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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任秋回忆录-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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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戴笠的收买政策（4）
从这以后，岳对我采取了比较接近的态度。在我告诉他去重庆，请他以后多帮忙后，他给戴笠通了信，还提出要我过西安时介绍我和×××见见面。1956年审干中，才知道他给戴笠写信保我做师长。当时说请他多帮忙的话，不过只是作为对他的应付，可能他对我请他帮忙的理解就是从副师长到师长，但是1941年新五军的情况，已？？不是做不做师长的问题，而是还能在新五军存在不存在的问题。
一战区训练班结束，中央训练团十四期已？？开学了，我就到重庆报到。孙殿英交代我路过西安时见见胡宗南，并给胡宗南写了信。我到西安，拿孙的信去见的胡宗南。信的内容是一般的问候，也说到我去重庆是到中训团受训。见胡是在西安东厅门、胡的住处，也是他个人办公的地方，门外无卫兵，门内有警卫。通过传达先交的信，后见的面。这次见面除先替孙问候他外，说到要到中训团受训，因为先参加一战区集训，时间已？？耽误了，估计到重庆时将迟到一周左右，不知报到会不会发生问题？他说他的副司令陶峙岳也在中训团受训，你到后如有困难可找陶峙岳想法。胡宗南给他的副司令陶峙岳写了封信，要陶加以关照。陶也在中训团受训，当大队长。反正教育长之类的人，都是他们一伙，报到迟早，他们点头就行。从当时情况说，既是要去重庆，和各方面见见面，可能有助关系上的缓和。我在西安住的是西北饭店，第二天或第三天胡宗南请我去吃饭，可能发了请帖。这次吃饭除我以外还有三四位客人，有一位像似学校的教授。 我到西安还会见了岳烛远介绍的×××。当时意识到这个人可能是军统比较负责的人，但没能做进一步的了解。会见只是一般的谈话，未涉及具体的问题。和这个人见面时，还有个徐州人，也是黄埔学生，好似有意在我跟前亮相似的，从会客室门前面走过，他走过时向会客室里看了看我。这个人？？先跟我是熟的。我跟他只是点头招呼，没有讲话。
后来，我还会见了西安战干团团长？？雄风，他也是黄埔学生。从战干团的性质说，？？雄风大概是军统特务。在他请我吃饭时，有个徐州人，叫韩继汉的黄埔学生，显然是军统特务，突然也来吃饭，有意向我亮相。我和韩继汉在广东党内认识的，又是徐州同乡，人很熟，本来应该打招呼，邀他一同吃饭，因为他来得很突然，又在我和？？雄风一起的时候，一时转不过来没有招呼他。？？雄风和他点头招呼，我是1927年离开黄埔的，离这时已有十年，我就装成好像不认识韩似的，让他走过去。他在同一间房子里的另一桌上坐下，见我不予理睬，也没好过来。一间房子，三个人，又都认识，分在两下里，一时搞得我很被动。饭后也便各自走开。
过成都，会见周遂初，四川人，在军校时我们同队，他是队上右派的头头，和伯良、李厚如都比较亲近。当时在成都四川国民党省党部负重要责任。除请我吃一次饭外，这次会见没涉及其他问题。
那时西安到重庆交通还靠长途汽车，时间很难掌握。到了重庆，中训团早已开学，中训团受训共四个星期，我已？？迟到了两星期。从洛阳到西安，我已？？是在特务的包围圈里了。孙殿英要我到重庆，主要是让我去和戴笠见面。我去之前，孙打过电报给军统，我又带着孙殿英给戴笠的信。我也考虑到，到重庆后主要麻烦是戴笠那里，因此我报完到，就先把孙的信送给戴笠，并讲了不能不先去中训团报到的理由，所以迟了。并讲明，受训结束后再来拜望。实际上，你自己不讲，他们也知道。军统、中统在中训团也有专门做工作的人。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面对戴笠的收买政策（5）
我去中训团首先找陶峙岳，陶对胡宗南的信当然照办。中训团是一个集训军队团长以上、政府县长以上的干部训练机构。中训团长是蒋介石自己兼的，教育长是王叔铭。训练时间每期四个星期，我因为迟到了两个星期，只在中训团两个星期，因此开学时举行什么仪式，我没有参加，到后也没有打听。中训团的规模有两个大队，每大队三个中队，另外还有一个独立中队。大队和中队的队长、副队长统是由调训的干部担任，大队的队长、副队长由集团军和军的干部担任，中队的干部由军、师干部担任，独立中队的中队长是由兵监部的一位中将训练总监担任，大概姓徐，另有三个少将级的副中队长，其中一个是白崇禧的副官长，我在独立中队也是副中队长。他以后跟白崇禧讲了我去受训的事。白崇禧、李宗仁跟孙殿英的关系很久，为了孙的关系，在我从中训团毕业时，白崇禧在请客吃饭时也请我参加了。这个期间，遇到不少过去黄埔的同学，无非都是见面约吃饭。
我到中训团是被指名调训的，进去只要带军的介绍信即可，不要其他手续。中训团没有写自传这种办法，只填履历表，主要是现任职务和级别，也有出身，他们要填的出身是你从什么军事学校或行伍出身等，其他材料和表格的填写没有。
训练团的生活，每天早晨要集合一次，由中队向团的值日报告人数，就解散了，是否还有早操等活动，记不得了。上课的内容无非是一些官样文章的讲话，我记得上课的多半是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讲各部门有关情况的多，如孔祥熙去讲过财政情况。训练团的秘密活动，从国民党特务工作的分工设想，我是军队系统，应该是军统特务的活动对象。因为我一到重庆就先在军统特务头子戴笠那里挂了号，这就到了顶了，可能因此中训团的特务就没有人再向我啰嗦，比如搞调查、填表什么的。
中训团这一期结束的形式，是召开了一个大会，蒋介石亲自到场讲了话，内容已？？想不起来了。有一个印象是很深刻的，在蒋介石一到会场上台后，站在他背后的，大概是王叔铭就立刻指挥台下欢呼，有的把帽子扔到房顶，台下本来站的是队形，队伍也乱了套了，直到蒋背后的指挥示意停止时，才安静下来。结束时还每人送了一张蒋介石的相片；蒋介石请少将以上军官在嘉陵宾馆吃了一次饭，到场的有五六十人。吃饭的前后蒋并没讲什么话，大家先到坐好，等他到后就吃，吃完他先走，大家也就散了。
在中训团受训结束后，我按？？订计划前去跟戴笠见面。是戴笠约我的，地点在嘉陵？？边的另外一个地方。前面讲过，抗战开始，在上海我跟他见过面，他还送过我密码本和手枪。这次见面，先替孙殿英问候他，他也问候了孙殿英，孙殿英部队和前方情况很少谈，至于打朱怀冰这类的事情我不谈，他也根本不问，其实彼此心里都明白。只说了几句闲话以后，谈到孙部情况，戴便开门见山地提出：“新五军这个部队应该由你负责，中央没有问题，我完全负责。”意思是中央没问题，他可以代表中央负责。接着他又说：“你这次来要见见校长。”黄埔学生都称蒋介石为“校长”，以示都是嫡系。我当时对于他的这个话感觉很突然。我当时考虑，戴对我对孙同样是不能信任，对我则更不能信任，戴的用意是两个，一是对我收买，是想以新五军作诱饵，要我先上钩。我过洛阳时曾和岳烛远笼统说过请他帮忙的话，可能他理解为帮我做师长的忙，戴的话或者与此有关。而戴更比他高明，等于直接说：你应该当军长。他的意思很简单：从今以后，你听蒋介石的，听国民党的，我利用你把孙殿英的军长取消，“中央没有问题”、“中央我负责”，很干脆；这是戴进一步？？我下水的手段，要我见蒋介石，那是对我用了最大的引诱，争取我归顺，企图在蒋介石“召见”的情况下，用封官许愿的办法，促我下决心，这便解决了政治上一系列的问题。二是我当时还意识到，蒋介石的中央军一贯是以消灭杂牌队伍为目标的，他专搞互相兼并，大鱼吃小鱼这一套。他企图利用我在新五军的关系，从内部来搞垮孙殿英，解决对付孙殿英的问题。因为孙从南京政府成立以来，参加过多次反蒋活动，一直没有好好听命过，这次抗战重新再起，也不是事先得到蒋的同意，而是先自成武装，造成既成事实，南京政府才不得不同意的。对我进行收买，同时利用我来从内部瓦解孙殿英部，他们是想一举解决两个问题，是一箭双雕的险恶用心。当然对我也有考验、试探的意思，我接受以后就只有俯首听命，我不接受，便再作进一步的对待。从当时的情况出发，我们是不能这样做的。搞垮孙取而代之不是一件坏事，可是如果在国民党的指导下搞这件事，就是很大的错误了。国民党的用意无非是让我和孙增加矛盾，他们从中渔利；而且在孙的部队里也还没有取而代之的基础。我当时未置可否，既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拒绝，没有明确表态，只含糊应付了事。因为如果明确表示同意，必然下一步便是具体化的做法，同时便要政治上投降，俯首听命；我是不能这样做的，就是周恩来指示过“能打进去更好”，但这个事情，根据我当时的具体情况，是做不到的；我到孙部后的一系列事实，没有相反的实际行动表现，说空话是？？不了像戴笠这样的特务的，因此我就没有考虑这一点。表示不同意则于我不利，因为这样表示就会造成困难，甚至我在重庆就会发生意外，因此只有含糊应付过去，婉言说明在孙部我毫无基础，对孙部没有控制力量，这样含糊推卸了。谈话不长便结束了。这次见面，他又送我一本密电本，要求今后多多联系。意思是：以后常联系，你回去给我想法搞孙殿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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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蒋介石一语谈崩（1）
跟戴笠见面后，又去看过徐恩曾，他是庞炳勋和洛阳中统头头介绍去见的，回去以后还得向孙殿英有所交代。所以我到重庆跟戴笠见面后，还得拿着洛阳胡××的介绍信去见他。他已？？知道我和戴见过面，孙殿英的部队又属军统掌握，他也不便插手，所以他见我面，好像对一般客人一样，随便谈谈，没有什么内容。只是，看来特务都有个办法，像我在西安与特务见面一样，会客室门前走过一个人，在他走过时有意地停步看看我，同我点点头。我见到的是胡汉杰，苏北宿迁人，一个我在徐州读第十中学时的同学，当时私人关系很好。这人比我高两班，同过一年学，以后他也在武汉军校（或黄埔）读过书，1927年潮汕失败后，在上海还见到过一次，那时知道他是共产党，不过，我跟他没有组织关系，以后再没见到。这人就在这想不到的时刻，在我面前穿过。他们特务的会客室好似专门用来干这个的，我思想上又是毫无准备，只是勉强和他点点头招呼了下。没有进一步的表示，那个人就走过去了。
共产党叛变了的，敌人一般都派作特务。从西安特务头子处遇到黄埔三期的韩继汉（1926年我到广州把组织介绍信交了，代表组织上约我见面的就是此人），在徐恩曾处又遇到胡汉杰，他们采取的手法都一样，特务用这种手法是要让你知道：你过去的事我们都知道，借此要你好好就范，老老实实听他们的。你不老实，“你的情况我们都知道”。我当时没有正视这个问题，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从以后的发展看，这是有问题的。这件事和我回到洛阳后，在被捕之前朱秋白去看我，统是有联系的。朱秋白也是宿迁人，和胡汉杰同乡。
这次会见之后不久，戴笠就通知我去和蒋介石见面。从中训团受训的学员说，高级军官蒋一般也是要见一次面的。他替我准备了汽车，门上的警卫实际就是戴的特务，当然他都布置好了。我本来住在？？北孙殿英驻重庆的办事处，过？？上坡后汽车已？？等着我。见蒋介石还有套装束：服装整齐、挂上皮带、军阶、鞋擦得锃亮，戴上白手套。去时门上警卫似乎先知道，只通了姓名便被引进去了。蒋在一个会客厅里，我进去后一坐下，他便问华北情况怎么样。没料到第一句话就说崩了，把蒋介石搞·？了。新五军驻林县、黄河以北国民党已？？没有什么队伍，那时华北只有八路军在抗战，谈华北首先得谈八路军，这是客观存在。我的语言也只有在华北的习惯语言，所以一开始便说华北共产党、八路军？？？？一句话没容讲完，他就？？气冲冲，怪叫：“奸党、奸军”， 连叫了两三遍，我的话就说不下去了。我考虑我正没法说，说八路军好不行，说坏，我怎么说呀！他一发脾气，我沉默了一两分钟不说话，他看我不再说话了，就没有再往下问，拿起一支红蓝铅笔在一本便条上勉强晃了几晃，批了一个两千块钱的条子，送我路费，我便就此退出。蒋送师长级军官路费是有惯例的，分两千，三千，五千三种。这个见面就这么结束了。事情发展成这样，坏处是局面搞僵，好处是不致于再深陷在这个特务圈内。这件事发展下去，很清楚是让新五军跟共产党搞摩擦，或是他们搞孙殿英。这张条子是拿到办事处交给刘曾若派人去取的。我还提出把这钱交给办事处，用电报也报告了孙殿英，后来刘不愿收，我便作了回来的路费。
和蒋介石一语谈崩（2）
会见张厉生，是孙殿英有信要我去看的。这次和他见面是和刘曾若一同去的，是一般拜会的性质，代孙向他问候，没有涉及具体问题。孙殿英每月由刘曾若从办事处给他送一千块钱，这也算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常关系。在重庆还见到伯良和樊××，都只见到面，一般的谈谈。樊××是川北师管区司令，我们以前都是同队，他们也都是同队中比较反动的。
从中训团出来到与戴见面之后，各种力量我都接触了，大体情况已？？摸到：他们对我想采取收买的办法。？？因有几个：一、在洛阳岳烛远对我的侦察，没有搞清楚我的真实情况，他判断，我很可能跟共产党已？？没有关系，虽然我还倾向共产党。他们不是不考虑采取各种手段，比如让我脱离部队，或把我除掉，但只根据他们当时了解的情况，还下不了这个决心。二、同时，这也还牵涉到孙殿英的表态，孙不表态他们不好动手。三、他们对孙也不相信，想从内部把孙搞垮。他们想采取收买办法，把我收买过去以后，进一步利用我在孙的内部搞孙。说什么“新五军由你负责”，由我负责把孙殿英摆在什么地方？可是，我跟蒋介石见面的情况不好，我只讲了一句话他就·？了。他把八路军当奸党、奸军，我在谈话中，对八路军没有采取这个态度。看来，谈得很僵，要想恢复过关系来，非得我有具体表现不行。如果我没有反动表现，要搞好是不可能的。那时已？？形成这样的局面，我就算是把底摸透了。
我到重庆必须到红岩村向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同志汇报，因为我到孙部工作是周恩来同志指示的，工作关系又是他单线联系的，长时间无法汇报工作，这次到重庆便非去不可。我考虑我在重庆的活动，国民党必定有些侦查布置，一定搞盯梢来看你跟什么人来往，你去了哪里；我反复考虑去八路军办事处怎么个去法。我到重庆是1941年三四月间，住在孙殿英驻重庆的办事处里面，办事处在？？北靠近？？边不远的地方，是租用的一所民房。办事处长是刘曾若。我的行动对处长刘曾若是很难避开的，我去办事处也不可能完全不让他知道。好在刘过去对八路军态度还好，他跟徐冰“七七”事变以前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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