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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后的故事:我的亲历实录-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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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中央电台主要围绕专题和文艺节目进行了第三次大的改革。这次改革本来可以提前，因“北京政治风波”而延缓。改革的动机和目标是着眼于全台宣传质量，使节目设置与党和国家的重点工作、战略部署相对应，与听众的收听习惯相适应；发挥全台优势，促进“三提高”：提高宣传质量，提高宣传艺术，提高宣传效果。改革以调整节目布局和结构为重点，将有关同类节目合并和改造，设置了6个板块节目，分别安排在各自听众相对集中的“黄金时间”播出，设主持人。
——1992年中央电台还准备进行一项改革，设想在新闻报道中充分利用广播和中央电台“两个优势”，把《全国联播》办成中央电台驻各地记者和当地广播记者的现场即时报道节目；设想把不同类型的节目办成专题频道。但未来得及展开，我就离开了中央电台。
在每次改革中，同时对中央电台的对少数民族广播和对台湾广播作了调整改革，对与之相适应的机构、人员、技术装备、行政工作与后勤服务等都作了统一改革。这期间也是全国广播界改革的高峰期，涌现出一批很有首创性的节目，创新了节目设置和编排形式，振奋了广播人的精神，不仅走出了被电视冲击造成的“广播低谷”，更深化了对广播规律和特点的认识。改革是一个持续不断进取的过程，以上改革只不过是一段小插曲，但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四
1993年4月，我被调任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兼任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党组书记，从此迈进了对外宣传战线，工作了8年多。这是我工作中的第一次调动，也是唯一的一次。这一工作的变动使我由对内宣传转向了对外宣传，由广播转向了书刊、报纸、电视和网络等各类媒体，由以中文为主的宣传转向了以外文为主的宣传，由具体参与一个单位的宣传工作转向了参与对外宣传工作的宏观策划与管理。
我在中央电台工作期间，非常看重广播，非常看重对内宣传，而对对外宣传却很生疏，很少接触，很少了解。走进对外宣传，才发现这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有一种豁然开朗之感。对外宣传工作具有特殊性，它内涵丰富，面对的是一个广阔复杂的世界，是一项极具挑战性和发展前景的事业。中国对内与对外宣传工作是一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统一体，犹如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共同服务于我国工作全局和内外政策，把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作为最高准则。但由于主客观的原因，长时间里两个轮子的转速不同，对外宣传的特性没有得到认真研究和充分发挥。从上世纪80年代党和国家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的加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不仅为外宣工作奠定了基础，提出了外宣必须与之相适应的迫切要求，而且强烈地吸引着世界的目光，这种“两厢情愿”的主客观需求，为中国外宣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极其有利的内外环境；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互联网的普及，使中国经济和信息开始真正融入国际社会，开拓了对外宣传从来没有过的广阔空间；和平、发展、合作与构建和谐世界的提出，都要求中国对外宣传的内容和方式有一个转折性的发展变化。 txt小说上传分享
自序（5）
我在外宣战线工作的8年中，前4年多虽然参与中央外宣办工作的研究，但主要是在中国外文局；后3年多主要在中央外宣办、国务院新闻办。中国外文局是承担党和国家书刊对外宣传任务的新闻出版机构，它与新中国同一天诞生，一直以对外出版发行书刊为己任，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在人民共和国外部环境极为困难的时期，为打破反华势力的封锁、塑造新中国的形象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们创造了外宣业绩，也创造了丰富的外宣经验，涌现出一批真正懂外宣的人才，像爱泼斯坦、段连城、林戊荪、沈苏儒等，都是中外颇有名气的中国外宣专家，而且是中国对外传播学的创始者。在这样的单位工作，对我学习和从事外宣大有裨益。在中央外宣办、国务院新闻办的工作，又为我了解中央外宣决策、方针政策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给了我一个从全局、宏观了解和把握外宣的机会，有一种受到了锻炼、增长了见识的切实感受。多年的积累告诉我，正确地把握全局是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首要条件，“不谋全局，不识一域”。在这期间我具体分管了人权问题、“西藏问题”、国际问题的对外宣传，分管了对新兴的网络媒体的规划管理和宣传工作，参与了一些重要外宣活动。
——1998年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宣言》发表50周年，10月20日由中国人权研究会和中国联合国协会共同举办了《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人权》国际研讨会，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人权国际会议。人权问题重大、复杂而敏感，组织工作也就特别慎重和缜密，会议确定的“对内适当，对外放开”的报道方针和成功经验，成为后来我国类似国际会议报道所遵循的原则。
——20世纪80年代，互联网技术进入中国，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采取了积极建设的方针。1990年代中国互联网呈现迅猛发展之势，但良莠不齐。互联网是国际新兴技术，一时对其规律、特点的认识和把握十分模糊，世界舆论也众说纷纭。对互联网如何认识？能不能管理？受到理念和实践等许多问题的困扰。经过几年的探索，明确了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指导思想，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管理方式和发展思路，制定了法规。从一开始中央就指定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负责管理网络媒体。我有幸参与了早期的研究工作，并在1998年至2001年分工负责网络媒体的管理工作，参与了有关情况的调研、文件的制定，见证了网络媒体初期的建设。
——北京第二次申奥期间，我代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参加了北京申奥领导小组，参与了这次申奥的全过程，特别是决战莫斯科的日日夜夜。申奥自始至终伴随着对外宣传，从某种意义上说申奥和举办奥运会就是一次盛大的最有影响力的对外宣传活动。这一过程有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充满着睿智、变数和各种舆论的博弈，紧张与惊喜相交织。北京奥申委不负众望，完成了这一任务。参与北京申奥竟成为我几十年在职工作的最后一站，更有难以忘怀的纪念意义。
五
《新闻背后的故事：我的亲历实录》，集纳了我对几十年新闻宣传工作中一些重大新闻事件的回顾记述，多是这些宣传报道的过程和细节，是公开新闻报道背后的故事，鲜为人知。需要说明，本书融合了我1997年出版的《我与广播》一书中的部分内容，那本书虽属正式出版，但事先没有经过新华书店征订，没有进入当时惟有的发行渠道；同时，由于写作时间较早，有些内容不便包容和展开，收入本书时做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有的文章是在讲话、讲课的基础上加工而成，因此带有“讲”的痕迹；多年从事新闻实践，文章的现实性、针对性和实践性较强，却缺乏系统性、理论性的分析提炼。
有些朋友问我，你怎么会对事件的过程和细节记得那么清楚，写得那么具体？事后想起来，原因有五：一是亲身经历。经验告诉我，新闻宣传工作没有“官”，管理新闻宣传必须参与新闻宣传，离开新闻实践便没有发言权，尤其是遇到重大而紧急的宣传报道任务，领导者应该站在宣传报道第一线。二是勤于记录。这是新闻工作者的职业习惯，对于精神的传达，对于做过想过议过的事，只要有可能便随手记下来。三是特别留意具有典型性的人和事，尤其意识到具有历史价值的重大事件的宣传报道，我一般在当天播出结束以后，立即回顾详细记录下来，也有的是后来补记，但事后补记很容易走样。四是特别留意背后主持、策划、组织宣传报道的过程，和具有故事性、生动性、启发性的细节，这些最能体现某一报道的特点，也最容易被人所疏忽。五是写作时我尽力选择和突出典型性事实，注重过程和细节，力求显露特点、生动一些。
“新闻是现实的记录、未来的历史。”40年时间不短，发生的事很多，不管是稳定的重大宣传的演变还是突发性重大事件的宣传报道（有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无可置疑是中国新闻广播史、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我深知，历史难写，真实的历史更难写。不同的人在同一时间、经历同一件事，写出来会大相径庭，事实本身就会有许多差别。历史不是抽象、呆板的，而是具体、生动、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的过程和细节愈多，也就愈接近真实。综观古代、近代史稿大都是概括和结论式的论述，缺乏对事件具体过程和细节的记述，这种缺失不仅失去了读史的生动性，更为判断其真伪造成了困难，甚至做出严重违背历史真实的推断。存在这种情况我们很难责备前人，他们那时不可能对某些事件都有现场过程的真实记录，而当今发达的信息和新闻出版业做到了，弥补了过去存在的不足。我所记述的也只是我所经历的某一事件的一个侧面的事实，更带有广播和外宣特色，对这些事件总体的认识和结论留待历史去评说。
2008年10月于北京
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1）
我主持中央电台毛主席治丧活动的宣传，所有节目必须全部更换，下午4点播出了《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书》，震惊国内外，“似乎地球停止了转动”。悲痛中又发生了把“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错播成“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的大差错，无疑是雪上加霜，悔恨与压力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18日中央电台向全国、全世界转播“追悼大会”实况，更是“前无古人”，紧张得令人窒息，我站在话筒前双腿瑟瑟发抖。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主席逝世。一颗巨星陨落了！
从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了毛泽东主席治丧活动的宣传报道。这是我从未遇到过的一次重大宣传报道，是中央电台历史上一次空前的重大宣传，也是一段历史。把这一历史性的治丧活动广播宣传报道的过程和细节如实地详细地记载下来，并借此让我们的读者从中了解中央电台工作的某些情况，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
凌晨 噩耗传来
9月9日凌晨5点多钟，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急忙抓起话筒，传来了中央广播事业局总编室值班员的声音：“有急事，请你马上到局长办公室！”
放下话筒，我的心怦怦直跳，有一种不祥之兆袭来：又发生了什么大事，竟然等不到天亮呢？这种闪念并非偶然，1976年突然发生的大事也太多了：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7月28日发生唐山大地震……一件接一件，今年以来，中央电台的领导白天黑夜没有离开过办公室。这一次会是什么事呢？
我急匆匆地到了局长办公室，局长邓岗不在，有几位副局长坐在那里，低着头一言不发，见此情景，我怔住了，目光扫着每个人的脸，想竭力寻找出某种答案。过了一会儿，一位副局长抬起头来，声音低沉而沙哑地说：“告诉你一个极其不幸的消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了！”他说不下去了，一阵沉默，沉默中有啜泣声。
“啊！”我不由自主地“啊”了一声，周身的血液像凝固了似的，木然地站在那里，泪水顺着面颊流下来，直接的感觉是天塌地陷，全国的混乱局面谁来收拾？中国的未来……。脑子里又快速地回顾过去：听说“九一三”林彪叛逃以后，毛主席几天几夜没合过眼，得了一场重病。从那以后，看得出毛主席明显衰老了；1972年2月21日，毛主席会见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起坐要有人搀扶着，他说自己老了，腿脚不方便了，快去见马克思了。叫人听了心酸的这类话后来又说过多次；1973年，听说毛主席有眼病，周总理再三叮嘱摄影记者拍片时灯光不要太强，不要冲着主席打灯光，为此还专门成立了拍摄毛主席活动的摄制组；不久，又内部正式传达，以后毛主席不再出面会见外宾了。我记得，1976年1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会时，大家盼望着毛主席能突然出现，向亲密的战友告别。追悼大会推迟了近10分钟，却没有见到毛主席的高大身影。这些不祥之兆曾经不断浮现出来，但总不敢多想，不敢深想，只是暗暗担心，万一……谁想到，这可怕的“万一”成了现实。
“毛主席是今天凌晨去世的，”那位副局长说，“中央已发了内部通知，先给各地和一些单位打招呼。你知道就行了，先不要往下传达，要绝对保密，但要做好报道的准备工作。邓岗同志到中南海开会去了，具体安排等他回来再布置。”
我走出局长办公室，紧张思索着：“这事情太大了，又要做好台内的工作，又要准备报道，这怎么办？不能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回到办公室，我坐立不安，还是打电话把副台长张冬兴叫来了。台长杨祚铭因患眼疾在家休息，当时台里只有我们两位副台长主持工作。我们二人商议，必须尽快告诉台长，请他来主持工作。在等待台长时，看到了中央的通知。通知中说，毛泽东主席是因心脏病医治无效，于9月9日零时10分去世的。通知要求各级领导坚守岗位，坚定沉着，不要惊慌失措，要化悲痛为力量，做好工作。
保密 关起门来做预案
保密，必须绝对保密，如果走漏风声，不仅让他人抢发了消息，也许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保密，又必须争取时间做好播出前的准备工作，怎么办？只好由我们三人关起门来制订宣传的预案。
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2）
也许有的听众和读者对中央电台的工作还不了解，有的人认为电台的工作很简单：一个男播音员，一个女播音员，念念稿子就行了。至今有的听众，甚至某些领导还持这种看法。其实，这并不奇怪，隔行如隔山，我在未接触广播之前，也是这么想的。就是电台的工作人员，熟悉其中的一部分工作，也未必知道全貌、全过程。
电台的工作头绪繁杂、紧张，但有规律。多年来，在实践中摸索、积累、总结、提高，许多方面逐步形成了一套切实可行、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如遇有重大节目、重要活动和会议等，虽然还没有上级的布置和要求，但有以前的经验可借鉴，有过去的规章可遵循。当然每一次都不是简单的重复，又必须依据实际情况而变动。关于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逝世以后治丧活动的报道，都有一定的规格要求。但这一次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自然是最高规格、特高规格，高到什么程度？无先例可借鉴，无规定可遵循，只能参照过去的某些做法，尽可能以最高规格来安排。那么，应该如何安排，应该处理好哪些关系呢？我们三人冥思苦想。
播好讣告。讣告即是报丧的信息。这是首要的，如何播好？过去凡重要文章的播出，大体经过这么几步：拿到稿子后，领导和播音员一起领会文章的内容和精神，明确重点和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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