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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后的故事:我的亲历实录-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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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种可能，最坏的可能是占领中国的一部分土地，甚至北京），立足于可能发生的各种和最坏的情况，做好各种应对措施，做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电台安全和安全播音万无一失，准确、及时地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这是中央电台做好战备工作的指导思想。
这期间，在战时广播宣传上，中央电台经过反复分析研究，1969年10月，制定了战时广播方案，这是中央电台鲜为人知的一件事。中央电台针对不同情况提出了四线战时广播方案：一是大楼无碍，坚持在广播大楼正常播音，除了加强战争的报道，其节目设置基本不变；二是一旦大楼地面上建筑被毁，转入大楼地下室坚持播音，节目时间表另行设置；三是一旦大楼全部被摧毁，北京不保，中央电台跟随中央转移，建立战时中央电台，保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安全播音，保证中央的声音不中断；四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指定某（或某些）地方电台，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呼号播音”，由中央电台提供消息和节目，打“人民战争”。我们是充满自信的， 中央电台历史上有过自己的体验和锻炼。中央电台的前身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她诞生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0年12月30日，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当中央撤出延安时，新华广播电台一直跟随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始终坚持正常播音。尽管形势不同了，那时候能办到的，现在也一定能够办到。这样，中央电台建立战时广播体制，现有人员要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坚持正常工作；第二部分转移到二线，随时准备接替播出；第三部分在三线待命，坚持工作演练。每线都有必需的机器设备、合成节目和资料的储备。三线之间随时保持密切联系，保证播音的衔接。这还不只是设想，而且具体做好了准备，选择了台址，分配了人员，复制了备份节目和资料，购置、安放了机器，制定了战时播出节目时间表，并进行了实地演习。
中央电台的战时播出方案
战时是特殊时期，节目设置不能沿用和平时期的做法，需要制定战时节目播出方案。方案的依据：一是依据战争的进展和战时的需要；二是依据战时的特点和听众需求；三是依据设备和技术允许条件。具体设计方案是：集中办好一套节目，争取办两套；坚持24小时播音，重点是新闻节目，突出战事报道和人民群众的支援，播出及时，密度增加，国内与国际新闻综合播出；专题节目减少，节目组成宜综合不宜太细，播出时间缩短；办好最需要办的节目，增办解放军与民兵节目，进行军事和防空知识教育；文艺不设大块节目，分散安排，密切配合现实，多用歌曲和短小节目，全剧一般不用。总之，突出战争新闻，所有节目内容都为赢得战争和战时服务。
二三线人员安排，遵照周总理关于“打仗嘛，人可以少一点”的指示精神，打破常规，精简高效，一天分两班，除台领导外，重点保证新闻编辑（16人）、记者尤其是军事记者（6人）和播音员（6~8人），文艺（5人），节目（包括胶带管理）（3人），其他专题5人（以后有过几次调整）。依据上述原则，具体排定、印制了节目时间表。
30多年过去了，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的已经成了明日黄花。现在，中国的综合实力大为增强，广播和各种媒体日新月异，科学技术已远非昔比。和平发展是当今时代的潮流，但战争亦不可不防，最近###总书记一再警示全党和全国要在好的形势下，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媒体如何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广播如何保证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能准确、及时地传达党和政府的声音，保证战争的报道，保证安全播音，依然是一个不可忘却的问题，有备才可能无患。过去的方案已过时，但作为曾经有过的一段历史，录以备忘。今天已有了许多新的技术，有了许多更有效的手段，但也有了更多的风险，都需要依据新形势进行科学设计，以应对现代化的战争，立于主动地位。
录播毛主席词二首（1）
毛主席不仅把“土豆”、“牛肉”写进了词里，而且把难登大雅之堂的“不须放屁”也最恰当不过地写了进去，前无古人。播音要准确、完美地融入发音中，真是不能为而又要为之。
就是在病情十分严重的时候，他还一再聆听今年元旦发表的毛主席的两首光辉诗篇。
——摘自周恩来同志追悼会《悼词》
1975年12月11日，得知新年元旦将发表毛主席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1965年5月）和《念奴娇？鸟儿问答》（1965年秋）。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换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流水潺潺，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念奴娇？鸟儿问答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 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 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 土豆熟了， 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我把这两首词照录于此，读者一看就明白，意境深邃，跌宕起伏。诗人有时大气磅礴，高屋建瓴，气吞山河；有时又“莺歌燕舞”、“流水潺潺”，细腻入微；有时欢欣鼓舞，有时又幽默辛辣，嬉笑怒骂。诗人无拘无束，挥洒自如，不仅与诗人过去诗词的艺术风格迥异，而且这两首也彼此大相径庭。
毛主席的著作，尤其是诗词很少公开发表，每次发表，都非常严肃慎重。诗词写作的背景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切有关，诗词的发表也反复斟酌与政治气候的关系，而听众对此也非常敏感，每次发表都会引起一场政治冲击波。
这是中央电台所遇到的最困难的一次录音，是播音员遇到的难度最大的一次考试。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基调和播音风格的确定和变化，从总的方面说，总是离不开党和国家在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也就是时代的特征。不同时期、不同时代、不同任务对电台播音有着不同的要求，播音必须与之相适应，形成播音的基本风格。从电台的具体播音而言，总是内容决定形式。不同的电台（如中央电台与各地电台），不同的节目（如新闻节目、对农村广播、青少年节目），不同的体裁（如新闻、言论、文艺），甚至不同的播音员或主持人，既有一个台播音的基本风格，也必须有各自的特殊性、个性和多样性。那么，播好毛主席的这两首词应该确定和遵循什么原则呢？
毫无疑问，播好这两首词是中央电台的一项政治性任务，它不同于播报新闻，不同于播出政论文章，也不同于播出一般的诗词和文学作品，它有着许多不曾遇到过的特殊要求。经反复研究，确定了三项播音原则：
第一，两首词的内涵是政治性的，其体裁是文学作品，表现形式是艺术性的。因此，很明确，要播好这两首词首先是从政治上定位，首要地是深刻理解它的内涵，深刻理解写作和公开发表的政治背景，不能单纯作为文学作品来理解和处理。但是，它毕竟是文学作品，不能直露政治、采取播送政治言论的方式对待，不能失去文艺作品的特色，要善于用高超的文艺形式表达深邃的政治意境。
第二，在播音的具体形式上，中央电台依据不同的节目、内容和体裁分别采取过全文广播、广播、播送、播报、朗读、朗诵等播音形式，对这两首词应该采用的是朗读而不是朗诵，客观、准确表达它的涵义和意境，不加过分的艺术渲染和夸张。
第三，这两首词与其他诗词不同，与毛主席过去发表的诗词也不同，政治色彩鲜明，艺术风格独特，特别是《念奴娇？鸟儿问答》一首，与主席过去的艺术风格迥异，诙谐幽默中含着辛辣的讥讽，当时读来令人痛快，令人兴奋，令人鼓舞，拍手叫绝。要恰当地表达出这一特殊艺术风格，准确把握播音的基调、声调和速度，跌宕起伏，含蓄而不外露。
为此，中央电台专门成立了由夏青、铁城、方明和广播文工团朗诵演员徐恩祥组成的专家小组，具体研究播音问题；由台领导和专家组成监听评定小组，对播音作鉴赏和审查。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录播毛主席词二首（2）
事前的理解和定位是重要的，但最终要融于实践，靠播音完美地表达出来，这是很难的，播音员要有很深的功底。确定由夏青、铁城和方明都播音，相互启发，比较鉴定。虽然确定了采取朗读形式，而播音基调的确定历来是个难题，定调，找准感觉，准确体现事前研究的预想。事实上，不仅每个播音员的理解、把握和表达不同，而且领导、专家和监听人员的理解、要求和鉴赏水平更是不一，众口难调，要经过反复地试录、评议、商讨、磨合，才逐步把准了脉搏。在播音情感、声调、速度的具体处理上也并不轻松，词的内容大放大收，诗人情感天上地下、大起大落，从大气磅礴骤然转入流水细语，从慷慨激昂骤然转入诙谐幽默，从高度概括骤然转入具体细节，转换尽在刹那之间。最难把握的是第二首——“鸟儿问答”，形式独特，语言独特，其中难以表达的词句是“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最难表达是“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毛主席不仅把“土豆”、“牛肉”写进了词里，而且把难登大雅之堂的“不须放屁”也最恰当不过地写了进去，前无古人。在当时，我们反复琢磨，前几句，是诙谐和讽刺，那么“不须放屁”是诙谐讽刺，还是愤怒声讨？播音是轻是重，是轻蔑还是斩钉截铁？着意承上启下分析，应该是兼而有之。这一切，播音要准确、饱满地融入几个字的发音中，真是不能为而又要为之。短短的两首词，从准备到录播用去了好几天的时间。
录音后评定送审，局长邓岗特邀请了诗人袁水拍、葛洛征求意见，最后送中央审定。夏青、铁城、方明三人的播音大同小异，风格不同，各有特长，正应了“百花齐放”，都得以通过，交叉安排播出。12月31日晚8点钟，新的一年即将来临之际，中央电台《全国联播》节目播出毛主席的这两首词，为新年增添了欢庆气氛。首播采用了夏青的录音，在其他时间和节目中夏青、铁城和方明的录音相互交叉播出半个多月。播出后，立即在全国引起震动，各地群众纷纷上街游行庆祝，许多专家写文章介绍背景、解析内容、论述意义，中央电台作了连续报道，并试图谱曲录音播出，终因难以准确把握而作罢。
这两首词播出后的第8天，1976年1月8日，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在15日邓小平致的悼词中号召向周总理学习，其中说：“我们要学习他同疾病作斗争的革命毅力。他在病中不断地研究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政策，继续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就是在病情十分严重的时候，他还一再聆听今年元旦发表的毛主席的两首光辉诗篇。这充分表现了他的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
中央电台在唐山大地震中（1）
既要做好抗震救灾的报道，又要保证大楼的安全和任何情况下播音不中断，还要保证工作人员和职工家属的安全与生活，许多意想不到的事一下子涌来，中央电台在经受考验中。
1976年7月28日凌晨，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级的唐山大地震，24万2千多同胞遇难，16万4千多人重伤，7200个家庭全部震亡，4000多名儿童成为孤儿。这次地震波及到天津、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既要完成抗震防震的报道任务，本身又处于震区，必须做好抗震防震工作，面临着与过去紧急、重大宣传完全不同的情况，面临着双重任务。
地震发生前，我在大连。那几天天气奇热奇闷，大雨不断。27日，我与中央电台的几位同志到大连郊区参观，晚上回来时雾气蒙蒙，车灯只能照射几米远。凌晨，突然被颠醒，听着门窗嘎嘎的响声，看着摇曳的电灯，我惊奇地喊出：“地震啦！”等我匆忙走下宾馆的大楼时，院里已经站满了人，大家纷纷议论：“地震发生在什么地方？”当猜测到可能发生在唐山、天津、北京时，人们涌向了邮电局……
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想到了北京，想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想到了安全播音。我深知，地震对广播大楼、对广播的严重威胁，中央电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不能中断播音的，如果全国人民听不到中央电台的广播，听不到北京的声音，那将意味着什么？当时无法与电台和北京取得联系，我赶紧回到房间，打开了收音机，急切地想听到中央电台的声音……
一
当我打开收音机时，还不到中央电台开始播音的时间，我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当凌晨4点钟，传来了《东方红》乐曲的时候，我心中的“石头”落了地：中央电台没有出大事，北京没有出大事！但是心中的疑团并没有解开，北京有没有发生地震？地震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
早晨6点30分，从中央电台的《新闻报摘》节目中传来了地震的消息，在唐山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波及到天津、北京，对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破坏情况还不清楚。这条消息解除了对北京的担心，又增加了另外的担心。在随后的连续报道中，不断披露了人员伤亡和造成破坏的情况，人们的心震颤了！
我急切地想回到北京，回到中央电台。因为我知道，尽管中央电台在正常播音，但内部工作的紧张和忙乱，是局外人所不知道的；大震之后还有余震，对中央电台安全播音的威胁并没有过去；中央电台的领导只有我们3个人，台长杨祚铭一直患眼疾，现在只有副台长张冬兴在主持工作，其难度可想而知。我想尽快与中央电台取得联系，但仅有的几条电话线路被占得满满的。好不容易接通电话后，尽管张冬兴告诉我没有什么大问题，反复叮嘱我不要着急，我却更坐不住了。
要回到北京谈何容易。铁路交通中断了，公路拥挤，水路船舶停驶，只有空中一条道，而飞机又都调往唐山抢运伤员去了。经多次与大连机场联系，过了两天才答复我：很难说什么时候有去北京的飞机，你到机场来等着吧，只要有你就上。地震后的第三天——7月30日，一大早我就赶到大连机场，眼前的情景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大连各医院的救护车排着长队，医护人员抬着担架在焦急地等待着。不一会儿，一架飞机着陆了，他们跑步而上，争先恐后地把伤员抬到担架上，抬进救护车里，急驶而去。不久，又一架运送伤员的飞机降落在机场上……。节气正处三伏天，地震后的天气又特别反常，气温高雨水又多，我们的白衣战士全然不顾，争分夺秒地抢救每一条生命。我从广播中知道，中央动员全国的力量，从陆地、海上、空中把地震中的受伤人员疏散到一些大城市紧急救治。
直到8月5日下午3点多钟，我才搭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
二
北京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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