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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后的故事:我的亲历实录-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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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悼会定于22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央电台的转播人员原准备8点30分出发，9点50分开始转播。8点多钟，从人民大会堂传来消息，大会堂的东门口和天安门广场全是静坐的学生，中央电视台的转播人员和转播车无法进入东门。我们顿时紧张起来，追悼会能否按时进行？能不能按时转播？中央电台立即研究了两种方案：一是马上去人民大会堂，想方设法进去，保证按时转播；二是如果进不了人民大会堂，请负责现场扩音的技术人员，将实况讯号传送到广播大楼中央电台播音室，由播音员在电台播音，保证万无一失。我们出发后，看到从六部口到人民大会堂沿途已经戒严，车辆顺利通过，改道西门进入了大会堂。我们松了一口气。
中央电台从9点50分开始转播，追悼会10点准时开始。这时候才得知，天安门广场上临时安装了扩音器，广场上静坐的学生也在收听转播实况，这是事先双方商谈达成的条件之一。原计划追悼会的主要仪式结束，电台转播即告结束，后来改为对全国听众的转播按时结束，由广播大楼播音室播出结束语，告诉全国的听众转播结束，而对广场上的学生则继续转播群众向遗体告别的实况，以稳定学生的情绪。实际上转播的时间拖得很长，直到灵车出了人民大会堂的西南门以后，才专门对广场上的学生在人民大会堂转播现场播出了结束语。这种精心的设计，是为了稳住广场上的学生，让灵车能够顺利出人民大会堂，顺利通过西长安街。为此，中央电台也临时取消了沿途现场报道灵车经过情形的计划。
这一切的变动，都是在追悼会进行中临时确定的，宣传报道也随之改变。例如，依据可以报道灵车沿途情况的安排，中央电台在灵车经过的沿途设了记者报道点，准备进行现场报道，并事先进行了演练。原计划灵车出人民大会堂东门驶入西长安街，由于担心中途受阻而临时改道西南门，在这种情况下，避免因为电台现场报道“通风报信”而可能出现的麻烦，也就临时取消了中央电台的现场报道。对于这种变动，早已等候在沿途报道现场的记者并不知道，所以，当灵车经过西长安街到八宝山的沿途，中央电台记者仍然按照原定方案认真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他们的报道依然传送到广播大楼，大楼里依然录音，只是不再播出，成了一次真正的实战演习，为后来庆祝国庆40周年分点报道游园活动做了预演。
中央电台紧张播出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纪实（1）
我当然清楚，如果不赶紧请示又不能按时播出或者出现空播将会意味着什么，这又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啊！现在只有几分钟了，怎么办？当晚谁也不知道播出了多少遍，共发播了57盘胶带。
1970年4月24日晚上9点35分，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命名为“‘东方红…1’号卫星”，这是继我国的原子弹、氢弹试验成功之后，又一条极为振奋人心的消息，它标志着中国太空技术的发展程度。1957年10月4日，苏联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天。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中间经过多次试验，中国制造的第一颗地球卫星终于上了天！周恩来总理指示4月25日晚9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卫星发射成功的公报。那时候，凡有重要、重大消息，一般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周总理对中央电台的节目了如指掌，每次遇到重要稿件，他经常批示：“今晚8点广播，明天见报。”晚上8点是中央电台《全国联播》节目的首播时间，也是收听节目的黄金时间，许多重要新闻在这一时间首播。但这条消息所以晚一天定在晚上9点播出，一是卫星上天以后需要有个稳定观察过程；二是听听外电反应。当晚要播出的共有三条消息：一、卫星发射成功的公报；二、从卫星上发回来的《东方红》乐曲；三、卫星遥测讯号。三件连在一起播出。中国造的卫星发射成功，这是震惊世界的重大消息，是振奋全国的重大喜讯，“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毫无疑问，中央电台必须全力以赴播好，立即投入紧张准备工作。
新闻广播中经常遇到一些意料之中或意料之外的事，需要广播电台做出迅速反应，保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准确及时地播出去。新闻重时效，广播更有时效快的优势，满足听众“先听为快”的需要。这种紧急播出主要有几种情况：一是党中央、国务院指定必须在某个时间播出的重要稿件；二是国内外重大突发事件；三是为了国际斗争的需要必须抢在外国舆论前面的稿件；四是媒体之间、尤其是与境外媒体竞争性强的稿件。所以，要求中央电台的新闻工作人员必须具有这种快速反应的能力，这是一项基本功。每一次重大紧急播出，对新闻广播工作者都是个锻炼和考验。
广播宣传是一项很复杂的系统工作，当时工作条件和技术条件又很差，基本还是手工方式操作，又增加了许多难度。为了说明以下的问题，我想先穿插介绍一段中央电台内部的工作情况。“文革”前，中央电台的新闻节目是直播的。“文革”中陈伯达说阶级斗争复杂，把直播全部改为录音播出。这样，遇有紧急和重大宣传，从接到稿子到录音播出，大体经过这么几个环节：研究稿件，领会精神，明确重点（或新的提法），确定播音基调，播音员备稿，进播音室录音，新闻编辑部派人监听和复听，由领导审听后复制录音，计算出录音时间，并注明开头和结尾用语，录制员签名后发到播出机房，放音员检查后上机，到时播出。不难看出，环节很多，一环紧扣一环，少了哪一环都不行，每个环节还有许多事要做，都丝毫马虎不得。这是播出前的准备工作。首播之后必须连续播出，以便让更多的听众及时听到，必须打破原来的节目表重新做出播出安排。安排节目是一门学问和艺术，如同报纸安排版面一样。当时中央电台有四套节目，要同时复制出四套胶带。不仅如此，每有重要广播，北京电台的华语广播和北京电视台都使用中央电台的录音，还要同时为它们各复制一套。每到有重要新闻，大家都急于播出，都催着把复制版拿去，更是急中添急。
从以上一般情况不难看出，遇到重要新闻的播出就够忙活的了，而卫星公报的播出又遇到了意外情况。
公报定于晚上9点播出，本来准备工作是比较从容的，可是已经过了晚上8点多了，公报的稿子还没有来，播音员、录制监听人员各就各位，焦急地等候在录音室里，处于紧急临战状态。我负责组织安排这次播出，焦急地踱来踱去。当有关人员气喘吁吁地把公报稿件送到录音室时，距离9点播出不到10分钟了！取消了以往一切备稿程序，播音员没有来得及看一遍，就开始录音。录音在紧张地进行着，但是谁都清楚时间太急促、太宝贵了，纷纷议论“来不及了”！有人催促我“赶快向上请示，要求推迟播出”！有人提出“赶紧准备备份节目，防止造成空播”！我当然清楚，如果不赶紧请示又不能按时播出或者出现空播将会意味着什么，这又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啊！现在只有几分钟了，怎么办？这是周总理交给中央电台的任务，是全国人民的期盼啊！不允许有什么私心杂念，必须当即立断！紧急中我决定采用分盘录音的做法，争取时间。分盘录音是广播中紧急时不得已采用的一种做法，即把完整的录音分解开，每录2~3分钟或1~2分钟，甚至只录几句话，便换一盘胶带，播音和录音不停机，这样一盘接一盘地录，一盘接一盘地发，一盘接一盘地播出，像一条流水生产线，一环紧扣一环，但要绝对保证中间不能出任何差错，不能脱节。只有这样做才能抢出时间，但这是一件极其冒险的事，不能有什么“万一”。中央电台的播音员是过硬的，临阵不慌不乱；其他人分工明确，按部就班；有的人专管在复听和播出机房之间“跑胶带”。都紧张得透不过气来，都提心吊胆，捏着一把汗！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中央电台紧张播出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纪实（2）
晚9点整，收音机里传出中央电台播音员的声音：“同志们，现在报告大家一个极其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了！现在全文广播……”那气吞山河的播音，那清晰、悦耳、悠扬的《东方红》乐曲和遥测信号，响彻在浩瀚寂静的夜空！
中央电台准时播出了！不管电台内部如何紧张，不管广播大楼里面如何忙乱，听众听起来却是井井有条。
首播后，一遍又一遍地连续播出，这喜讯立即传遍了全国、全世界！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立即走上街头，敲锣打鼓彻夜游行庆祝！各国传媒纷纷报道！
但是，这时我并不感到轻松。因为到这时，零散的录音带一直在运转中，仍然无法停下来计算出整个公报录音和《东方红》乐曲、遥测信号的总时间，不能准确地安排下面的播出；因为没有合成复制，也就不能供给几套节目同时安排播出。当我们稍有喘息的机会，开始归拢合成节目时，中央又下达了新的播出任务：增加播出卫星飞行经过的地点和时间。而时间和地点又是随着卫星飞行的轨道不断变化的，只能是不停地录音、不停地发播，完全不能按照常规安排节目了。我只好确定这么一条原则：按照公报、乐曲、信号、地点和时间的顺序，播出一遍，放一组歌曲，依此循环反复，几套节目交叉安排，不考虑是否整点播出，也不考虑播出多少遍，只要不出差错就行。
第二天凌晨1点35分，中央电台的全天播音结束了。这时候我们才静下来回顾这一播出情况，可谁也说不清楚究竟播出了多少遍，有的说是19遍，有的说是21遍，有人告诉我共发播了57盘胶带。
不管大家多么疲惫，感到欣慰和兴奋的是保证了准确及时地播出。凌晨，工作还在继续，还要把分散的胶带合成完整的节目，还要安排新的一天的播出。为此，忙活了一个通宵。
公报、乐曲和信号连续广播了15天。
27日20点零1分，卫星将飞经北京上空。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央电台要加强预告，让首都人民都能准时看到卫星，并且在卫星飞经首都上空的时候，播放卫星发出的《东方红》乐曲和遥测信号。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中央电台从27日中午12点开始预告：“同志们，‘东方红…1’号卫星今天晚上20点零1分将飞经祖国首都北京的上空，请同志们到时注意观看。”
随着时间的临近，中央电台由每小时预告一次，到半小时、15分钟、10分钟、5分钟预告一次，做到家喻户晓。这种密集式的预告，在中央电台的历史上是少有的。北京人涌向了大街和广场。卫星飞经首都上空的时间正是20点中央电台《全国联播》节目开始之时，为了赶在20点零1分一秒不差地准时播出乐曲和信号，对节目做了精心安排，把预告、乐曲、信号作为头条新闻播出，然后再报告其他消息。
当卫星由西北向东南天空准时飞经北京上空时，那闪亮的光芒、悦耳的乐曲和悠扬的信号激动了北京人。中央电台派出记者到观看现场采访，21点28分播出了观看卫星的动人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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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祸丛生：“九大”报道与文艺风波（1）
北京电视台为庆祝“九大”的召开，组织了一台文艺演出，“九大”闭幕后连夜上演。这无疑是出于好意，却惹下了塌天大祸。文艺广播跌入最低谷，一派萧杀！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在“文革”期间第一次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涉及到“文革”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未来运动的走向，更涉及中央领导班子的变化，又是在###的年代，也就格外引人注目。这次的宣传报道，是“文革”期间重大宣传的代表作。而由庆祝“九大”而引发的封杀文艺的风波，更是给中央电台萧杀的文艺广播雪上加霜。
对“九大”召开的报道要求
1969年，“文革”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中，已经酝酿了多年的党的“九大”终于决定在4月召开。为此，在2月3日专门作了部署，对迎接“九大”的宣传报道提出了要求：“突出宣传国内外大好革命形势，突出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绩，突出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突出宣传以毛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突出宣传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世界革命进入了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突出宣传召开九大的伟大意义。”一连串有六个“突出宣传”，这成为“文革”中布置重大宣传的“定式”。
对于会议如何开法，是封闭式地保密，还是半公开或公开，直到会前也定不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保险和主动起见，中央电台按照公开的方式做了报道的准备：一、会前，“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形式宣传大好形势，造成声势，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向‘九大’献礼”；二、会中，如完全公开，报道好大会的报告、发言和会议进程，大歌颂，大讲两条路线斗争史；三、会后，宣传一系列重要文件，报道游行等各项庆祝、学习活动，北京庆祝游行搞录音报道，如开庆祝大会转播实况。总之，准备往大规模搞，“大庆祝，大宣传，大学习，大落实”（那时总离不开一个“大”字，说什么都是一连串）。为此，中央电台对派出记者和各项报道都作了计划，安排了人员。
4月1日，“九大”在北京召开，采取了当时不多见的半公开报道的形式。当晚9点中央电台播出了开幕的新闻公报，但会议什么时间闭幕，中间还发什么，如何进行报道，都不清楚。
会议直到24日闭幕。在大半个月的时间里，许多机关、单位、工厂、学校和群众团体等，都在随时准备着上街贴标语、游行，有的抢先把空白纸贴在街上，强占有利地盘。那时中央电台广播的影响最大，毛主席的许多最新指示和重要消息都由中央电台首播。干部、群众每天守到晚上10点多的重要新闻节目之后，一直收听中央电台的广播，唯恐错过时机。24日晚上，中央电台广播了“九大”闭幕的消息（九届一中全会直到4月28日才结束），有的没有听完、甚至没有听，就迫不及待地敲锣打鼓走上街头。
北京电视台惹了“祸端”
特别需要重写一笔的是，北京电视台为庆祝“九大”的召开，组织了一台文艺演出，“九大”闭幕后连夜上演。这无疑是出于好意，却惹下了塌天大祸。中央文革小组看了，大加###，从此使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文艺节目，长时间跌入了最低谷。
广播对普及和推广文艺有着天然的优势，文艺广播在中央电台的广播中一直占有很大的比例，是各类文艺的最集中之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总计占整个播出时间的60％左右。中央电台播出的文艺节目不是中国古代和现代文艺、外国文艺、社会上演出和流行文艺的录音版，而是按照“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标准，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严格选取后播出的，而且尽可能包容各种品种和形式，体现“百花齐放”，在全国起着教育、提倡和推广的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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