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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色见证:我的父亲沙飞-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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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远方1999年回忆：1948年初冬，我与沙飞同住一个村疗养，一向热情、健谈的他变得沉默寡言，有时问一句，答一句，整天耷拉着脑袋，像得了忧郁症，天很冷时他还睡在院子里。我向他讲四野进关、平津解放，全国即将胜利、形势大好，这也是大家谈论的中心话题。他木然、没反映，一言不发、无动于衷，无任何表示。他过去一贯政治热情很高，但对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却如此沉默，使我感到非常反常。我出院时向他告别，他连送都不送。
罗光达：沙飞考虑问题，经常好钻牛角尖，想入非非，常常一个人在房间，我进去，他很久没发现，他精神过于集中。他对某些与他工作无关、却使他有兴趣的事，也可以想个没完没了，甚至躺在床上也长期想。我跟他住在一屋好多年，他的思想问题、神态我最了解，他经常小声自言自语，手在不停地动作，他在生活上不拘小节，头晚跟马夫说好第二天早出发，第二天起来也不跟马夫说是否有变动，就干自己的，马夫喂马一遍又一遍，他也不理人家，直到下午3点后才走。他多疑，看问题好钻牛角尖。他看到地方民兵制作草人，穿上衣帽以吸引子弹。他想这种草人可以大大推广，大批制扎，甚至想到这些草人活动起来，以便更多吸引迷惑敌人、消灭敌人。他看到游击区民兵利用风筝向敌占区散发宣传品，他就想利用带炸弹，轰炸敌占区，甚至轰炸敌人的重要城市等奇怪想法。他多疑，一次军区政治部破获了一个敌人派送我区的特务后，他就怀疑敌占区来的都有问题。他健忘。（1980年，北京军区军事法院“沙飞案卷”摘抄）
和平医院医生张荣志1981年回忆：我常去看沙飞，他有时也找人叫我去看他，谈抗日战争他很健谈，一谈到他的病不重，他就带怒气，尤其是劝他下地稍稍活动一下，他就大发脾气，护士说他体温正常，他非说他体温高。1949年3月沙飞的妻子在妇产科生孩子，他的病已好，能活动，但不去看妻子。王辉心里很苦闷，说他过去不这样，她常让我们去劝劝他来看她，不要那么冷漠。全国解放，按沙飞原来对工作的热情，应主动要求出院，但他老说自己病不好。
白田野1999年回忆：沙飞住院我常去看他，他叫我好好学习，以后干事业。1949年我们到北京后，上面给他发的东西带去，他就送给医院其他病人吃。
画报社记者林扬（原民族画报》总编）1980年回忆：1949年北平解放前，我们去看沙飞，他摆弄相机，说相机早就准备好了，希望拍解放北平的照片。我走前，跟他要鲁迅的底片，说拿来放大，好办展览。他不同意，说等自己去了再说。他拿出白求恩送他的像册给我看，第一页是白求恩用英文写的，沙飞给我翻译出来，是白求恩写明给他的。里面有一张是聂荣臻、白求恩及翻译的合影，是沙飞照的。这像册好像也随遗物到了画报社。我最后一次去看他，他说话颠三倒四，一会说我马上走，去拍北平解放的照片，一会说我不走了，好好住院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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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3）
杨瑞生1980年回忆：1949年5月我去看沙飞，他拿出一本第一期华北画报，指着封底深墨绿色的画，直着眼睛对我说，你看这些人都没有脑袋，画画的人有问题，是特务。我们当场看，都有头，这是画家徐灵画的解放军攻城的画。他又说，你在石家庄给我找间房，我去那养病，我不在这住了。我给他找好了房子，去信叫他来。他说不来了，军区要来人接他去北平养病。
赵银德1981年、1999年回忆：1949年9月初我和爱人到北平前最后一次去探望沙飞，他愁眉苦脸、沉默寡言，对我十分冷淡，他在走廊搭的一块门板上躺着，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空气好。我问您的病好些吗？他摇摇头不说话。我说我的事办完了，准备到北平去，您有什么事要办吗？一会他低声说，医院住不了，有特务，给我治病的大夫是日本人，他经常换医生给我检查，换一个，一个说法，有的说病已经基本好了，可以下床到户外活动，有的却说病情还不稳定，没有脱离危险期，必须卧床休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折腾我，这不是要整死我吗？你们到北平后，立即找到我大儿子，告诉石副主任，让画报社赶紧来接我，到白洋淀找个医院休养，那里空气好，不然11天后我就要死了。我和他呆了一个多小时，他车轱辘话没完没了地说。当时是供给制，什么都发，他对我说，小鬼有钱吗？我说有，就给了他。
蔺柳杞2002年回忆：1949年春以后，我与沙飞一起住院，在城角庄天主教堂，我俩都是师级干部，后来他搬到医院本部住，他丢下一张X光胸透诊断书，写明肺结核已全部钙化，即他的肺病已治好了。当时和医生病友谈及此事，认为他害了结核恐惧症。汪克明1949年春住院，他3岁的双胞胎女儿兴华、建华得肺结核住小儿科，两女孩打链霉素又哭又闹。我与沙飞都属内二科，二科办公室在小儿科东边，是干部病房，一个大走廊，20多间房，南北向都有。沙飞对我说，他不能到外面，出去就病。他命令警卫员密闭门窗，说不能见天，否则就感冒，肺结核不能感冒。我的警卫员李洛琪说，沙飞两个警卫员对他很有意见，沙飞说，喝鸡汤治疗肺结核，但要求煮一周的鸡不许散架等。我时常当作笑话听，以解病房寂寞。1949年初秋我远方亲友寄来一信，误送到沙飞手中，李洛琪从他处取回信件，信封上写着，里边有只小白兔。我不理解这种玩笑，很不高兴。一天上午，我躺在帆布椅上，例行室外大气疗法，沙飞走来，我好久没见他了，他胖了，他见到我，在10步以外停下，用手指口、摆手，一句话未说，扭头而去。他曾给毛主席写信，说津泽给他透视，损害他的生理机能，信转到军区卫生部，大家认为是笑话。津泽胜也是我的主治医生，经常去城角庄给我检查，###医生给他记录，护士端个大盘子，给我注射葡萄糖钙，他一米七左右，壮实，待人和气，工作认真，对中国人友好。
李洛琪2002年在保定回忆 ：我曾在画报社工作，听说沙主任住院，我去看他，他躺在床上，我问他，沙主任好些了吗？他说好些了。在路上遇到他，我问他，沙主任转转？他说转转。我与奚文斌、李有志熟，他们说沙主任很怪，认为他住的房子不好，想换个房子，给他找好了，他去看过，开始同意，后来又说，这个房子绝对不能住。
沙飞通讯员奚文斌（原山西运城地区发电厂行政科长）：结核难治，沙飞思想比较紧张。开始我就觉得他的脾气挺怪，每天要我们（一警卫员、一通讯员）给他买鸡炖鸡汤，喝汤，不加作料，肉也不吃，光喝汤，一天要给他买一只鸡，做不好，他就不吃了。他白天、晚上吐痰，要我们给他接痰，他翻身，我们抬着翻身。在留营时他住里外间，我们俩人住外边铺草，他在里面住钢丝床。他看了外国书后，大冬天把窗户打开。1948年12月下大雪，他要我们把他抬到院内，说冻着，病好得快。买鸡吃没钱了，后来叫我们逮蛤蟆吃，有时他还打野兔子吃。他脾气不好，没人敢接触他，他不高兴就说要枪毙你们，我俩吓得不行。我找他老婆商量把枪收回保存，王辉把他的枪保存起来。后来他要，他说不安全，一个多月后，他又把枪要过来。还有件事，就是查体温、切脉、过大称，体温要高点，他就不动了，要低，还出来活动活动，脉快慢也有影响，不定时地让我们从农村借大称称他有多重，少了，就躺着不动，翻身要我们帮，重了，他就高兴起来活动。后来他病好了，我回北京东四六条陆军医院联系北京治疗，一个礼拜就办好手续，回石家庄后给他收拾好，准备回北京。那时他已搬到医院病房，我们住招待所。他脾气比较暴，要提些什么我们赶紧办，有办不了的，就赶紧去市里找他老婆。（1981年7月28日，“沙飞案卷”摘抄）
石少华：1949年11月我接他的信，这是沙飞写给毛主席和聂司令员的：和平医院有很多特务，给我看病的津泽胜就是一个日本特务，他要害我……我一看不对头，就派人接他出院。可他在出院前，亲自和警卫员擦三次枪。（1981年，京军区军事法院“沙飞案卷”摘抄）
时《华北画报》、原《解放军画报》摄影记者孟昭瑞2002年回忆：我第一次见沙飞是1946年底联中和抗敌剧社联欢会上，沙飞挎个照相机，个子比较高、魁梧，给我印象平易近人、开朗、能说。我很羡慕他的工作。我搞摄影同见他第一面有关系，我喜欢这个工作。我到华北画报时，他已住院。1949年12月初石少华派我去石家庄接沙飞出院，这是第二次见他，我当时不到20岁。医院对面是炮校、医学院，我与奚文斌、李有志一起吃、住在医院后的农村，离沙飞住处几里路。沙飞与石少华一样高，1米8左右，沙飞没架子，开朗、健谈，说话很痛快，直爽、随便，什么都敢说，不隐瞒观点，不装腔作势，好接触。他不像一般当官的说话谨慎、注意影响，他性格跟别人不一样，属于见面就熟，他跟我什么都聊，从生活到各方面，一谈就投机，还问我有对象没有，说医院护士多，给我在这里找一个。北平解放，每个人都着急快点去，他不肯去，他对北京淡漠，不向往、不羡慕、不感兴趣，没急迫的要求，没问开国大典的情况。他问画报社情况，我不理解，他事业心强，可不着急回画报社，他病好了，还不出院。我说北京条件好，石少华在协和医院已安排好他住院。他恨日本帝国主义，恨日本医生害他。我看见他擦枪，他说，枪还能用，我已试好枪，打死他，反正也死不了。这时津泽胜进来，沙飞对我说，就是他，我要打死他，他差点没把我害死，我肺病最严重的时候，他不给我吃药，叫我每天走10里路，运动疗法，我没听他的，要不早死了，我按我的方法治。我怕完不成任务，每天劝他走，他说我还有事，你先走。他从没拿出照相机。我在石家庄一星期，没给他照相，很遗憾。我回京向石少华汇报，他说过一段再说。没几天就出事了，我不敢跟人说，沙飞曾提出要打死日本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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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4）
陈正湘中将1983年回忆：沙飞在石家庄住院时，我和爱人走了8里路，专程去医院看望他。
方林1999年回忆：沙飞住院常写信给我，说他病长期不见疗效，心情焦急、极端苦闷，认为日本大夫不好好给他治病，对他有恶意，要害他。我托人从敌占区买些营养食品、药品给他送去，常写信安慰他。
王达理：1949年5月至8月，我多次去医院看爸爸。第一次我去看他时，他精神还好，他和一个病友一起下象棋。第二次去时爸爸告诉我，那个病友已经死了，死的很突然。爸爸很难过，这事对他有刺激 ，他叫我给他拉小提琴听，我拉了几首曲子，中外的都有。后来再去看他，感觉他精神越来越不正常，他说鲁迅是日本医生害死的，现在日本医生又要害他。医生开药，他不吃，让下床活动，他说有意害他。他花钱自己增加营养，钱不够，他就卖掉一些衣服，甚至打算卖照相机。他整天躺在床上，经常两手比比划划，做各种姿势，有时自言自语，我也懒得跟他搭话，我一直未见他起来活动过。他常让警卫员把他从屋里抬到院子，从里屋抬到外屋，有时到深夜，才让把他抬进屋里，我也一起抬过。他整天疑神疑鬼，搞得两个警卫员没办法。组织照顾他，专门批雷米封给他吃。他当时有两支枪。
9月初我从石家庄到北京前，妈妈跟我说，司徒美堂从美国回来了，你们跟他是一个家族的，他跟你祖父认识，你爸爸也一直非常想见他，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去看看他老人家。我去北京饭店看望美堂公，他的秘书司徒丙鹤也在，我说是沙飞的儿子，并详细介绍了爸爸的情况，抗战时到华北前线搞摄影，现在身体不好住院等。美堂公请我吃了一顿饭。
王笑利：1949年春学校放寒假，妈妈来信叫我去看有病住院的爸爸。我带了些好吃的到石家庄留营和平医院，爸爸躺在老乡的炕上，对好久没见面的我，不像过去那么热情，甚至好像不认识我，过了好一会，他才让我坐到他身边，摸摸我的脸，拉着我的手说，小力，我很想你们呀。他还让我从缸里拿梨吃，他很疲倦，我坐了一个多小时，就告辞了。我回家告诉妈妈，她说他劳累过度，心情不好，休息一段时间，就会好起来。
王辉：有一个星期天我去看沙飞，他告诉我日本大夫要他照X光。我说可以去照，看看病情如何，我在重庆工作时，患过肺病，也是透视才发现的。他听了大发脾气，人家要害你老公，你还相信他，那个日本大夫是特务，他要用X光消灭我的细胞，使我慢慢死去，鲁迅就是被日本医生害死的，现在又来害我。有一次护士送来口服药，护士一走，他就把药摔在地下。我问为什么，他向我发脾气，药里有毒，你是不是要我死？弄得我不知如何是好，以后因吃药问题又对我发过几次脾气，而且对我越来越不满。我也越来越觉得不对头，开始怀疑他精神是否正常，怕长此下去，会不会怀疑我也害他。1949年底人民银行调我到总行工作，临走前我抱着小女儿去看他，帮他整理东西，他的衣物破破烂烂的，他也随随便便，不怎么整理，他原来非常爱干净整洁，现在完全变了一个人。我要他好好养病，准备到北京去。他眼睛老是直直地瞪着我，什么表情都没有。过去他很喜欢孩子，可是这次我要他抱抱亲亲孩子，他不理睬。到北京后我找石少华，要他向政治部反映，我觉得沙飞各方面都很反常，希望把他转到北京医治，他改变一个环境可能会好些，而且我在北京照顾他也方便。
19兵团组织部长汪克明将军1981年回忆：我住院时与沙飞隔壁，我的双胞胎女儿也得肺结核住儿科，我爱人陪住。沙飞很喜欢小孩，两个小孩也特别爱去他那里玩，孩子哪天不去看他，他就生气。临出事前他擦枪，他对我说，我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我当时就认为他精神不太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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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法西斯曾杀害多少中国人
1949年12月15日，悲剧发生了。
奚文斌：出事那天，我们准备走。沙飞让李有志叫津泽来，问他路上要带什么药，注意事项，如何安全。津泽给他开了两种药，说其他药不要吃，要养。津泽要出门时，我们二人在边上不注意，医生走了不到二三步，沙飞开了一枪，后又开了一枪。我出去叫人，李有志在房里照顾，叫人来看，李有志和沙飞都在。后来石家庄法院就把我们3人一块弄到法院。以后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沙飞认为，他在抗战中脚被冻伤，现在想报仇。小日本欺负咱们多年，想报仇。那时和平医院日本人多，他对日本人有仇。（北京军区军事法院“沙飞案卷”摘抄 ）
张富云：出事那天，查房时，沙飞告诉主任：“查完房，津主任你来一下。”出事后，我推不开门，在门缝处看见津泽躺着，我用劲推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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