就锻炼着直接做同声传译了。
中国驻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人员，早晚吃饭多数是在中国驻匈牙利使馆，相互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使馆里除有一位俄语翻译外，都是匈牙利语的翻译，而没有其他语的翻译。中国大使要和其他国家的大使馆打交道，语言方面存在很大障碍。正好驻世界青联总部的是法语翻译，故而当大使要同讲法语的国家大使会面，比如和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国的大使会面，就把世界青联总部的中国翻译找来帮忙，朱善卿走后，当临时翻译的任务就落在吴建民头上。
吴建民除了法语外，英语等其他语言也达到了一定水准的情况，使馆很快就知道了。于是在会晤使用英语的国家大使时，使馆也叫吴建民去做翻译。吴建民记得他第一次到大使馆做英语翻译，是中国大使和英国大使会面。大概事先向对方透露了他并不是专职英语翻译的情况，所以英国大使听他刚翻了两句后说：“还不错嘛，你英文讲得蛮可以。”
再后来，吴建民的西班牙语也比较流利了，逢用西班牙语的场合，使馆也把他推出来。这样实际上为吴建民提供了更多的外语实践机会，得到了更多成长必须的砺练。而更可贵的是，这促使吴建民比较早地培植起为工作而拓展才干，在工作中学习的意识。吴建民后来能够成为中国外交界的佼佼者，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有在工作中感知不足而不断求知求新的意识。
邓小平形容说：他们丢辣椒，我们也得丢辣椒/与会者都猜得出来，马尔多诺的背后是中国人/越是在这样的场合，神经绷得越紧，不敢忽略任何一个细节/外交的独特节奏
外交的独特节奏（1）
在布达佩斯，除了早晚餐在中国使馆吃以外，中午一般都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的餐厅用餐。在这里主厨的是匈牙利人，饭菜自是纯正的匈牙利风味。由于匈牙利饮食受到成吉思汗西来时裹带的东方风韵影响，有些菜肴的烹制和口味与东亚很接近。匈牙利的一位共产党领袖曾说过：匈牙利民族曾同中国做过长期的邻居，有70％的人是蒙古血统。两个勤劳的民族，由一根看不见的纽带连接着。吴建民的感受也是：“中国人吃匈牙利餐还是比较容易习惯的，我当时吃着觉得蛮好。”布达佩斯的饭菜虽然好吃，可要做好在布达佩斯的工作却相当的艰辛，因为中国同苏联关系趋于恶化，中国人在东欧已经感觉有些冷峻肃杀的氛围。更何况吴建民长年所习是外国语，而并没有受过外交专业的训练。虽说他曾有幸几度置身外交场合，但从熟悉外国语到适应外交工作，这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跨度。
几十年之后，吴建民受命出任外交学院院长，回溯起当年情景，他才意识到自己是在懵懵懂懂中一步跨入外交领域的，从一个学生到一个合格的外交工作者，要走过怎样漫长的摸索领悟的里程。因此，对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说外交部新来的青年人对外交工作不得其门而入，他体会颇深，上任不久就在学院开设了外交案例的教程，并亲自授课。
以吴建民的勤奋，如果在刚踏入外交领域的时候，能有本入门的书读一读，有几则外交案例借鉴，他会入道更快一些。但他们这一代外交工作者，命中注定要和他们的前一辈外交家一样，要靠自己的观察、摸索，自己的琢磨、总结，积累经验，卓然自立于外交舞台。
有人曾这样描述过新中国的前三代外交家：第一代是将军；第二代是省委书记；第三代是翻译。他们都没有受过系统的外交专业熏陶，又都赶上了“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时代，因此他们也只能在外交实践中认识外交，驾驭外交，像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的那样：“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
虽说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是由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共青团主导的世界青年组织。但在吴建民到来之际，联盟内一团和气的时光已如逝川，中苏之间的政治分野已日趋明显，这里就快要成为中苏口舌激烈论争的风口浪尖了。“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是吴建民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而实际上也是将人置于一个速成的环境，在这个环境里很艰辛、很费神，很疲惫，但也会积蓄起在其他环境中不可能获取的宝贵财富。
在1960 年的4 月，中共中央组织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的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当前时代、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革命、帝国主义本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观点，文章虽未直斥赫鲁晓夫和苏共领导人是“修正主义者”，但明眼人很清楚文章的由来和矛头所指。
到了6 月，苏共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发动突然袭击，对中国共产党大肆攻讦，将分歧公开化。7月，苏联政府又单方面决定立即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对当时处于经济困难中的中国无疑是雪上加霜，因而严重损害了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
11 月，在有81 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的莫斯科会议上，赫鲁晓夫在众人瞩目的大会发言中借题发挥，向中国共产党发起了新一轮攻击。
邓小平在随后的发言中对赫的言论一一反驳，中苏分歧被更清晰地展现于世界共产党和工人组织面前。邓小平形容当时的情势时说：他们丢辣椒，我们也得丢辣椒。在尔后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中共和苏共互丢辣椒的场面更经常化了。
在党的多边会议上出现的情形很快也就感染到团的多边会议上，当时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内最主要的争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作重点选择上的分歧。具体表现为怎样对待当时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怎样评价其地位与作用。苏共当时的工作重点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非共产党的、宗教性的青年组织，中间性的社会团体，包括北欧的一些禁酒组织；而中国方面则根据自己的经验加之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提出应着重通过青年组织来支持、推动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二是在工作方式上的分歧。即中国不赞成苏共及苏联共青团在处理国家间关系及多边活动中的大国沙文主义作风。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外交的独特节奏（2）
20 世纪50 年代后期，苏联共青团越来越明显地将世界青运的工作中心放在裁军、议会斗争上，循着这一逻辑轨迹，在对待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问题上，采取了极力控制、尽力不要“惹祸”的态度。中国则强烈地提出，对帝国主义不能软弱、退让，对民族解放运动更旗帜鲜明地支持，因为青年是反对殖民主义的主力军、保卫和平的主力军。这种争执，也随着中、苏两党的争论逐步扩大化。
1963 年9 月，中苏两党的公开论战开启，从一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开始，此后每一篇评论都会及时发送到常驻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中国代表团。中国将苏联的国际政策归纳为“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并言辞犀利地予以批判，把武装斗争提到很高很高的地位，吴建民印象中当时最频繁出现的一句话，就是“武装斗争是民族解放的唯一道路”。吴建民他们因此又多了一项工作，就是向各国常驻联盟总部的代表们散发这类小册子，并为维护这一观点与苏联等国家的代表在会上会下角力。
平心而论，持续了十几年的论战，中国共产党也有失当的一面，邓小平在数十年后总结说：双方都有值得检讨的地方。可是在当年，吴建民他们是非常认真地看有关的小册子、听有关的广播的。
作为翻译的吴建民，是最不能对这些言辞掉以轻心的人，他必须琢磨如何把这些论述用法语、英语等外国语言准确地表达出来，因为在会议上、交谈中，中国代表时常要援引这些言论，阐述中国的观点，与持不同观点的他国代表进行争辩。在这些场合，中文说错了，可以在翻译时矫正，但翻译后的言语出错，那就是大问题了。在反反复复阅读和听广播的过程中，吴建民曾一次次地被其中的论述鼓动得热血沸腾，并为寻找最贴切到位的对应词汇而殚精竭智。
那时，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会议也多，重要会议往往要通过一个大会报告。联盟内的主要争端，自然会反映到这样的报告表述上面。在中共发表的“###”中，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多列士和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等，都被点名批评，来自意大利共青团和法国共青团的民主青年联盟主席、总书记，调子自然和受到中国批评的苏联的主张很相近，大会报告的主旋律，往往受到他们调子的影响。每逢出现这样的情况，中国方面就要通过争议或其他方式，以使己方的观念反映到报告中。
吴建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年，联盟大会报告初稿把中国特别强调的武装斗争内容拿掉了。中国不能接受这样一份报告，随即酝酿对报告进行修改。为了使修改报告能够通过，必须做有关国家代表的工作，请他们出面要求修改，并提出修改报告稿。
为此，吴建民先将法文的报告初稿翻译成中文，供代表研究修改，随后又在晤谈中担任翻译工作。当新的中文报告草稿拟就，吴建民又连夜翻译成法文，打印出来后，给印度尼西亚代表马尔多诺，由他提交给联盟大会。其实与会者都猜得出来，马尔多诺的背后是中国人。
1965 年暮春时节，吴建民和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各国代表，到刚果（布拉柴维尔）参加一个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会议。那是他第一次踏上非洲的土地，非洲人民对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代表很热情，许多非洲青年登上代表们乘坐的车，用唱歌表达他们的欢迎之情。
当时青年们唱的那些歌曲，充满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统治，争取独立解放的渴望与豪情，比如“昨天我们还受压迫，今天我们自由了”。因为歌是用法语唱的，吴建民都能听懂。看着唱歌的人们的激情和喜悦，吴建民也心潮澎湃，感到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潮流势不可挡。
吴建民和代表一起积极主动地与非洲青年们接触，与他们谈论非洲的形势，探讨非洲国家的独立解放运动中的问题，并把参加会议的代表请到中国大使馆，和中国大使谈论非洲问题，向他们介绍中国武装斗争的经验。
在纷争日益激烈的那些年，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成了中国和苏联较量的又一前沿，中国驻联盟的代表和翻译的工作生活因之也变得异常紧张而辛苦。当时的会议比较多，由于意见不一致，常常会对某个问题争执很久，不乏一天的会拖上十几个小时的情况。。 最好的txt下载网
外交的独特节奏（3）
翻译要对代表的发言做同声翻译，就一两个翻译盯着，没有人替换。他要把中国代表的发言，翻译成法语；把其他各国代表的发言，转述给中国代表。会上争辩，会下还要听反应，摸情况，与关系比较好的国家的代表交换意见，准备可能持续进行的争辩。这种高频度的语言使用，思辩性极强的论战，使吴建民的外语水平提高得很快，他一度有些得意：“我翻译的速度比我们的对手要快。”
但这样的会议一天开下来，往往累得疲惫不堪，而且连续几天，都没多少休息时间。苏联的代表有时为了使体现他们意旨的重要议案免受中国方面的批评阻滞，往往拖到夜深人静、大多代表比较困倦的时候才端出来，以期趁人们精力不够集中而匆忙表决获得通过。
中国方面对苏联人的这一做法非常警惕，时时提防苏联人搞小动作，不让中国难以接受的议案获得通过。所以即便是中国代表不准备到席、也没安排中国翻译轮班的夜间会议，中国翻译也必须到会场盯着，而且越是在这样的场合，神经绷得越紧，不敢忽略任何一个细节，否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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