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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杆子1949-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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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回忆、品味了。
丰台攻不动，南苑机场也拿不下来，两个装备精良的中央军竟是这等熊样，这仗还怎么打？
他在心头恨恨地骂着92军、94军，可他那个“王牌之王牌”、能攻善守的35军，不也是一个熊样，甚至还不如人家吗？
“剿总”三处（作战处）上校参谋方正之，给傅作义送来一封电报，傅作义劈头就问你们处长呢？方正之说有事出去了，傅作义把电报往桌子上一摔，暴跳如雷地道：你马上把他给我找回来！
身边人觉得总司令不大像原来的那个总司令了，自然也就明白他是怎么了。
稍微冷静些，傅作义就有些失悔，就把双手插进裤腰里，强使自己镇定下来。
而且，他也不大相信真的就是山穷水尽了。
放出去的都白给了，这回走不了了，我也不走了。
脑海里就不时闪现出涿州保卫战的情景。
首先是整补部队。把麋集在北平的河北省几个保安旅的“精锐”，改编补充为35军和104军，以262师师长朱大纯任35军军长，从横岭关狼狈逃回来的安春山仍为104军军长。另以一个保安旅改编为271师，补足101军。其余蒋系中央军各部缺损，则多未补充。
然后是以中南海为中心重新部署城防。以“剿总”警卫团守卫中南海内部，暂编17师为外部警卫，35军和104军守备城外，蒋系中央军负责北平近郊，特别是城垣的守备。以4兵团司令李文兼任北平防守司令，统一指挥城防。
安排停当，一颗七上八下的心好似有了点着落。
4个字：固守待变。
第六章 虎啸津门
上世纪40年代末的天津城，南北长25里左右，东西窄处不及10里，从空中鸟瞰就像个巨大的脚印，嵌在华北平原东北部的海河五大支流汇合处。
无论军阀混战，还是帝国主义几度入侵，战火都止于天津城30里之外，或者擦边而过。可这次，这座华北古城、名城，注定是躲不过了。
天津地区平坦辽阔，无险可依，日军占领期间，曾在城内外交通要道修筑许多碉堡。内战开始后，随着东北战事吃紧，天津大兴土木，拨巨款修筑工事。
城内各种碉堡星罗棋布，达700多个。后来在巷战中起了重要支撑作用的坚固建筑物，更是难以数计。
城外一条深3米、宽10米的护城河，一道84里长的环城碉堡工事线，还有环城铁丝网、电网、鹿砦、雷区，一层层把座天津城围裹得严严实实。为了扫清射界，同时防止对手依托、利用，又在城郊纵火焚村，宜兴埠一带大火冲天，千数人家无家可归。
在一片哭天嚎地声中，这座有近200万人口的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变成了一座堡垒。
用津塘防守区中将副司令兼天津防守区司令、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话讲，是“大天津堡垒化”。
“东北虎”呼啸扑打，29小时将其拿下。
第六章 （一）实话实说
凛冽的海风吹在脸上刀子般尖利，罗斯福呢大衣的衣襟呼啦啦扬起，一阵阵要把人推翻到盐田里去。侧后方突然一声爆响，田埂上又一枚地雷被踏响了，随风送来几声断续的喊叫。
7纵司令邓华，深入塘沽前线查看地形。
邓华受命指挥2、7、9纵攻占塘沽、大沽，切断敌人海上逃路。
一条通往塘沽的铁路旁，并行一条狭窄的土路，周围是一望无际的盐田和寸草不生的盐滩，几幢盐工的红砖房子在地平线上微微凸起着。
难题不在于敌人纵深如何层层设防，也不在于“重庆号”等舰只可从海上支援敌人作战，而是那条铁路、公路根本展不开部队，只能从盐田、盐滩上发起攻击。地域平坦不怕，可以挖交通壕，“东北虎”干这个已是轻车熟路了。可那蓄满海水的盐田和涨潮时一片汪洋的盐滩不用说了，就是那表面干爽之地，两锹下去，苦咸的海水就冒出来了。有的勉强挖出半人多深，第二天又塌成了一条烂泥沟。两件呢子衣服加上毛衣、衬衣，仍然寒风刺骨，官兵们一身泥呀水的，如何作战？
这个仗不好打。
不好打也得打。
东边应依情况，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海口。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
这是1948年12月11日9时，毛泽东给“林罗刘”的电报中的一段话。
一个“最重要”已是绝无仅有，而在此前后给“林罗刘”的电报中，毛泽东几乎每次都要提到塘沽。
12月21日24时，毛泽东又在一封关于塘沽之战的电报中指示：
我军应不惜疲劳，争取于尽可能迅速的时间内歼灭塘沽敌人。
当时，邓华不可能看到这些电报，但从“林罗刘”发来的一封封电报中，理解毛泽东的战役构想、意图，对他这样身经百战的将军却是很容易的。秤砣虽小压千斤。堵截海口，全歼华北之敌，塘沽原本是平津战役中举足轻重的一个支撑点。在新保安被攻克，张家口亦指日可下后，其分量和地位就愈显突出了。况且辽沈战役中未能控制营口，致使52军万把人从海上逃掉，毛泽东批评“是个不小的失着”，对东野的每个将军都是记忆犹新的。
12月23日，7纵20师和21师，在纵队和师属炮兵全力掩护下发起攻击。可步兵一无工事，二无地形地物可利用，被敌人陆海炮火打得抬不起头来，伤亡1千多人。
24日，9纵一个团攻击大沽受阻，同样伤亡惨重。
邓华当即下令停止攻击，致电林彪。
在报告了塘沽地形和进攻受阻的情况后，他说：
此次为我们入关第一仗，故必须慎重从事，充分准备。……据我们估计，塘沽为敌人唯一退路，故不打而跑的可能性较小（据供，敌人要守，到塘沽后赶筑工事就是证明）。万一跑了于敌更为不利，而便可打天津、北平。
虽未明确建议改打天津，但那意思已是比较明白的了。
这可不是邓华第一次对上级说“不”了。
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没有比1947年6月的四平攻坚战打得再惨烈的了。战前，邓华认为仅有两个纵队攻城，兵力不够，致电林彪，建议再增加一个纵队，实在不行，两个师也可以。林彪未置可否，只增调个6纵17师。激战两星期，两个纵队伤亡惨重，有的简直快打残了，才把6纵另两个师调来参战，形成“添油战术”。
邓华还曾建议推迟攻击时间，未获同意。
战后总结，林彪和刘亚楼讲了两点教训，一是对敌情判断不明，守军有3万多人，却判断为不到两万人，攻城兵力显然不足。二是打急了，有的部队没看地形就发起攻击，违背了“四快一慢”中“慢”的原则。
打了半个月的四平攻坚战，已经控制3/4的市区。守敌71军的军直属队都打光了，军长陈明仁把卫队都派上去了，他已经把手枪放到桌上，等解放军攻进地下室就自杀了。
世上许多事情，都是差那么一点点就成功了——如果邓华的两个建议获准了，是不是就不会差那么一点点了？
四平攻坚战的影响是巨大的。辽沈战役，林彪率部南下北宁线直取锦州，得知国民党又从华北增援两个军到葫芦岛，又想转身回头去打长春，原因之一就是怕把锦州打成四平——他有点被那场红天血地的噩梦魇住了。
那么，塘沽会打成个什么模样，打出个什么结果？像所谓的“四平大捷”一样，就算是侯镜如守城成功，给傅作义打一针强心剂，增加稍许嚣张气焰，国民党在华北的溃败也是指日可待的。可那些攻坚勇士的鲜血呢？在四平已经交了一次学费，在塘沽还要交第二次吗？
有人说那学费已经交了。既然明知地形不利，邓华就该及早建议，而不是两次攻击受挫后再说“不”。
有人说这已经够难为邓华的了。那是毛泽东的决策，而且是盯住不放的“最重要”的决策点之一。邓华只是个纵队司令，他这样做，那压力已经够大的了。
而依邓华的性格，即便林彪、毛泽东对他说“不”，无论压力多大，也会继续“不”下去的。
邓华这个人“很硬”。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湖南郴县人邓华，中上个头，瘦削精干，平时话语不多，吐口吐沫是颗钉。决策果断，决心硬朗，看得准，打得狠。对同志批评很严厉，对上从无恭维之辞，一是一，二是二，实事求是，实话实说。
四平攻坚战，战前邓华下令多抓俘虏，而且一定要抓住个连以上军官。结果，他对敌情的判断是最准确的。
知己知彼，那“不”说得就硬气，有理有据有底气。
而塘沽地区不便于大兵团作战，又不可能越海包围，只能作陆地看守与阻击。倘若非打不可，那也只能把敌人赶到海里去，坐上军舰逃跑，自己则是伤亡一大堆。
毛泽东接到林彪的电报，一看就明白地图与现地往往是不同的，有时靠地图指挥、决策是行不通的。尽管此前下了那么大的决心，在12月29日23时给“林刘”的复电中，仍然痛痛快快地道：
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至于林彪，在攻击塘沽的3个纵队中，有2纵这样的主力、老大哥部队，却让7纵司令邓华当总指挥，除了邓华的资历外，是不是还记着四平攻坚战时他那两次说“不”呢？
1936年红军东征结束回到陕北，中央召开团以上干部会，由毛泽东作东征总结报告，然后以师为单位进行讨论。78师十几个人坐在一棵老榆树下，有人说毛泽东讲得好，有人不以为然，罗列出一堆错误和问题。双方正在争论，毛泽东过来了。大家继续发言、辩论，师长田守尧、政委崔田民和副师长韩先楚，接着原来的嗑唠，一样地说好、说不好，全无顾忌。毛泽东面带笑意，跟大家坐在一起，不时在本子上记录几笔，自始至终只见点头，未见摇头。
1945年8月1日，朱德、林彪、叶剑英和肖劲光，去南泥湾延安炮校参加因召开七大而推迟了半年的开学典礼。朱老总正讲着话，有个学员走上台去，敬个礼，递给朱老总一张条子。有人开了头，那条子就不断了，朱老总一个个给大家解答，眼镜摘下又戴上。什么没烟抽了，鞋子破了，没袜子穿了，能不能让京剧团来给我们演场戏了，除了没有讲吃不饱的外，几乎什么问题都有。3纵打完一仗，从纵队到师团营连排班，都要开战评会。刚从战场上下来，失去那么多战友，随时可能投入战斗，又要流血牺牲的军人们，什么都敢讲，只求打胜仗、少流血。7师21团副政委雷致祥，人称“伙夫司机”，当面给师领导提意见，说某某是“摆到桌面上的英雄主义”，某某是“隐蔽的英雄主义”，某某是“没有主见的尾巴”，然后一一说明事实。
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第六章 （二）都希望别人说出自己想说的话
11月中旬，傅作义曾决定放弃张家口地区，将兵力收缩集中于平津唐地区，并将“剿总”总部移往天津，却是有决定，无行动。行动起来的是，傅作义将其家眷送往重庆，把张家口的军官眷属3千多户及其家当搬到了天津。这无疑是一种信号，其他地区一些军官，包括一些地方官员及有钱人家，纷纷效仿，都认为天津是最安全的地方，从四面八方将老婆孩子送来天津，天津人口骤然膨胀了起来。
当时人称天津为“太太集中地”。
比“太太集中地”更闹心、更恐怖的，是“难兵集中地”。
东北野战军进关，途中到处可见辽沈战役后释放的俘虏。三五成群，十几个人一帮，还有几十人结帮成伙的，也往关里走。见解放军队伍过来了，他们就自动闪到路边。队伍在两侧行军，他们就走在中间。许多人羡慕队列中那些仍是一套国军服装，只撕去了军衔、帽徽的解放战士，有人瞅住个干部模样的解放军，就上前搭讪着套近乎。若在1947年夏季攻势之前，上前套近乎的就十有八九会成为解放军了，可现在是什么时候了？12个纵队和特种兵全都齐装超员，步兵纵队一律4个师5万多人。除非你有什么特殊技能，否则谁要你呀？
前面是山海关了，杜博跟几个一路已经走熟了的释俘开玩笑，说快走呀，前面老乡敲锣打鼓欢迎你们了。一个嗓门老大的四川兵，苦笑着道：还能有欢迎我们的？我们打败仗喽，蒋介石这个龟儿子可把老子害苦喽！
现在，这些人都到了天津。许多人还要南下，但都要在天津待上一段时间。
还有华北战场上的一些溃兵、释俘，也涌来天津。
散俘溃兵将近6万，数量占守城兵力大半。
难民无疑是令人同情的群体，可在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下，特别是需要为生计、生存挣扎时，就难免有暴力倾向、暴民行为。而清一色男性，又年轻力壮的难兵，就更可怕了。他们要吃、要住，一些没有棉衣的，破衣烂衫的，还要穿。大街小巷到处可见他们的身影，抢劫、盗窃、强奸、打群架，本已乱哄哄的天津，因他们而愈发混乱不堪。
比这种有形的东西更可怕的，是这些徒手散俘随时随地发射的那些无孔不入的软性子弹。“林彪大军太厉害了，傅作义根本不是对手！”“我是新6军的，新6军没放几枪就完蛋了！”“国民党不行了，趁早想想自己的后路吧。”这些口音南腔北调的散俘，在各处军营中都有老乡，一传十，十传百，这些话就像瘟疫般迅速传播开来。
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天下第一，一个都不浪费：留下来的重新武装，掉转枪口去打敌人；放回去的都当了义务宣传员，把国民党的军心士气击打得千疮百孔。
有形的，无形的，天津敌人已经从内部溃烂了，那报纸和电台却天天都在给自己打气：“大天津堡垒化！”“天津城固若金汤！”
1949年1月3日，天津外围激战开始，12日外围据点扫荡干净，陈长捷等人感受到了这支有着强大炮兵的戴狗皮帽子的军队的劲道。
11日，陈长捷接到林彪、罗荣桓的一封信，要其“和平放下武器”。他即召集62军军长林伟俦、86军军长刘云翰、天津市长杜建时，到警备司令部开会。
小会议室里，几个人默默无语，除了偶尔传来的枪炮声，静得像能听得见心跳声。
我揣测他们各自可能都有投降的意思，但谁也不好意思说出来。我请陈长捷到另一个房间单独谈。陈长捷说：“我让他们打，谁不打就不行，我让他们降，他们不降，我就毫无办法，还是等待北平和平谈判成功，一起行动。”我又请两位军长到另一房间里谈。他们说：“陈是司令，要他说话，我们不能领头。”这样，他们都不说投降。
这是杜建时的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
陈长捷和林伟俦的回忆录，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们都认为可以抵挡一阵子，也都清楚抵挡一阵子后会是什么结局、下场，也就都觉得应该放下武器谈判。只是谁也不想先开这个口，都希望别人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让别人在前边当敢死队，自己再跟着往上冲。
官场如此，战场上又会怎样？
林伟俦和刘云翰都是蒋系将领，天津守军都是中央军。陈长捷是唯一的傅系，又调来不久，等于光杆司令。杜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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