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辩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辩护纪实-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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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学章、张中律师会见姚文元（4）
会见开始，陈伯达先澄清了上次谈话中，关于对诬陷迫害刘少奇罪行的认识。这次不兜圈子了，十分明确地拒不认罪，说：“关于刘少奇的问题我昨天写了一下，……江青、陈伯达擅自决定批斗刘少奇，这事我完全忘了。如果我真正参加过这决定，是不会忘记的。我认为我没有参加这个决定。”然后又作了一些补充，说他曾帮助周总理解过围，对围攻总理的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说：“周总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你们不听他的话，听谁的话。”还说刘少奇在天安门上对他说，要找他谈一次话。又说：“江青与我结仇，她要把我送进监狱……”听他这些话，好像他是“刘少奇的人”，是“保护”周恩来的人，又是受“四人帮”“迫害”的人。
　　针对陈伯达刚才的话，律师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应该负责任地告诉你，方才你讲了那么多，对减轻你的罪责毫无作用。不仅不能从轻处理，还有可能从重处罚。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是不是想破罐破摔了。”律师给他敲起警钟。
　　“当然不是……”陈伯达低着头，小声嘟囔着。
　　“那好，只要你和我们好好配合，经过我们努力为你辩护，还是可能争取到法庭对你的轻判。”律师给他点燃希望。
　　“可能？真的？”陈伯达倏然睁圆了小眼睛，望着律师，目光中掠过一道久违的光芒，是希望？还是兴奋？然而马上又被那惯常的呆滞目光所取代，说：“那怎么可能呢？”陈伯达疑窦难解。
　　“可能不可能，要看你配合不配合了，”律师给他作耐心解释；“对你们10个被告人，法庭会区别对待的。这个区别又是依据什么呢？‘以事实为依据’，就从连续犯罪时间来看，你是最短的，自1970年被隔离以后，你就再也没有犯罪。再有，林彪、“四人帮”的几个重大罪行，如阴谋杀害毛主席、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等你均未参与。所以按事实，你本应轻判。但如果你不配合，拒不认罪，我们又拿什么去和其他被告人的罪行相比较，从而得出你的罪行最轻呢？即使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为你辩护，得出你罪行最轻，应该轻判的结论，但是你一句不认罪的话，我们就前功尽弃了。如果你从现在开始认清形势，悬崖勒马，改变态度，还来得及。只要在认罪态度上有好的表现，加上我们据理力争的辩护，法庭一定会给你一个公正的、从轻的判决。”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一定，一定……”说到这儿，陈伯达哽咽无语，潸然泪下。
　　这次，是真情吗？律师说不准。
　　　　马克昌、周亨元律师会见吴法宪
　　1980年11月15日，律师组负责人与司法部、公安部联系好，决定于次日上午去秦城监狱会见有关被告人。16日晨，马克昌、周亨元等律师于6时乘车，离开国务院一招所前往秦城监狱。这时已是初冬，天亮得晚，气候已经转冷，开车离开北京时，还是繁星满天，夜色未消，严霜铺地，寒气袭人。由于任务重大，一行人都考虑着如何按照要求，做好会见被告人的工作，路上很少说话。秦城监狱距北京100多公里，车速不是很快，到达时已过8时。经持司法部介绍信、公安部通知与监狱当局交涉，在他们通过电话向公安部核实后才允许进入，并将律师一行安排到管理区的接待室，由监狱长介绍有关被告人的情况。据介绍：吴法宪态度比较好，认为起诉书是实事求是的，是合适的，他对自己的罪行能如实交待，旁证材料也写得最多，揭发黄、叶、李的材料有20多万字。预审员预审，每次对他的态度都给予肯定。他还给预审员下了一次跪，说：“我犯的罪很大，枪毙我也是应该的，但我有老婆孩子，希望给予宽大。”送达起诉书时，他很紧张，表示他不要辩护，说没有什么可辩护的，后来又问：“律师真能为我辩护吗？”经过一番工作，最后他还是要求律师给自己辩护。介绍完毕，监狱当局给去监房会见被告人的律师，每人发了一张去监狱区的通行证，并反复交待：此证必须妥为保管，不能丢失，否则就出不了监狱区。这话引起每个去会见被告人的律师的特别警惕。
　　

韩学章、张中律师会见姚文元（5）
马、周二位律师拿到去监狱区的通行证后，即在监狱工作人员引导下走向监狱区。在监狱区的大铁门前，监狱工作人员向警卫战士说明律师要会见被告人吴法宪，二位律师遂出示通行证，警卫战士看过后，当即开门允许二位律师进入监狱区。监狱区内死一样地寂静，二位律师似乎只能听到自己走路的脚步声。走到吴法宪被羁押的牢房前，二位律师自己向警卫战士说明来意，并出示通行证，警卫战士似乎已得到通知，在看了通行证后，即招呼吴法宪的监管人员，监管人员将两位律师引入预审室，然后又带躯体矮胖、精神沮丧的吴法宪出来与律师相见。预审室不大，约十几平方米，里面摆有一张桌子，三把椅子。两位律师考虑到是律师与被告人会见，而不是预审，尽管是在预审室里，也注意避免居高临下的架势，而与吴法宪隔着桌子面对面地平坐。监管人员将吴法宪带到预审室即行离去，这时屋内除律师和被告人外没有其他人在场。
　　“我们是北京第二法律顾问处的律师，听说你要求律师为你辩护，顾问处指派我们担任你的辩护人，不知你是否同意？”马律师开门见山地说。
　　“报告首长，我同意！我同意！”吴法宪毕恭毕敬地回答。
　　“我们不是首长，是律师。”
　　“我叫习惯了。”
　　两位律师对他的称呼未再置可否，各自介绍说：“我叫马克昌，是武汉大学法律系的副教授。”“我叫周亨元，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讲师。”然后对吴法宪说：“既然你同意，请你写一个字条，写明‘同意马克昌、周亨元两位律师为我辩护’。”
　　吴法宪当即展纸用笔写好，递给马律师。马律师看着递来的字体工整的字条，不仅暗暗称赞：字写得不错。
　　接着两位律师向他说明：律师是根据事实和法律为他辩护，维护他的合法权益的。根据法律规定，他享有辩护权，起诉书上对其罪行的指控，如认为不符合事实，可以提出并据实加以陈述和辩驳。
　　吴法宪表示认罪，他说：“起诉书指控我的罪行，都是事实，有些地方只写了一句话，其实我说得还多，没有全部写出来。”随后对自己罪行的严重性，概括地对律师陈述说：“我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在‘九一三’之前，跟着林彪，与他们搞在一起，在‘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凭着我们的地位和权力，施展阴谋诡计，利用合法的与非法的、公开的与秘密的、文的与武的各种手段，有预谋地诬陷和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妄图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民族、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特别是空军造成了无可估量的灾难，损失无法计算。我对党、国家和人民欠了债，做了我们的敌人想要做而做不到的事。”他稍停了停又将话题转到起诉书上说：“我对起诉书没有意见。起诉书中第3、5、6、7条列举江青、康生诬陷、迫害许多领导人，没有写我，但我也诬陷了其中一些人。”
　　律师会见被告人的主要目的在于，听取他对起诉书上指控其罪行的意见，因而吴法宪讲到这里，周亨元律师马上说：“起诉书上指控你的罪行，共有11条，即第4、9、13、15、17、18、32、35、39、42、45等条，现在你一条一条给我们谈谈你的看法吧！”
　　“好！”吴法宪说。
　　“先从起诉书第4条开始。这条指控陈伯达和你等人利用一个传单诬陷国家领导人，你们谈到传单案的后台时，你说：‘还不是第二个大走资派’。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律师问。
　　“我当时讲的，不只是这句话。在碰头会上，陈伯达说：‘这个传单的口气很像邓小平，’可能是陈让他的秘书搞的。第二次在毛主席那里，陈又重复说，口气很像邓小平。我还说了：‘要联系各方面考虑，看与‘二月逆流’的人有没有关系？要查一查！’”吴法宪承认起诉书上所写的属实，并作了补充交待。
　　

韩学章、张中律师会见姚文元（6）
“第9条指控林彪和你等人诽谤、诬陷朱德是‘黑司令’、‘老机会主义者’、‘军阀’，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律师继续询问。
　　吴法宪的态度与回答上一个问题时一样，他说：“‘黑司令’、‘军阀’出身是我讲的。1966年林彪就对我讲过，1968年在井冈山，林彪又对我讲“朱德名义上是总司令，实际上是毛主席指挥，毛主席是总司令，朱德是‘黑司令’。在华北组，当着朱德的面，我说：在井冈山你是反对毛主席的，你不是红司令，而是黑司令，当面污蔑朱总司令。”想了想又说：“在空军传达八届十二中全会时，我污蔑朱是‘军阀’出身，还对当时的副总理、副委员长等很多人说过污蔑的话。我犯的罪很大。”
　　“第13条指控林彪指使你编造诬陷贺龙在空军阴谋夺权的材料，你把写的诬陷材料送给林彪。你说说是什么情况？”律师问。
　　“1966年8月，林彪找我汇报。他说：你们的会，贺龙插了手。我说：空军中傅传作到贺龙那里去，说吴法宪领导不了空军。贺龙说：那你就领导。林彪说：你看，这是贺龙要夺你的权。我写了报告说：贺龙是一条黑线指挥空军党委。”吴法宪说。
　　“第15条指控林彪派黄永胜和你等人参加诬陷、迫害聂荣臻的北京部队常委扩大会，你去了吗？有没有讲什么话？”律师继续询问。
　　吴法宪作了简短回答：“去参加了，没有讲话。”
　　“第17条指控江青、陈伯达、你和谢富治等诬陷陆定一是‘叛徒’、‘内奸’、‘军统特务’。你究竟说了什么？”律师问。
　　“陆定一专案组，由陈伯达、我和谢富治负责。专案组写了报告，要把陆定一关起来。陈伯达写了同意，谢富治画了箭头表示同意，我也画了箭头表示同意。我传达时说，‘陆定一是反革命分子’，是‘叛徒’。”吴法宪说。
　　“第18条指控林彪、叶群等人和你诬陷、迫害罗瑞卿，诬陷罗‘里通外国’、是‘内奸’、‘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你谈谈实际情况。”律师对此已有所了解，因而这样提出。
　　果然，吴法宪与前几次只作简单的陈述不同，一开始便说：“这一条我的罪多了。”接着便一桩桩道出：“在林彪、叶群指使下，我犯了如下罪行：
　　“1。　1965年在江苏太仓搞四清时，叶群就向我宣传：罗瑞卿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
　　2。　1965年11月，叶群在苏州，他们向我要一架飞机，到杭州去见毛主席。后来叶群告诉我，他们是向毛主席诬告罗瑞卿。
　　3。　上海会议斗争罗瑞卿，之前，叶群打电话告诉我说：参加会议的名单有你，来上海后先到我家。在上海她家，叶群对我说：罗反对突出政治，反对刘亚楼，还有要林彪下台的‘四条’。我编在邓小平同志小组，总理问我：罗瑞卿有什么错误？刘少奇主席也问了我。我按照叶群给我讲的告诉他们：罗有要林彪下台的‘四条’，但他们都不相信。回到北京后，叶群就给我关于罗瑞卿反对林彪的材料，要我第二次发言。
　　4。　因为‘四条’是叶群捏造的，谁也不能证明，后来叶群就通过我要翟云英（刘亚楼的妻子）作证明，还让我派人作记录。翟云英说刘亚楼只伸出了4个指头。随后叶群又打电话说要统一口径。我把翟云英证明有‘四条’的记录，念给叶群听。
　　5。　1965年12月，林彪要我把刘亚楼给我讲的问题写信告诉他，我给他写信说：刘亚楼讲，罗瑞卿在全国到处看地形，想自己指挥军队。又一次到北京，叶群给我打电话说：你到底是跟罗瑞卿还是跟林彪？我说：当然是跟林彪，不跟罗瑞卿。从此，我就污蔑罗瑞卿，向党伸手，夺取军权，要林下台。
　　6。　1968年叶群给我一个材料让我看，材料说北京释放了一个特务，是经罗瑞卿批准的，林彪认为抓住了罗的罪恶，说罗十分狡猾，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不要给罗动手术开刀。就此事我问过罗，罗承认是他批准的。我们在给‘专案组’的报告中也用了林彪、叶群的话，说罗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报告是我写的，黄永胜的名是我签的，都是在林彪指使下，为了紧跟林彪而干的。”
　　

韩学章、张中律师会见姚文元（7）
吴法宪诬陷、迫害罗瑞卿的罪行，起诉书中只是概括地作了说明，并未展开；他则详细地供述了一些细节，表现出他愿意认罪的态度。律师看到这一问题谈得可以了，便往下提问：“起诉书第32条第三段，指控你诬陷、迫害空军的大批干部、群众。你说：‘你不斗他，再反扑过来，就要杀我们的头。’被你直接诬陷、迫害的有174人，顾前、刘善本被迫致死。这些是不是事实？”
　　“这些都是事实。”吴法宪毫不辩解地明确承认，然后分别就“迫害空军干部”和“镇压群众”两方面具体加以陈述：“先说迫害空军干部，被迫害的主要干部有成钧、刘震、何廷一等，说他们是‘叛徒’、‘走资派’、‘特务’、‘搞地下活动’、‘要夺权’。受我直接迫害的有174人，间接的3000多人，被株连的更多，对受迫害的人刑讯逼供，严刑拷打，都与我有关。‘你不斗他，再反扑过来，就要杀我们的头’，这句话我确实讲过。我迫害干部是最大的罪恶。在空军，在我直接间接的影响下迫害有3000多人。再说镇压群众。一个学生由于把林彪的名字去掉了，判了几年徒刑。我们以林彪站队划线，以我站队划线，造成了空军的分裂，造成打砸抢、武斗。西南空军学院，两派都打伤了人，极大地破坏了空军的建设。空军本来和各大军区是一致的，在林彪、江青、陈伯达指使下，以致空军同各大军区闹对立。我欠空军的血债没有办法还啊！”对迫害顾前、刘善本致死，吴法宪承认，但没有细说。
　　“起诉书第35条指控叶群让你把江腾蛟找来北京，借口江青的一封信落在郑君里等人手里，要江腾蛟去上海抄他们5个人的家。在这一事件上，你做了些什么？”律师问。
　　“我只把江腾蛟找来北京，带他去见叶群，不久江腾蛟去上海抄了他们5个人的家后又来北京，要我看他抄来的材料，随后，叶群来了，不让看。这一条是我主动揭发交待的。”吴法宪简单地作了回答。
　　起诉书第39条对吴法宪的罪行的指控，写得较长，律师加以概括后问吴法宪：“起诉书第39条指控你受林彪指使，任命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并且说：‘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林立果同志指挥、调动’，以致以林立果为首组成反革命‘联合舰队’。实际情况是不是像起诉书上所说的？”
　　吴法宪对这一指控有点紧张。他看着起诉书回答说：“这是我最大的罪恶。1967年春季，叶群就要把她的儿子送北京空军，开始想让他到华北空军，我就安排他在空军司令部，让周宇驰培养他。后来我和周就介绍他入党。1969年我去林彪家，叶群对我说：我们的儿子都在空军，是我们对你和空军的信任，是为了保你的权，防止别人挖你的墙角，你要信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