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色见证:我的父亲沙飞-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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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我问她，她说改成她的衣服了。爸爸有两个小皮包，一个是他当报务员时用的，后来专门放底片，装鲁迅底片的小铁盒有时也放进去；另外一个挎包是文件包，后来放爸爸的遗物，在妈妈处。两个包都捐给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爸爸死后，白求恩赠送的照相机，是方林交给我的，我用了近10年，1959年给中国摄影家协会；爸爸在张家口买的莱卡照相机，他住院时，还挂在墙上，在遗物单中有，但未交家属；爸爸的半个金戒指，是在妈妈追问下，又重新要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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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始终爱着自己生命中惟一的男人（2）
爸爸去世的消息，没有人告诉我的祖父祖母。1955年二叔司徒铃给爸爸的老朋友李桦写信，询问沙飞的消息。石少华把信转给我。1956年我回广州看母亲时，去看望了祖父祖母及叔叔姑姑们，我不敢告诉他们父亲死的原因，只说是病死的。直到60年代祖父母先后去世，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大儿子到底是怎么死的。
　　王笑利：我当时住西四大红锣厂画报社，一天石少华告诉我，你爸爸出事了，打死一个日本医生。
　　伊之（张致祥夫人）：沙飞处决后，我与王辉见过面，跟她聊一聊，她很镇定平静。
　　孟昭瑞1998年回忆：沙飞死后，石少华派我到张家口接王雁，说再不接就怕失去联系。我第一次接不来，人家不愿给，第二次才接来，那是一般人家。王雁那时很小，土里土气。
　　李遇寅1987年回忆：1950年3月石少华派我和顾棣去华北军区保卫部取回沙飞的遗物，在功德林监狱放着。遗物没给清单，不能一件件清点，大多破烂不堪，有一个鸭绒睡袋也破破烂烂，还有些日用品及私人信件。王辉来信给石少华，提到半个金戒指不见，另一半已卖掉。我们再去要，一位长相不好看的女同志说，要就给，我们也不会要的。沙飞在张家口自己买的照相机，没去要便不给了。
　　顾棣日记1950年3月10日：和李副主任（李遇寅）一同到北京和平门外华北军区第二模范监狱取沙主任的遗物，科长没有在家，和保管员接洽。这几个小卒子架子很大，令人生气。他们把公家的东西都扣下，只剩下一些破烂的私人用品。面对着这些东西，心中想着死去的人，百感交集，说不出的悲伤。我们收拾起沙飞生前所用的小洋铁锅、暖壶、茶缸、小镜子、穿的衣服（衣服都非常破烂）、看的书和保存的一部分《晋察冀画报》，还有他的珍宝——从广州带来的13年从未离开过身子的那个小铁盒子，6年前他曾叫我看过一次，当时里边放着他在广州开展览会时报纸上刊登的消息及王辉给他写的信，还装着他给鲁迅拍摄的底片、八路军总部发的记者证，还有他当参议员的聘书等，这些重要材料现在都不见了。这是我第二次看到小铁盒，可是人已死了，这些珍贵的东西将交给何人？我们一件件点检清楚之后，给他们开了个收条，怀着莫大的悲伤走出了监狱的门。
　　一路上回忆起3月6日在司令部大礼堂干部会上张致祥副主任正式宣布开除沙飞同志党籍的决定及沙飞犯罪经过的情形，经军法处审判，处以极刑，并于3月4日在石家庄执行。这些话像一把钢刀刺入我的心中，这样一个久经锻炼的老干部，会落到这个下场。他的13年的光荣历史，就此全部葬送了！
　　顾棣1999年回忆：我介绍到画报社参加工作的顾跃卿，他放羊时，沙飞把大衣给他穿。判决书由沙飞创办的2207厂印刷，张一川厂长分配顾跃卿印，他一看就哭，不肯印，又找另外一个党员来印。我在阜平花沟掌送给沙飞一个小唐瓷碗，一对象牙筷子，我听说能试毒，沙飞的遗物拿回来，碗被踩坏了。牛皮包一直在画报社。我看到小铁盒，但里面没任何东西。
　　庞嵋1980年、1987年、2000年、2002年回忆：沙飞死后，华北军区政治部在党内营以上干部分别传达。宣传部由张致祥传达，他开会时说“挥泪斩马谡”。沙飞事件与冀中军区黄寿发杀妻案同时公布。石少华叫我一人通过保卫部，骑自行车去德胜门外的监狱，取沙飞的遗物，遗物在监狱的一个库房里，堆放在地上，我只拿到一个挎包、一个牙刷、一个杯子、几双袜子、一件衬衣，一个小包袱，没有底片、小铁盒、照相机。我问照相机呢？那些人说不知道。我带回交给石少华并向他汇报。石少华派我专程去石家庄去取鲁迅的底片。我主要找小铁盒。保卫部干事说，处决沙飞时，小铁盒掉出来，执刑的人把它又放进沙飞的衣袋。我问能否打开墓。他们说，棺材外面已打上洋灰，不可能打开。请示保卫部，不让重新打开。我请示石少华，是否打开？他说，不要打开。沙飞那套鲁迅底片的确在棺材里。王笑利平时住校，每星期六回画报社住，穿个军装小大衣。
　　林扬1980年回忆：沙飞死后，我通过原和平医院住院部的老头了解到，他出事后，并没戴手铐脚镣，还住在医院，当然外面保卫起来。他的遗嘱要求给他立个碑，写上何年死。我们知道他被埋在哪里，与河北军区几个同志去扫了一次墓，还压上白纸，这事我们从来没敢说。出事前我去联系北京协和医院，接他来住院检查。他的遗物带到画报社，开始放在外面，后来拿进屋里，我打开沙飞随身带的那个皮包，看到至少有三铁盒底片，我看到有鲁迅的底片，好像有鲁迅和一个大胡子，是不是肖伯纳。这部分是他最珍贵的，一直放在左上兜，兜都磨破了。白求恩的像册好像也随遗物带到画报社。
　　1950年后我给聂荣臻照相时，两次提出来，现在这么需要人，沙飞要不死该有多好！
　　赵银德1980年回忆：1950年我到石家庄出差时，用了好几个小时跑遍了军区保卫部旧址周围的每个角落，才在一个小树林柳树下，找到一块写有“沙飞之墓”的普通木牌，离烈士陵园不远。我总念叨沙飞真惨，工作那么好，贡献那么大，落这么个下场。
　　林韦1998年回忆：1950年我们抗敌剧社几个同志去石家庄完成演出任务后，专程去看沙飞墓，回北京后不敢告诉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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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始终爱着自己生命中惟一的男人（3）
罗光达1980年回忆：一听说沙飞出事，我马上提笔为他写申诉，但还没写完，处决命令就下来了，没想到这么快。1956年我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时，聂荣臻来看戏，中间休息我陪他散步，又跟他提出来，我了解沙飞，当时他精神不正常。
　　张四1980年回忆：1950年我从杨瑞生处看到关于沙飞的通报，杨瑞生老哭，说沙飞可能是精神毛病，功劳这么大，这么个后果，恨日本谁不恨，但敌人已为我们服务，沙飞不是那么狭隘的人，对形势观察不会比我们低。
　　杨亚山1980年回忆：沙飞的处理在画报社会议室宣布时，大家都哭了，当时坐在我身边的李遇寅哭的很厉害。不久，我、庞眉、顾棣、白世藻等看到沙飞参加革命前拍的十几张小照片，我们以前没见过，认为水平很高，给人印象很深。
　　冀连波1982年回忆：解放初解放军画报社田野社长虽然不认识沙飞，但他不止一次对全体干部说，沙飞的女儿小力经常来画报社，她是咱们的亲戚，来了要热情接待关怀。（王笑利当天日记：我有病住院是田野社长打报告送我去的，他还坐车去通县医院看望过我。）
　　白世藻1980年回忆：文革中我的罪状有一条是为沙飞翻案。林彪事件后徐灵说，沙飞问题该解决了。白求恩给沙飞4件东西，一是照相机，一是钢笔，一小本，小本在抗战中丢了，一是像册，像册原是缴获日本人的。
　　吴群1980年回忆：我1966年1月写的“接受鲁迅教诲的摄影家沙飞”一文，当时不给登，文革中被抄走了，为此还是我的一条罪状，为叛徒翻案。文革后才还给我。
　　江一真1983年回忆：我后来到新四军。1956年我见到殷希彭，问老沙情况，才知有事。
　　胡忠1980年回忆：1950年华东局任第三书记的舒同，来京时几个战友吃饭，有兰矛、王平、唐延杰、杨成武等，舒同向朱良才问沙飞情况。朱良才说，沙飞杀了日本人，被处死。舒同表示惋惜。
　　穆欣1980年回忆：我与沙飞是只通信、没见过面的朋友。解放初我到华北军区有事，我打听他，想见个面。但人家含糊告诉我，他已不在了，什么原因没说。
　　和平医院行政科干事周保山1997年、2001年、2003年回忆：1951年我到和平医院。原来医院的病人、烈士都埋在烈士陵园外边，从那挪墓到药厂不是我经手的。第一次迁墓后，交给我管。我见到沙飞墓有块木牌子，写了名字，看不清是哪个飞字。我写报告说，以后家属来人找不到坟怎么办，上级批了，给沙飞定了个二三十厘米宽，一米高的石碑。从药厂再挪墓是我经手，找人刨开土后，我一看沙飞的棺材烂了，我到南马路棺材铺，有十多顶棺材，我给沙飞买了一个最好的、五寸半厚、四块整板的松木棺材，是个订给老人上了油还没拉走的寿木，很贵，相当于当时价格130多元，我给拉走了，我让人把沙飞的原来整个棺材连人一起装进新棺材里，和平医院的人都是镇头村那个人埋的。医院常在那买棺材，一般规定，棺材规格板厚2寸半，其他人都是原来一般的对半、6块板的松木棺材，与沙飞的棺材大小一样，质量不一样。我是临时抓的，不是谁叫我这么干的，组织上说过，沙飞是老革命，要照顾，大家对沙飞都很尊敬。以前说沙飞的是楠木棺材，不可能，石家庄那时哪有楠木棺材，院长的老婆死了，想买个好棺材也没有。把沙飞挖出来再埋，我在场监督，指挥其他人干，我代表家属方。埋好后把以前的碑拿过去立上。以后地平了，我就不清楚了。第三次往动物园挪，非正常死亡的几个人没再动，留在那了。移墓是1958以前的事。迁墓时我画了准确的图，交给了行政科盛少候，他后来交给刘富堂，另一份交给组织部门，图纸是2份。
　　焦恩2003年回忆：与沙飞埋在一起的几个人情况，黄玉胜在收发室当通讯员，弟弟在总务科，他家乡来举报信，说他们是还乡团，他夺了站岗战士的枪，开枪打死张之及院长的老婆。一个志愿军连长强奸女人未遂，把人家扔井里淹死，3天破了案。他俩的审判大会在大操场，宣判后马上执行，两人一个车，也是我开车送去刑场，黄玉胜走不动，两个人拉着他上车。肃反运动开动员大会叫有问题的人交代，晚上小儿科主任赵力跳井了，七八天后找到，我和周保山捞起他，已经腐烂（作者附记：赵力的儿子是八一学校的同班同学）。另一人是冤案。
　　王笑利1985年8月3日日记：到阜平上庄看望乡亲们。在李玉忠夫妇家，大家都来了。他们说，沙飞的警卫员李有志来接沙飞的儿子时告诉我们，他得了精神病，他住院时，不让我们跟他一屋，有事没事都摇铃，闹得我们不能睡觉，他让老婆做衣服，要求白天穿是衣服，有袖子、有腿，晚上是被子。他打死日本医生，保不住，死了。我们大家都哭了。他的病把他的功劳都抹了，人们心痛他，好人落到这个地步，我们好几天睡不着，三人一群，两人一伙议论分析，有人说他死了，有人说他没死，他有大功劳，毛主席舍不得枪毙他，把他藏起来了。他的老婆王辉说要把孩子聚到一起到南方，当时可能杀了个替身，让他到南方去了。我们一直打听他到底还在不在。抗战时画报社在我们村，他们节约粮食救济我们。一个老乡讲，我头上长牛皮癣，石家庄解放后，沙飞买了药给我送来，他对我说，你以后有什么困难来找我。王毅强的干爹耿同金说，1949年春天我到石家庄卖猪棕，还去看王辉。大家都说，沙飞要是活着，就不会忘记我们上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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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始终爱着自己生命中惟一的男人（4）
司徒慧敏1980年回忆：我1952年从国外回来，在满州里时陈叔亮（曾任罗马尼亚大使）跟我谈到沙飞后来的情况，许多人都跟我提到沙飞。
　　司徒汉2000年回忆：沙飞、司徒美堂、司徒乔先后去世，司徒奇出国了。50年代末，有一次我到北京，司徒慧敏、司徒杰和我三个人在一起时，慧敏说，他们都走了，就剩我们几个人了。
　　　　作者附记：
　　父亲去世后，遗物里没有鲁迅底片。1950年4月5日，负责关押父亲并执刑的华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保卫部就鲁迅底片回函有关方：“关于沙飞所摄制之鲁迅先生的底片，来时他要求自己保存，怕给他遗失。当时负责检查的同志认为那是和他的案情无关的东西，为了照顾他的情绪，就交给他了。但最后处决他的时候，由于工作上的疏忽，已忘了这回事，没有给他要过来。可能是在他身上放着埋葬起来了。”
　　战争年代父亲及战友们拍摄的几万幅原版底片在解放军画报社，那是他和战友们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保存下来的。
　　父亲的战友、学生们在新中国的重要新闻摄影机构担任领导及业务骨干。
　　父亲与石少华，是老乡、战友、影友、兄弟、知己；父亲走后，我们两家始终来往密切；小时候我在感受到石叔叔关心与温暖的同时，不觉会掀起对已逝父亲感情的波澜。1995年我策划在广州、深圳、汕头举办《沙飞、石少华摄影展览》，就是回报石叔叔对我们全家多年来始终如一的关怀。
　　罗光达是父亲的第一任助手、亲密战友。他在离休后，主编出版了《沙飞摄影集》、《人民战争必胜——抗日战争中的晋察冀摄影集》、《晋察冀画报影印集》等大型画册；而《罗光达摄影作品、论文选集》直到1995年8月才出版。
　　顾棣是父亲的学生，名副其实。
　　……
　　1949年9月美洲爱国侨领、致公党主席司徒美堂从美国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在国共两党中，他选择了共产党。晚年他居住在北京，府上经常高朋满座：章士钊、梅兰芳、蔡廷锴、何香凝等。司徒乔、司徒慧敏及方林等司徒家族的晚辈常去看望他。1950年美堂对土改没收华侨地主的土地、房屋，提出不同意见，他说这些是华侨们在海外用血汗赚来的，应区别对待。1951年3月他到广东考察土改时，接待规格高，但他每天的言行都有人上报有关部门。1955年5月8日美堂在京病逝，周恩来、林伯渠等扶灵，安葬在八宝山。
　　2003年10月11日中国致公党、广东省政协、江门及开平市政府在开平联合举办“纪念司徒美堂诞辰135周年大会”。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40多个侨团200多名代表、美堂的孙子孙女及司徒氏海内外的宗亲代表参加了大会。
　　司徒慧敏抗战胜利后，去美国学习电影，6年后回国，担任电影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1987年去世。
　　司徒乔于1950年从美国回到北京，创作不少作品，为鲁迅小说《故乡》等画过插图。在他去世前一夜，即1958年春节前夕，他还在画他的家乡《潭江夕照》。
　　司徒奇旅居加拿大，1982年，两幅作品《雪松》、《晴雪》入选联合国国际儿童基金会，各印两亿份明信片、圣诞卡，获得中国画家少有的光荣。1997年去世。
　　司徒慧敏的儿子司徒兆光、司徒乔的弟弟司徒杰都成为一代雕塑大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