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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东史郎交往13年-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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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一（1）
今年三月，南京市和深圳市联合在深圳的中英街举办“12·13——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实展”，承蒙相邀，让我去参加主礼，其间见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朱成山馆长，承告他的新作《我与东史郎交往13年》一书，即将付梓，请我为之作序，我心有惶恐，唯恐力不从心，有负他的重托，但是，朱馆长和东史郎先生都是我多年交往的朋友，却之实在有些不恭，只好勉力而为，并感谢对我的雅爱和信任。
朱成山馆长背脊直、勇无惧，年青有为，勇于任事，是一位有名的史学家、资深研究员，对日军侵华史特别是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研究硕果累累，成绩卓著。且每当日本右翼势力掩盖和篡改历史，为侵略罪行翻案时，他总是拍案而起，仗义执言，用铁的史实，做出有力回应，澄清误导，在馆址建设、布展和史料的收集整理，以及向中外参观者展示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维护和平等方面，都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
东史郎先生早年参加过两次侵华战争，双手曾沾染过中国人民的鲜血。但是，他晚年深刻反省，心存良知，真诚地向中国人民忏悔，这么高龄的老人，不在家中弄孙作乐，享受清福，而是风尘仆仆四处奔走，不辞辛劳，且不畏强权和压力，坚持伸张正义，多次来华谢罪并通过各种方式，表达期盼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真正友好下去的决心和愿望。他这种精神和做法，赢得了广大中国人民的理解和支持。
1999年2月12日上午，东史郎一行人来到香港，时任香港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会长杜学魁为他在香港大学举办“南京大屠杀历史见证会”。我携同儿女参加，东先生和山内小夜子都做了讲话，情真意切，非常感人，中国留学生刘燕子即场翻译很受欢迎。会后，我参加了欢迎东史郎的晚宴，并陪同他到达下榻的宾馆，大家交流意见，真诚的对话。这样谈谈说说，回到家中时，已是次日清晨一点钟了。
2004年，东史郎罹患癌症的消息传来，我决定亲自前往日本看望。同年的6月26日，我与老伴和女儿怡珊，在日本授课的刘燕子老师的陪同和协助下，前往京都府丹后町东史郎家探访。东先生知道我要来，在天还未亮的时候，已经起床，着起西装外衣，用自己双手在家中四方桌上铺好桌巾，摆好茶杯，备好茶叶，一直在等候我这个不请远道而来的老朋友。久江夫人和蔼可亲为我们忙东忙西，又亲手为我们烧烤丹后特产鲜美可口的鱿鱼。其次女细川寿子和她的先生为我们开车接送。他们全家人的热情和亲善，使我有宾至如归、亲如一家之感。
2006年1月，东史郎病逝的噩耗传来，我很想亲赴日本参加东先生的葬礼，但因日本下着大雪，我年事已高，家人不放心我远途跋涉，以致未能实现我的心愿。心情却是非常的沉重和悲伤，便立即发去唁电如下：
东史郎治丧委员会：
惊悉东史郎先生不幸病逝，本人深感痛惜，谨致以最沉痛的哀悼，并向其家属表示亲切的慰问。
经过战后长时期真诚反省的东史郎先生，以一个勇者的气魄和良知，追求真理，坚持正义，维护史实，百折不回。他用自己的行为，赢得了中国人民的理解和支持，他也为改善日本国和日本人民的和平国际形象做出了贡献。他是日本真正的爱国者。
东史郎先生虽然走了，但是，他为发展中日友好和维护人类和平事业所做出的努力，必将为后人永远怀念和铭记。
愿东史郎先生安息。
香港 陈君实并家人 敬致
2006年1月3日
唁电发布后，仍不能表达我的心意，遂又委托在日本的刘燕子老师帮忙，为我们全家人代送花圈与花篮，聊表我们的哀悼之情。
东史郎晚年坦荡磊落，分清是非。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时，他曾亲手把自己多年保存的战时日记交给朱成山馆长并说：“我不想隐瞒自己的罪行和耻辱。我觉得应该将战地日记的内容原封不动地提供给读者，让更多人知道战争的真相，也让日本人在知道真相后，能进行真正的反省。”
序言一（2）
朱馆长也肯定他的观点，把“尊重历史的人，必将被历史所尊重；否认历史的人，必将被历史所否定”这句话送给了东史郎先生。
东史郎逝世后，中国驻日本大阪总领事馆的外交官，以及江苏省和南京市领导非常重视，在第一时间派出南京市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孙文学、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冒着大雪专程赶到日本，参加东史郎的追悼会和葬礼，南京等地还举行了东史郎的追思会，中国媒体对东史郎的“良知和勇气”给予高度评价，这些活动都充分体现了南京人民的情义。东史郎若地下有知，相信也会高兴的。
燕子衔泥，疲而不弃，终于筑成坚固的穴巢。如今，令我十分高兴的是，朱成山馆长的辛勤耕耘又结了硕果，他与东史郎十三年的交往，心与心的交流，虽然语言不通、年纪不同，但却是忘年之交。彼此有一个共同目标：“努力搭建中日两国真正的和平之桥。”我相信，这本书将会让读者对东史郎和中日两国民间人士的交流，以及为此付出艰辛努力的过程，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2006年5月写于香港
作者简介：
陈君实，香港实用货仓有限公司董事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特殊贡献奖章获得者，南京国际和平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序言二（1）
一座城市的记忆
一个风雪的早晨，南京各大媒体都以头条位置报道了来自东瀛、为南京人所熟悉和关心的“世纪官司”——东史郎上诉案的最新消息：因揭露南京大屠杀事件而被反诬损害他人名誉的东史郎等人，被日本最高法院终审驳回上诉并被判处50万日元罚款。如此颠倒黑白的判决，让日本国内那些“身上虽然穿着西服，心里却仍然穿着侵略军军服的人们”（东史郎语）欣喜若狂，一场由日本右翼分子操纵的“20世纪最大的谎言——南京大屠杀彻底检证”###闹剧，竟于日本最高法院宣判次日，在大坂国际和平中心开场；而为伸张正义、反击右翼挑衅、88岁的东史郎先生和他的支持者们也聚集在该“和平中心”的大门外，冒雨举行“沉默的抗议”……
声援与抗议的浪潮，也迸发在刻骨铭心记忆着“南京大屠杀”灾难的土地上。正值南京市政协十届四次全委会召开期间，由南京文化艺术界的政协委员们发起，当天下午即在钟山宾馆二楼会议室举行“南京市各界人士声援东史郎正义斗争、强烈抗议日本最高法院对《东史郎日记》案不公正判决、强烈抗议日本右翼势力否定南京大屠杀史实”座谈会。就是在那次座谈会后，我和同一界别的两位政协委员朱成山先生（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雷建功先生（南京民族乐团团长）有了更多的接触与合作。一年之后，由朱馆长和我共同筹划、南京市作家协会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合编的第一部反映“南京大屠杀”历史题材的当代诗歌集《不屈的城墙》正式出版，它汇集了海笑、丁芒、化铁、俞律、赵恺、孙友田、王德安、叶庆瑞等七十多位知名诗人、作家的百余首诗歌力作，表达了作者们反思不该遗忘的历史，奠祭牺牲者，谴责侵略者，激励后来者，振兴中华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心声。三年之后，由雷建功统筹和创意、朱成山任历史顾问、我负责撰稿，特约著名作曲家赵季平作曲的第一部表现“南京大屠杀”历史题材的大型民族交响乐《和平颂》问世。此作得到了中共江苏省委、南京市委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2005年5月9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60周年，由南京民族乐团、香港中乐团、台北市国乐团的艺术家们同台合奏的《和平颂》交响音乐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上演，受到首都观众们的热烈欢迎，在海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我之所以作以上陈述，是想说明一个日本老兵的真诚忏悔、由《东史郎日记》案在千年之交所引发的一场正义和邪恶的斗争，是怎样牵动了与东邻相隔一衣带水的中国人民、尤其是南京人民的心，产生了何等强烈又持久的精神冲击波。2006年元旦刚过，同样是伴随着一场风雪，从东瀛传来了东史郎先生辞世的噩耗。就在朱成山馆长一行南京人民的代表赴日本参加东史郎葬礼，为这位临终前还表示“我写的和说的都是事实，法庭为什么要判我败诉，以败诉来结束人生我不服”的倔强老人送行之际，我写了一首题为《雪落金陵》的小诗发表在《金陵晚报》上，表达我对这位从未谋面却已“知心”的日本友人的悼念：
新年里的第一场雪
使人想起你白发飘飘
行色匆匆的面影
素洁纷飞是你绵长的思绪吗
又一次萦绕你
七回谢罪的江东门
那堵伤痛至今的石墙前——
你仍在抚摸流血的数目字
告诉世界：谁将一个无瑕的青年
变成了十恶不赦的“日本鬼”
他又怎样在灵魂的救赎中
化身成了一棵正直、挺拔的树
……2006年的第一场雪呀
在南京高高的城头上
清晰地映照出一位东瀛老人
温润又坚毅的眼睛
差不多与此同时，我也从报纸上读到了朱成山馆长发自日本的长篇报道，深情而详尽地记叙了他在东史郎家乡参加葬礼的实况、观感以及老人的生前身后事。更为不易的是，仅仅过了两三个月，我又读到了这部题名为《我与东史郎交往13年》的书稿。说实话，我真难以想象书的作者，一个从早忙到晚、各项活动排满了日程、一周工作七天也不够用的“当家人”，怎样跟自己的睡眠抢时间，何其神速地完成这部十几万字的新作。我想唯一合理的解释，这是一本早有准备，用心、用理解和友情、用孜孜不倦的工作和实际行动“写作”了十三年的书；是作者自认识东史郎那天起，就在这不平常的“交往”中投入了一个中国公民、历史研究者、社会工作者和“忘年交”的热忱、深思与负责精神，为联系过去和未来、消弭隔阂与障碍而打开了一本有益于世道人心的书。没有这样的前提和实质，再快、再高明的写手恐怕也难以胜任如此有分量、有意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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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二（2）
每个时代的重大事件面前，都会有表现出色的证人。他们之所以出色并为世人所称道，是因为他们在同那些企图掩盖事实真相的撒谎者、作伪者、常常是位高权重者的斗争中，表现出了坚持真理、承担道义的非凡勇气和诚实笃行的宝贵品格，充分显示了“真”与“善”的力量——无论遭遇怎样的打压，也决不屈服、决不后退，即使生前没有争取到公平的对待，但在良心和正义的法庭上，他们早已是无可争辩的胜利者。眼前这本新书的已故主人公东史郎，就是这样一位值得怀念和敬重的“历史性证人”。本书作者以他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向我们介绍了东史郎老人的感人故事、《东史郎日记》和《东史郎日记》案的来龙去脉，不仅为我们描绘了这位由侵略战争的“加害者”（其实也是受害者）转变为“忏悔者”、觉悟者和中国人民真朋友的光明历程，也记录了声援和支持东史郎斗争的一批日本进步人士的生动群像。如果说贯穿全书的鲜明主题是中日两国民间人士在“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共识下携手搭建跨越鸿沟和阴霾的和平与友谊之桥的话，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犹如“精卫鸟”般勇敢坚定地在日出东方的广阔地平线上传递着新世纪希望的“搭桥”者们的身影……
本书作者朱成山先生，是一位对抗日战争史有深入研究、在“南京大屠杀”专题上著述丰富、涉猎广泛、贡献突出的学术带头人。继《为300000冤魂呐喊——朱成山研究南京大屠杀史文集》两巨册和其他多种专业史书出版后，《我与东史郎交往13年》一书的问世，既是他史学研究和社会工作的新成果，也是他写作领域中的一项新开拓。与他过去的论著有所不同，这部新书更偏重于记实和写人，有更多的细节和故事，有更多的情感流露和文采飞扬，但又不失学者的严谨、选材的精当和观点的犀利。作为南京市文联2006年度签约作品，说它是近年来金陵文坛在报告文学和传记文学方面的一项重大收获，是一点不为过的。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书体现了时代精神的思想内涵和不可多得的属于“第一手资讯”的真实事件、人物刻画与场景再现，一定会吸引越来越多的读者、研究者和关注者的目光，显示它非同寻常的价值。
因为说到底，这一切的努力和已经取得的成功，都寄托着来自现实生活和历史深处的“真”与“善”，千真万确地属于南京这座曾经付出巨大民族牺牲、如今遍地生长着挺拔青松和傲雪红梅的千秋名城的永恒记忆，如同她脚下厚重的城砖，如同她身旁天堑的飞虹。
（丙戌清明后三日，写于玄武湖边）
作者简介：
冯亦同，一级作家。中国作协会员，南京作协顾问，南京国际和平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
序言三（1）
有一个不能忘记的日子，2001年12月13日。
那一天，我们开展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活动后，进行了呈递弹劾判决追诉状的行动。
由于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了上诉，东京高等法院的不当判决成了定论。为此，东史郎先生对做出这个判决的奥山法官发起了弹劾行动。在日本的司法制度中这是最后的法律手段。
这次弹劾审判提出之时，东史郎先生已因长期的诉讼斗争导致健康状况恶化，正处在与疾病抗争艰难痛苦的生活中。但是，仅我所知道的，他已先后三次起草过“追诉请求状”。这时提出的“追诉状”，可以说是其总集编，写下了对奥山法官判决的最猛烈驳斥诉状。
那天早晨8时30分，我在京都车站等候东史郎先生。东史郎先生终于到了，只见他摇摇晃晃地走过来，脚上受了伤，还流着血。虽然他说：“不疼，没关系。”我却知道不可能不疼，但也只能在车站的医务室做了简单应急处理。
东史郎先生在这天里，是早上4时起的床，然后乘车去峰山站，坐6时的电车前往京都，从京都再换乘火车，到东京大约还要4个小时。在为南京大屠杀真相诉讼持续的9年间，东史郎先生每次都是按这样的路线去东京地方法院、东京高等法院和日本最高法院的。但是，在这一次，大概是因为疲劳，他在车中睡着了。车到了京都却没有发现，经乘务员提醒后，他急急忙忙想要下车，脚绊了一下摔倒了，受了伤。到底是什么人让89岁的老人这样劳顿，我真是非常地愤怒。即使这样，在这一天中，东史郎先生仍以凛然的姿态参加###和呈递追诉状等活动。这个日子，是我和东史郎先生去东京法院的最后一次。因此，也就成了不能忘记的日子。
东先生自从过了85岁后，受到癌症、大动脉血栓、肠梗阻等多种疾病的侵袭，反复地入院出院。虽然他的亲属从医生那里多次听到“后面只有半年到一年的生命”。但是，他却以与生俱来的勇气，直至93岁都在顽强斗争着。即使是在诉讼中造成的身体严重透支、满身病痛时，他也一直在追究战争责任，讲述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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