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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史事沉思录-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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谴印吧瘛钡谋ψ侠吕矗蛊湟膊还瞧胀ㄒ蝗说恼婷婷玻骸疤熳又穑翘斓鄞笊褚玻匀艘病！袢酥鼙纹涠吭眨渴谱鹱员我病！辉谑酥险弑卮κ酥隆辉谔煜轮险撸卮μ煜轮隆！保�12］一方面，指出帝王也是普通的人，另一方面，指出“势尊”的危害性，这是很深刻的批判。如果没有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封建等级制，让帝王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宝塔尖上“位居九五之尊”，某些帝王也不至于昏聩、腐朽到骇人听闻的程度。康熙末、雍正初的曾静，在所著《知新录》中，则抨击皇帝是豪强、光棍。他说：“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中英雄，甚者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也。若论正位，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朱做，明末皇帝该吕子做，今都被豪强占据去了。吾儒最会做皇帝，世路上英雄，他那晓得做甚皇帝！”［13］尽管今天在我们看来，曾静在皇帝该由谁做的问题上，所论未免迂阔。但是，在当时敢于以儒者的代言人自居，公然宣称应该由他们来当皇帝，痛斥以往的皇帝是“豪强占据”甚至是“老奸巨猾”的“光棍”，这同样是对君权神圣性的大胆否定与嘲弄，是难能可贵的。傅山则以赞赏的口吻，称道李白对皇帝的态度：“李太白对皇帝只为对常人，作官只为作秀才，才成得狂者。”［14］这也是对君权神圣性的一种否定。
当然，像黄宗羲、唐甄、曾静站在这样的高度，以这样激烈的语言批判君权，在清初毕竟是少数。“清承明制”。从阶级本质上说，清朝与明朝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地主阶级专政。在“三藩事件”平定后，清王朝把封建专制主义的国家机器愈拧愈紧。用赤裸裸的语言批判君权，很容易招来杀身甚至灭族之祸。即以上述黄、唐、曾三人而论，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写成后只在至爱亲朋中流传，并未刊刻问世，直到清末才由梁启超等人大量翻印、流传；唐甄晚年思想转于消沉，从壮年时批判的峰巅上退下阵来，把书名也由锋芒毕露的《衡书》改名为《潜书》了；曾静则被逮捕入狱，由雍正皇帝亲自过问他的案件，被迫自打耳光，写了《归仁说》，以求饶免死。因此，清初思想界中批判君权的多数人，不得不以曲折的形式，用史论的外衣把自己包裹起来，挥笔上阵。批判秦始皇的高潮兴起，正是深刻地表明了清初批判君权思潮的一个重要特点。
秦始皇作为中国第一个封建专制主义的皇帝，集功过于一身，毁誉参半。但在清初思想界，他是被作为君权种种罪恶的渊薮、象征性的代表人物而加以讨伐的。这在清初人的诗文中，简直俯拾皆是。李塨谓：“朝廷者，天下之首也。天下者，朝廷之腹背四肢也。世有腹背四肢疲病，而元首康安者乎？秦始皇以私智取天下，恐天下之叛也，遂削兵坏城，诛豪俊，坑儒生，为弱天下之谋，而不知其亡也忽焉。何者？腹背四肢病，而元首亦随之以亡也。呜呼，愚矣！”［15］顾炎武在《秦皇行》诗中谓：“秦肉六国啖神州，六国之士皆秦仇。剑一发，亡荆轲；筑再举，诛渐离。博浪沙中中副车，沧海神人无奈何。自言王者定不死，岂知天意亡秦却在此！陨石化，荆轲塔，位于河北县城郊，建于辽代。何镇邦先生摄。山鬼言，天意茫茫安可论。扶苏未出监上郡，始皇不死仇人刃。”［16］傅山则在诗中辛辣地嘲笑了秦始皇的贪得无厌，帝王们都是乾坤的盗者：“……大宝非盘杆，缄縢不可藏。汲汲厌王气，愚哉秦始皇。竖儿攫团黍，得者矜其长。既啖复顾，唯恐夺于旁。志态亦何鄙，腹饱气不扬。旷观（按：古今字）千古，乾坤真盗囊。稷契何盛际，揖让见虞唐。”［17］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断遭到后世的唾骂。清初思想界中批判焚书坑儒者更是大有人在。陈元孝《读秦纪》诗谓：“谤声易弭怨难除，秦法虽严亦甚疏。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18］袁枚录朱排山《咏始皇》诗云：“诗书何苦遭焚劫？刘项都非识字人！”［19］这与唐章碣的“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宋杨文今“儒坑未冷骊山火”，以及明末袁中郎“枉把六经灰火底，桥边犹有未烧书”都是一脉相承，尖锐地鞭笞了秦始皇。阎尔梅在《咸阳杂咏》中，尖锐地批判了秦始皇企图把家天下传至万世的迷梦：“孝公修政徙咸阳，踵事增华历武襄。鹑首邀天原不醉，豺声震地遂如狂。开轩狭小前宫阙，变法焚烧古帝王。若使一家能万世，至今犹至筑阿房（《尉缭子》谓始皇豺声）。”［20］归庄则在《万古愁》中抨击了秦始皇想长生不老，永远当皇帝，结果却二世而亡，留下千古笑柄：“咸阳气正豪，六雀巢俱扫。琅琊碑镌不了秦官号，绿云鬟状不了阿房俏，人鱼膏照不了山泉奥，童女郎采不了长生料。怎知一霎时有赤帝子当道，巨鹿北，干戈倒；函关上，旌旗耀；轵道旁，婴前导。试看那咸阳三月彻天红，枉惹得关东六主泉台笑。”［21］阎尔梅对秦始皇滥用民力，修建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骊山墓，更作了有力的批判。他在《游骊山题始皇陵》诗中写道：“千尺神皋大半崩，幽王陵逼始皇陵。金刀斩绝温泉气，铜椁锹残冷水冰。宝物岂能生朽骨，长眠何用设明灯？羡门穿透烽台路，可有佳人笑裂缯？”［22］后又写《再题始皇陵》一首，讽刺他既寻仙药又建茔，妄图死后继续在地下宫殿内穷奢极欲，实际上是自掘秦王朝的坟墓：“……既闻沧海遥寻药，何故骊山预起茔？蜂准吹寒汤石火，鱼膏扑灭水银城。西邻谷无多地，道是坑儒却自坑。”［23］（注：陵内用人鱼膏作灯，水银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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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节：“拟桃源”解（12）
秦始皇既然成了箭垛，企图杀死秦始皇的刺客，也就必然被描写成英雄。曾经行刺秦始皇的荆轲，在宋朝、明朝人的心目中，往往成为丑化、攻击的对象。宋元以来的某些话本小说中，多半把荆轲写成狰狞的恶鬼，明人小说《今古奇观》中的《羊角哀舍命全交》，更把荆轲描绘为阴曹地府里蛮不讲理、霸占住宅的恶棍，俨然是九泉下的大流氓。而在清初，不少人为荆轲翻案，歌颂他刺秦皇的行动。侯朝宗在《太子丹论》中愤愤不平地说：“天下有绳墨之论而挫英雄志士之气者，如以荆轲为盗是也……昔者燕太子丹遣荆轲入秦，刺始皇不中，秦人来伐……秦国竟以灭。宋儒曰：丹有罪焉，故书‘斩’。呜呼，丹之心事可以告之皇天后土而无憾矣，其死也将下见其始祖召公姡в诰旁匆苤任耐酢⑽渫踔啵嗥裼胁焉铡１疽庥钡校凰欤蛩酪丫鼍谝姿烷鹬找印Ｆ涫檎墩撸唐渌Χ皇芤病！辉蜷鹂晌页迹た晌⒆雍酰吭唬河山袢章壑鹂晌页家樱淙嗽蛴⑿鄱卸髡咭病籼拥ふ撸溆肴赵抡饪梢病！保�24］这里，侯朝宗不仅为荆轲翻案，同时为派遣荆轲刺秦皇的燕太子丹翻案，称颂他们是“忠臣”、“英雄”，可“与日月争光”，这个评价是够高的了。顾炎武则以同情、赞叹的笔调，分析荆轲未能刺死秦皇的原因，“荆卿‘生劫’一语，乃解嘲之辞，其实轲剑术疏耳。错处只在‘未至身’三字之间；盖匕首藏于图中，是极短小之物，持短兵而与人角逐于殿堂之上，其不胜必矣。所以反被人创，非秦王之用剑贤于轲，势使然也：人心一动，则神色必异。荆轲所以为神勇者，全在临事时，一毫不动，此孟贲辈所不及也”。［25］显然，在顾炎武的笔下，荆轲也还是英雄形象。在诗坛中，荆轲以及高渐离、张良成了讴歌的对象。张岱分别写了《荆轲匕》、《渐离筑》、《博浪椎》，每首诗前还写了荆轲、高渐离、张良的小传，介绍他们刺秦皇或谋刺秦王的事迹。诗谓：“刺韩相，聂轵里，刺王僚，吴专诸。不了事，荆段飞，鬼夜哭，樊於期。秦舞阳，若死灰。提药囊，有夏医。摘铜柱，中副车。易水祖道尽白衣，壮士一去不复归，怒发冲冠空涕洟。郑板桥行草（采自《明清名人书法
选》，天津古籍书店印）呜呼！怒发冲冠空涕洟。”“天雨粟，马生角。太子丹，日夜哭。轲断臂，离矐目。尔献图，余击筑。置锡铅，只一扑。眼中出火口生烟，肘后风雷来迅速。轲死为丹复为光，于期授首舞阳族。尔为死友极强秦，尔死不为人所促。”“黄石公，赤松子，报秦仇，立韩祀。先是沧海君，千金募壮士。博浪只一椎，大索出秦市。圯上书未传，神奇已若此。赖汝一击功，明年祖龙死。副即辒凉车，鲍鱼臭方始。行将作帝师，肯与荆聂刺。满腹储风雷，貌一好女子。是不是？问太史。”［26］顾炎武在《高渐离击筑》诗中既歌颂了高渐离，也赞美了荆轲：“神州移水德，故鼎去山东。断霓夫人剑，残烟郭隗宫。身留烈士后，迹混市儿中。改服心弥苦，知音耳自通。沉沦余技艺，慷慨本英雄。壮节悲迟晚，羁魂迫固穷。一吟辽海怨，再奏蓟丘风。不复荆卿和，哀哉六国空。”［27］颜元在易州望荆轲山，联想荆轲未能将秦始皇刺死，发出无穷的慨叹：“峰顶浮图挂晓晴，当年匕首入强嬴。燕图未染秦王血，山色于今尚不平！”［28］乾隆年间“扬州八怪”之一的大画家郑燮，在《易水》诗中也唱出了“子房既有椎，渐离亦有筑，荆卿利匕首，三人徒碌碌。……萧萧易水寒，悄悄燕丹哭”的挽歌。［29］
前辈史学家陈守实教授生前常说：“史论即政论。”这个见解是很精辟的。当然，史论与一般政论的表达方式不可能等同。但是，在古老的历史外衣掩藏下的史论，它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历史批判，往往也是对现实的批判。毫无疑问，清初思想界对秦始皇的批判，对荆轲等人的赞颂，都是批判君权的特殊形式，都应当纳入反君权的思潮；尽管各个人的思想水平不一，批判的程度有深有浅，但都不失为批判君权思潮的一个侧面，即使是吉光片羽，也都是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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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节：“拟桃源”解（13）
但是，清初的反君权思潮，并没有能够持续下去。大体上说，自雍正帝执政后，这股思潮便逐渐平息了。“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古代历史上的任何一种进步思潮，从来就不是能够持续上升、一泻千里的。就清初的反君权思潮而论，所以会在雍正年间转于沉寂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一方面，清初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很快便建立、巩固起来，比明王朝要坚固得多，文网的严密，很快便超过了明朝和其他朝代。明清易代，尽管有民族矛盾的色彩，但从阶级本质上说，不过是一统江山从朱姓手中转到爱新觉罗氏手中。君权的地位，依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清王朝钦定的御用思想是程朱理学，朱熹被钦定为大圣人加以供奉、膜拜。强大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机器，如参天大树，而具有民主色彩的反君权思潮毕竟是巨石压身的幼芽。从清初崇拜自然、特立独行、景仰无为的道家思想的逐步抬头，不难看出清初思想界“死的拖住活的”的痛苦，传统历史包袱的沉重。申凫盟在《毛颖君后传》中，对毛颖的“欷？#91；不自胜，遂发狂，常科头散发，不与士大夫相见”［30］加以赞叹；戴止庵“归里入鹿台山，不再入邑城，不与时官往来。……鹿台山者去祁邑六七十里，荒瘠而多虎，先生创筑小寨居之……或早上寨墙周望，望见有虎侵牛犊，即遥呼寨下人，某山凹虎侵牛犊，向某处行，寨下人群逐之夺犊归也”。［31］而傅山对戴止庵的“自号止庵”，几乎不染尘嚣的行为，也是赞不绝口；张盖“归筑土室自封，屏绝人迹，穴而进饮食。岁时一出拜母，虽妻子亦不相见。家人窃听之，时闻吟咏声，读五经声，叹息声，泣声。母卒，出室成服，已复入室，如是者八年。一日忽破壁出，携琴一囊，茗一壶，欲走无何有之乡，其子急迫之，至清源而返。……偶入郡，士大夫争为倒屣，相与弹棋蹴踘者竟日，次早折柬邀之，则已逸去，卧东桥土室中矣”。［32］对此，申涵盼在张盖小传后的赞语中，感慨系之地说：“迹盖所为，前后若两人，盖古独行之流欤。”常年埋首土室，凄苦如是，在清初思想界的一部分人中，却视为崇高之举。如著名思想家傅山、李颙，前者也曾居于土室，后者则别署曰“二曲土室病夫”；与李因笃、李颙一起被称为“关中三李”之一的李柏，“时往来山中，或雪后独上高峰看丹，熊罴虎豹，叫啸前后。性郁孤愤，与世龃龉不可合。亦好为大言，奇服诡行以耀于时。于河东买大牛，高八尺，头尾长一丈二尺，骑牛入城市中，儿童噪且随之。牛归卧场圃，柏便坐牛髀胁间，击缶被发，歌呼乌乌，名其牛曰‘牛蒲团’。……大旱，刍茭不继，牛亦饿死。尝驯一鹤曰松友者，柏出游归，鹤折其一足，柏生彘啖之，涕泗并下。鹤死，至操杖詈骂其老妻，任情放诞率如此。”［33］——凡此种种表明，在清初封建专制主义的壁垒前，思想界中不少人感到无路可走，苦闷到极点，用奇特怪诞的行为，把自己的形象扭曲了。从这一个侧面，我们也不难窥知清初反君权思潮衰竭的情况。
另一方面的原因，正是在于明末农民战争自身的局限性。波澜壮阔的明末农民运动，用革命暴力推翻了明王朝，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但是，农民是个自发的阶级；在当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一家一户的个体小生产构成的自然经济这一封建经济基础，并未也根本不可能受到农民军丝毫触动的历史条件下，农民革命尽管打击了“四权”，但只是动摇了这四根绳索，并不能斩断它，这是明末农民英雄们的悲剧所在，也是所有旧式农民革命的悲剧所在。［34］批判的武器并不等于武器的批判。李自成、张献忠率领农民军经过长期浴血奋战，推翻了崇祯皇帝，但是，他们并不反对皇帝制度。以李自成而论，他在西安时名曰称王，实际上，种种事实表明，他已经当了皇帝，我在《李自成登极辨》［35］中已有所论列，此处不枝蔓。李自成在北京金銮殿坐上皇帝宝座时的礼仪，与朱元璋登极时的礼仪，几乎没有多大差别（详情请参见《论“四权”与明末农民战争的关系》）。明末农民军没有也绝不可能在思想领域对皇帝制度进行批判，植根于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小生产者的家长思想，本来就是通向全国最大的家长——皇帝的桥梁。因此，就意识形态而论，明末农民军并没有给清初思想界的反君权留下足够的思想遗产。当然，更重要的是，明末农民军并没有也不可能摧毁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及主要制度，他们为清初思想界创造的历史舞台是比较狭小的，因而清初思想家演出的反君权的活剧，就不能不较早地收场。可是如果没有明末农民军以移山倒海之势把明王朝打得落花流水，使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秩序中的种种顽症暴露无遗，使地主阶级思想家们痛感“天崩地坼”，迫使他们从传统思想的某些樊篱中跳出来，就不会出现清初反君权的进步思潮。这正是明末农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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