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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民传-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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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24 日，有周恩来批示的外交部报告以及所附周伯萍和使馆的检讨，送到了毛泽东手上，他挥笔圈掉了报告中“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等语，改为“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还把报告所说周伯萍对错误认识“较好”改为“很好”。
毛泽东的圈改，根本改变了外交部报告对此事错误性质的判定，也使周伯萍的处境大为好转。这就是“中国大使误入以色列使馆事件”，也被称为“雅典事件”。
早在新中国外交部成立伊始，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就一再向外交人员强调：“外交授权有限，外交大权在中央。外交工作出了错，造成的损失收不回来。”他的另一段话：“我们外交工作的任务之一是跟帝国主义，重要的是美帝国主义作斗争。外交和军队是斗争的两个拳头。外交人员就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要有敌情观念，深刻保持警惕……要有严格的纪律，外出必须两人同行。事先要请示，事后要汇报。”也被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奉为圭臬。因此吴建民拒绝苏联人邀请吃饭一事，在外1965年离开匈牙利之前在使馆院子与韩克华大使（中）和同事林迈珠（左一）。
交系统绝非小事一桩。
中国常驻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的，只有一个代表，一个翻译。除了本职的翻译工作外，代表要见什么人，都由翻译负责联系。到其他国家开会出差，也是由翻译去办理签证，查看航线怎么走，订机票。代表请客吃饭，翻译点菜，还要帮助端盘子。请客人到中国代表处来交谈，泡茶、倒水也是翻译的事。客人走了，还得刷洗茶壶茶杯盘子。这些看来都是小事，但其中有很多人际交流的学问。
吴建民刚到布达佩斯时，中国驻匈牙利大使是柴泽民。他走后，继任者是曾经任湖北省副省长的韩克华，他和“雅典事件”的主角周伯萍同时进入外交界。他来到匈牙利后，经过接触和观察，感觉匈牙利的党和政府并没有紧随苏联旨意敌视中国，相反私下里透露了愿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信息，因此他很希望能更多地展开工作。
韩克华在与各国使节的晤谈过程中，感觉到担任翻译的吴建民的外交潜质。因为那时当翻译还有个任务，就是做记录，对方讲了什么，中国大使讲了什么。这个记录做得好坏，是很能反映人的才具的。他知道吴建民是外交部借调去团中央的，出于展开工作的需要，他给外交部打了个报告，提出想让吴建民到驻匈牙利使馆工作。
此时吴建民在世界青联的工作和他本人的表现，已经得到全国青联的充分认可。他们闻知韩克华打报告的消息，也很想留住这个青年人才，据说甚至动用了当时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名义，给外交部打报告要求正式调吴建民到团中央工作。
一个年轻翻译，使馆也要，团中央也争，显然是个人才。两边的报告先后送到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那里，他做的决断也很干脆：“回外交部。”孰不知他正是一位喜爱人才，也善于使用人才的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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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毛泽东（1）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第一次走近毛泽东那一刻，唐闻生紧张得几乎虚脱/周恩来说：“小冀你太紧张了，换一个翻译吧。”/“对这种大国沙文主义，我都主张整一整……”/“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吴建民于1965 年8月离开了布达佩斯。
他走得很匆忙。在匈牙利将近四年，他竟然还没有花点时间，浏览一下布达佩斯的城市风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占满了他的生活，连他在这里掌握了第二、第三外语，其原动力也主要源自斗争的需求。离开世界青联总部，就回使馆，活动的范围就在这两点一线，而且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如果星期六晚上能放个电影，就很让人高兴了。”也许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环境，使年轻而活跃的吴建民能把全副精力投于学习外语。
其实从坐落在班促尔街的中国使馆走过几个路口，就有街心花园，春暖之后草木葱茏，花卉斑斓，雕塑掩映其间；狮子桥如巴黎的凯旋门一般威严壮观，横跨蓝色的多瑙河；匈牙利议会大厦的设计匠心独运，造型别致美观……在闹市区的“三一五”广场，耸立着匈牙利著名爱国诗人裴多菲的雕像，虽然被百年来革命知识分子视为箴言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深深打动着吴建民，可亲临拜谒到临了也只是他心中的念想。
直到又过了近30 年，吴建民因为出访而再度置身于布达佩斯，他第四章才发现这个城市诱人的旖旎。布达和佩斯原是两座城市，哺育了欧洲八国的多瑙河从中穿行而过，西岸的布达2000 年前曾是古罗马的军事重镇和经济中心，当暮日霞光给亚诺士山依稀可见的古堡镶嵌一道红色的边缘，很能勾起人们的思古幽情。东岸的佩斯，在近代以后成为国家政治和经济中心，它目睹了匈牙利人民奋起反抗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场面……“我当年怎么会对此无动于衷，不曾找些相关的书籍读一读。”
回到外交部的吴建民受到了部里重视。那个时代强调出身，他的档案上填的是工人出身。因为父亲一度开过汽车维修作坊，他以往在出身栏内一直填的是资本家。可在入党时，团中央的组织部门听他讲述了家庭情况，得知他的父亲主要以驾驶谋生，就告诉他在出身栏内改填为工人。
出身工人阶级，又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高级知识分子，还是共产党员，这在20 世纪60 年代的中国，是组织重点培养对象。更何况像吴建民这般年纪，常驻过国际组织，有多边外交经历，到过许多国家，见过和苏联及唯其马首是瞻的国家外交代表面对面交锋场面的人，在当时的中国外交部还真没有几位。
在吴建民回国前，外交部的一位副处长还曾到布达佩斯，对他做了一番业务考察，认为他的外语确实不错。所以吴建民回国后，即被安排进了新组建的口译组。
外交部原本没有专门的口译部门，因为周恩来几度说了口译非常重要的话，外交部遂于1965 年底在翻译处里设了口译组，其中法语口译组的第一任组长是范国祥。他比吴建民年长11 岁，早在1949 年外交部刚成立时就进了外交部。他曾经是学英语的，后来在瑞士学习法语。
吴建民记得当时口译组里的法语翻译，就范国祥和他两个人。有意思的是范国祥于1989 年出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特命全权大使，而七年后此职的接任者正是吴建民，他们都为粉碎西方利用人权问题对中国政府进行制裁的企图，留下了有声有色的记载。
当时口译组的副组长是冀朝铸，他从朝鲜停战谈判时就做翻译，在20 世纪50 年代后期到70 年代初期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外国政要交谈的照片中，常常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是英语口译的负责人，组中的译员有唐闻生、张毅君、徐尔维、楼小燕等。
人生的许多第一次都是难忘的。吴建民来到外交部没多久，其人生的又一个第一次就降临了，为中共中央最高领袖毛泽东做翻译。那是1965 年的10 月22 日，毛主席接见刚果（布拉柴维尔）的总统马桑巴—代巴的夫人。
中国同刚果（布）建交是在1964 年2月，时值马桑巴—代巴刚刚推翻亲西方的尤卢政权。他领导的新刚果（布）政府奉行联合进步力量，反帝反殖、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政策。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和国内旧势力的颠覆，马桑巴—代巴积极寻求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支持合作。建交当年，马桑巴—代巴就到中国，其中一次是秘密来华寻求援助。中国为帮助刚果（布）捍卫民族独立、维护国家安全、促进经济发展，在物力和财力上对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两国关系得到迅速发展。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走近毛泽东（2）
1965 年，马桑巴—代巴政府两度粉碎了美国和部分西方国家支持的刺杀和颠覆阴谋，使用中国提供的现汇援助，组建民防团武装，并请中国派专家帮助训练。与此同时，马桑巴—代巴还顶住美国和西方国家要其断绝同中国关系的压力，表示对刚中友谊绝不翻悔。这一年，刚果（布）同中国的友好往来大大超过以往，相互间的访问几近20 次。
1965年10月22日，毛主席接见刚果（布）马桑巴—代巴总统夫人，吴建民担任翻译。
马桑巴—代巴夫人的来访是互访中的一次，她到中国后，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自接见。那天，吴建民陪外宾从钓鱼台来到中南海，进的是新华门。毕竟是第一次给中国人民心目中的最高领袖当翻译，因此毛泽东出现在会见厅时，吴建民不免感觉激动和紧张，心里怦怦直跳……
在外交部的许多高级翻译中，第一次为党和国家最高领袖做翻译时，大都留下过极度紧张甚至当众“出丑”的典故。
比如20 世纪70 年代经常出现在毛泽东身侧的英语翻译唐闻生，第一次被派做毛泽东翻译时，居然紧张得几乎晕了过去。那是1966 年7月，毛泽东在武汉接见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各国代表。外交部为毛泽东此次接见配备了三名翻译，一是法语翻译齐宗华，一是阿拉伯语翻译郑达庸，英语翻译临时选定由唐闻生担任。唐闻生从一听到这个消息就连连推脱，最后因无人顶替不得不从命。可到了要进接见会场给毛泽东翻译那一刻，忐忑了许久的唐闻生还是没能控制住紧张情绪，几乎虚脱。在周围人的一再呼唤下，她才又睁开眼，被齐宗华等簇拥着，颤巍巍走向接见大厅。若不是廖承志救星似的来通知“主席不准备讲话了”，唐闻生真不知道她的第一次会是什么情景。
新中国成立后就给周恩来当翻译的过家鼎，在回溯翻译往事时曾揭过他的继任者的老底，“冀朝铸第一次给周恩来当翻译，腿一直在发抖。”冀朝铸在自己的回忆里，则讲了个他第一次给周恩来做翻译就在中途被叫停“下岗”的故事。
那是1956年在欢迎尼泊尔首相阿查利亚的国宴上，礼宾司安排他为周恩来的祝酒讲话做翻译。周总理致辞有中文稿，冀朝铸也拿到了英文译稿，周恩来念一段，他就照英文译稿读一段。谁知周恩来看到讲话稿里没有提当时陪同尼泊尔首相来访的尼泊尔执政党领袖，就临时加了几句赞扬尼泊尔执政党领袖的话，冀朝铸没注意到周恩来突然脱离讲稿，增加了内容，依然低着头照着英文译稿宣读。周恩来立即发现了，回过头来很客气地对他说：“不对，不对，小冀你太紧张了，换一个翻译吧。”结果周恩来祝酒讲话未完，冀朝铸就被从第一桌请到最后一桌，当着全体贵宾的面出了“洋相”。
吴建民的第一次，比唐闻生、冀朝铸的情况要好一些。一来毕竟有了几年在国际会议上唇枪舌剑争论场面翻译的砺练，连十分被动的情景也对付过几回了；二来毛泽东与马桑巴—代巴夫人的会面是礼节性的，内容不太多，难度也不大。吴建民说他当时内心一个劲地念叨：不要太激动，要镇静，要好好翻译。关于那个第一次，吴建民还记得的是毛泽东主席身材魁梧，脸色很好，他的湖南口音很重，但自己基本上听懂了。
1967 年9 月26 日到10 月10 日，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访问中国，毛泽东会见了他，吴建民又一次为毛泽东做翻译。而就是在努马扎莱此次来华访问期间，发生了一件影响中国和刚果（布）两国关系的事件，毛泽东对此非常生气，在和努马扎莱见面时，就谈到了这件事情，并严厉地批评了当时中国驻刚果（布）大使馆的负责人。
事件的起因是在10 月1 日前夕，中国驻刚果（布）大使馆按常例在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中国使馆的负责人受国内正处于高潮的“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不顾所在国政府的反对，硬要在招待会讲话稿中点名批评苏联。而且在讲话中只提努马扎莱的名字，对总统马桑巴—代巴忽略不提。如此一来，刚果（布）方面强烈抵制，其内阁成员、执政党政治局委员以上官员，工会、青年、妇女组织负责人，全都没有出席使馆的国庆招待会。
这是一起很不寻常的事件，中国使馆的这种做法，很容易让人产生中国介入刚果（布）内部斗争的误解。因为当时总统马桑巴—代巴同总理努马扎莱在政见上出现了较大的分歧，而且马桑巴—代巴已经对努马扎莱派力量发展过快心存忌惮。讲话稿只提努马扎莱不提马桑巴—代巴，置正在中国访问的努马扎莱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亦将导致他与马桑巴—代巴更加难以相处。
因此，毛泽东在会见努马扎莱的时候，对努马扎莱明确表示说：中国驻刚果（布）大使馆“有人犯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将人家接受不了的强加于人”。吴建民说他至今还记得毛泽东的原话：“对这种大国沙文主义，我都主张整一整，不管它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按吴建民当时的猜想，毛泽东说的外国的大国沙文主义，应该是指苏联。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对大国沙文主义都极为反感。对这一点，吴建民在和周恩来总理接触时，也分明地感觉到了。
毛泽东还特别关照努马扎莱，请他回国后“问候刚果（布）总统马桑巴—代巴”，“千万要把问候带回去”。吴建民后来得知，为中国大使馆的这次错误举动，周恩来也专门向努马扎莱做了解释。
为毛泽东做翻译的情况不多，但在很少的接触中，吴建民感觉毛泽东神思飘逸，语言特别生动，常常寓庄于谐地说出一些意味悠长富含哲理的话语。他称非洲人是“有色金属”，就一般人的理解，有色金属要比普通金属更稀有贵重，毛泽东以此幽默的比喻，表达了他对来自非洲的客人的友好和尊重。
在当时，吴建民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如何做好自己的翻译，他还不清楚在20 世纪60 年代初，毛泽东就提出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中间地带”，“非洲是斗争的前线”的外交战略思想，也未曾着意思考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最高领袖们何以如此重视同这些非洲弱小国家发展关系，一次又一次地与这些国家的元首、政要们见面恳谈，周恩来的非洲十国之行受到了那么空前的关注。
直到1971 年第26 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恢复中国合法席位提案，吴建民听到了毛泽东关于立即组团赴会指示的传达。毛泽东在指示中说：马上组团去，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不去就脱离了群众。他这才感到作为政治伟人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意识到在正确的筹谋决策指导下，持之以恒的外交耕耘会结出怎样的硕果。
毛泽东说：我还担心你们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是不是能顶得住/周恩来单独与朗诺会面，提出援越物资从柬埔寨过境一事/给中国代表团吃的饭菜，柬埔寨方都安排人先试吃，以防有人下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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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柬埔寨（1）
吴建民到口译组以后的第一次重要出访，是1966 年年初随李先念访问柬埔寨。
1965 年下半年到1966 年上半年，是中国和柬埔寨两国关系发展极为重要的时段，两国间高层的往来突然间频繁起来。吴建民在这一时段作为翻译，曾几度前往柬埔寨。
在这里，需要对中柬两国关系发展和突然来往频繁的背景稍做回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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