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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史事沉思录-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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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咛宓木泼笆鲋褚肚唷⒙钕阃猓褂薪鹁ヂ丁⑻椎取Ｌ咨缟站疲沟壮斡ǎê穸荒澹皇游贰＝鹁ヂ叮⒆诔跄瓴庞信浞剑宥毁级荒澹逗穸簧巳耍腥擞安诺录姹钢印薄＃�4］崇祯皇帝很喜欢饮金茎露、太禧白，将之命名为长春露、长春白，宫中也就不再称金茎、太禧了。有首宫词说：
法酒清醇酿得工，尊罍亦自畅皇风。
太禧白与金茎露，不若长春是混同。［5］
平心而论，帝王居九五之尊，富有四海，能够运用至高无上的权力，搜集佳酿配方，调来最优秀的技师，总的来说，大内之酒，自是小民所酿不能望其项背；惟其如此，宫中制酒的配方，偶尔传至民间，莫不视为珍宝。高濂藏有“内府秘传曲方”，现转录如下：
白面一百斤，黄米四斗，绿豆三斗。先将豆磨去壳，将壳簸出，水浸，放置一处听用。次将黄米磨末入面，并豆末和作一处。将收起豆壳浸水，倾入米曲豆末内，和起，如干，再加浸豆壳水，以可捻成块为准，踏作方曲，以实为佳，以粗桌晒六十日，三伏内做，方好造酒。每石入曲七斤，不可多放。其酒清冽。［6］
我想，今日酒家有兴趣者，不妨一试。
皇帝毕竟是皇帝，其举手投足，往往影响整个国家、社会。以饮酒而论，如普通百姓，即使发起酒疯来，多半是在家门中闹些小风波而已。而皇帝嗜酒，则有可能败坏国家大事。因此，大臣往往向皇帝进谏，劝其节酒。如李贤（1408—1466）在给代宗朱祁钰（1428—1457）的《上中兴正本疏》中，即提出：“夫宴乐乃害心之鸩毒，酒色实伐性之斧斤。伏望陛下以前代圣贤之君为法，绝去嗜欲之私，养其清明之德，以斯民未被其泽为忧，以天下未得其宁为念。”［7］而对于大臣，皇帝更不会允许他们溺于酒海，严重的，将被枷号示众，甚至革职。对于此事，有明一代皇帝中，以宣宗朱瞻基（1397—1435）抓得最紧。他鉴于“郎官御史以酣酒相继败”，专门撰写了《酒谕》。这是明代酒史中很有价值的文献，引了《周礼》、《书经》及古圣贤的明训，说明酗酒的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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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酒与皇帝（1）
天生谷麦黍稷所以养人，人以曲糵投之为酒，《周官》有酒正，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齐之名、三酒之物，以供国用。《书》秬鬯二卣曰明禋，《诗》既载“清酤赉我，思成以享”，祀神明也。“厥父母庆，洗腆致用酒”，以事亲也。“岂乐饮酒”，以燕臣下也。“酒醴维幔靡源蠖贰保磅Ь朴醒埽侄褂屑保喔感旨芭笥压示梢玻杂弥笳撸脐驴煞虾酰慷笫赖⑹扔诰疲笳咄龉ド恚≌甙艿路鲜拢破淇捎泻酰孔源笥硎枰堑医涓示疲商乐恋垡邑韪页缫耐酢⑽渫踅涑枷略弧拔抟途啤保弧暗陆拮怼保弧案罩朴诰啤保鬃友浴安晃评А保掷裼幸幌装侔荩辉蚓脐挛豢捎性眨糠蚍蔷莆抟猿衫瘢蔷莆抟院匣叮┙魇ト酥涠裰恃桑跗淇梢病＃�8］
显然，这篇历史文献中所引孔子的名言“不为酒困”等明训，以及宣宗说的“耽嗜于酒，大者亡国丧身，小者败德废事”，即使在今天，仍然不失为是长鸣的警钟。诚然，今天的世界比古代复杂得多，因嗜酒亡国，不可能再发生。但是，澳大利亚的土人，有钱即买酒，有酒则必痛饮而至于酩酊大醉，从早到晚，几乎全泡在酒中，人们正担心这些土人，将因嗜酒而导致绝灭种族。这与我国殷人嗜酒而亡国，如出一辙。谁能料到，“殷鉴不远”，却在澳洲当今之世？
当然，反对“耽嗜于酒”，绝对不等于禁酒。对于臣下的适当饮酒，皇帝不但不反对，有时还十分关心。如生性宽厚平和的孝宗朱祐樘（1468—1505）曾经问一内侍：“今衙门官，每日早起朝参，日间坐衙，其同年同僚与故乡亲旧亦须燕会，那得功夫饮酒？”内侍回答：“常是夜间饮酒。”孝宗听后忙说：“各衙门差使缺人。若是夜间饮酒，骑马醉归，那讨灯烛？今后各官饮酒回家，逐铺皆要笼灯传送。”［9］从此，形成定制，北京、南京都一样，虽风雪寒冷之夜，“半夜叫灯，未尝缺乏”。应当说，像孝宗这样关心体贴臣下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事实上，皇帝用于赏赐的酒，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在明朝典礼中，每宴必传旨：“满斟酒。”又云：“官人们饮干。”李东阳（1447—1516）有诗谓：“坐拥日华看渐近，酒传天语饮教干。”此外，还有一种在元杂剧、《水浒》、《金瓶梅》中出现过，在今人看来似乎名称怪异的“头脑酒”。史载：“故事，自冬至后至春日，殿前将军甲士赐酒肉，名曰头脑酒。”［10］喝这种酒，目的在于御寒。在明朝史料中，有关“头脑酒”的记载，寥寥无几，基本上没有超出天启年间朱国祯所记录的范围：
凡冬月客到，以肉及杂味置大碗中，注热酒递客，名曰头脑酒，盖以避寒风也。考旧制，自冬至后至立春，殿前将军甲士皆赐头脑酒，祖宗之体恤人情如此……景泰初年，以大官不充，罢之。而百官及民间用之不改。
瑞州敖宗伯铣与吴宗伯山姻，家相近。敖豪饮大嚼，吴方初度，具冠服过，觞之。及门已苦饥矣，吴戏出句，欲敖对就，方具酒。句云：“暖日宜看胸背花。”敖应声曰：“寒朝最爱头脑酒。”一笑，共饮，极欢。［11］
从朱国祯的记载可以看出，在明朝，从官府到民间，“头脑酒”是相当风行的。而在江南，“吴人谓之遮头酒”。［12］遮者，挡也；严冬季节，寒风刺骨，易使人伤风头痛，北方尤甚，饮“头脑酒”，则可以挡风驱寒，以免头痛。今天的山西太原，仍然还有“头脑酒”，50年代初期，山西有位郭本堂先生，写信给上海研究《水浒》的何心先生，告诉他，在太原，每明代金制酒具，故宫博物院藏。逢冬令，各饭馆都有“头脑酒”出售，“把羊肉数块和藕根等放在大碗里，用黄酒掺入。吃的时候，配以类似面包的熟食品，当地叫做‘帽盒子’……‘头脑酒’是用羊肉、生姜、煨面、曲块、莲叶、长山药、酒糟、腌韭八种原料配合而成，所以另有一个名字，叫做‘八宝汤’”。［13］察今知古，也许明朝的“头脑酒”，大体上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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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酒与皇帝（2）
皇帝所赐酒，通称为“皇封之酒”。［14］以赏赐给宗室藩王的酒为例，永乐初，周定王诞辰，即赏酒百瓶，立春，又赏酒千瓶。［15］而对藩王到所封之地就任（史称“之国”）的赏赐，如谷王朱橞去长沙，赐酒20瓶。藩王来京朝贺，也赏赐美酒。如永乐二年（1404），赐给周王朱酒千瓶。永乐九年（1411），赐给谷王朱橞酒500瓶，［16］等等。
明朝有的皇帝，如太祖朱元璋，武宗朱厚照（1491—1521），喜欢微服出访，逛逛酒店，有时也就给幸运者带来机会。有一次，翰林学士刘三吾（1313—？）陪太祖微行，在一家村店小饮，惜无下酒之菜。朱元璋一时兴发，念出一副对联的上联：“小村店三杯五酌，无有东西。”小酒店的主人有捷才，马上对出下联：“大明国一统万方，不分南北。”朱元璋十分高兴，第二天早朝时，派人将这位小店主找来，让他做官，但“店主辞不受”，［17］视乌纱如弃帚，真是难得。而有个叫任福的人，在上元节登楼买酒，巧遇微服出游、在外间独酌的朱元璋。他赶忙下跪，朱元璋却连连摇手，叫他不要声张。朱元璋问他的姓名，任福告知，是国子监生，四川重庆府巴县人。朱元璋便叫他对对联，并出上联道：“千里为重，重水重山重庆府。”任福很快对出下联：“一人为大，大邦大国大明君。”此公真乃拍马能手，而且立竿见影：第二天，朱元璋便授给他浙江布政使。［18］
也还有另一种情形：当“潜龙在渊”，皇帝倒霉，想喝酒而不可得时，谁有胆量给他弄来酒，日后他一旦再“龙飞九五”，当然是不会忘记的。英宗朱祁镇（1427—1464）被瓦剌放还，软禁在深宫时，待遇不佳。某日，他想喝些酒，吃顿好饭，光禄寺的官们不给。但该寺的一位小吏，浚县人张泽，却认为，英宗并非历史上晋怀帝、晋愍帝及宋徽、钦二帝那一类昏君，如果他将来重新登位，光禄寺肯定吃不了兜着走。于是，他便偷偷地弄来酒食，献给英宗。后来英宗复辟成功，“光禄寺官皆得罪，即日拜泽为光禄卿”。［19］“风物长宜放眼量。”区区小吏张泽，不失为是个有历史感的人。
二、酒与宦官
一方面，如前所述，御酒房是由宦官负责管理的。而皇帝每日饮酒的具体事宜，自然也是由宦官司其事。刘若愚载谓：“御茶房秩视御药房，分两班，牌子四员，常行近侍三四十员，职司茶酒瓜果。”［20］另一方面，宦官无人不饮酒，其中有的人，更是名副其实的酒鬼。如臭名昭著的魏忠贤（1568—1627），“性贪饕，善饮啖，尤好噉犬肉”。［21］另一个著名宦官徐应元，经历与魏忠贤很相似，“不识字，幼无行，宿娼饮博”。［22］宦官与宫人等所需酒食，由宦官管理的专门机构“酒醋面局”职掌其事，设掌印太监一员，管理佥书约十余员，经管酒面诸物，“与御酒房不相统辖”。［23］宦官中的很多人，性甚贪鄙，贪污、盗窃，司空见惯。时人曾揭发：“酒醋面局，近以本衙门互相攻发，贪迹显著。”［24］
在宦官的经济活动中，涉及酒的，其勒索、受贿、贸易，都是值得注意的。
明朝派往各地负责镇守或采办的宦官，大部分都很贪酷。正德十六年（1521），何孟春（1474—1536）在《除革内官疏》中，曾抨击宦官在云南的种种科敛扰民状，仅昆明县，即“取酒米并捕猎及看草场并数珠等户丁共二百七十九丁”。［25］崇祯时河北真定巡按李模，疏劾分守太监陈镇，到处伸手，“即藁城一县，勒送银壶二把，金盘盏四副”。［26］至于受贿，则不胜枚举。有这样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故事：两个大臣侍讲筵，皇帝请教了他俩很长时间后，说：“先生们甚劳”，命赐酒。太监拿出两只金酒杯，很大，杯中刻有“门下晚生某进”的字样。此某不是别人，正是这两个大臣，在拍大宦官马屁时特意铸造的，而这个宦官垮台后，家产被抄一空，统统归入皇家内库中了。这两个人模狗样的讲筵官，在此时此地见到自己的罪证，既惭愧，又害怕，赶忙叩头告辞。［27］而在大宦官刘瑾（1451—1510）的抄家物资中，即有“金银汤（按：应系酒之误）盅五百”。［28］虽然比起他被没收的“金二十四万锭，碎金五万七千八百两”［29］等令人惊诧的巨额贪污、受贿的财富来说，只能说是小意思。但对平民百姓来说，即使是做梦，也不敢奢望拥有如此多的金银酒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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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酒与皇帝（3）
明朝大约从成化年间起，宦官开始经商，正德时全面开铺。大体上包括经管官店、监管皇店、贩卖私盐和其他物品、私开店房等。太监于经“首开皇店于九门、关外、张家湾、宣大等处，税商榷利”，［30］“科取扰害，人皆怨咨”。［31］宦官经营的官店，最著名的有宝和、和远、顺宁、福德、福吉、宝延等（按：均在今王府井大街一带），每年所贩来的烧酒，即约有四万篓之多，大曲约50万块，中曲约30万块，面曲约60万块，京城自造细曲约80万块，四直大曲约10万块。［32］显然，他们经营的酒、曲数量，是相当可观的。
在明朝后期激烈的政治斗争中，酒也成了特殊的工具。穆宗朱载垕（1536—1572）死后，大学士高拱（1521—1578）在内阁中大哭道：“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大宦官——集司礼监掌印、督特务机关东厂内外大权于一身的冯保闻讯后，立即在后妃前进谮。高拱被罢官后，冯保仍不罢休，必欲置高拱于死地，以彻底铲除这个政治上的老对手。他与张居正勾结起来，设下一个可怕的政治陷阱：收买被东厂关押的囚犯王大臣，在他的袖子里放了一把刀，让他诬告高拱对朝廷不满，派他行刺皇帝。这是弥天大罪，如果一旦狱成，高拱将被千刀万剐，并株连九族。但是，当锦衣都督朱希孝等对王大臣正式审讯、严刑逼供时，王大臣走投无路，大声呼叫：“许我富贵，怎么又拷打我？我在什么地方认识高阁老！”朱希孝一听，觉得此案实在是关系重大，牵涉冯保的阴谋诡计，哪里还敢再审？杨博、葛守礼等大臣，都保高拱，力辟其冤，张居正迫于众议，也不得不装模作样地批评冯保几句。冯保见阴谋败露，便杀人灭口，“乃以生漆酒瘖大臣，移送法司坐斩”。［33］生漆酒，不知是否即将生漆置于酒中制成？这是一种特制酒，看来除了用于害人外，不会有其他用处。
晚明宦官专权，特务横行，冤狱林立。人们如果稍有不满，议论一下国事，发一点牢骚，往往便会大祸临头，甚至惨遭杀害。魏忠贤把持朝政时，“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僇，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34］“而士大夫无一夕敢舒眉欢宴，坐谈间无一语敢稍及时事”。［35］在这种鸦雀无声、全国笼罩着一片恐怖的气氛中，如果喝酒的人不小心，发牢骚、骂娘，便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这是生活在政治局面正常状态下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史载：“有四人夜饮密室，一人酒酣，谩骂魏忠贤，其三人噤不敢出声。骂未讫，番子（按：东厂及锦衣卫派出的特务）摄四人至忠贤所”，您猜结果怎样？“即磔骂者”，骂魏忠贤的人被剥皮、碎割，其余三人吓得魂飞魄散！［36］还值得一提的是，东厂特务的酷刑，就叫“干醡酒，亦曰搬罾儿，痛楚十倍官刑”。［37］呜呼，酒也，“万恶假汝名以行之”！
当然，在宦官与酒的问题上，不能简单化地认为宦官专干坏事，毫无贡献可言。不，宦官人数众多，人品、才能，参差不一，其中的某些佼佼者，对明朝的文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38］有的宦官精于酿造技术，保存制酒秘方，这对酿酒业的发展，无疑起了促进作用。谢肇淛（1567—1624）在评论宦官所酿之酒时说：“大内之造酒，阉竖之菽粟也；而其品猥凡，仅当不膻之酥酪羊羔。”［39］这种一笔抹杀的论调，显然有失公允。爱屋及乌，未必可爱，而恨屋及乌，则未免可笑了。
三、酒与政风
明初左丞相胡惟庸（？—1380），是被朱元璋坐稳全国第一把交椅后“烹”掉的“功狗”之一。《明史》将他列入《奸臣传》。近来有人著文为胡惟庸全面翻案，认为他的那些罪状，乃罗织而成，纯属朱元璋一手炮制的冤狱。这当然是可以研究的。但胡惟庸此人，身居高位，生活奢靡，政风不佳，而其贪酒好饮，又不能不影响他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最令人称奇的是，他竟挖空心思，养了十几只猴子，像人一样，穿上衣服，戴上帽子，经过训练后，这些猴子能行拜跪礼，会打躬作揖，还会跳舞，而吹的竹笛，居然声音悦耳。如有客人来，便叫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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