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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史事沉思录-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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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趁乱而起，在江南胡作非为，“小者呼鸡逐犬，大则借交报仇，自四乡以至肘腋间皆是也”。［10］
二
明代流氓的活动，五花八门，概言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打：动辄无端拳脚相加，甚至使出闷棍，是流氓的家常便饭。如杭州的流氓，一遇到人命案件，就视为奇货，或冒充死者亲属，或强作伪证，横索事主酒食财物，“稍不厌足，公行殴辱，善良被其破家者，俱可指数”。［11］又如明末苏州有个叫陆孙九的人，其妻有文化，字也写得很好，有次偶尔写了一张招租房子的租票，贴在墙上，想不到被几个流氓看见，立即撕下，满嘴下流话。陆孙九愤而找这伙人算账，竟被这些流氓“登门毁器，排闼肆殴。其妻愤甚，遂自缢死”。［12］至于前述“打行”，更是赤裸裸地突出一个打字的流氓组织。
抢：在明代的江南，有“假人命，真抢掳”之谣。这是因为，一些流氓“平时见有尪羸老病之人”，藏之密室，然后找巨家富室，为了寻衅挑起争端，将藏于密室者杀死，却反诬是富家所为，打着索要人命、讨还血债的幌子，纠集其党“乌合游手无籍数百人，先至其家，打抢一空，然后鸣之公庭，善良受毒，已非一朝矣”。［13］嘉靖中叶，北京城中的流氓，甚至趁俺答入寇、京师危急之际，妄图大肆抢劫。史载：“时京城诸恶少凶徒，往往群聚，言内外文武大臣家积金银数百万，虏即近城，我等放火抢诸大臣家。”［14］
讹：讹诈、耍无赖也。这是小股的、单个活动的流氓经常采用的伎俩。明人小说《西湖二集》卷20《巧妓佐夫成名》，描写南宋故事，实际上反映的是明朝的现实，其中述及杭州的流氓：“还有那飞天光棍，装成圈套，坑陷人命，无恶不作，积攒金银。”“飞天光棍”这四个字，便使人不难想见他们所干的勾当。再举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有个流氓年终时，无钱过年，其妻急得团团转，问他怎么办，流氓说，我自有办法。刚好看到一位篦头师傅从门前过，便喊他进门理发，硬要这位师傅剃去眉毛，师傅照办，才剃去一边，流氓便大吵大嚷：“从来篦头有损人眉毛者乎？”这位师傅害怕见官，只好“以三百钱赔情”，流氓便用这笔钱筹办年货。其妻见他眉毛去一留一，觉得不顺眼，说：“我看你不如把眉毛都剃了，还好看些。”流氓置之一笑，说：“你没算计了，这一边眉毛，留过元宵节！”［15］更有甚者，有的流氓与其妻串通做成圈套，勾引别人上当，大肆讹诈，名曰“扎火囤”，又名“仙人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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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明代流氓及流氓意识（2）
骗：招摇撞骗、拐卖人口，是流氓的惯用手法。晚明有个流氓，自吹是包拯的后代，活了一百几十岁，“曾见阎王，放还”，谈话时，开口闭口说“我吃了王守仁狗骨头的亏，可憾，可憾”，［16］完全是活见鬼。还有人跑到一位名陈嗣初的太史家，自称是宋朝诗人林和靖的十世孙，这位太史请他读林和靖的传记，读至“终身不娶，无子”，此人顿时语塞。太史大笑，口占一绝以赠云：“和靖先生不娶妻，如何后代有孙儿。想君别是闲花草，未必孤山梅树枝。”［17］这真是绝妙的讽刺。据明朝人豫章醉月子选辑的《雅俗同观》记述：有卖驱蚊符者，一人买归贴之，而蚊毫不减，往咎卖者，卖者云：“定是贴不得法。”问贴于何处，曰：“须贴帐子里。”这真是个辛辣的笑话。而卖驱蚊符，这不过是小骗术而已。明末松江有位姓张的乡绅，平素好侠，有个流氓便投其所好，某日找上门去，腰间佩剑，一副侠客模样，手里提着“一囊，血淋淋下滴”，煞有介事地对这位姓张的说：“你的大仇我已经报了，囊中就是他的头。”张某欣喜若狂，当场借给他十万缗。可是，此人走后，张某解囊一看，囊中不过是一个猪头而已，此人也就再无踪影。无怪乎时人沈凤峰闻而叹曰：“自《易水》之歌止，而海内无侠士千年矣，即有亦鸡鸣狗盗之徒！”［18］应当看到，这种披着侠的外衣的骗子，是很容易迷惑人的。前述的淮阳丐帮，骗拐幼女，罪恶累累。这伙人“善骗术，果饼内置药，幼儿女食之，哑不能言，即抱入舟，浮舟他去，人不得其踪迹。幼女长大，美者淫之，卖弃得高价。其丑者或瞎其目，或断其手脚指，教以求丐话行乞焉。乞所得不如数，痛责甚惨”。［19］如此丧尽天良的行径，令人发指。
更需指出的是，流氓染指经济领域，以及流氓意识对商品流通的侵蚀，导致种种欺骗、坑害顾客的行径迭相发生。如：用假银。正德时余姚人孙乙，“以假银去宁波买牛一头”，牛主拿了银子去纳官钱，被官府追究伪造银两之罪，“悔恨无及，因自缢死”。［20］又如：卖假药。明代杰出的讽刺作家陈铎，在《折桂令？生药铺》中写道：“助医人门面开张，杂类铺排，上品收藏。高价空青，值钱片脑，罕见牛黄。等盘上不依斤两，纸包中那管炎凉。病至危亡，加倍还偿。以假充真，有药无方。”［21］还有人曾作讽刺膏药诗谓：“还有一等好膏药，名唤金丝万应膏，其实有功劳：好处贴肿了，肿处贴不消，三日不揭起，烂做一团糟。”［22］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漫天要价，不着边际，也是典型的欺诈行为。在苏州，早在嘉靖时期，方志即记载：“市井多机巧……始与交易，必先出其最廉者，久扣之，然后得其真，最下者视最《金瓶梅》插图，流氓刘二在酒楼撒泼状。上者为价相什百，而外饰殊不可辨。”［23］再如：卖假酒、搀水。明末江西竟有人声称挖出很多陶渊明当年埋下的酒，“香美不可言”。［24］有的奸商，则往酒中搀水。明末有人曾作《行香子》一首，辛辣地嘲笑松江出的这种淡酒：“这一壶约重三斤。君还不信，把秤来秤，倒有一斤泥，一斤水，一斤瓶。”［25］光禄寺在招待外宾时，也公然“酒多搀水，而淡薄无味……非惟结怨于外邦，其实有玷于中国”。［26］在南方的名城杭州，“其俗喜作伪，以邀利目前，不顾身后”。早在宋代便风行种种捣鬼术，“如酒搀灰，鸡塞沙，鹅羊吹气，鱼肉贯水，织作刷油粉”，在明代，更是歪风愈炽，专以欺骗顾客为能事，以致当时民谚有谓：“杭州风，一把葱，花簇簇，里头空！”［27］
《金瓶梅》插图，刘二醉打王六儿。还应当指出，流氓意识渗透到文化领域的恶果，使一些人醉心于弄虚作假，只知道在钱眼里翻跟斗。伪造文物、古董，十分突出。时人记载：“近日山东、陕西、河南、金陵等处伪造鼎彝、壶觚、尊瓶之类，式皆古法，分寸不遗，而花纹款式悉从古器上翻模，亦不甚差。”［28］明末的江南著名文人李日华更指出：“自士大夫搜古以供嗜好，纨袴子弟翕然成风，不吝金帛悬购，而猾贾市丁，任意穿凿，凿空凌虚，几于说梦。昔人所谓李斯狗枷、相如犊鼻，直可笑也。”［29］明中叶后，江南地区竟出现了专门伪造历史、胡编家谱的“作家”。有个叫袁铉的人，“绩学多藏书”，但却是个穷光蛋。为了发财，他在苏州专门给人编族谱，“研究汉唐宋元以来显者，为其所自出。凡富者家有一谱，其先莫不由侯王将相而来，历代封谥诰敕、名人序文具在。初见之甚信，徐考之，乃多铉赝作者”。［30］这样捏造历史，实在是弓虽。女干历史，在史料里埋下无数钉子。明末，江南还出现了以招摇撞骗为啖饭之道的“神童”。当时，专门有人教儿童写大字，背几首诗，其他皆茫然不知，然后到处打着神童的旗号，所谓写字作诗，出入官府，官儿们夸上几句，就成了逢人便炫耀的资本，身价也就高了起来，以至“累月而至千金”。无怪乎明末思想家黄宗羲把这些神童列为晚明社会病态的七怪之一，痛斥上述教育法是“以教胡孙禽虫之法，教其童子，使之作伪，将奚事而不伪”。［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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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明代流氓及流氓意识（3）
三
上述流氓的横行，流氓意识的侵蚀，对社会的危害，是不容低估的。但是，对明朝社会危害更严重的，是明朝政治的流氓化。
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曾谓：“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32］其实，从更准确的意义上说，朱元璋是圣贤、豪杰、流氓之性兼而有之。朱元璋早在坐上大明帝国第一把交椅之前，就以曾拿儒生的帽子撒尿，登上大宝后即屠戮“功狗”，以颇有些流氓气的汉高祖刘邦为效法的楷模。［33］但仅就流氓气而论，朱元璋比起刘邦来，实在是更胜一筹。
不讲信义，翻脸不认账，心狠手辣，是所有流氓——特别是政治流氓的本性。屠杀、迫害当年打江山时与自己生死与共、赴汤蹈火的功臣宿将，是这种流氓本性的大暴露。刘邦杀功臣，主要杀了韩信、彭越，而朱元璋则先后制造胡惟庸、蓝玉大狱，胡狱族诛至3万余人，蓝狱诛至15000余人，功臣几乎一网打尽。这种史无前例的滥杀屠戮的行径，正如赵翼所指出的那样，“……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34］当年以曾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而名重一时的老谋士朱升，早在朱元璋称帝后的次年三月，“即老归山”，要求重返林泉时，左丞相、韩国公李善长特地致书挽留，说什么“先生文学德誉，圣君所知，实儒流之老成，国家之重望……岂宜高蹈丘园，独善而已哉”，［35］而这位力劝朱升不要退隐的李老元勋，自己的下场又如何呢？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将李善长扯到胡惟庸案中，假托星变，需杀大臣应灾，杀了他（当时已是77岁的老人！）和妻女弟侄家口70余人。事后，著名才子解缙上书为李善长辩诬，［36］驳得朱元璋无话可说，但被冤杀的善长一家，早已是“血污游魂归不得”了！
解缙像给知识分子挂黑牌，更是朱元璋的一大发明。事情的原委是：元顺帝有一头大象，宴群臣时，能拜舞，堪称善解人意。元亡后，朱元璋将此象运到南京，“设宴使象舞，象伏不起，杀之”。看起来，似乎是大象甘愿给元朝殉葬，斯亦奇矣。朱元璋想起元朝旧臣、投降明朝后任翰林侍讲学士的老知识分子危素，遂下令“作二木牌，一书‘危不如象’一书‘素不如象’，挂于危素左右肩”。［37］这种污辱人格、令斯文扫地的丑恶行为，难道不是十足的流氓行径吗？
上行下效。朱元璋的某些子孙——也就是藩王，也是一副流氓、无赖的嘴脸。早在洪武初年，封在山西不久的晋王朱，即威逼民间子女入宫，不中意者打死，烧成灰，送出宫外；对宫女滥施酷刑，有的被割掉舌头，有的被五花大绑，埋于雪中，活活冻死；将七至十岁的幼男阉割150多名，伤痕尚未痊愈，就令人运到府内，致使多名幼童死亡。崇祯末年，南昌宁藩的恶少，更“辄结凶党数十人，各为群，白昼捉人子弟于市，或剥取人衣，或相牵讦讼破人产，行人不敢过其门巷，百姓相命曰鏖神”。显然，这些人已完全堕落成有组织、有计划为非作歹的流氓团伙。
明代政治流氓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动辄在堂堂金銮殿里以棍子殴打大臣，这就是所谓“廷杖”。诚然，廷杖前朝也曾出现，但明朝却把这种污辱大臣人格的酷刑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从朱元璋到朱由检，被打得屁股血肉横飞（有的人当场毙命）的大臣们的凄厉呼号声不绝于耳，从正德时起，更规定大臣被廷杖时必须脱去衣服，有些大臣因此调治几个月还起不了床，有的落下终身残疾。就此而论，明朝可谓以廷杖始，也以廷杖终。
明代政治流氓化，导致了严重后果。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即为流氓政治化。如臭名昭著的宦官魏忠贤，年轻时本来就是肃宁县吃喝嫖赌样样来、成天与一帮无赖鬼混的流氓，后来赌输了大钱，还不起，走投无路，才自行阉割，进宫当了太监。但正是这样的流氓无赖，却在天启年间掌握了国家大权，专权乱政，称九千九百岁，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加速了明王朝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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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明代流氓及流氓意识（4）
1989年3月18日于京西
（《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3期）注释：
［1］顾起元：《客座赘语》卷4。
［2］谢肇淛：《五杂俎》卷3。
［3］［16］［19］李乐：《见闻杂记》卷10。
［4］谢肇淛：《五杂俎》卷5。
［5］郑钦：《伯仲谏台疏草》卷下。
［6］陈善等修：《杭州府志》卷19，“风俗”。
［7］范濂：《云间据目抄》卷2。
［8］范守己：《曲洧新闻》卷3。
［9］佚名：《民抄董宦事实》。
［10］沈蔡：《紫堤村志》。
［11］陈善等修：《杭州府志》卷19，“风俗”。
［12］《启祯记闻录》卷1。
［13］许自昌：《樗斋漫录》卷12。
［14］郑晓：《今言》卷4。
［15］江进之：《雪涛小书》，第113页，国学珍本文库第一集。
［17］焦竑：《玉堂丛话》卷8。
［18］吴履云：《五茸志逸》卷7。
［20］田艺蘅：《留青日札》卷9。
［21］路工：《访书见闻录》，第321页。
［22］石成基：《传家宝》三集，卷8。
［23］嘉靖《姑苏志》卷13。
［24］李日华：《紫桃轩杂缀》卷3。
［25］吴履云：《五茸志逸》卷1。
［26］《明经世文编》卷62。
［27］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25。
［28］《大雅堂订正博识》卷6。
［29］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5。
［30］刘昌：《悬笥琐探》。
［31］黄宗羲：《南雷文集》卷10。
［32］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6。
［33］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2。
［34］赵翼：《廿二史札记》，“胡蓝之狱”。
［35］朱升：《朱枫林集》卷10。
［36］《解学士全集》卷首，《年谱》。
［37］黄溥：《闲中今古录摘抄》。说酒与明朝社会
一、酒与皇帝
在明朝皇帝中，不饮酒的，一个也没有。因此，宫廷酿造或采买以及各地上贡的名酒，构成五花十色的“系列”酒——御酒。有专门的机构叫“御酒房”，由宦官管理，设提督太监一员，佥书数员。“专造竹叶青等各种酒，并糟瓜茄，惟干豆豉最佳，外廷不易得也。”［1］
宫中自酿的美酒，如“满殿香”、“内法酒”，据万历时品尝过的顾起元（1565—1628）说，“色味冠绝”。［2］但看来这也是见仁见智，明清之际的宋起凤则认为：“旧日禁中内造，杂薏苡为酿，色白，味冽。多饮败脑，苦曲糵胜也。”［3］内法酒有个总的名称，叫长春，分甜、苦两种。具体的酒名，除前述竹叶青、满殿香外，还有金茎露、太禧白等。太禧白色如烧酒，彻底澄莹，浓厚而不腻，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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