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的非常之路-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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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次民主党派的代表会上，他曾对与会者说：“具体斗争硬是要重视。
　　我们就在研究杜勒斯，把他的文章圈圈点点。”
　　经过这些研究，他发现了美国当权者的意图和对付他们的办法。
　　他说：“美国的政策，头一步是交出金、马，使大陆和台湾完全脱离，以便他长期占领，第二步就是托管台湾，第三步是中立台湾。
　　我们在金门打打停停，不是‘送瘟神’，而是要‘留瘟神’。
　　杜勒斯不是有‘脱身政策’吗？这一来就难以脱身了。”
　　中国政府坚定的立场和灵活的斗争策略，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又不放弃必要的谈判，武的一手和文的一手互为补充，使得中美之间在台湾海峡这场斗争中，中国方面始终处于得道多助的地位。
　　即使如此，陈毅对于自己所主持的外交工作仍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外交工作更好地为全局服务。
　　中美华沙谈判，中断九个月之后于9月15日起恢复，陈毅专门指示王炳南大使：华沙谈判，不失为做工作的机会，可与美国大使握手、问好、谈天，星期天请吃顿饭，“不一定老是那么紧张嘛。
　　我们不乞求谈判，也不排斥谈判。
　　不卑不亢，有理有节，此乃泱泱大国之风也。”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杜勒斯一再碰壁也就不足为奇了。
　　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李普曼评论说：“中国人在沿海岛屿握有硬牌，知道如何巧妙地打这些牌”，由于“在金门握有军事上的主动，他们可以像拧开或关上水龙头一样进行或停止炮击。”
　　美国报刊把杜勒斯说成是“世界上受到最猛烈攻击的外交家”。
　　加拿大众议院一位领袖人物把杜勒斯比喻为“套在西方外交政策脖子上的磨盘”。
　　其实，陈毅对美国和美国人并无偏见，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同一些美国人过从甚密，不分彼此。
　　他一贯认为：“美国是个了不起的国家，建国一百八十多年，科学、工业就成为世界最先进的。
　　假若美国改变了目前敌视我们的政策，两国关系是有前途的。”
　　陈毅认为，中美关系弄得如此之糟，责任在美国。
　　他说：“世界上的两个大国，长期处于这样僵持的关系，这种情况当然不好。
　　我们愿意改善中美关系，特别是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是长期发展起来的……是不是请美国朋友冷静一下，用强大的第七舰队占领台湾，支持一个蒋介石集团，这个情况如果不改变，中美关系僵局无法能够打开……中国人民要保护自己的正当权利。
　　这个问题要看美国的新总统能否采取主动。
　　中国是处于被损害的地位。
　　我们没有占领美国什么领土，我们没有援助美国什么叛乱集团来分裂人家的国家，美国的领导人是太自高自大了。
　　要中国人屈服是不可能的。”
　　陈毅对美国和美国人民始终寄予希望，不怀疑他们总有一天会对中国和世界抱比较客观的现实的态度，即便对杜勒斯这样僵硬霸道的人也没把他看死，不认为他是永远不开窍的花岗岩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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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不怕帝，不信邪（4）
陈毅注意到了杜勒斯这年10月16日同英国一家广播公司记者的谈话和11月18日在美国克利夫兰的讲话，前一次说，他看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中国，这个国家确实存在，愿意同它打交道，后一次说，“红色中国正迅速变成一个军事和工业强国。”
　　陈毅特地向人推荐杜勒斯在克利夫兰的讲话，说“这篇讲话很值得看一看。”
　　这说明，陈毅看到了杜勒斯也在变，他的认识也在逐渐接近实际。
　　可惜半年后杜勒斯在71岁上死于癌症，要是他能多活上10年，就能目睹美国总统尼克松主动接近中国的惊人举动，说不定也能跟着别人做一两件促进中美关系的好事，改改他的坏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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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你讲得不对，我们就不听你的”（1）
处理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是陈毅碰到的第二大难题。
　　早自上世纪50年代末期起，在对待马列主义、国际共运和若干重大问题等方面，中苏之间便出现了意见分歧，后来这种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而且日益公开化。
　　1958年8月，中美围绕台湾海峡问题关系紧张，美国加紧向台湾海峡地区增调兵力，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坐卧不安，赶紧派人到北京来探虚实，生怕被拖进一场原子战争的灾难中。
　　当得知中国明确表示，即使万一爆发战争，中国将自己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无意请苏联帮忙时，他才安下心来。
　　1959年国庆前夕，赫鲁晓夫访美归国路过北京。
　　在当晚中国领导人举行的盛大国宴上，赫鲁晓夫竟摆出“老子党”的架势教训中国主人和前来赴国宴的来宾，说什么“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
　　此人的粗俗表演，使陈毅预感到即将举行的中苏会谈会有坎坷。
　　事情果然被陈毅言中。
　　10月2日，中苏两党会谈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中国方面出席会谈的有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苏联方面有赫鲁晓夫、苏斯洛夫等。
　　中方向苏方详细说明了中印边界事件的真相和中国在台湾海峡斗争中的立场和策略。
　　赫鲁晓夫则坚持偏袒印度，指责中国1958年8月炮击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是“冒险”、“好战”、“对亚洲和平不负责任”，暗示要中国考虑暂时让###。
　　赫鲁晓夫的一派胡言，当即遭到了陈毅的驳斥。
　　这位赫公在联大讲坛上脱下皮鞋猛敲桌子的事，陈毅早有所闻，没想到在中苏两党会谈时又有花样翻新的表演。
　　此公辩不过陈毅竟然撒起野来，气急败坏地说：“好吧，我知道你是个元帅，我是个中将，军事上我得听你元帅的，但现在在党内我是第一书记，你是政治局委员，你应当听我的。”
　　陈毅当即不客气地回敬他：“什么第一书记？你讲得不对，我们就不听你的。
　　这是两个党在谈问题嘛！”
　　赫鲁晓夫对陈毅当然嫉恨在心，在他后来所写的回忆录中，还忘不了发泄一通怨气：“毛没有正面出来谈我所怀疑的事……这一次，中国方面决定放出陈毅来攻击我。
　　谈判一下子就激昂和紧张起来。”
　　这次会谈不欢而散。
　　因为中国不拿原则做交易，赫鲁晓夫只好空手而归。
　　他越来越生气，当他途经海参崴准备返回莫斯科时，禁不住骂出了脏话，说中国“像好斗的公鸡一样热衷于战争，这是不明智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赫鲁晓夫之所以这样肆无忌惮地咒骂中国，显然跟中国不愿受制于他，不愿跟他的指挥棒转有关。
　　早在1958年苏联就怀着控制中国的野心，提出中苏共建长波电台和海军联合舰队的问题，当然遭到严词拒绝，从此便对中国怀恨在心。
　　1959年中印边界遇到麻烦，印度主动挑起边界冲突，苏联塔斯社竟发表声明公开偏袒印度，有意恶化中苏关系。
　　接着，苏联背信弃义地片面撕毁中苏双方技术合作协定，把两国关系一步步推向破裂的边缘。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决定自7月28日起至9月1日，撤回全部1390名在华专家，停止执行343项合同，废除257个科技合作项目。
　　更令人愤慨的，苏联政府片面撕毁为中国建立核工业提供技术援助的协定，进而与美、英一起签订三国部分核禁试条约，妄图永远剥夺中国和其他国家建立自己核力量的权利，只许他们称王称霸，为所欲为。
　　陈毅感叹“赫公把文章做绝”了。
　　他们原想通过高压手段逼中国乖乖地听命于他，听他们的摆布，没想到受够100多年屈辱的中国人民把独立自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他们决不在任何强权面前低头。
　　陈毅对赫鲁晓夫搞的那一套，有清醒的认识，不愿拿原则做交易。
　　他曾对一些日本朋友说：“老实讲，我们可以跟着赫鲁晓夫走，这样他马上会称你亲爱的同志，授你勋章，给你援助，可以得很多好处。
　　但我们作另一种考虑：不服从他‘老子党’指挥。
　　坚持原则，以平等的地位起来同他讨论问题，那马上就要遭受打击。
　　我们考虑过后果，但为了保卫马列主义原则，保卫中国独立自主权利，中国决心不贪图他的‘好处’，把这场斗争坚持下来！”
　　对于苏联片面决定撤回专家和撕毁合同等做法，陈毅极为愤慨地说：“这还算什么马列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这样！”
　　对苏联企图控制中国的狂妄野心，陈毅深恶痛绝。
　　在1962年日内瓦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对苏联推行的强权政治作了无情回击。
　　他说：“苏联的卫星重一千吨。
　　但有着六亿人口的中国是太重了，作为一颗卫星来讲，它的分量未免太重了一点。
　　不是这样吗？——我们不希望拥有卫星国，但也决不做任何人的卫星国。”
　　苏联用撤回专家、撕毁合同向中国施压，以为中国或许会向他们屈膝告饶。
　　但是他们的算盘打错了。
　　

十八、“你讲得不对，我们就不听你的”（2）
中国的反应极为理智和平静，永远不愿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手里，你要撤专家就撤吧，天塌不下来。
　　中国没有在强大的压力下屈服，决心依靠自力更生渡过难关。
　　毛泽东说：“不会‘死了张屠夫，就吃带毛猪’。”
　　为了克服困难，他一夜未眠，考虑从他做起，减少高级干部的薪水。
　　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几位政治局委员的支持，同意每人按月减少100元。
　　陈毅认为此举是为中国人争气，减得好。
　　他说：“减100可以过，我再减一点也可以过。
　　这有很大的政治意义。”
　　中国对那几个大国妄图捆住中国的手脚、垄断世界核力量的图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指示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群策群力地发展包括原子弹、导弹在内的尖端武器。
　　作为外交部长，陈毅更切身感受到实力的重要。
　　他对建立中国的核工业表现出强烈的愿望。
　　他曾经对主持开发两弹的聂荣臻元帅说过，不管有多大困难我都支持你，就是穷得当裤子，也要把中国的尖端武器搞上去。
　　他还说：“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现在还不太硬，你们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就硬了。”
　　中国对少数几个核国家的霸道行径，作出了坚决的明确无误的回答。
　　在1963年6月6日答复苏联政府的备忘录中，中国政府庄严宣布：“中国人民决不承认某一个或某几个大国垄断世界核力量，对别的国家任意发号施令的特权。”
　　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下台。
　　两天后的10月16日，中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在本国西部地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中国政府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掌握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的核威胁。
　　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
　　作为第一步，各国首脑会议应当达成协议，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很快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义务，保证不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地区使用核武器，彼此也不使用核武器。”
　　赫鲁晓夫的下台和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惊人巧合，引起世界的极大关注和强烈震动，许多亚非国家的人民欢呼中国核爆炸成功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核垄断，把中国的胜利看成是他们的胜利，特别是对中国政府宣布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无核武器地区使用核武器，由衷地表示欢迎，如果世界上其他核大国都效法中国，世界就可能免受核灾难了。
　　陈毅有感于赫公下台和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写《感事》诗一首：
　　历历眼前事，
　　突兀上下台。
　　爆炸天不坠，
　　造孽地难埋。
　　为群荣雁奴，
　　作伥耻鹤媒。
　　历史最公正，
　　判决终到来。
　　……一向阻挠中国建立自己核工业的赫鲁晓夫，其政治生命居然在中国原子弹的爆炸声中寿终正寝，难道不是最绝妙的讽刺吗？！难怪陈毅感叹历史是最公正的，赫鲁晓夫以“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为由被赶下了台，最终落得了可悲的下场。
　　诗中的“雁奴”，指夜间为雁群望警戒的雁。
　　这里是说雁奴为了整个雁群的安全，自己虽然备受辛苦，是值得的，光荣的。
　　“作伥”，指传说中被虎咬死的人变成的鬼，常帮虎害人，称为虎作伥。
　　“鹤媒”，指猎人家养的鹤，用于引诱野鹤。
　　这里是说鹤媒替猎人卖命得到施舍，不用为果腹发愁，但它干了给人做帮凶、诱杀同类的勾当，是非常可耻的。
　　陈毅借用雁奴、鹤媒等典故，对赫鲁晓夫进行了无情地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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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为了中加、中柬友谊（1）
1963年12月9日，陈毅乘一架包租的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飞机离开昆明，前往非洲参加肯尼亚的独立庆典，开始了他的非洲万里之行。
　　四天前，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全世界为之震惊。
　　这也为此次非洲之行罩上了阴影，安全问题便变得突出起来。
　　陈毅参加完肯尼亚独立庆典回到埃及首都开罗，与后出国的周恩来总理会合，然后一起访问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阿尔巴尼亚。
　　在阿尔巴尼亚过新年。
　　新年过后，中国代表团将直飞非洲，然后转赴北非和西非，开始对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等国的访问。
　　正准备启程时，得知加纳总统恩克鲁玛遇刺受伤。
　　那天中午，恩克鲁玛下班回家，刚刚走出总统府就有人朝他开枪，卫士长当场被打死。
　　刺客慌不择路地逃跑，被恩克鲁玛一把扭住，于是搏斗起来。
　　恩克鲁玛的脸被刺客咬伤，刺客被擒获。
　　经查，那个凶手是被外国情报机关收买的总统府的一名卫士，从他家里搜出了大量美钞。
　　出了这样的情况，访问加纳的计划是否受影响？周恩来和陈毅认真讨论了这件事，他们把个人的安全置之度外，首先考虑的是越是在别人困难的时候，越是需要友谊，访问的计划不能变，但需要认真倾听加纳方面的愿望和了解对方的困难。
　　周恩来指示代表团秘书长黄镇到突尼斯后继续南飞，同中国驻加纳大使黄华同去见恩克鲁玛总统，转达周总理的问候和意见。
　　恩克鲁玛很希望这时中国领导人的访问，但心情很矛盾，担心自己不便在公开场合迎送，有失礼节，又怕中国客人安全上出问题。
　　黄镇、黄华向他转达了周总理和陈副总理对这次事件的震惊和慰问，表示为了中加两国人民的友谊，访问一定要照计划进行。
　　同时考虑到加纳国内的情况和总统的安全，中国客人到达和离开时，总统不必前往机场接送。
　　也不必到下榻的宾馆看望，会谈和国宴地点都可以在总统所在的城堡进行。
　　恩克鲁玛听后深受感动，连声道谢。
　　两年前，一个大国总理因为加纳北部发生了一起谋刺总统未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