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密码-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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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后来在《赣南日报》实习当记者时，在新城住了一段，印象深刻。因为我的祖父当时就是修建机场的民工，在那里累得吐血，得了肺结核也得不到治疗。机场被日军占领后，他又被日本人抓了做劳工，备受折磨。后来逃出了铁丝网，沿途讨饭回到家里，肉体受到折磨，精神受到刺激，从此贫病交加，过早地离开人世。
　　多少像我祖父这样的赣南老表的血汗堆集，终于将机场工程竣工。盟军总部的空军派工程技术人员来验收合格，交付使用。
　　1945年初的一天，一架巨型飞机从蓝色的天空中飞掠而出，银翼闪闪发光，在地面的鞭炮、鼓乐欢呼声中，第一架B－29重型轰炸机徐徐降落。新建机场的超级跑道，总算承受了这个超级空中堡垒的重量。
　　机场人员忙着招待驾驶、机组人员，准备继续迎接更多的机群和大批驾驶员、战斗员。突然一盆冷水向他们兜头浇过来。赣南大余县新城修建国际机场的工程处，出乎意料接到了十万火急的电报：“十万火急！立即爆破机场跑道，并将全部建筑和库存物资火速焚毁，不得违误。”
　　由于战局突变，大余县危在旦夕，惟有忍痛自己炸毁刚修好的机场，以免为敌人所利用。盟军总部派来了监察官，监督执行爆破命令。
　　在一声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一片片火光中，跑道被炸毁了，仓库及一切物资被烧毁了。十万民工的劳动和血汗，顷刻之间化为乌有。
　　这一声声巨大的爆炸，也预示着蒋经国在赣南的辉煌即将结束。
　　

不战而“飞”　人走政息（1）
1944年末至1945年初的冬天，历来少有风雪的赣州，气温骤降，寒意森严。
　　1944年底，日军为了打通其南进路线，发动了所谓“豫湘桂战役”。这是抗日战争以来，日军向国民党正面战场发动的第二次进攻。1945年初，侵占湘东的日军频频骚扰赣西，进攻萍乡、莲花一带。相邻的赣州顿时吃紧！1月9日，《江西民国日报》报导：赣县正积极疏散中。中央驻省机关已开始迁移。物价、时局动荡不定。江西邮政营业局决定迁宁都、广昌办公。江西盐务管理局决定迁瑞金。1月17日，日军发动“一号作战”，针对美国空军新辟建的一系列机场进行袭击。数天之内，日军已推进到赣州城郊。
　　此时尚挂赣南专员衔而人在重庆的蒋经国，不得不于1月16日晚飞返赣州，处理日本鬼子即将兵临城下的危机，布置最后的抵抗和疏散事宜，并立即到赣南大礼堂露面。18日，蒋经国举行茶会招待各机关负责人及新闻记者，强调要有组织有秩序地疏散，会后即赴省府所在地泰和。20日，由泰和回赣州。
　　蒋经国从省府回到赣州后，于1月21日召开全城各机关紧急会议，说明当前局势。他一再向全城人民发誓：“要与赣州城池共存亡！”
　　23日，日军攻陷莲花，继续南窜，赣南受到严重威胁。蒋专员兼司令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应变大计，宣布即将执行紧急疏散。28日，接重庆蒋介石急电，要他返渝。l月29日，日军侵入距赣州仅90公里的遂川县后，沿公路向赣州进犯。驻赣南的国民党第三战区第25军军长刘多荃，特到赣州与蒋经国商量对策，准备于2月1日成立赣南警备司令部，由刘多荃任司令，蒋经国副之。
　　1月30日，江西遂川美军空军基地派出飞机一架，飞抵赣州，悄悄停在新修好的黄金机场，奉命接蒋经国飞渝。它带来蒋介石给蒋经国的手谕：“着即携眷随来机飞渝，毋须异议，以策安全。”限令蒋经国遵行。小蒋“抗旨”未登机，还摆着“誓与城池共存亡”的架势，只是让他身怀六甲的夫人蒋方良和一对儿女，还有蒋纬国及其养母姚冶诚上了飞机。
　　2月3日，山区里传来阵阵枪声。赣州西郊的黄金机场也接到爆破命令，爆破前还得完成一项重任，送小蒋离赣飞渝。
　　2月5日晚，一架巨型美军军用运输机，再次降落在赣州西郊黄金机场跑道的一端，待命返航。这种装有雷达导航设备的军用机，当时还是最新、最尖端的，可以长途夜航，安全可靠。蒋介石感到赣粤边境军情紧张，赣州城危在旦夕，特再次遣该机飞赣，突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迎接儿子蒋经国飞渝。第一次老头子的手谕没起到作用，这次老头子搬动夫人宋美龄捎来八个字：“从速飞渝，不得有误！”小蒋顶不住了，他知道父亲因他违旨而恼怒，这次再违旨后果不堪设想。他决定离赣赴渝了。
　　2月6日晨，一些重要干部，被点名前来机场送行，他们当中有周灵钧、高理文、黄密、杨明、漆高儒、游琨、刘汉清、刘景星。王升当时在外地，没有参加。他们提前来到机场伫候，冒着凛冽的寒风呆着，没有一个人说话。
　　小蒋乘坐的皮尔克轿车开进了机场，车停住后，他握紧司机毛宁邵的手，深情地说：“宁邵，你今后若要钱用，找黄寄慈吧。”毛宁邵明白这是他最后一次为他开车，眼眶里不禁蓄满了眼泪。
　　“我这次离赣，确非自愿。”这是蒋经国的临别演说的第一句话。讲完这一句，这位演说家卡住了，大家沉默地望着沉默的他，只有风声呜呜在耳边刮过。
　　他望望送行的部属振作起来，又恢复了演说家的自信，沙哑着嗓子一气说下去：“日本鬼子的泥脚，已伸到我们新赣南的近壤，我曾向赣南的父老弟兄作了保证，誓死与赣州城共存亡，坚决保卫赣南的每一寸土地。早些时候，张治中将军不是前来作说客吗？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要我去重庆，我因为舍不得离开新赣南，所以不去。现在敌情如此嚣张，我怎能离城而去呢？各位也不会支持我去做个逃兵，现在刘多荃将军衔命而出，挺胸承担赣州的防务，我只得暂时和各位告别了，以后，还会来探望你们的。”
　　虽然说得诚恳，真诚的歉疚和难言的痛苦溢于言表，因为人毕竟就要登机逃离了，因此大家听起来仍然是一篇官话，被离情别绪困扰着的人们振作不起来，客气的掌声稀稀落落，无精打采。
　　蒋经国的语音刚落，一队身穿黄呢军服，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脚登皮靴，胸前还挂两枚爆破弹的武士，鱼贯登机。原来这些美式装备的武士们，是来自重庆警卫团的一个排，接受“随时护航，安全返防”的军令，随机来到赣州接“太子”的。
　　蒋经国最后一个慢步登机，只见他频频回首，向送行的人群示意。人群也纷纷举起麻木沉重的手臂，机械地向他挥着。即将走进机舱的蒋经国，回首还想说句告别和鼓励的话，但他的眼睛已被眼泪模糊，悲愁离情已哽住了他的喉咙，他一咬牙埋头钻进了机舱。
　　

不战而“飞”　人走政息（2）
驾驶员理解蒋经国此时的心情，腾空后座机盘旋机场上空一周后，方向北飞去，刹那消失在浩淼无垠又黑暗无边的夜空。据他的亲信卫士陈梅山回忆，蒋经国进了机舱就失声痛哭，哭得十分伤心，引发得所有随行人员都陪着痛哭了一番。
　　他不愿意离开赣南，不愿意放弃他在赣南正在推行的新政，不甘心他在赣南6年的艰苦努力因他的离去而付之流水。
　　守城的国民党军政当局，立即爆破机场黄金机场跑道，这是他们预先部署的城防第一步。次日，又将水东浮桥解缆，彻底火焚。凡是城廓与近郊之间的通过要隘，一律设置障碍，并破坏桥梁和公路路面。从蒋经国走后，预定的城防措施并未按计划进行。刘多荃军长承担布防任务之后，也东返宁都去了，赣南警备司令部也就自然流产。那位被指定守城的团长不见踪影，也没有看到地方保安团队的一兵一卒和上街值勤的宪警。那时赣州己成了一座不设防的“真空城”。当时城内至少有两万以上居民未及疏散。
　　2月5日晨，日军自五云桥分二路进攻赣州城，一路从西门入城，另一路从南门入城，赣州城已是十室九空。日军几乎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赣州城，轻而易举地达到了其打通赣粤两省交通运输线的目的。
　　1945年6月初，蒋经国向国民党政府辞去了赣南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的职务。遗缺由他保荐的信丰县长杨明（曾任蒋的秘书）继任，从此，结束了蒋经国在赣州的任职。
　　“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在人治为主的旧社会，这是不可避免循环往复的悲剧。蒋专员也难逃这种命运。1944年底，小蒋的屁股就主要坐在重庆了，他兼了一段专员，便推荐自己的部属和亲信、信丰县长杨明接任专员兼保安司令，嘱托他把他留下的的事业继续办下去。可杨明没法办下去，身份声望能力都差得太远。杨明是浙江临安人，原在临安经商，当过临安商会会长，到赣州后，先当交易公店经理，搞得不错，取得小蒋信任，便官运亨通，一路升官成了蒋专员的接班人。但他毕竟是商人，非政治人才，当了官后专以做官为能事，干不了事也干不成事，蒋经国留下的主要事业——土地改革、儿童新村、正气中学、正气日报、新人学校，他都一一荒芜和停办了；三年计划、五年计划，他更是无法“计划”，一概束之高阁，“五有目标”连讲都没人讲了。蒋专员的新政，到了杨专员手里，一概完蛋，统统寿终正寝。
　　于是，古城赣州的墙壁上，赫然的“五有”标语上，有好事者加了注释：
　　“人人有工做－修路，人人有饭吃－吃粥，人人有衣穿－军衣，人人有屋住－茅屋，人人有书读－《中国之命运》。”
　　这讽刺有点儿以偏概全，不太公平。蒋经国的赣南新政改革虽因日军入侵未能贯彻到底，他挑选的接班人也不得力，但他本人的思想和行为还是有许多可取之处，他的良苦用心，他的亲民作风，他的可观治绩，赣南老百姓还是给予客观评价的。他离开之后，赣南地方的关帝庙、岳王庙这些祭祀由清官成神的庙宇，有人为他树立神像，以表示对他的怀念和尊敬。这在历代为官赣南的官吏中，享受这种特殊待遇的角色为数不多。
　　

千秋功罪任人评说
青春年华风流倜傥的蒋经国，在赣南这块小天地里如鱼得水，如蛟入海，雄心勃勃大干了一场，施展了他的青春抱负，度过了他一生最灿烂的日子。
　　纵观小蒋在赣南专员任内全部为政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收拾“烂局”，打通政令阶段。这个阶段从他1939年3月就职，到1940年3月第一次###大逮捕，大约用了一年的时间。
　　二、建设“新赣南”阶段。从1940年春，召开“第四区扩大行政会议”正式制订“新赣南三年建设计划”起，他公开提出建设新赣南的“五有”目标，以后改为“五年计划”。这个阶段大约用了三年时间。
　　三、官职挂名阶段。从1944年至1945年止，1945年初，赣州沦陷，1945年6月，他正式辞职。
　　客观地说，小蒋在赣南为政取得的成绩仍是可观的，而且是有客观评价的。当时的区区赣南吸引了许多中外记者和知名人士来参观访问。访客对于原本十分穷困落后的赣南，与中国其他地方的情况相对照，印象格外深刻。
　　《纽约时报》记者艾特金森报导，蒋经国的改革计划使得赣南地区面貌一新。抗战之前，赣州只有3家工厂，现在已有44家工厂，包括1家酒厂、1家面粉厂、1家火柴厂，若干纺纱厂。赣南虽是农业区，可原本粮食严重短缺，现在的产量却足可供应10个月的消费，预期到1944年就可完全自给自足。在艾特金森眼里，赣州是中国最现代化、最干净的城市。
　　当时国内的舆论说他推行的赣南新政是“中国战时政治的一项奇迹”，为“地方建设创下了一个成功的范例”。甚至有人说：“抗战时期，中国有两个半天下：重庆是一个，延安是一个，赣南可算半个。”这未免言过其实，评价太高。他走了以后又有些刻意贬低他的评论，也失之偏颇。
　　风云散尽，风光不再，风流已被雨打风吹去。褒也好贬也罢，都是一时之议。扣除掉宣传和意识形态需要的部分，沉淀后客观地说，蒋经国在赣南的治绩按照当时的环境条件说来，殊为不易。他最可观的一项成绩是推动治安，又不失地方民心。解决“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工做，人人有书读”方面也做了一些努力，取得一点实效。上级交付的征兵员额，他可以如命完成，但是和中国绝大多数地区不同的是，在赣南农村征兵，并没有造成百姓害怕、仇恨当局的情绪。他个人清廉正直的官声，真正与百姓同甘苦，因此得到百姓信任的故事，至今还在赣南百姓中流传，这就不容易。铁打的赣州流水的专员，赣州走马灯似的换了多少专员，留下的名声最好故事最多的恐怕还是蒋专员。
　　综观蒋经国的赣南新政，可说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个特定历史条件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日本帝国主义已把侵略的魔爪伸进大半个中国，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关头；另一是蒋经国时正29岁，刚刚从苏联回来，他经历了磨练，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他“很有前进的思想，需要有机会去求证”。而且希望在“最坏的条件下去试试”。由于两者的相互作用，使得蒋经国赣南新政的推行出现了一些与其他人物在其他地区（如蒋介石在四川，何应钦之弟在云南）推行新政不同的特点。由于这样的特点，“新政”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新政的本质决定了新政的推行不能彻底，新政的最终效果也是有限的。
　　赣南时期作为蒋经国的从政实习期，意义重大。他在赣南确立起自己的为政风格，树起自己的为政旗帜，成为他个人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成功多于失败，才干多于平庸，从而确立起他在国民党官场的青年才俊地位，为以后的仕途打下坚实的基础。他到江西和赣南任职后，涉及党政军经团等方面，通过这些任职，蒋经国对国民党政权的中下层有所了解，对国民党的现状有所了解，可以说掌握了国民党中下层工作的经验。所以说，蒋经国与其他的军政要员相比，多了一个中下层工作的经验；而与中下层官员相比，又有一个他人所没有的、权势熏天的父亲。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从儿子在赣南的表现中看到了儿子的潜力。有此两条，最后完整地从其父手中接下国民党政军的大权，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