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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的非常之路-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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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赫尔利斡旋问题，陈毅在信中分析：美国的企图不过是着眼其军事利益，认为我党的军事力量应该动用，但其政治见解仍是保持蒋介石原有体系，并无诚意改革政治。
赫尔利与毛主席谈话，只着重高兴我们要蒋，而不高兴毛主席提出的改革政策。
如谈判顺利，赫尔利可能把每月让美国航空队先动用的两万吨残汤剩水分一点给我们，叫做所谓公平分配。
接着就大批撤胡宗南军队南下（这一点于我有利），同时就要我在敌后反攻。
所以美方的意思仍是以极廉的代价而达到大量花费中国、特别是花费我们力量的目的。
这是美帝国主义玩弄得极其精巧的商业手法，这是他们的传统，口惠而实不至，惯会牺牲别人替自己打仗，而外表十分漂亮。
陈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蒋介石走第一条签字的路，反而于我不利；采取蒋介石不签字我们就拖下去的办法，反而于我有利。
如果不理赫、蒋，自己组织民族解放委员会，会给人以口实，不利于争取大多数。
还有一个好办法就是“就汤下面”。
这是掌握时局的中心办法。
陈毅在信中写道：明朝末年多尔衮致史可法书提到：“本朝天下取之于闯献，非取之于明朝”。
同时入关清军又替吊死在北京煤山的崇祯发丧。
这一着十分厉害，瓦解了当时的反满阵线，清以200余万人口、40万军队征服了中国，其重要原因之一在此。
我党抗战以来，亦是本着取之于敌寇的办法，使国民党“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这非常对。
过去蒋介石利用剿共去“就汤下面”，搞掉各省军阀，也非常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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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把我党推上全国大舞台”（2）
因此，目前为照顾美国以及英国，照顾中间阶层，照顾国民党大多数党员及其军队，仍不宜吃急酒，抛开他们搞我们的民族解放委员会。
“这样拖下去，等待蒋帮的变化，等待德国坍台后苏联的出征远东，而我争取一二年的大发展，水到渠成，把我党推上全国大舞台，实有如水就下，沛然莫御之妙用。”
“我们照顾各方以逐渐去取得全国，吃急酒不好，拖好。
我们以大力急求解决的姿态，达到拖死蒋，招美依我，而我取得全局的中心地位。”
陈毅还在信中对自己作了深刻剖析：“在几年整风弄清路线原则之分歧后，作大度的自我批评，讲团结对外，这足以教育一切人……华中的团结亦只有走此道路。
回想几年华中工作，被我打击屈服的高级干部，至少也在一打以上，只有自己批评去打通思想而团结对外才是于党于己的有益办法。
去冬在华中，我不了解这点，所以满腔愤愤不平之气。
赴延留别诗中说：‘知我二三子，情亲转无言。
去去莫复道，松柏耐岁寒。
’这仍包袱很重，自以为残菊傲霜。
春间到延……你要我于华中近事取得教训，略略纾解愤懑……近来与许多人谈话，广泛阅读文件，似乎更感觉以前所见不免皮相，才知道处理许多问题，疏虞之处甚多。
别人的批评反对，其中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者有之，而自己过与不及两种毛病则所在多有，那种‘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已’的自己条条做到的态度，实在要不得。”
读罢陈毅的十三页长信，毛泽东大受感动，立即给在重庆的周恩来起草电报，指示他坚持毛、赫已经签字的五条协议，过早提交复案不利，准备中共七大开过之后再复案。
电稿拟好后，立即以急电发出。
随后，毛泽东又给陈毅写了一封复信：陈毅同志：来示读悉，启示极多，十分感谢！今日已电渝不交复案，周、董均回，拖一时期，再议下着。
至于基本方针，如你所说那样，除此再无二道。
白区劳绩必须承认，你说得非常之对。
还有“南北”问题，南方党问题，久想讲，那天临时忘了，恐怕还有别的。
七大讲一次，似有必要。
一切不公平之事，必须使之归于公平，以利团结对敌。
有所见时，请随时告我。
自从你及聂（即聂荣臻，编按）公开后，伯承即无秘密之必要。
昨天党校的会，请他未到，是未正式告他可以公开之故。
请你先告他，我亦当告他。
下游干部配备请和彭真一商。
你的意见我以为是好的。
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
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什么行不通的。
每一个根据地及他处只要有几十个领导骨干打通了这个关节，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
整个党现在是日见成熟了，看各地电报就可明了。
敬礼！毛泽东十二月一日陈毅对毛泽东那种包容大海的精神感受尤深。
毛泽东能及时采纳各种意见，并为我所用，这正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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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只要你坐在那里就起作用”（1）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
大会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了121万党员。
陈毅作为华中代表、华中和新四军代表团主任出席了大会，是大会主席团15位成员之一。
毛泽东主持这次大会。
陈毅代表华中、新四军在大会上发言，详尽地论述了党在新四军和华中工作的历史，深刻地总结了党领导新四军和华中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经验，特别强调中国革命需要有好的掌舵人。
他说：“船载千人，掌舵一人”。
掌舵先生并不是一天到晚都扳舵，而是在上滩下滩，转弯抹角时才扳它两下。
不扳便会把船打烂，扳过劲也会碰到石头，所以要扳好。
从“我们党的历史看，毛泽东是最会掌舵的。”
有感于中国革命航船有了最好的掌舵人，陈毅以《七大开幕》为题，作七言绝句一首：
百年积弱叹华夏，
八载干戈仗延安。
试问九州谁做主？
万众瞩目清凉山。
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陈毅被选为中央委员。
党的七大开完了，陈毅面临一个去留问题。
陈毅来延安前，毛泽东曾明确说过，“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
现在是不是维持原议不变呢？对于陈毅的去留问题，中央也在慎重考虑。
这时迅速从日伪手中收复东北是全党的一项突出的重要任务，主持东北军事工作有两个人选：一为陈毅，一为林彪。
考虑结果是华中更需要陈毅，便由毛泽东同陈毅谈话。
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七大开过了，你在延安的任务完成了。
原先说过七大后仍回华中，华中离不开你，同时还需要你回去传达七大有关精神。
你有什么想法尽管说。
陈毅来延安以后，自从答应过与饶漱石的问题“一句话也不要提”以来，始终牢记自己的允诺，再未提起过。
现在既然毛泽东发话了，他便直话直说：“我同饶漱石的关系，主席是知道的，只怕回华中去没有事做，不起作用！”
毛泽东深知陈毅在华中的深厚基础和别人难以代替的作用，斩钉截铁地说：没事做就下围棋。
只要你坐在那里就起作用！事已至此，陈毅坚决表示：请中央放心，这就准备动身，回华中后一定搞好团结，做好工作。
任务一经确定，陈毅很快就把思想转到了华中工作方面。
7月30日，他电告华中的饶漱石、张云逸：“华中干部百余名及新调来工作者约六百均准备于8月初东来，估计10月初可到军部，我亦定8月初动身回来，请令路西淮北四师注意打通陇海路北的联系工作，以便通行。”
中共七大胜利闭幕不过两个多月，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八年抗战的最后胜利，日本军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重要声明。
朱德总司令发布受降和对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等命令。
此时，蒋介石却发布反动命令，命令解放区的八路军、新四军“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不准收缴日伪枪械；命令他的嫡系部队“加紧作战”，“稍勿松懈”，积极准备向各解放区推进；命令日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继续抵抗八路军、新四军的反攻。
由于国民党当局的背信弃义和妄图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国共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陈毅密切注意时局的发展变化。
8月12日，中共中央指示华中新四军，改变夺取大城市的方针，要求江南部队就地向四周发展，夺取广大乡村和县城；江北部队力争占领津浦铁路及长江以北、津浦路以东、淮河以南一切乡村和城市，以配合八路军占领陇海路。
陈毅当天即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对华中局和新四军贯彻中共中央8月12日指示的具体部署：在江南方面，立即有计划地分路发动进攻，占领吴兴、长兴、宜兴、溧阳、溧水、郎溪、广德、金坛、句容、高淳诸城镇，太湖西岸各地及浙西敌区各县；对京沪沿线苏州、无锡、武进、镇江、丹阳等城，可相机占领，不可能时即不要去，能占领时亦不宜作久住之计，而主要的是去占领各该县的农村市镇。
在江北方面，应将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运河两岸这一整块地区打成一片，占领所有城市，解放所有地区，打定长期巩固根据地的基础。
军部在运河沿线，选择适当指挥位置。
8月23日，陈毅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中共中央为加强军事工作的领导，会议决定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陈毅为12名军委成员之一。
时局的急剧发展，国民党当局为准备内战加紧调兵遣将，迫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做两手准备：一是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蒋介石的代表张治中陪同下，从延安乘飞机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争取避免内战，实现国内和平；一是现在延安的各大区高级军政领导人立即返回原地，迅速负起各自的领导责任，做好应付国民党挑起内战的准备，以免形势逆转时而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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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只要你坐在那里就起作用”（2）
8月25日上午，一架美国军用小型飞机飞离延安东关机场。
陈毅、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陈赓、林彪、萧劲光、滕代远、杨得志等20名高级军政领导人，为了同国民党抢时间，不顾危险地挤在这架飞机上奔赴各自的战斗岗位。
为了预防不测，每人身背一副降落伞，而且事先临时抱佛脚地练习了一下紧急跳伞的基本要领。
陈毅一行飞越吕梁山，当天中午到达晋东南黎城县长凝机场。
在此小停后各奔东西。
在黎城，陈毅与湘南起义时入伍的老部下、如今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行，并得到他派出的小分队护送，一起翻越太行山，于9月下旬到达河南东北的濮阳。
陈毅此时的心情是复杂的，肩上的使命，家小的企盼，都令他归心似箭，然而想起饶漱石对他的不能相容，又不免有几分忧虑。
但他早已郑重地向毛泽东表过态，这个想法只不过一闪念而已。
他再一次告诫自己：面对现实，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不应为个人关系难处而畏缩不前。
他飞离延安的次日，中共中央特地致电华中局：“陈毅同志昨日飞抵太行，转赴华中。
陈态度很好，一切问题均谈通。
分工：饶为书记及政委，陈为军长及副书记，其余不变。”
这时，陈毅已经知道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已经飞往重庆，将同蒋介石进行面对面的较量，其艰难和复杂程度比之于党内军内矛盾超过多少倍。
这更激励他要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回到新四军以后坚决按中央的指示办事，传达好七大的方针，不管多艰难多复杂，都要同饶漱石相处好，以便团结对敌。
由于情况出现变化，中共中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定从山东抽调数万兵力开赴东北，新四军江南主力北撤，一部进入山东。
9月26日，陈毅在河南濮阳时收到中共中央9月23日来电，要他不要去华中，“因中央有新的部署，决定新四军主力及陈、饶二人均到山东工作，望你及你所率军事干部取捷径直到山东，接替罗荣桓职务，以便罗迅速去东北。”
10月4日晚，陈毅乘吉普车到达山东军区所在地临沂，受到罗荣桓、黎玉、舒同等军区领导人的热情欢迎。
10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新四军军长陈毅兼山东军区司令员。
这时，由于形势的急剧发展，他们迅速办完了交接工作。
罗荣桓离开临沂赴东北前夕，亲手把一张虎皮褥子送给陈毅作纪念。
陈毅知道罗荣桓带病出征，对他的健康状况非常关心，特地对随军出发的医生详细作了交代，此次渡海去东北，海上风浪颠簸和长途跋涉都有可能加重他的病情，一路上一定要悉心照料。
几天后，饶漱石随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由苏北淮阴来到临沂。
陈毅捐弃前嫌，以向前看的态度主动同饶漱石接近，处处注意搞好关系，并遵照中央指示在华中局和新四军中传达了中共七大的方针。
随后华中局改为华东局，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领导机关，饶漱石担任华东局书记，陈毅、黎玉为华东局副书记，在军队职务上陈毅为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饶漱石为新四军政委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
1947年1月，遵照中央军委命令，新四军和山东军区、华中军区番号撤销，合编成华东军区，陈毅任司令员、饶漱石任政治委员。
与此同时，华东主力部队进行统一整编，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并组成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此后陈毅继续担任华东军政职务，除1948年在保留华东职务的情况下，有一段时间因为中原地区工作的需要，在任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期间，同饶漱石一度分开外，直到全国解放初期他们两人都在一起工作。
九、身兼华东中原要职（1）
一辆带皮篷的军用吉普车、一辆带篷布的大卡车，颠簸在黄河边蜿蜒不平的简易公路上，扬起高高的尘土。
那辆带皮篷的吉普车颇惹眼，黑漆锃亮闪光，皮篷也是黑色的。
车后挂了一个拖斗，卧具被褥一应俱全，夜间赶路完全可以放开身子在车上睡觉，不用担心误了时辰。
此车先前的主人是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如今的新主人是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
陈毅和随身的工作、警卫人员是1947年11月上旬离开华野司令部的，正日夜兼程地赶往晋冀鲁豫邯郸局所在地冶陶，去与邯郸局主要领导人薄一波等商讨华东野战军战争规模扩大以后的兵员、民工、粮食、械弹、被服、医药、经费等供应问题。
11月24日到达冶陶时，天已擦黑，薄一波等人亲自提着马灯前来迎接。
陈毅非常清楚，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发展，晋冀鲁豫不仅担负着对中原、华东野战军繁重的供应任务，有时还得供应西北野战军，负担确实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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